从清华书屋十八点下班，有的时候步行穿过一二一大街天桥，走进云南大学，看看秋末的银杏大道，高处的枝干开始裸露，枝干上的天空深蓝，几条浮云清澈。
继续往前走，走过钟楼，会泽院，下九五石阶，来到几棵三人才能合抱的古梧桐树下。宽大焦黄的叶片从灰白的树枝上掉下来，树枝在秋风里瑟瑟发抖，叶片应声落下，“咔嚓”，“呼啦”，掉下来许多秋日暖阳。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叶片，踩上去“呲呲”响。这些落下的叶片明天早上便被扫走了，露出短暂干净的路面，但又落下，整个秋天都这样落下，直到所有树枝变得光秃秃的，冬天来到人间。我很喜欢这几棵古老的梧桐树，走到这里都把手放在树身上抚摸一会，摸到树皮翘起的地方想一把扯下来，扯下干枯龟裂的树皮，露出早已包裹着的新树皮。但没有人这样做，许多条老树皮从高处一直蔓延到根部，似乎摇摇晃晃敷在上面，等待自然断裂一节一节抛下。
从梧桐树下出了校门，选择穿过翠湖或者往翠湖北路走，走过一栋黄色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前面，往小西门方向，走一排高大银桦树下。这排树下的人行道上，经常有人在路边卖时尚玩具，印象深刻的有一种透明的软软的像小猪的玩具被演示，摆摊人“啪”一声把小猪砸在桌面上，小猪便像一摊泥摊开，慢慢的又鼓起来还原模样，很像孙悟空的变化。也经常看见一位流浪汉坐在地上在路中央的方砖上用粉笔规规矩矩写宛如印刷体的楷书——汉字，引起路人驻步观看街头艺术，恐怕在别的国家没有人在街头如此演绎自己的书写语言。还有一位或两位给路人画像的手艺人，手里握着铅笔，面前支起画板，画板上放着白纸，沙沙沙，素描画出坐在画板后面的顾客。
右手边出现了省图书馆大门，这个时间进去很多阅览室关门了。只能选择休息天进去，看见明亮高耸的图书馆大楼矗立在一列向上攀登的大理石阶上。爬完台阶，进入大厅，可以办借书证，可以去自带书阅览室，可以去一个展厅参观。展厅每段时间展览不同作品，油画、书法、摄影等等。如果继续爬楼梯向上攀登，可进入不同的阅览室：少儿阅览室、现刊阅览室、报刊阅览室、数字阅读体验室、中文图书借阅室、电子阅览室、盲人阅览室、期刊借阅室、外文图书借阅室、历史文献阅览室、地方文献阅览室、善本阅览室等等。而我经常去的是四楼中文图书借阅室属于文学类图书的一间，里面蜡黄色书架上摆着许多中外文学作品，从书架上取一本拿到阅览桌边坐下，翻开读。阅览桌一头有一块明亮的玻璃墙，大约胸膛高的地方向上支起几扇小窗，风从窗户灌进来，夏天很凉快冬天很冷，不管冷热这些小窗都开着，它们是这间阅览室的新鲜空气，空气从图书馆外面的银桦树梢和五华区标志性如同一把银色斧头的办公大楼吹来。所以坐在这里看书看累了向外远眺，风景极美。外面的天气一目了然，晴空万里、乌云密布、还是倾盆大雨都有种俯瞰的姿态。赞叹天气的美妙，遇到文学作品里同样美妙的描写，感觉身临其境。阅览室里屋顶的灯根据光线开多少盏，全开也不是很亮，全开的时候便是窗外挂着厚厚的乌云，电闪雷鸣却不见雨点，或者已经暴风骤雨，窗外模糊看到几棵碧绿树梢摇曳。
还算“经常”去图书馆，那怕一个月休息四天里的一到两天。这种癖好还在办公室的时候就生成了，后来不管生活如何变化，只要还在昆明，一个月至少一天必然要去图书馆待着，否则就浑身难受。甚至感觉空虚，仿佛灵魂饥饿，必须去补充一些精神食粮。这样的补充也许为了贫乏的生活增添内心的丰富。还是只为了喜欢去图书馆的那种感觉，每次借两本书夹在腋下从高高的台阶走下去，沉甸甸的，仿佛理想还在燃烧，那个少年的梦还在。上去时还了两本书，每次借的两本书陪我去弥勒寺，还是后来的电表厂、小街，都很温暖。我们坐上公交车，不管是否拥挤，站着两本书都在我腋下或者坐下来平放在大腿上，书的名字深刻，内容刚才浏览过几页写的不错，不错就是作者开放的世界和我的想象重叠甚至超越。封面有些磨损、卷曲，尾页一张正方形贴纸上密密麻麻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借出，这是一本九几年出版的书，记忆着当时的借书登记。现在借书扫书里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扫码枪、电脑的加入很方便。这样老的书现在借的很少，以前倒被很多人借去读过，我是后来的一位，登记已经变成了扫码，书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是电脑数据显示被xx借书证借出，这张借书证里储存着我的身份信息。如此强大的操作失去了人性，却增加了科技效率。
这两本书和我去到住处，大约陪伴二十多天。
读被别人借过的书，和一些素不相识的读者间接联系，感觉惺惺相惜。有的读者圈圈点点作过笔记，很不提倡这种行为，在公共资源上涂鸦，但从认真的痕迹上判断可能是一位仿佛在课本上标注的初中生。有的读者轻轻读过，没有留下明显痕迹，可那双手翻过书页那双眼睛看过字。我总能感觉到她们的气息，这种气息大家在一本书里同样呼吸过，只不过每人最后的理解、看法、评价可能有所不同。便是每个人的局限性，多读好书，使人对世界的见解更加宽泛，即使只是在浩瀚的宇宙里感觉更加无知，也是一种存在的意义。
最后附上汪曾祺先生《翠湖心影》里的一段描写翠湖图书馆的文字作为本篇结尾。不知什么时候读到，感觉印象深刻。“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到昆明来考大学（考的是西南联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
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么？这位图书管理员大概早已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僻的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的形象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