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题词（1938年3月5日）
“你们在这里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
——毛泽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1938年4月9日）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
——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1939年5月26日）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提出的“不可缺一”的三条基本要求。此后，也成为衡量人民解放军每一个军人是否合格的三条标准。这三条要求或标准的提出，源于毛泽东1938年和1939年期间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文章和讲演。
★ “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三样东西”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6年6月1日，创办于陕北瓦窑堡，最初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时，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1937年1月，学校迁往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1月21日，抗大第二期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再次出席并讲话。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所高级军事政治学校，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指导下成立，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从抗大毕业的学员分赴不同的战场和各条战线，成长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不断展开，抗大也很快闻名中外。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时给出的评价。抗大之所以“最革命最进步”，是因为职员教员、课程及其学生的革命性、进步性，当然，也与抗大的教育方针紧密相关。
如何培养我军干部，毛泽东在亲自指导抗大教学工作的过程中煞费苦心。在1937年抗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就对学员们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怎样才能变成利刃、打倒日本并创造新社会？毛泽东反复思考如何办好抗大的问题。抗大必须有明确的教育方针，这个教育方针，要跟随学员前往不同战场和各条战线，要内化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和宝贵传统。
为了加强学员与学校的联系，也为了推动抗大的教学建设，主持抗大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提议成立抗大同学会，并请毛泽东为同学会题词。1938年3月5日，抗大同学会成立，毛泽东欣然题词：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这是毛泽东首次对抗大教育方针作出的清晰概括，这一教育方针的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随后，毛泽东在1938年3月19日、20日，以及4月9日、30日等时间，分别对抗大学员作了多次讲话。
其中，4月9日，毛泽东重点讲了“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问题。经过深入思考，他向学员提出了能够最后战败敌人的最重要的“三样东西”：
“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多年……你们在这里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
对于这“三样东西”，毛泽东不断地强调、不断地表述，并且不断地解释其中的含义。4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的毕业典礼上，生动形象地用评价《西游记》里几个神话人物的方式解读这“三样东西”：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七绝山臭稀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悟空很灵活，很机智，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毛泽东的这段趣评，其实就是毛泽东根据唐僧师徒不同的个性，指喻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伴着台下的笑声和掌声，成为毛泽东送给学员的毕业教诲和人生寄语。
到了1939年，抗大成立三周年。5月26日，毛泽东特地写了纪念文章，文中进一步把上述“三样东西”概括为“抗大的教育方针”：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毛泽东提出的三句话的教育方针，既是针对抗大的，也是针对所有革命军人的。后来，这三句话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放在一起，成为我军普遍提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影响深远。
★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大培养的革命干部，要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要有能力领导抗日斗争，其核心的素质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据抗大政治部成立的速记股所记录和整理的材料显示，毛泽东在抗大各期各队开学时，大都亲自到校讲话。毛泽东讲话时的一个首要内容，就是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8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的开学典礼上讲：“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当时，什么是正确的政治方向呢？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就是要瞄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他说：
“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还提出：立足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贯通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达到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是当时正确政治方向的基本内容。
仅仅学习和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毛泽东还有着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怎样才能做到“坚定”？那就要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永久奋斗”，要“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讲话，阐述了“模范青年”的标准：
第一，“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
第二，“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
第三，“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
达到这三个标准的青年，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模范青年。
抗大学员大多数是青年，青年人富有革命热情，却缺乏严格锻炼。针对这个特点，毛泽东经常教导学员要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毅力，他说：
今后同志们的革命路程是漫长的，会有种种艰难险阻，不是平坦的阳关大道。
他形象地做着手势说：
“每个同志在革命的征途中，不能摔了一跤便哇哇哭起来，‘我不干了’。应当从地上爬起来，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继续勇敢战斗前进。”
又说：
“一个人革命一阵子是容易的，更重要更可贵的是革命一辈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
毛泽东在抗大讲话时，还多次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教育学员要永远坚持革命，决不中途妥协。他还告诫学员不要学汪精卫，不要学张国焘，不要学米亚加，他谆谆嘱咐：“革命是要真正革到底的。”
毛泽东的这些教导，变成了无数抗大学员的神圣誓言，抗大学员也在他们自身的实践中履行了这个誓言。
当时延安城内的商店出售一种印有“photographic”或“Album”字样的长方形小本子，很多新到的学员买来作为纪念册，等到毛泽东讲演结束，学员们就热情地拿着这种小本子围上去，请毛泽东题词。警卫人员照例是打开一块旧白布单，让大家把小本子放进去，然后包好背走，过几天便分别把题好词的小本子退回每个学员。毛泽东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一本一本认真地题写一两句话，勉励每个同志努力学习进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等。
毛泽东向学员说明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还特别指出，达到及完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必得有”一个条件：
“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
这个条件就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此外，毛泽东还在阐释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时，也指明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所以，抗大的教育方针包含的第二个内容就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一个军人的政治方向有了以后，还要解决工作作风问题。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时分析了抗大当时面临的问题：“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它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
面对这些困难，毛泽东的态度是：“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它能克服困难。”
当时，延安的知识青年大多来自内地，而经济落后的陕北与大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抗大的物质条件，也没法和富饶地区城市的学校相比。毛泽东听说有些新学员因为抗大的校舍、设备、教员、教材等过于简单，而或多或少地开始怀疑抗大的教学效果。于是，他在一次讲话中开门见山地说：
“依靠自己，艰苦奋斗，创造条件，办好学校，是革命的优良传统。”
“没有房子住，我们自己开山打窑洞。没有教员，我们自己选拔培养，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俗话也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现在我们的队伍成千上万，各种人才都有，不论新同志老同志，发现出来便可以选任教员，也可以既当学员又当教员。
没有教材，我们自己编写，当然要尽力收集和重视参考国内外已有的教材，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不可能靠别人来替我们编写的。
至于没有教室、桌子、板凳，那末我们就坐在地球上听课，现在大家不是都坐在地球上吗？（当时听报告都是在广场上席地而坐）。”
毛泽东在讲话中最后点明：
“我们的目的是要学习革命道理和抗日本领，而这些是在别处学不到的。”
毛泽东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生动讲话，使得初到延安的青年学员在一片笑声中茅塞顿开，很快树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适应了简朴的学习环境，并以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作风为荣。
艰苦奋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己动手进行生产以解决物质困难。国民党对边区和八路军的封锁，使得边区的财源、粮源日趋艰难。毛泽东先后作过多次重要指示，号召动员抗大师生开荒种地，生产粮食和蔬菜。
毛泽东提出要求：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艰苦奋斗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封锁和破坏。他还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坚持知识和生产劳动结合，坚持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这些要求的意义非常深远。
抗大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奚定怀回忆道：
“工作以后，我便参加在南门外山脚下开垦一段废弃的旧公路，把铁壳般硬的老路面刨开，种出大量青菜萝卜。1939年开春以后，抗大响应毛主席号召，掀起了开荒种粮生产运动。陕北黄土高原，许多山地可以开垦种谷子，我们政治部就在当时住区窑洞上面的山脊地进行春耕播种。”
为着同一理想，艰苦奋斗，患难与共，是革命队伍不可战胜的基石。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绝不仅仅是抗大的教育方针。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军就有了这种优良作风。到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中，其中一个就是：“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强调说：“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他举了个“酸菜”的例子：
“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
毛泽东风趣地说：“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他补充道：“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提倡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成为我党我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优良作风和优秀传统。
★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抗大的学校性质，决定了其教育方针里的第三个内容：战略战术。毛泽东说：
“要学点战略战术。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
当时在战术训练方面，正规战术和游击战术都初步有了一些教材和教学基础，而战略教学还很薄弱。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一再要求加强红大、抗大战略方面的教学。那时还没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完善中译本，毛泽东想起来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教授正在延安，就请他作了《战争论》的部分节译和口头译述，还安排他给抗大学员讲授战略理论。
1938年4月2日，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准备迁到瓦窑堡去办校，毛泽东在他们临行作了讲话，提出要“讲点战略问题”。他说：
“必要开展，所谓开展便是在政治方面要知大局顾全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我们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你们可以由排连长做到师长，领导更多的人。这不是升官而是干革命工作。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必要开展。”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大会上讲了学习战略问题的必要性：
“过去对战略方面比较忽略，军事顶困难也不过难到马克思主义的地步罢了！我们不要以为人家是连营长为什么要讲战略？其实大纲节目非要不可，黄埔也是有的。而且没有战略，战术也一定谈不好。小的东西是要占大的东西的地位的。如一个鼻子，（笑）你能把它安在背上吗？战术也是如此，班教练，连教练，是有它一定位置的。我很担心把它安错了，所以要讲战略。”
毛泽东还亲自到学校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毛泽东每次谈到战略战术，要害总是“灵活机动”。他说：
“指导一切战争，都应当依据敌我情况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在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对日作战，更要有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消耗敌人。我们有广大的国土和人民的支持，在客观条件上能够长期与敌人周旋。”
无论讲到正面战场还是游击战场，毛泽东都一再强调战略战术上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正面战场切忌消极的单纯防御，处处被动挨打，一溃千里；只有采取灵活机动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选择有利地形相机歼击来犯之敌，方能阻滞敌人前进。我们八路军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游击战争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这是我们当前制敌取胜的主要战略战术。”
毛泽东强调：不论是战略上或战术上，都要认真研究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譬如怎样防空？当敌人飞机来轰炸，你就应当利用地形卧下，不要乱跑，否则一摸胳膊没有了，再一摸脑袋没有了，那可不行。”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写信给有关人员，请他们到国民党统治区及苏联收集有关战略的书籍和教材。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红军战争经验，以及结合抗日战争实际情况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培育了中国革命战争整整一代优秀的指挥员。
据有人回忆，1938年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述论持久战的问题，除了五六月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论持久战》外，这年冬季的一个夜晚，毛泽东还在延安城北门外山坡下的广场，专门作过有关持久战问题的报告。这次报告除了又一次论述战争的长期性以外，还着重讲了指导战争是一种艺术。毛泽东说：
“我们要善于运用这种艺术，在抗日的战场上演出一幕一幕精彩的戏来，不断打击和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实现从战略上的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敌人。”
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在革命的战争中学会了这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而且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演出一幕一幕精彩的戏”，一路打败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我军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即将迎来新中国诞生时，1949年7月，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新中国成立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的内涵，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对军队尤其是军人的基本要求，也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基本作风。1960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军普遍重点提倡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为重点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60年5月6日，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就宣传这一传统作风等问题向毛泽东等人作了书面请示报告。谭政在报告中说：
对抗大时有关作风的三句话，我们计划好好宣传一下，但目前流行的提法不尽一致，一是一九三八年抗大同学会成立时毛主席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是一九三九年抗大三周年时毛主席文章中的提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两个提法用词不同，究竟以哪个为好，请予指示，以求统一。
1960年5月8日，毛泽东在请示报告上作了定论，他批示道：
“以一九三九年的三句为好，奋斗二字改朴素为宜。”
此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完整表述为：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制定的校训（1937年10月）
在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的教育方针之前，毛泽东还于1937年10月为抗大制定了八个字的校训：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八个字的校训，从1938年开始，就赫然写在抗大颁发的《组织条令》中。自毛泽东提出以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四个方面的要求，也很快形成为抗大的校风。1939年6月1日，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全体学生一致通过的《抗大誓约》中写道：我们坚决执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校训所形成的这一校风，既熏陶和提炼抗日军政干部的优秀的品格风范，养成了他们良好的精神状态，由此也因他们的传播和坚守，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 “不到延安，不懂中国”
就在毛泽东为抗大题写校训的1937年10月前后，延安军民之间那种团结而活泼的气氛显得尤为突出，一改中国社会的旧面貌。
1938年夏天，一位在上海以至全国摄影界知名的人士辗转来到延安后，感受极深。这位叫吴印咸的摄影家一走进延安，立刻看到一个与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真挚和平等，一股清新的社会风气扑面而来！吴印咸后来回忆道：
“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吴印咸感受到的这种社会气象，其他来延安的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也无论是友方的还是敌方的，也都深深地感受到了。
在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总部驻扎延安期间，整个延安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新面貌。
1944年7月28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给美国军方和美国国务院发去了他到延安后所写的第一份报告，其中写道：
“我们来到陕北后，发现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人民日报》曾经两次以“延安印象”为题，报道过抗战胜利前后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印象”。
一次报道讲的是1944年初的事。当时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走来一群外国记者，他们集体采访了留守这里的负责人董必武。他们中间有《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曼彻斯特导报》特约记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冈瑟·斯坦因，《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和《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董必武鼓励他们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这篇报道稿写道：
与雾气浓重、天空阴郁的重庆相比，1944年集体采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在陕北欣喜地看到另外一种景象。这里气候干爽，阳光灿烂，处处充满生机，让他们感到舒畅。斯坦因后来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延安印象：
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
几个月后，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佩克，见到了回到重庆的中外记者考察团中的斯坦因一行人。佩克写道：
我和这批记者中的几个交谈过，我发现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震动。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巨大和鲜明，以致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防止一场内战的爆发，而在这场内战中，最有希望获胜的是共产党人。
这篇报道特别提到了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军政中心”，它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的乐章”，还有“不同的人对中共领导人有着各自的偏爱”，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巨大和鲜明”。早在1937年10月采访过毛泽东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还写了他采访一位青年对延安这种独特风格的感受：
“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
还有一次报道，讲的是1946年时一个美国记者对延安的印象。题目就是《三个美国记者的延安印象》。这三位记者分别是：美国远东问题专家、多家期刊的特约撰稿人罗辛格，《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美国著名女记者斯特朗。
罗辛格对延安的观感是：“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他在延安住了10天，回到北平对往访的记者说：
“我坦白地讲，延安是中国千百个城市中的一个城市，因而它不可能完全脱离掉中国的现状，因之我不能毫无根据地把它誉之为人间的天堂；然而我必须肯定地说：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
“中共的领袖和南京的官员那是显然不同的，就以一件小小的事情来比拟吧，南京的官员们实际毫无事做，却像煞有介事的摆出忙劲头；但中共的领袖，和蔼可亲，能和你娓娓的长谈，为了弄清一个问题，我们能长谈一个下午，虽然这样也许会影响到他们晚间的睡眠，因为他们得把白天耽误的工作到晚上来做。毛主席是我所见到的最令人钦佩的人物中的一个。他有一种非常卓绝的本领，当他和我对谈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他曾经提出了许多深奥广博的问题。但当我陆续地回答他的时候，他仅仅提出一下，或着重地概括一下，就把我打算询问他的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于不知不觉间回答了。”
斯蒂尔是驻北平外国记者中比较有权威的一个，他对延安的观感是：“不到延安，不懂中国。”当有人问到他在延安十日的感触，他说：
“从总的讲来，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我觉得在延安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证诸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第二件是中共需要和平，而且也的确为和平而努力；我看不到中共有发动或策划内战的打算与行动。第三件我觉得中共的党员，在思想是同情与拥护苏联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的确打破了我过去的一个认识，以为中共与苏联在实际上有什么具体的连（联）系。他们实际上确无什么连系的。”
他正赶上看到王震将军转战万里回到延安的场面，他形容道：
“这简直不像是发生于人民与军队之间的场面，而像亲族欢迎他荣归的子弟，于此我体味了‘军民一家’这个言语的实际内容。”
斯特朗对延安的观感则是：“中国的命运，决于延安。”她说：
“延安是好地方呀！但红军抵达陕北以前，那里是个破落的贫穷的僻地，现在中国共产党把那里的农村建设好了，人民正享受着和平安宁而富有劳动美德的正常生活。延安的特点是质朴。我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先生送给我一本书，里面都是当地农民住舍所用的窗饰的图案画（按：即窗花——编者）。朱德将军送给我一方地毯，那是用土线织成的，也是当地农民手工业的成绩。这两样礼品的本质已经是质朴无华的；而配合那简素的图案，单纯的线条和深沉的色彩，就更显其朴实了。”
最后，她下结论说：
“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的确，延安的方向，是解决远东与中国问题的具体真实的方向。”
美国记者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延安人民与军队之间，就像亲族与子弟之间的关系，“军民一家”；不到延安，不懂中国；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共产党把那里的农村建设好了，人民正享受着和平安宁而富有劳动美德的正常生活；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这些外国记者认定：延安的方向，就是解决远东与中国问题的具体真实的方向。
这些亲身体会和感受，处处映照了毛泽东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场景。
★ “谁破坏了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
除了上面提到的“团结”“活泼”“和谐的乐章”等，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其他旧政党、旧军队面貌有着根本的不同外，还有一种根本的不同，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也有其“紧张”与“严肃”的一面，这也与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延安，党政军民所有人，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紧张地工作，在一丝不苟地为党和人民忘我地工作着。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严肃态度和严肃的气氛，这种气氛尤其体现在纪律严明上。
就在毛泽东为抗大题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前后，发生了一起既破坏党的纪律又严重违反法律的事件。事件的主角，就是抗大的学员黄克功。
黄克功，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身经百战，为党和军队作出过贡献，也算是有功的老革命。就在毛泽东为抗大制定校训之前，他进入抗大学习，还担任第六队队长。其间他与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谈恋爱，却因逼婚未遂于1937年9月开枪将刘茜杀害。
案发后，毛泽东在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写的报告上很快作出批示，同意抗大对黄克功的处理意见。毛泽东还于10月10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长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和到会群众宣读后，人们更加清楚，法律是严肃的、无情的；同时，“党与红军的纪律”也是严肃而严明的，无论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与其他政党和军队的另一个不同。
对于抗大中的党员干部，对于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毛泽东和党中央历来要求十分严格，无论什么人，只要违反了党的纪律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管过去有多少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毛泽东多次强调过，我们这样一个肩负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大党，其政治纪律必须是严肃的。他还多次说过，我们党进行复杂的斗争时，也必须是严肃的。
就在毛泽东为抗大制定校训前后，他不断地谈到对涉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问题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清晰地表达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谈到“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还特别提醒党内同志：“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特别强调：“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提倡“一切忠诚、坦白、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反对“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
1937年11月27日，他在给自己的表兄文运昌的信中，还特别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党的纪律”时，特别提到了严肃纪律和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必须重申党的纪律”，“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讲到“团结和胜利”，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讲到扩大党内民主，他特别强调了“活泼”“愉快”的因素，认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时，特别强调了“活泼”的元素，他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必须废止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对党、对军队，对团结一致的军民，毛泽东有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局面的倡导，随处可见，也可以看出他始终寄托着既紧张、严肃，又团结、活泼的期许。
★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何能成为优良作风
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在抗大确定以后，这八个字所包括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就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成为共产党人政治生活和工作状态的一种追求。
陈毅曾经在对抗大工作所提的建议中明确表示：“我军传统作风之解释和叙述，军队铁的纪律的遵守，军队指战员间的革命的友爱，革命军人的自觉的学习和工作精神，这是创造优良校风的具体内容。”他还认为：“校风之创造，是造成良好的学习与修养的环境，更加熏陶和提炼干部的优秀的政治品质，更加提高和增加干部的实用的技术，使每一干部踏足校门，即有新鲜的感觉，而便利他从事学习与修养。”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及其所倡导的校风是多么重要。
八个字的校训之所以能够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既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鲜活泼”，又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因此，在上面提到的1938年10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还提醒全党同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特点和文化风格，毛泽东在教育引导全党和全军干部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还提出这样的目标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在教育和锻炼我们党和军队这两支队伍的过程中，毛泽东既抓干部的理论学习，也特别注重抓良好风气和文化氛围的养成。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除了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外，还领导开办了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对抗大的学员，毛泽东特别注意培养。他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
毛泽东亲自为抗大讲课，据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
毛泽东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为了“提高战略空气”，他讲得最多的还是战略问题。他说：
“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
在抗大学员中，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对这些学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政治上要求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求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学员到抗大以后，战略思维能力迅速得到提高。
抗大三大队有一个学员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谈到自己的收获：“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看后欣慰地说：这个学员在抗大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只要在延安或条件允许，都要到会讲话。对入学的学员鼓励他们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对走出校门的学员要求他们向社会学习，善于“读无字之书”。
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延安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思想丰富、能力过硬、作风优良的党和军队的干部，他们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大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回忆说：
“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曲抗大的校歌，反映了当时延安的情形：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那些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且有着良好的品格作风的干部，走出延安后，每到一处，就带出一支思想和作风上都过硬的队伍。正如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所说的：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就是这么被逐步传播和固定下来的。毛泽东所期望的“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实现。这些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伴随着党和军队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时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传统和军队风尚还适合不适合？答案是肯定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教育始终没有放松过。其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内容，一直是军队提倡的作风教育内容和践行的方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又把人民军队的这一优良作风加以具体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核心要求，成为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保证。正如他1957年提出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1960年四五月间，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加强军队建设，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北海舰队、统一北海区海军力量的建设，并在战时更好地配合陆军、空军实施作战的有关报告。同时，毛泽东还同意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推广宣传他在延安抗大时所提的有关三句话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校训的报告。
1963年底，中央决定在农村和军队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递交了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提出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工业部门从上到下要成立政治部，以推进工业的发展。如何学习解放军，正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1963年12月11日，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薄一波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于12月15日回信毛泽东，表示：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
12月16日，毛泽东又致信军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向他们正式提出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问题。信中说：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三八作风”，就是当年在延安时期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三句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八个字”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从此，“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传统，又从人民军队的军营中，广泛地传到各工矿企业里。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强调要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加强组织纪律性，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作风。
至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营里，都还清晰地印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走进军营的每一个人，都还能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各级官兵身上所透出的独特的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6年11月15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的一句名言。1956年11月15日，当毛泽东说出这句名言的时候，在场的人听得非常清楚，首先是以我们党领导下的这支人民军队为例讲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它所包含的深意，贯穿和体现在我党我军的全部历史之中，诠释着党和军队兴旺发达的真谛，也昭示着党和军队辉煌的未来。
★ 井冈山：靠理想信念、官兵一致克服“三大苦”
1927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惨遭失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的斗争环境极其险恶。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红军将士历尽了人间“三大苦”：
一是打仗苦。面对敌人的疯狂进剿，作战成了井冈山军民的日常生活。而打起仗来又缺少枪弹，一支枪一般只有三四发子弹，冲锋前和追击时才能使用。因为敌强我弱，打仗时还得不停地行军转移。有一次率部突围，彭德怀鞋子掉了，结果一只脚穿鞋，一只则打赤脚。干粮袋也丢了，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几乎寸步难行。
二是伤病苦。井冈山上的药品及医生奇缺。没有医疗器械，就用打碎的碗片、刮平的竹子，做成镊子等器械；没有酒精消毒，就用石灰水来煮；没有纱布，就用土布代替；没有骨锯，就用木匠的小锯子来做断骨手术，用杀猪刀来开刀。当时枪伤病员最怕换药，用竹片做的镊子夹着很硬的粗布往伤口里捅，伤员真是疼痛难忍。
三是生活苦。吃穿住都极其困难。当时的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严重不足，红米吃光了只能煮南瓜吃。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食盐，由于敌人封锁运不进来，一度完全断绝，指战员普遍营养不良。寒冬腊月，没有冬衣，很多战士还是穿两层单衣，晚上睡觉没有被子，只能钻到稻草堆里。许多人天不亮就提前起床爬山跑步，因为这是取暖的好办法。
然而，艰苦的生活和极度的困难没有吓倒英勇的红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除极少数人说点风凉话，闹点情绪外，大多数人是坚定乐观的，战斗力还是蛮强的。”
为什么红军能够艰苦奋斗在井冈山上？这个答案首先要从理想和信念中去找。毛泽东在井冈山初创时就提出“在思想上建党”的要求，许多先进分子在党旗下重新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正是因为胸怀革命理想并坚守必胜信念，很多人在井冈山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满足，而不去在意物质生活的艰苦。年轻的陈毅安曾任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辎重队队长，放弃优裕的生活，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们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当然，很多普通的干部战士可能达不到那样高的认识水平，但是，他们同样有着朴素的革命情感，曾任红军医院院长的曾志后来回忆说：“尽管战士并不懂得很多革命道理，但他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他们唯一的生路，参加红军就是为穷人打天下。”
红军能够艰苦奋斗在井冈山上，也与部队官兵一致、干部率先垂范有很大关系。当时，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与官兵同甘苦、共患难，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5分钱的伙食。老红军刘显宜就说：“虽然生活这样苦，但是大家都不感到什么苦，情绪是饱满的，精神是乐观的。为什么呢？因为干部以身作则，和我们一起过艰苦的生活。”
有一次，毛泽东来到步云山练兵场，发现战士们闹情绪，一了解，原来是部队缺粮食，挖来的野菜又太苦，难以下咽，毛泽东二话没说，端起碗，夹着野菜，便大口地吃起来。他一边吃一边说，这种野菜是很苦，可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我们干革命，就要吃大苦，没有今天的苦，哪有明日的甜呢？战士们看在眼里、听进了心里，深受感动：毛委员都不觉得苦，我们也不怕苦！
1928年底，为了解决部队的吃粮问题，红四军发起了全军的挑粮运动。在去宁冈运粮的五六十里山路上，峰峦叠嶂，丛林密布，红军队伍肩挑背扛，早出晚归。毛泽东、朱德都亲自去挑粮。朱德砍削了一根木头，写上“朱德扁担”字样，前后箩筐装满粮，和战士一样翻山越岭。官兵受此鼓舞，生活不嫌苦，打仗不怕死，团结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一次次“围剿”。
当时有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唱出了红军在井冈山上不畏艰苦、顽强奋斗的乐观精神。
★ 延安：艰苦奋斗的“东方魔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壮举。红军将士吃草根、啃树皮，爬雪山、过草地，开动双脚，仅中央红军就长驱了二万五千里，突破道道天险，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长征后，在陕北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党和军队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红军在艰苦卓绝中奋斗牺牲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当他看到毛泽东穿打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土炕，彭德怀身上是用降落伞做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架着断了腿的眼镜，便断言：这是可贵的“东方魔力”，这是中国人的“兴国之光”。
这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首次使用了“艰苦奋斗”的概念：“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
1938年3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他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加以提倡。这样，艰苦奋斗从理论到制度上成为我党建军的重要原则和造就革命军人必不可少的条件。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提出，争取抗战胜利，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去掉，例如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败、萎靡不振等，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他还对艰苦奋斗与政治方向的关系作了阐发：“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吃饭、穿衣几乎都难以保障。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生产运动。这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由王震率领，进驻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刚开始的时候，习惯战场的干部战士对开荒种地没有经验，感到很不适应。但是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不会让他们在困难面前低下头来。没有房，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菜，就挖野菜吃；没有工具，就自制锄、铲。干部战士干活拼命，为了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部队一度规定了“不得早到，不得晚退”的劳动纪律。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三五九旅把梢林满山、荆棘遍野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这大大激励了广大军民的生产热忱。
大生产运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把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紧密结合起来，使得艰苦奋斗精神进一步得到弘扬和发展。
★ 西柏坡：从“不吃苹果”到“两个务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和平的环境没有维持多久，蒋介石就撕破了假和平的面具。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8年5月，经过一年多的转战陕北，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在这里，毛泽东决策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就是在辽沈战役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毛泽东格外高兴的事，并引发他关于艰苦奋斗的进一步思考。
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在辽西的锦州地区。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有11个纵队和4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1个炮兵旅在此参战，时间长达40多天。锦州及其周边的兴城、绥中等地都盛产苹果，当时正值苹果成熟的季节。战前，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召开由各纵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战前政工会议，要求各纵队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特别要求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动老百姓的任何财物。罗荣桓指着院子里结着累累果实的苹果树说：“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收获在家里的，掉在地上的，都不能吃，这是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
1948年10月，第三纵队结束义县战斗后奉命急赴锦州外围参加锦州攻坚战。其中一个连队一夜行军近百里，赶至锦州城郊，由于接连几天的挖掘工事和激烈苦战，又经一夜急行军，战士们人困马乏，渴得嗓子眼儿冒烟。清晨，他们来到锦州城外一个苹果园。此时接到上级“停止前进，就地隐蔽”的命令。为防止敌军轰炸，连队全部进入老百姓的果园隐蔽。这时太阳慢慢升起来，大家又渴又累，尽管抬起手就可以摘到苹果，但没有一个战士那样做，因为他们知道，部队有纪律，群众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不能动。还有一个连队于拂晓前进驻一个农家大院。大院中间有两棵苹果树，树上结满诱人的大红苹果，部队在苹果树下活动、休息一整天，没人吃老乡一个苹果。有人发现树下掉了苹果，怕被踩坏，还捡起来放到老乡的篮子里。
10月14日、15日，解放军一举攻克锦州，取得关系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形势关键一仗的胜利。很快，解放军不吃苹果的事迹随战况一同报告给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看到战报，毛泽东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高兴的不仅是一次关键性战役的胜利，还有具备艰苦奋斗精神的人民军队的强大力量！从一个小小的苹果，毛泽东看出了政治意义，看出了这里面所蕴含的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纪律严明且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此时，尽管国民党的军队仍然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但毛泽东已经深深感到“我们的部队有希望”，我们的胜利指日可待。后来，有些国民党将领被俘后讲到“在下不光败在战场上，更败在作风精神上”，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点。
到1948年底，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决战已近尾声，中国革命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清醒地预见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苦”。为此，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全军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里，毛泽东是站在巩固革命胜利成果、走好革命和建设新征程的政治高度，来看待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的。
★ 新中国：讲“不吃苹果”故事的用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军队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续写了新时代的“不吃苹果”的故事。
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志愿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上甘岭战役，敌人在我方仅仅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和重磅炸弹，山头被整整削低了2米，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仍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坚持战斗14个昼夜，夺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就在人民解放军刚刚进入上海的时候，曾经有人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的军队“红”着进来，要不了3个月就会“黑”着出去。进驻上海南京路的“好八连”战士，用多年的实际行动让这个“预言”不攻自破。他们在十里洋场巡逻站岗，不为各种诱惑所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克己奉公，为民服务，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本色。
然而，不得不承认，由严酷的战争环境进入到相对宽松的和平环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作风建设上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贪图享受、铺张浪费、革命意志衰退等不良倾向在一部分干部中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了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对此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
从1951年底到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指导全党全军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将这场斗争称为“严重斗争”，要求分别轻重，惩治或批判一切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或错误的人员。“三反”运动对于制止腐化风气蔓延、弘扬艰苦奋斗作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4年8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评了一些高中级干部，指出这些人违法乱纪，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声誉，给革命造成不良影响，必须严肃处理。这一指示在全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经过批评和斗争，问题严重的人受到了处理。通过教育和检查，全军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艰苦奋斗作风教育。
1956年，国际上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使人们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并非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同样存在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情况，也让许多人始料未及。如何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如何克服前进道路上新的艰难险阻，成了这一时期毛泽东思考的重点。在这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毛泽东后来又在不同场合重申过这段话的意思。他把艰苦奋斗提到“政治本色”的高度，这就是告诉人们，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我们军队区别于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是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地位的政党和军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艰苦奋斗的。
艰苦奋斗，关系着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性质，因而关系着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前途命运。只有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建立起铁的纪律，成为无论是拿着武器，还是使用糖衣炮弹的敌人都打不倒的钢铁之师；只有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我们的党才能真正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成为屹立在中国大地上，拥有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那样无穷力量的伟大政党。
从井冈山到新中国，正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率先垂范和大力弘扬下，艰苦奋斗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各种诱惑因素增多，我党我军的作风建设又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是我党我军始终保持勤俭清廉、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关键，是关系我党我军会不会改变颜色的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艰苦奋斗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2014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带头吃起了红米饭南瓜汤，他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了艰苦奋斗对于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
“艰苦奋斗是我军的政治本色。毛泽东同志曾经针对有的同志拿解放军吃酸菜同资本家吃饭五个碗作比较的怨言，指出酸菜里面出政治、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我军能够吸取李自成军队进北京后‘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的教训，没有成为李自成第二，从根本上说是用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官兵的结果。”
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的一段话，阐明了坚持艰苦奋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间的必然联系，让我们刻骨铭心：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