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
一九四一年六月，林德伯格就任总统仅六个月后，我们一家驱车三百英里前往华盛顿参观历史圣地和著名的政府大楼。我母亲在将近两年内往霍华德储蓄银行的圣诞俱乐部户头里存钱，每周从家庭预算中取出一美元存进去，用作我们日后旅行开销的主要经费。这次旅行早在罗斯福当第二任总统、民主党控制众参两院时就已计划好，可现在是共和党掌权，白宫里那个新人又被我们视为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家开过短会商量是否不去华盛顿，而是车往北开，去看尼亚加拉瀑布，穿着帆布雨衣乘船航游圣劳伦斯河的千岛，然后开车到加拿大那边去游览渥太华。我们的朋友和邻里之中已有人谈到，如果林德伯格政府公然转向反对犹太人，他们就离开美国移居加拿大，所以加拿大之行会让我们熟悉一下未来可能的逃避迫害的安全港。早在二月，我堂兄阿尔文已去加拿大加入该国陆军，就如他先前所说，他要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希特勒。
阿尔文离开之前，在近七年里，一直是我家的受监护者。他已故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大哥，阿尔文六岁时他就去世了。阿尔文的母亲——我母亲的远房表姐，撮合我父母的介绍人——在他十三岁时去世了，所以他在上威夸希克中学的四年期间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是一个聪颖机敏的孩子，但好赌博、偷东西，我父亲一心一意要挽救他。一九四〇年，阿尔文二十一岁，在赖特街上一家擦皮鞋小店（就在农产品市场街角）的楼上租了一间备有家具的房间，当时他已为“斯坦海姆父子”建筑公司工作了近两年，它和拉克林兄弟经营的建筑公司是市里最大的两家犹太建筑公司。阿尔文是通过该公司创办人、我父亲的客户老斯坦海姆取得这个工作的。
老头儿斯坦海姆说话口音很重，也不会阅读英语，但用我父亲的话来说，他是“钢制的”，仍在我们当地的犹太会堂出席犹太新年和赎罪日仪式。在数年前的一个赎罪日，这老头儿在会堂外瞅见我父亲和阿尔文在一起，误以为我的堂兄是我的哥哥，于是问：“这孩子是做什么的？让他来为我们干事吧。”这位艾贝·斯坦海姆将其移民父亲的小小建筑公司变成了一家盈利数百万美元的企业——尽管这是一场激烈的家庭冲突后，其两个兄弟被扫地出门的结果——他此刻对粗壮结实的阿尔文产生了好感，以不由分说的态度把他带走了，而且没有让他死待在传达室或把他当作办公室勤杂员来使用，而是让他当自己的司机：办各种差事，送信递话，派他来来回回去建筑工地检查合同承包者（艾贝把承包商称为“骗子”，尽管他自己，阿尔文说，才是欺诈他们、占大家的便宜的人）。这年夏季每星期六，阿尔文驾车送他去弗里霍尔德，在那里他有六匹受过训练的快步马，他用它们参加老挽车道上的比赛。他爱把他的马叫做“汉堡包”。“今天我们抓了一匹汉堡包在弗里霍尔德赛跑。”在那儿他们常飞快地开着一辆凯迪拉克牌轿车，眼看他的马儿每次都失败。他从未在赛马上赚到一分钱，但赚钱本非其理念。平时他每周六为拉车马协会在威夸希克公园良好的快步马驾车赛跑道上赛马，他对各家报纸谈论过要修复其荣耀往昔早已过去的芒特霍利的平坦跑道，这就是艾贝·斯坦海姆为何能成为新泽西州赛马总干事、汽车上多了个盾形纹章的原因，凭那盾形纹章他可把车开上人行道，可鸣警报器，可在任何地方停车。这就是他能与蒙茅斯县的官员们一团和气，又巧妙地挤入沿海地带爱赛马的那一伙人的原因——沃尔镇和斯普林莱克镇上那些非犹太人会带他去他们的高档俱乐部用午餐，在那里，正如艾贝对阿尔文所说：“每个人都来看我，他们要干的就是交头接耳，迫不及待地交头接耳，‘瞧，这是什么’，不过，他们也很爽快地喝我的烈酒，接受我的邀请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所以到末了谁都不欠谁的。”他把他的深海捕鱼船泊在鲨鱼河小湾，他会常带他们上船出海去，把他们灌醉，雇人为他们抓鱼，所以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从朗布兰奇到波因特普莱森特——凡有新的旅馆盖起来，斯坦海姆父子总会临场，几乎不花分文——艾贝，就如其父亲，具有购物绝对打折扣的杰出智慧。
阿尔文每三天一次驾车把他从办公室送到四条街以外的宽街七四四号，在这家穿堂理发店稍事修剪。理发店前有一个雪茄烟摊，艾贝·斯坦海姆在那儿买特洛伊牌避孕套和一点五美元一支的雪茄。如今，宽街七四四号是新泽西州两座最高的办公楼之一，国家纽瓦克和埃塞克斯银行占了上面的二十层楼，城里有声望的律师和金融家占了其余部分。街上还有新泽西最大的银行家们按惯例时常去理发店——阿尔文的工作之一就是事先通知理发店准备停当，艾贝要来了，不论谁坐在那理发椅上，都要把他撵走。阿尔文得到工作的那天吃晚饭时，我父亲对我们说，艾贝·斯坦海姆是纽瓦克从未有过的最有色彩、最振奋人心、最了不起的营造商。“是个天才，”父亲说，“不是天才他到不了这个地步。才华横溢。还是个美男子。金发碧眼。高大强壮，但不胖。看上去总很讨人喜欢。驼毛外套。黑白皮鞋。漂亮的衬衫。穿戴得无可挑剔。还有个美丽的妻子——有教养，衣着时髦，本姓弗雷利克，纽约的弗雷利克，一个凭自己的本事干出来的非常富裕的女人。艾贝极为精明。这家伙还有胆量。问问纽瓦克的任何人：凡最有风险的项目，斯坦海姆就把它拿下来。他在哪里盖楼，别人在哪里就再无机会。阿尔文将向他学习。他会观察他，看到他怎样为自己的事情昼夜不停地工作。他对阿尔文的生活可能会有重要启发。”
阿尔文一周有好多次要到我家来吃顿好饭，在很大程度上，我父亲可以密切注意他的一言一行，我母亲会体贴地不让他只靠热狗活着。不可思议的是，与以往每晚在餐桌旁他都要听到诚实、负责和努力工作一类的训话不同——前段时间他的手在他放学后去打工的埃索加油站的钱柜里给抓住了，在我父亲说服加油站老板西姆科维兹放弃指控，还自己出钱赔偿之前，阿尔文眼看就要被送往拉赫威管教所——阿尔文热衷于跟我父亲谈论政治，尤其爱谈资本主义。自从我父亲引导他对读报和议论新闻感兴趣以来，他谴责资本主义这个制度，而我父亲为这个制度辩护，以罗斯福新政拥护者、而不是以全国制造商协会成员的身份，耐心地给他的经改造后重生的侄子讲道理。他提醒阿尔文说：“你不必对斯坦海姆先生谈什么卡尔·马克思。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你踢出门。向他学学吧。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在他那儿。向他学习，要恭恭敬敬地学，这可能是终生的机会啊。”
然而，阿尔文不能忍受斯坦海姆，时常辱骂他——他是骗子，他是流氓，他是吝啬鬼，他会尖喊，他会吼叫，他会欺诈，他是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的家伙，在哪儿别人都不能站在他旁边。而我，阿尔文说，却要为他四处开车。他对他的儿子们冷酷无情，连瞧瞧孙子的兴趣都没有，他瘦骨嶙峋的妻子从来不敢说一句使他不悦的话或做一件使他不快的事，他却啥时高兴就啥时羞辱她。这家的每个人都得住在同一座豪华的公寓楼房间里，艾贝把这座楼盖在东奥兰治区乌普萨拉学院附近一条大栎树和槭树成荫的街上。儿子们从早到晚在纽瓦克为他干活，他朝他们吼叫、嚷嚷，晚上在东奥兰治，用家内电话跟他们说话，他又吼叫、嚷嚷。金钱是一切，虽然不是用来购货，而是为了能永远安然度过危机：维护他的地位，保障他的财产，以低价购置他觊觎的任何地产，这正是他在股市暴跌之后取得暴利的原因。钱，钱，钱——在混沌紊乱中有之，在交易买卖中有之，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钱都赚来。
“有些人在四十五岁时有了五百万美金就退休了。五百万存在银行，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无限大数额了，可你知道艾贝怎么说？”阿尔文向我十二岁的哥哥和我提问。晚饭吃完后，他和我们一起在卧房——大家都脱鞋躺在被褥上，桑迪在他自己的床上，阿尔文在我床上，我躺在阿尔文身边，躺在他结实的胳膊与结实的胸膛之间的臂弯里。这是一种愉悦：关于人的贪婪、狂热、无限活力和令人难以相信的傲慢的故事，堂兄自己也活力无限地讲述这些故事，即使在我父亲下足调教工夫之后，这个可爱迷人的堂兄在感情上尚属稚嫩者中最稚嫩的。他已二十一岁了，为了使自己看起来不要像一个屡教不改的罪犯，他每天两次刮他的黑胡须茬。还有关于大类人猿的食肉后裔的故事，那些无尾猿原先栖居于古代森林里，在那里整天一小口一小口地咀嚼树叶，后来离开树林来到纽瓦克，在市中心工作。
“斯坦海姆先生说了些什么？”桑迪问他。
“他说：‘这家伙有五百万。那是他所有的一切。他还年轻，还在青春年华，有朝一日有机会拥有五千万、六千万，或许还多达一亿，’他对我说：‘我在取走工作台上的所有东西。我不是你，艾贝。我不是傻呆着等心脏病发作。我已绰绰有余，可以不再工作，打打高尔夫来度过我的余生。’知道艾贝怎么说吗？‘这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每星期五合同承包商都到他办公室去收取木材、玻璃和砖头等建材费，艾贝便说：‘瞧，我们没有钱了，我这已是尽力而为了。’他只付给他们一半的钱，三分之一的钱——要是他诡计得逞，就只付四分之一的钱——这些人需要钱来维持生活，可艾贝就用这种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手段来对付他们。他盖那么多楼，他的诡计总能得逞，却没有人试图干掉他。”
“会不会有人想干掉他呢？”桑迪问道。
“有，”阿尔文说，“我。”
“给我们说说那结婚纪念日的情况，”我说。
“结婚纪念日，”他重复道。“噢，他唱了五十首歌。他雇了个弹钢琴的人。”阿尔文告诉我们说，完全用我每次要听他就给讲的艾贝在钢琴旁的故事的语气。“谁也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接着要唱什么，所有来宾整个晚上就是在那里吃他的食物，他身穿无尾礼服站在钢琴旁，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客人们离开时他仍在钢琴边，仍在唱歌，唱着你可以想到的所有流行歌曲。当大家说再见时，他甚至听而不闻。”
“他朝你大喊大叫吗？”我问阿尔文。
“朝我？朝所有的人。他到哪儿都大喊大叫。每礼拜天早上我开车送他去塔巴奇尼克食品公司。人们排着队买硬面包圈和熏鲑鱼。我们走了进去，他尖声叫着——那里有六百人的长蛇阵，他却号叫着：‘艾贝在此！’他们就让他站到队伍最前面。塔巴奇尼克从里面匆匆忙忙跑出来，他们把大家推推搡搡到一边去，艾贝要订购价值五千美元的东西，我们开车回家，斯坦海姆夫人在家，她体重才九十二磅，知道什么时候躲在一边不挨骂。他打电话给三个儿子，他们在五秒钟内就迅速到齐，五口人中的四个能吃四百人吃的食量。他只在食物上花钱。食物和雪茄。你一提到塔巴奇尼克食品公司，卡茨曼食品公司，也不管谁去那里，多少人去，他就要去那里，要把整个店里的东西都买下来。每礼拜天早晨，他们把每样东西都吃得干干净净：鲟鱼，鲱鱼，裸盖鱼，硬面包圈，酸黄瓜，然后我开车送他去租房办公室，看多少套房间空着，多少套租出去了，多少套正在装修。一周七天。从不停歇。从不休假。没有来日——这时他的口号。谁要是少工作一分钟，就会使他发疯。如果他不晓得第二天会有更多的生意、会带来更多的钱，他就不能去睡觉——所有这一切该死的东西都叫我感到恶心。这个家伙对我来说只是一样东西而已——一个推翻资本主义的活广告。”
我父亲把阿尔文的牢骚话说成是孩子气的东西，他上班时得把这些话藏在肚子里，尤其是在艾贝做出要送阿尔文上拉特格斯大学[35]的决定之后。艾贝对阿尔文说，你太聪明，成不了笨蛋，后来发生的事情超越了我父亲可能抱有的对现实的期许。艾贝居然把电话打到拉特格斯大学校长那里，朝他叫喊起来：“你要接收这个孩子，他从哪所中学毕业不是一个问题，这孩子是个孤儿，可能是个天才，你如果给他全额奖学金，我会给你造一幢教学楼，世界上最漂亮的——不过除非这名孤儿上拉特格斯的所有经费都给包了，否则连一间茅房我也不会给你盖！”他对阿尔文解释说：“我从不喜欢有个正式司机，就只是个司机、只是个白痴。我喜欢像你这样有所追求的孩子。你去上拉特格斯，暑假里你回来，给我开车，等你以优等生身份毕业时，我们两人再坐下来谈。”
艾贝应能让阿尔文于一九四一年九月成为拉特格斯大学新不伦瑞克分校的新生，读完四年大学之后，可以回来像模像样地进入商界。然而，二月里，阿尔文去了加拿大。我父亲曾对他大发雷霆。他们争论了好几个礼拜，结果，阿尔文跟我们不辞而别，登上了自纽瓦克宾夕法尼亚车站至蒙特利尔的直达快车。“我不明白你的道德观，赫尔曼叔叔。你不要我做贼，却愿意我替贼做事。”“斯坦海姆不是贼。斯坦海姆是建筑商。他干的是他们要做的事情，”父亲说，“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建筑生意是一种严酷的交易。可他造的楼房倒塌了吗，没有吧？他有没有违法，阿尔文？他违法了吗？”“没有，他只是一有机会就压榨工人。我不知道你的道德观也赞同这个。”“我的道德观糟透了，”我父亲说，“这个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道德观。但问题不在于我。在于你的前途。是上大学。是四年的免费教育。”“免费，那是因为他对拉特格斯大学校长像他对整个他妈的世界一样地吹胡子瞪眼睛。”“让拉特格斯校长去操这份心吧！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真想坐在那里对我说，一个生来就是最大坏蛋的人愿意把你造就成为一个文化人，还在他的建筑公司里为你物色好职位？”“不，不，那个天生的最大坏蛋是希特勒，老实说，我宁愿去跟那个狗娘养的打仗，也不愿意跟斯坦海姆这样的犹太人浪费时间，这个人只会给我们其他犹太人丢脸，用他的他妈的——”“唉，别像小孩儿那样跟我说话——我也受不了‘他妈的’这种话。此人并没有让任何人蒙羞。你以为如果你为一个爱尔兰建筑商做事就会好些？你去试试——去给尚利干活，你会知道此人何等可爱。还有意大利人，你以为他们更好吗？斯坦海姆开的只是他的嘴，而意大利人开的是枪。”“难道朗吉·兹维尔曼[36]不开枪吗？”“算了吧，朗吉的事儿我全知道——我是跟朗吉在同一条街上长大的。难道这和拉特格斯大学扯得上关系吗？”“这和我扯得上关系，赫尔曼叔叔，我这后半辈子就得欠斯坦海姆的情分。他有三个儿子，他把他们都毁了，难道这还不够吗？他们得同他一起过所有的犹太节，同他一起过感恩节，同他一起过新年除夕，难道这还不够，还要我也在那里听他呵斥吗？他们全都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住在同一座楼里，枯坐着等待唯一一桩事儿——在他死的那天分家走人。我可以跟你保证，赫尔曼叔叔，他们才不会难过多久呢。”“你错了。完全错了。对这些人来说，不仅仅是金钱。”“是你错了！他用钱来把他们掌控在他手中！这家伙是条彻头彻尾的疯狗，他们赖在那儿，逆来顺受，就怕失掉金钱！”“他们待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所有家庭都饱经沧桑，家庭既是和平，也是战争。我们此时此刻就正在进入一场小战。对此，我理解，我接受。但你没有理由放弃你上大学的机会，你曾失去过这个机会，现在你又有了，却要仓促行事跑去打希特勒。”“如此看来，”阿尔文说，似乎他终于抓住了不仅是他雇主的，而且也是他的家庭监护人的把柄，“你终究是个孤立主义者。你和本杰尔斯多夫。本杰尔斯多夫、斯坦海姆——他们可以配为很好的一对。”“什么样的一对？”我父亲终于失去耐心，生气地问道。“一对伪犹太。”“嗬，”我父亲说，“现在也反对犹太人了？”“反对那些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的耻辱——是的，绝对是的！”
这场争论一连延续了四个晚上，后来，在第五个晚上，是星期五，阿尔文没有回来吃晚饭，尽管父亲的想法一直是要他按规矩回家用晚餐，直至他能制服他，使这孩子醒悟过来——我父亲凭一己之力将这个乳臭未干、一无用处的孩子变为家庭的良知。
次日早上，我们从比利·斯坦海姆那里获悉，阿尔文接到周五工资袋之后就当着比利父亲的面扔下了凯迪拉克车钥匙，然后扬长而去。比利是斯坦海姆家儿子中跟阿尔文最亲近的一个，对他关怀备至，礼拜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我们。我父亲急忙开着我们的车去赖特街，想在阿尔文的屋里跟他谈谈，弄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估量一下他的所作所为对其机遇会造成多大的损害。阿尔文的房东，那个擦皮鞋店的业主，告诉我父亲说，他的房客付了房租，收拾了东西，出去打那个世上最坏的大坏蛋了。鉴于阿尔文情绪极度激动，他能不率性行事吗？
十一月大选甚至不是势均力敌的。林德伯格获得百分之五十七的普选票，在选举团范围内则赢得四十六州，仅失去罗斯福的家乡州纽约，还有马里兰，该州普选只有两千票之差，人数众多的联邦政府机构员工绝大多数都投了罗斯福的票。这位总统保住了——就如他在梅森—狄克森线[37]以南任何地方一样——民主党传统的南方选区近一半选民的忠诚。尽管大选日第二天早晨还笼罩着怀疑气氛，尤其在民意调查人中间，这种气氛更为浓重，可此日稍后，大家似乎明白了一切，广播评论员们和报纸专栏作家们都说话了，听起来罗斯福的失败似乎乃命中注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分析说，美国人表示了他们的态度：不愿打破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传统，这个传统由乔治·华盛顿开始实行，在罗斯福之前，没有一个总统敢于挑战。此外，在经济大萧条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不论青年人或老年人，都因为林德伯格的相对年轻和运动员的健美体态而更快地恢复了信心，身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罗斯福，在严重生理障碍下终日劳碌，林德伯格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还有航空的奇迹及其所预示的新的生活方式：林德伯格，已是打破远程飞行纪录的大师，可以卓有见识地引导他的国人进入陌生的未来航空世界，以其严谨、老派的言行举止向他们保证：现代工程技术成就不会破坏传统的价值。最后，专家们下结论说，因每十年都要面临新危机而身心交瘁的二十世纪的美国人渴望着恢复常态，而查尔斯·A.林德伯格所代表的正是达到英雄高度的正常状态。他是一个面孔老实、嗓音平凡的正派人，向整个地球清楚地展示了他敢作敢为的勇气和塑造历史的刚毅精神，自然，还有超越个人悲剧的力量。如果林德伯格保证没有战争，那就不会有战争——对大多数人而言，事情就如此简单。
对我们来说，甚至比大选更糟糕的是，林德伯格就职后的几个星期，这位美国新总统前往冰岛亲自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经过两天“热情友好的”交谈签署了一份保障德国和美国之间和平关系的“协定”。十多个美国城市都举行了反对《冰岛协定》的示威游行。在共和党一边倒胜利中能继续留任的民主党议员们在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席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谴责林德伯格与一个残忍的法西斯暴君平起平坐、眉来眼去，还选择冰岛这个岛上王国作为他们的会谈地点——这个王国在历史上效忠于一个民主的君主政体，现在德国纳粹已经把它征服了，这是丹麦的民族悲剧，对丹麦人民及其国王来说显然可悲可叹，而林德伯格的雷克雅未克之行显系对这种状态的默认。
总统由冰岛返回华盛顿后（这次返航由十架海军大型巡逻飞机组成，护送一架由总统亲自驾驶的洛克希德拦截机），发表了仅有五句长的全国讲话。“现在已经可以保证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不参与欧洲战争。”这一历史性演讲是这样开头的，然后是这样阐述和总结的：“我们将不参加这个星球上任何地方的敌对派别。同时我们将继续武装美国，培训武装部队里我们的青年男性使用最为先进的军事技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是发展美国的军用飞机，其中包括火箭技术。这将使我们的大陆边境免于受到外来的袭击，同时保持我们严格的中立立场。”
十天之后，总统与日本帝国政府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和外相松冈洋右在火奴鲁鲁签署了《夏威夷协定》。作为裕仁天皇的密使，此二人已于一九四〇年九月在柏林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政府确认在意大利和德国领导下建立的所谓“欧洲新秩序”，这两国转而确认日本建立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这三国还进一步保证在其中一国受到未参与欧洲和中日战争的国家的攻击时互相提供军事援助。就如《冰岛协定》，《夏威夷协定》几乎在名义上把美国定为轴心三国同盟的一方，方式是美国提升对日本在东亚的主权的承认，保证不反对日本在亚洲的领土扩张，其中包括兼并荷兰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和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地。日本保证承认美国对其自身领土的主权，尊重美国自治政区菲律宾的政治独立——定于一九四六年实现独立——并同意夏威夷、关岛和中途岛等美国属地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永久领地。
签署这些协定后，各地美国人都在慷慨激昂地呼吁：不要战争，再也不要让年轻人去打仗、去送死！他们说，林德伯格会和希特勒打交道，希特勒尊敬他，因为他是林德伯格。墨索里尼和裕仁尊敬他，因为他是林德伯格。这些人说，反对他的人只有犹太人。这种说法在美国无疑是对的。犹太人能做的就是担惊受怕。我们街上的老一辈人在不断思考他们该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依靠谁来保护我们，以及我们该怎样保护自己。像我这样的小孩子，放学回家时总是胆战心惊、六神无主，甚至眼泪汪汪，因为大孩子们互相传话说，关于我们犹太人，那两个家伙在冰岛一起吃饭时，林德伯格对希特勒说了些啥，希特勒对林德伯格又说了些啥。我们的父母决定去实施搁置已久的华盛顿之旅计划，有个原因就是要桑迪和我相信——不管他们自己信或不信——除了罗斯福已不再在白宫办公外，什么也没有变。不管阿尔文如何预言，美国不是法西斯国家，也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现在总统是新的，国会是新的，但他们都应遵守由宪法规定的法律。他们是共和党人，他们是孤立主义者，在他们中间，是的，有反犹分子——就如在罗斯福自己党内的南方人中也有反犹分子——但他们要成为纳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我们只消在礼拜天晚上听一听温切尔对新总统及其“朋友约瑟夫·戈培尔[38]”的痛斥，或听一听他所列举的内政部正在考虑修建的集中营的地点——主要是在蒙大拿，即林德伯格的象征“国家团结”的副总统、民主党孤立主义者伯尔顿·K.惠勒[39]的家乡州——就可因那种炽热的情绪而感到宽慰，我父亲最喜欢的记者——如温切尔、多萝西·汤普森[40]、昆廷·雷诺和威廉·L.夏勒，当然，还有《午后报》的报道班子——正是用这种炽热的情绪审视着新政府。父亲晚上带回家的《午后报》，我现在甚至也轮流着读，不仅仅是看连环漫画《巴纳比》或翻阅有图片的版面，还会翻阅纪实文字报道来证明，尽管我们作为美国人的地位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显著改变，但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
林德伯格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宣誓就职之后，罗斯福与其家人回到了他们在纽约州海德公园镇的庄园，自此后一直没有露面，也无声息。他在海德公园家里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开始喜欢上了集邮——据传说，他母亲把她小时候的集邮册传给了他——我便想象现在他正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整理他于白宫八年期间积累的数百枚邮票。所有集邮者都知道，在他之前没有哪个总统曾委托其邮政部长发行那么多新邮票，也没有哪个美国总统像他那样与邮政部有如此密切的瓜葛。实际上，我刚有集邮本时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收集所有我知道的罗斯福参与设计或亲自建议的邮票，始自一九三六年纪念妇女选举权修正案通过十六周年的苏珊·B.安东尼[41]面值三分邮票，以及一九三七年纪念三百五十年前诞生在美国的第一个英国孩子、在罗阿诺克岛出世的弗吉尼亚·戴尔面值五分邮票。罗斯福亲自设计了一九三四年母亲节面值三分邮票，在其左角印有文字“纪念并致敬意于美国母亲们”，中间右侧是画家惠斯勒画的他母亲的著名肖像——我母亲把一套包括这枚邮票在内的四方联邮票送给了我，让我的集邮有所进展。她还给我钱让我买罗斯福第一年当总统期间批准发行的七张纪念邮票，我要这些邮票是因为其中的五枚醒目地印着“一九三三”，本人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
我们去华盛顿之前，我要求一路上带着我的集邮册。由于担心我会丢掉并因此而伤心，我母亲一开始不答应，但经不住我的坚持也就自个儿退让了。我坚持说，有必要至少随身带上我的总统邮票——一共十六枚，也就是我的一九三八年的那一套，按顺序和面额排列，从乔治·华盛顿排到卡尔文·柯立芝。一九二二年阿灵顿国家公墓邮票和一九二三年林肯纪念堂与国会大厦邮票太贵了，我可买不起，不过我可以此作为带上我的集邮册的另一个理由，说这三处名胜以黑白两色清晰地映现在我邮票册上为之保留的专页上。其实，由于我做过的那个噩梦，我不敢把集邮册留在家中空空如也的房间里。我还担惊受怕，既因为我没有把林德伯格的十分钱航空邮票从集邮册里取出来，也因为桑迪向父母亲撒了谎，他的林德伯格肖像画仍然原封不动地藏在他床底下——还因为某个杂种会搞背叛性的阴谋诡计，在我不在家时卑劣地动手脚，把我的没有防卫的华盛顿们都变换成希特勒们，并在我的那些国家公园上都盖上德国纳粹党党徽。
一进入华盛顿，我们就马上在车水马龙中拐错了弯。正当我母亲试着查看道路图、给父亲指点怎样开往我们的旅馆时，我们眼前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最庞大的白色建筑物。在这条街尽头的斜坡上方矗立着美国国会大厦，那宽阔的台阶延伸到柱廊，顶部是设计精巧的三层穹顶。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我们开进了美国历史的真正中心，尽管我们知道许多形容它的词语，它确是以其最鼓舞人心的形式勾画出的美国历史，我们指望它来反对林德伯格而保护我们。
“瞧！”我母亲转向坐在后座的桑迪和我说道，“真令人激动，是不是？”
回答当然是“是的”，但桑迪看来陷入了爱国的恍惚状态，我呢，从他那里得到启示，也以沉默来显示我的敬畏。
就在此刻，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与我们并行。“怎么啦，从新泽西来的？”他通过我们开着的车窗大声问道。
“我们在找我们的旅馆，”我父亲答道，“那旅馆叫啥来着，贝丝？”
母亲刚因国会大厦令人感到自身渺小的雄伟而沉迷失神，一下子脸色苍白，她要说话，可嗓音如此虚弱，在车辆嚣杂声中根本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你们这些人快离开这儿，”那警察喊道，“你说大声点儿，太太。”
“道格拉斯饭店！”我哥哥急忙向他高声喊了出来，并想仔细瞧瞧那辆摩托车，“在K街上，长官。”
“好样的。”那警察说着便举起手臂，示意我们后面的车辆停驶，让我们跟着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朝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另一个方向开去。
父亲笑着说道：“我们受到隆重接待。”
“可你怎么知道他要带我们去哪儿？”母亲问道。“赫尔曼，这是怎么回事？”
警察在前面引路，我们眼前闪过了一幢又一幢联邦政府大楼，桑迪兴奋地指着我们左边一片起伏的草坪。“往那儿看！”他叫了起来。“白宫！”母亲随之就哭了起来。
“这不像是，”就在我们快到旅馆，那警察向我们挥手道别、呼啸而去时，母亲试着解释说，“这不再像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了。我非常抱歉，孩子们——请原谅我。”可她接着又哭了起来。
在道格拉斯饭店后部的小房间里有父母的一张双人床以及哥哥和我的两张小床。一名男服务员开了我们的门，把我们的行李搬进了屋里，父亲给了他小费，不一会儿，母亲就恢复常态——或装出这种样子，把我们旅行箱里的东西放进衣橱，还称赞抽屉里刚铺了衬纸。
我们凌晨四点离家后一直在路上，直到下午一点后我们才上街去找地方吃午饭。我们的汽车停在饭店对面。车旁站着一个五官轮廓分明的矮小男子，他身穿双排纽扣的灰色西装，脱帽向我们致意并说道：“各位，我叫泰勒。我是我国首都的职业导游。如果你们不想浪费时间，你们或许愿意雇请像我这样的人。我会为你们开车，你们就不会迷路，我会带你们去各个景点，告诉你们要知道的一切，我会等你们，接你们，我会确保你们在价格合理、味道可口的地方用膳，所有这些服务，用你们自己的车，一天只要九块钱。这是我的许可证。”他说道，并打开一个有好几页的文件给我父亲看。“由商会颁发，”他解释说，“韦尔兰·M.泰勒，先生，一九三七年以来首都华盛顿的官方导游。精确而言，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也就是第七十五届美国国会开会那一天。”
他们两个握了手。我父亲以其保险经纪人最正经的态度浏览了一下他的文件，然后交还给他。“看来很好，”父亲说，“但我想，九块钱一天可没有写在这些纸片上，泰勒先生，不论怎样，这对我们这个家不合适。”
“我明白你说的话。但靠你自己，先生，你开车，却不熟悉你周围的路，然后要在这个城里找个停车的地方——哎，你和家人就只能看到跟我在一起能看到的东西的一半，你们也无法近距离地观赏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何必呢，我可以开你们去好地方吃饭，在车里等你们，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华盛顿纪念碑起步。接着，沿草地广场去林肯纪念堂。华盛顿和林肯。我们两个最伟大的总统——这就是为何我总是喜欢从这里开始。要知道华盛顿从未真的住在华盛顿。华盛顿总统选择了这个地方，他签署了使此地成为美国永久首都的法案，但他的继承人约翰·亚当斯才是第一位于一八〇〇年搬进白宫的总统。精确而言，应是十一月一日。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两周后与他团聚。在白宫许多有意思的古董珍品中，现在还有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的放芹菜茎的玻璃杯。”
“嗯，有些事我还不知道呢，”父亲答道，“让我和我太太商量一下吧。”他轻声问她：“我们付得起吗？他确实在行。”母亲低声说道：“可他是谁派来的？他是怎么发现我们的车的？”“那是他的职业，贝丝——认出谁是游客。这是此人的谋生之道。”哥哥和我退缩到他们旁边，但愿我们的母亲不要吭声，能在我们整个旅行期间雇用这名尖脸短腿、伶牙俐齿的导游。
“你们怎么想？”父亲转向桑迪和我问道。
“嗯，如果价钱太贵……”桑迪开口说。
“别在乎价钱，”父亲答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人？”
“爸爸，他是个人物，”桑迪小声说，“他看来像那些引诱野鸭的人中间的一个。我喜欢听到他说‘精确而言’。”
“贝丝，”父亲说，“此人是华盛顿的诚信导游。别料想他脸上会绽出笑容，他是个机灵警觉的小个子，已经礼貌到家了。让我试试，看他能不能只收七块钱。”说着他就离开我们，走向那个导游。他们认真地说了几分钟话，然后成交，两人又一次握手，父亲大声说道：“行了，咱们吃饭去了！”像平时那样即使没有任何事情要做也照样充满活力。
难以言说什么是最难相信的：我一生中第一次离开新泽西州，我正在距离老家三百英里的美国首都，还是我们全家人乘着我们自己的汽车，却由一个陌生人驾驶，此人与美国第十二届总统同姓，该总统的侧面像为我膝上集邮册里的一枚十二分紫罗兰色邮票增色生辉，他被置于蓝色的十一分波尔克与绿色的十三分菲尔莫尔之间。
“华盛顿，”泰勒先生告诉我们说，“分为四个部分：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以及西南区。除少数例外，南北向的街道名都用数字，东西向的街道名都用字母。在西方世界所有现存的首都之中，唯独这个城市是为了向国家政府提供基地而建。这就是它不仅有别于伦敦和巴黎，也有别于纽约和芝加哥的原因。”
“你们听见了吗？”父亲往后扭头看看桑迪和我。“贝丝，你听见泰勒先生说的为什么华盛顿这样别具一格吗？”
“听见了，”她说。她把我的手抓在她的手里，用安慰我的方式来安慰她自己，相信现在一切都在走向正常。但从我们进入华盛顿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我只操心一件事——保护好我的邮票册免受损害。
泰勒先生在一家餐馆前让我们下车。这家餐馆很干净，价钱便宜，菜肴也像他所说的那样好。我们吃完饭朝街上走去时，我们的车已在餐馆前跟另一辆车并排停在那里。“好准时啊！”父亲叫了起来。
“多年来，”泰勒先生说道，“你学着估计一家人吃午饭要花多长时间。还行吧，罗斯夫人？”他问我母亲。“菜都合你胃口吧？”
“很好，谢谢。”
“看来大伙儿都已做好去华盛顿纪念碑的准备了，”他说道，我们的车便开走了。“你们当然知道，这座纪念碑纪念何人——我们的第一位总统，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与林肯总统并列的最佳总统。”
“你要知道，在那个名单上我会加上罗斯福。一个伟人，本国人民却把他赶出了总统办公室，”父亲说，“现在你看看坐在那个位子上的是什么货色。”
泰勒先生只是恭听，未作回应。“现在，”他接着说，“你们都见过华盛顿纪念碑的照片。但照片并不总能体现它究竟有多雄伟。离地面五百五十五英尺五又八分之一英寸，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水泥砖石结构建筑。那新装的电梯会在一分十五秒内把你送到顶端。你也可以自己爬八百九十三个台阶的螺旋形楼梯到达顶端。在最高处视域半径宽达约十五至二十英里。真值得一看。就在那里——看见没有？”他说道，“往前看。”
几分钟后泰勒先生在纪念碑附近找到一个停车处，我们下车后，他一边在我们旁边挪动罗圈腿小步跑着，一边解释说：“就在几年前，纪念碑第一次清扫刷净。只消想象一下这个清洁工作，罗斯夫人。他们用的是加了沙子的水和硬铁丝刷子。花了五个月时间和十万美元。”
“在罗斯福领导下吗？”父亲问道。
“我想是的。”
“可人们知道不知道呢？”父亲问道。“人们关心不关心呢？不。他们偏要一个飞行员来管理这个国家。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呢。”
我们进入了纪念碑，泰勒先生留在了外边。在电梯里，母亲又抓住了我的手，慢慢靠近我父亲，喃喃低语道：“你不该那样说话。”
“哪样？”
“关于林德伯格。”
“你说那个？那只是表达我的观点。”
“可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
“我可知道。他是一个被授权的、有文件证明的导游。这是华盛顿纪念碑，贝丝，可你要我把我的想法藏在自己肚子里，似乎华盛顿纪念碑坐落在柏林。”
他说得如此直白让她深感难受，尤其是那些和我们一起等电梯的人也能无意中听见我们的谈话，就更令其不悦。我父亲转向其他当父亲的人中的一个，他站在他妻子和两个孩子旁边，向他问道：“你们各位从哪里来？我们是从泽西。”“缅因，”那人答道。“听见没有？”父亲问哥哥和我。总共大约二十名孩子和大人一起进了电梯，只占了一半的地方。当轿厢在铁柱框架中上升时，父亲还抓紧这升至顶端的一分十五秒，询问其他家庭来自何方。
我们游毕纪念碑，泰勒先生已等候在外。他要桑迪和我形容一下我们透过五百英尺高处的瞭望窗看见的景色，然后他带领我们快步游览纪念碑的四周，并细说了纪念碑断断续续的建造史。他用我们的布朗尼箱式照相机给我们一家人拍了些照片。父亲不顾泰勒先生的反对，又坚持要拍一张他跟母亲、桑迪和我以华盛顿纪念碑为背景的照片，最后我们上了车，泰勒先生又坐在了方向盘前，沿着草地广场开向林肯纪念堂。
这次泊车时，泰勒先生提醒我们说，林肯纪念堂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宏伟殿堂都不相似，所以我们得做好受惊而不知所措的准备。然后他陪伴我们从停车场走向那座用柱子支持的巍峨建筑，其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引领我们经过那些圆柱进入纪念堂内部，高耸的林肯雕像置于巨大的王座中，那雕塑的脸庞望着我——在那张脸上，上帝的面孔与美国的面孔合二为一，没有比这种组合更为神圣的了。
父亲声音沉重地说道：“他们杀害了他，那些卑鄙的家伙。”
我们四人就正对塑像站在其基座旁。雕像被灯光打亮，似乎使有关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切都显得巨大无比。那些通常被视为伟大的东西只能相形见绌，对这里夸张的肃穆气氛，成人或小孩都无法抵御。
“当你想一下这个国家对其最伟大的总统们做了什么……”
“赫尔曼，”母亲恳求道，“别再说了。”
“我不说什么别的。这是一个大悲剧。难道不是吗，孩子们？刺杀林肯？”
泰勒先生走了过来，轻声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去福特戏院，他在那里给枪打中，再过街去看对面的彼得森寄膳宿舍，他死在那里。”
“我刚才在说，泰勒先生，这个国家对其伟人们干着最卑劣的勾当。”
“感谢上帝，我们现在有林德伯格总统，”从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已上了年纪，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查阅着一本游览指南，她的话似乎不是针对谁说的，却是因不知怎地无意中听到我父亲的话而引起的。
“把林德伯格比作林肯？好家伙。”父亲叹道。
其实那个老年女士不是一个人，而是跟一组游客一起，其中一名年龄跟我父亲相仿的男子可能是她的儿子。
“有何事情使你感到不安？”他自以为是地朝我们走来，向我父亲问道。
“我没有不安。”父亲告诉他。
“那位女士刚才说的话使你感到不安？”
“没有，先生。这是自由国家。”
这个陌生人朝我父亲久久地盯了一眼，接着又盯我母亲，盯桑迪，盯我。他看见什么了？他是个身材修长、肌肉匀整、胸膛宽阔的男子，身高五英尺九英寸，英俊而阴郁，灰绿色眼睛，目光柔和，棕色的头发稀疏，剪至近太阳穴部位，而显现给这世界的两只耳朵有点儿多余得古怪可笑。他妻子身材苗条而强健，穿着整齐，有一绺黑鬈发遮住了眉毛，略圆的脸颊有点儿毛糙，鼻子高挺，手臂粗短，双腿匀称，臀部瘦削，眼睛像她一半年纪的女子一样灵活。这两个成年人身上都有过分的审慎和过分的精力，两个外表娇嫩且很漂亮的男孩跟他们在一起。年轻气盛的家长，对年幼孩子关心备至，自己身体健康，不可救药的只是其乐观主义神态。
这名陌生人用嘲弄式的头部动作显示了他由观察所得出的结论。然后，嘴里嘘嘘有声，好像在表示他对我们的评估并未误导人，他回到那名年长妇人及其观光团那里，以摇摇摆摆的步态缓慢地走了出去，那步态连同他那宽阔的背影仿佛在表示一种警告。正是在那儿，我们听到他指称我父亲是个“高谈阔论的犹太人”，那年长女士不一会儿就接着宣告：“我巴不得掴他耳光。”
泰勒先生迅即带我们离开正厅去一个较小的厅，那里有一块刻着“葛底斯堡演说”[42]的匾和一幅主题为解放黑奴的壁画。
“在这样的地方居然听到那种话，”父亲说道，他的嗓音因气愤而哽咽发颤。“在这样一个神殿里！”
此时，泰勒先生指点着那幅壁画说道：“瞧那儿，一位真理天使正在解放一名奴隶。”
可我父亲啥也没有看见。“假如罗斯福是总统，你们认为在这里会听到那些话吗？在罗斯福执政的日子里，人们是不敢的，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父亲说道，“但现在我们的伟大盟友是阿道夫·希特勒，现在美国总统的最好朋友是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现在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处。这是可耻的。这是白宫开的头……”
他不是跟我说这些话又能跟谁呢？哥哥紧随着泰勒先生，问有关壁画的问题，母亲试图用不说任何话、不做任何事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正在竭力控制早些时候在汽车里那种她难以自已的情绪——当时她还没有这么多正当的理由来这样做。
“念一念那个，”父亲说，他指的是那块刻有葛底斯堡演说的匾，“就念一念。‘所有的人都生来平等。’”
“赫尔曼，”母亲喘息着说道，“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
我们回身出去来到阳光下，一起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就在半英里之外，在映照池的另一边，那池塘位于通到林肯纪念堂的斜坡的启端，四周种着榆树。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全景，一个爱国天堂、美国的伊甸园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一个被驱逐的家庭，互相依偎着站在那里。
“听着，”父亲把哥哥和我拽近他身边，说道，“我想，该是我们都去睡午觉的时候了。今天这一天对大家来说都很漫长。我说我们回旅馆去休息个一两个钟头。你的意见呢，泰勒先生？”
“由你来定，罗斯先生。我想晚饭之后贵府或许会喜欢乘车夜游华盛顿，著名的纪念性建筑都会被华灯照亮。”
“是个好主意，”父亲对他说。“贝丝，听起来不错，是吗？”但母亲不像桑迪和我那样容易给逗得高兴起来。“亲爱的，”父亲对她说，“我们碰到了一个怪人。两个怪人。如果我们去加拿大或许也会碰到这种差劲的人。我们不会让这种事糟践我们的旅行。让我们大家好好休息一下，泰勒先生会等我们，我们从那儿接着玩。瞧，”他挥动着伸展的双臂说道，“这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观赏的景致。孩子们，转过身去，把亚伯拉罕·林肯再最后看上一眼。”
我们照他的话做了，但再也不可能感到那种令我勾魂摄魄的爱国主义激情。当我们开始沿着长长的大理石台阶往下走时，我听到背后有小孩子问他们的家长说：“那真是他吗？他是埋在所有那些东西下面吗？”在台阶上，我母亲贴近我身旁，试图表现得像一个内心并非极度恐慌的人，倏忽间我觉得那恐慌也降临我身上，使我抱住母亲，突然变成一个像林肯那样自己坚信自己的神勇新人。可当母亲向我伸出手来时，我所能做的就是拉她的手，紧紧抓住她的手，就像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一个其集邮册仍代表他的十分之九世界知识的男孩。
在车里，泰勒先生安排了这天剩下时间的活动。我们回旅馆，睡午觉，五点三刻他来接我们，送我们去吃晚饭。我们可以再去联盟站附近我们用午膳的餐馆，或者他可以推荐其他一些价格大众化而又能保证质量的餐馆。晚饭后，他会带我们夜游华盛顿。
“没有什么烦扰你，是吧，泰勒先生？”我父亲问道。
他只是态度不明朗地点头作答。
“你是从哪里来的？”父亲问他。
“印第安纳，罗斯先生。”
“印第安纳。孩子们，想象一下。你的老家在那儿什么地方呢？”父亲又问。
“我没有老家。我父亲是个机修工。修理农具。总是在搬家。”
“原来如此，”父亲说道，泰勒先生不清楚他说此话的原因，“我脱帽向你致敬，先生。你应该感到自豪。”
泰勒先生又一次点了点头：他是一个穿紧身衣、不爱说废话的人，其效率和举止有一种明显的军人气质——像一个神秘的人，可他没有什么东西要隐藏，反正他身上所有不具个性的东西都清晰可见。谈起首都华盛顿来滔滔不绝，所有其他方面则都缄口不语。
我们回到旅馆，泰勒先生停放好车，陪我们进去，似乎他不仅是我们的导游，而且也是我们的监护人，这是好事，因为在这个小旅馆的门厅，我们发现我们的四只行李箱给放在了前台后面。
前台旁那个新人介绍自己是经理。
我父亲问我们的行李怎么会在这儿楼下，那经理回答说：“诸位，我得表示道歉。不得不为你们打点行李。我们的午后接待员搞错了。他给你们的房间是为另一家保留的。这是你们的定金。”说着他把一个装有十元钱的信封递给了我父亲。
“可我妻子给你们的人写了信。你们也给我们回了信。几个月前我们就预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汇了定金。贝丝，那些信的复印件在哪里？”
她指了指行李箱。
“先生，”那名经理说，“那房间已经占用了，也没有别的空房了。我们就不收你们今天使用过这个房间的钱，也不收一块丢失的肥皂的钱了。”
“丢失？”正是这个词使他失去了常态。“你是说我们偷了肥皂？”
“不，先生，我没有这样说。可能是哪个孩子把肥皂当作纪念品拿了。没做什么坏事。我们不会为这样的小事情纠缠不休，或为了一块肥皂而搜他们的口袋。”
“你这是什么意思！”父亲要弄个明白，一拳砸在经理鼻子底下的前台上。
“罗斯先生，如果你要在这里大吵大闹……”
“是的，”父亲说，“我是要闹一闹，要闹明白那房间究竟是怎么回事！”
“哎，既然这样，”那经理答道，“我就别无选择，只好报警了。”
我母亲抱住我哥哥和我的肩膀，在离前台稍远而安全的地方保护着我们，这时她叫了一声我父亲的名字，想阻止他再干仗下去。可这已经太晚了。一向如此。他绝不会乖乖地随那个经理去。
“正是那个该死的林德伯格！”父亲说道，“所有你们这些小法西斯现在都掌权啦！”
“是我给地区警察局打电话，先生，还是你带上你的行李和家人立即离开？”
“给警察局打电话，”父亲答道，“你打啊。”
门厅里在我们旁边有五六名旅客。他们是在这场争执正发生时进来的，要看看事情结果会怎么样而留了下来。
这时泰勒先生走近我父亲身边，对他说：“罗斯先生，你绝对是有理的，但叫警察来是个错误的解决办法。”
“不，这是个正确的解决办法。给警察局打电话，”父亲对经理又说了一遍。“在这个国家有针对像你们这些人的法律。”
那经理伸手去够电话机，在他拨号时，泰勒先生走到我们行李那边，两手各拖起一件，提着它们出了旅馆。
我母亲说：“赫尔曼，算了。泰勒先生把行李拿走了。”
“不，贝丝，”父亲气恼地说，“我听够了他们的鬼话。我要跟警察说话。”
泰勒先生小跑着回到门厅，脚不停步地拐向前台，那经理在那儿快要打完电话。泰勒先生压低声音只对我父亲说：“不很远的地方有一家很好的旅馆。我在外面的电话亭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有一个房间可以给你们。那是在一条很好的街上的很好的旅馆。我们开车过去给你们家登记吧。”
“谢谢你，泰勒先生。不过此刻我们正在等警察。我要他们给这个人重温一下就在今天我刚念过的刻在那儿的葛底斯堡演说辞。”
父亲提到葛底斯堡演说，旁观者互相笑了起来。
我悄声问哥哥：“怎么回事？”
“仇犹情绪呗。”哥哥悄声答道。
从我们站的地方我们看见两个警察，他们骑着两辆摩托车来到了。我们看着他们熄了引擎，走进旅馆。其中一名一进门就把自己定位在门口，好观察每一个人；另一名走近前台向经理点头示意，在那里两人可以说悄悄话。
“警官——”父亲说。
这名警察转身说：“我一次只能听争执双方的一方，先生。”接着继续跟那个经理交谈，一手托着下巴，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
父亲转向我们：“沉住气，孩子们。”对母亲他说道：“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那名警察跟经理交谈完毕，现在转过身来跟我父亲说话。他在站着听经理讲话时不时地微笑，对我父亲他没有笑，但他说话倒是没有怒气，起初的语调听起来也算友善。“什么问题啊，罗斯先生？”
“我们付了在这个旅馆一个房间住三夜的定金。我们收到过一封确认一切的信。我太太把文件放在行李箱里了。我们是今天到的，我们登记了，我们占了这个房间，行李打开了，我们出去观光，而我们一回来就被赶出来了，因为那房间留给另一个什么人了。”
“问题在哪儿呢？”那警察问道。
“我们是一家四口，警官。我们从新泽西远道而来。你不能就这样把我们赶到街上去吧。”
“但是，”警察说，“如果有人预订了一间房——”
“可现在是没有人预订！就算是有人预订了，为什么我们就该让给他们呢？”
“但经理已把定金退给你了。他甚至还给你打包行李来着。”
“警官，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为什么我们预订的房间得让给别人呢？我和家人刚才在林肯纪念堂。他们把葛底斯堡演说辞刻在了墙上。你知道上面都写着一些什么话吗？‘所有的人都生来平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旅馆的预订也是平等的。”
这警察的话音落到了门厅边沿旁观者的耳朵里，他们再也不能自制，其中有人大声笑了起来。
母亲让桑迪和我自个儿站好，她自己好随时上前斡旋。她一直在等待一个她可使事情不至于恶化的时机，尽管她呼吸急促，看来她相信这个时机已到。“亲爱的，让事情过去算了，”她恳求我父亲说。“泰勒先生在附近给我们找到房间了。”
“不！”父亲叫道，摆脱了她的试图抓住他胳膊的手。“这个警察知道我们为什么给赶出来。他知道，这个经理知道，这个门厅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觉得你应当听你太太的话，”那警察说，“我觉得你应当照她的话去做，罗斯。离开这个场所，”他猛地把脑袋往大门的方向一扭，说道，“在你让我失去耐心之前。”
父亲本还想继续抵抗，但头脑还算清醒，能够意识到他的争论，除了他自己以外，已无人再感兴趣。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旅馆。唯一还讲几句话的是另一名警察。他在入口处盆栽植物旁和蔼地点了点头，在我们走近时，他伸手摩挲我的头发。“你好吗，小家伙？”“好，”我答道。“你拿着什么呀？”“我的邮票，”我说，但在他可能要看我的集邮册、我不得不给他看以免被逮捕之前，我一直往前走。
泰勒先生在外面人行道上等着我们。父亲对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情。我始终在外置身于人们之中，各种背景、各行各业的人们，可从来……”
“道格拉斯旅馆已经易手了，”泰勒先生说，“这是个新老板。”
“可我们有朋友曾住在那里，百分之一百满意，”母亲对他说。
“嗯，罗斯夫人，是易手了。但我在常绿旅馆帮你们找到了一个房间，一切都会很好的。”
就在此刻，传来了一架在华盛顿上空低驶的飞机发出的喧闹轰鸣声。街上一些步行者停下脚步，其中一名男子举手指向天空，仿佛下起六月雪来了。
知识丰富的桑迪根据剪影就能认出任何飞行物，这时指着天空叫道：“这是洛克希德拦截机！”
“这是林德伯格总统，”泰勒先生解释说，“每天下午大概这个时候，他都要沿着波托马克河转一圈。先往北飞往阿勒格尼山脉，然后往南沿蓝岭山脉飞，再往外飞向切萨皮克湾。人们都盼着看呢。”
“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我哥哥说道，“德国的梅塞施密特110型战斗机每小时飞行三百六十五英里，而这拦截机一小时飞五百英里。它可胜过世界上所有的战斗机。”
我们都跟桑迪一起抬头仰望。桑迪无法掩饰他对这架拦截机的着魔，而总统当时就是乘这架飞机飞往冰岛与希特勒会晤的。那飞机以巨大的力量直冲云霄，一会儿就在空中消失了。走在街上的人们爆发出一阵掌声，有人高喊：“为林迪欢呼！”然后他们继续赶路。
在常绿旅馆，父母亲同睡一张单人床，桑迪和我同睡另一张单人床。泰勒先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一对单人床，这就是最好不过的了。经过在道格拉斯旅馆发生的事之后，谁也不抱怨——既不抱怨这床不能真让人得到休息，也不抱怨这房间比我们第一次预订的要小，更不抱怨这火柴盒式的洗澡间，尽管出水量很大，但因里头有消毒剂，味道不大对劲儿。尤其是我们到的时候，还受到前台旁一位乐呵呵的女士的亲切欢迎，一个身穿服务员制服的年长黑人把我们的行李堆在手推小轮车上，他是个瘦高个儿，那女士叫他“爱德华·B.”，他打开通风井下端底楼房间门上的锁，幽默地宣告：“常绿旅馆欢迎罗斯一家人莅临我国首都！”他引领我们进去，似乎这光线昏暗的地下室是里兹大饭店的闺房。我哥哥从爱德华·B.帮我们装行李那阵儿开始，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次日清晨，别人都还没有醒，他就悄悄地穿上衣服，抓起他的速写本，急忙赶到门厅去画他。不巧的是，正在值班的是另一个黑人服务员，他不完全像爱德华·B.那样线条分明而易于入画，虽然从艺术家的眼光来看，其可发现之处也并不少。在此之前，具有鲜明非洲人同类脸部特色的很黑的黑人，桑迪除了从旧的《国家地理》杂志上临摹外，从未有机会画过。
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由泰勒先生带领游览国会大厦，稍后是最高法院和国会图书馆。在我们进去过的所有政府大楼，泰勒先生都知道它们每一个穹顶的高度、每一个门厅的宽度、所有大理石地板的来源地，以及每一幅图画和壁画所纪念的人物和事件的名字。“你是个人物，”父亲对他说，“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小镇的小伙子。你应该上知识测验广播节目。”
午饭后，我们沿波托马克河往南开去弗吉尼亚州芒特弗农参观华盛顿故居。“当然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泰勒先生讲解说，“曾是脱离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南部邦联的十一个南方州的首府。南北战争的很多大战役都发生在弗吉尼亚。正西大约二十英里处有一个马纳萨斯国家战地公园。该公园包括两个战场，邦联军在布尔溪附近击溃了联邦军，第一次是一八六一年七月在P.G.T.博勒加德将军和J.E.约翰斯顿将军指挥下，然后是一八六二年八月在罗伯特·E.李将军和‘石墙’杰克逊将军指挥下。李将军当时统帅弗吉尼亚陆军，在里士满执政的南部邦联总统是杰斐逊·戴维斯，如果你们还记得你们学过的历史的话。西南方离这里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地方是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你们知道一八六五年四月在那个县城发生了什么事情。精确而言，是四月九日。李将军向U.S.格兰特将军投降，南北战争就此结束。你们都知道六天之后林肯的遭遇：他被枪杀了。”
“那些卑鄙的家伙，”父亲又一次说道。
“好，那儿就是，”华盛顿故居刚现于视野，泰勒先生就说道。
“啊，多美啊，”母亲说，“瞧这门廊。瞧这长窗。孩子们，这可不是复制的——这是乔治·华盛顿居住过的原来的房子。”
“还有他的妻子玛莎，”泰勒先生补充道，“以及他的一个继子和一个继女，他对这两个孩子十分宠爱。”
“他是这样吗？”母亲问道。“我还不知道这个。我小儿子有一张玛莎·华盛顿的邮票，”她告诉他说。“把你的邮票给泰勒先生看看。”我立刻找到了它，是一枚一九三八年面值一分半的褐色邮票，上面是第一任总统夫人的侧面像，我刚得到这张邮票时，母亲就帮我识别出来，她的头发给介于女帽与发网之间的什么东西盖住了。
“是的，那是她没错，”泰勒先生说，“我相信你也知道，她还出现在一九二三年的四分邮票和一九〇二年的八分邮票上。一九〇二年那一张，罗斯夫人，是第一枚出现美国女性的邮票。”
“你知道这些吗？”母亲问我。
“我知道。”我说，对我而言，我们这个犹太家庭身处林德伯格的华盛顿的复杂感受完全消失了，我感觉到在学校里的那种感觉，也即在练习集合的时候，你迈开你的腿，高唱着国歌，把你所有的感情都注入其间。
“她是华盛顿将军了不起的伙伴，”泰勒先生对我们说，“她的婚前名是玛莎·丹德里奇。丹尼尔·帕克·卡斯蒂斯上校的遗孀。她的两个孩子是帕齐和约翰·帕克·卡斯蒂斯。她跟华盛顿结婚的陪嫁是弗吉尼亚州最大宗的财产之一。”
“这就是我常对我的儿子们说的，”父亲边说边笑，这一整天我们还没听到他笑过呢。“结婚要像华盛顿总统那样。不管她们富裕还是贫穷，都可以随意去爱。”
参观芒特弗农是我们此行中最愉快的时光，或许是因为这里庭院、花园和树木美丽，这座高踞在波托马克河陡岸上的住宅美丽；或许是因为那些家具、饰物和墙纸在我们看来都不同寻常——关于墙纸，泰勒先生知道的事情不计其数；或许是因为我们有机会仅隔几步远就看到华盛顿睡过的四柱卧床、他写东西用过的书桌、他佩戴过的宝剑、他所拥有和读过的书籍；或许仅仅是因为我们离首都华盛顿有十五英里之远，离开了游荡在一切之上的林德伯格的幽灵。
芒特弗农开放到四点半，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参观所有的房间和外屋，漫步庭院，逛纪念品商店。在那店里我禁不住一把拆信刀的诱惑，它是独立战争时期滑膛枪和刺刀的四英寸锡镴仿制品。为次日我们参观雕版印刷局邮票分局，我省下了十五分钱，现在我用其中的十二分买下这把刀。桑迪抠抠唆唆地用他省下的钱买了一册关于华盛顿生平的插图本，他可从书上的图画得到启发，为其爱国主义系列画出更多的画，那组画还藏在他床底下的文件夹里。
这天快结束时我们下车到一家餐馆去喝饮料，就在这时，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从远处隆隆作响地朝我们的方向驶来。随着那轰鸣声越来越响，人们叫喊着：“是总统！是林迪！”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往前面的大草坪奔去，向那架侧着机翼飞越波托马克河上空、正在驶近的飞机挥手。“万岁！”人们吆喝着，“林迪万岁！”这是头天下午我们看到的飞在华盛顿上空的同一架洛克希德拦截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像爱国分子一样站在那里，同其他人一起看那飞机斜着飞过华盛顿故居上方，又返回来向北沿波托马克河飞去。
“这不是他——而是她！”有人声称能瞧见飞机座舱里面，于是把话传开了，说那拦截机的驾驶员是总统夫人。这可能是真的。当她还是林德伯格的年轻新娘时，他就教她开飞机，她还常常跟随他进行空中之旅，所以现在人们便告诉自己的孩子说，他们刚看见的飞越芒特弗农的人是安妮·莫罗·林德伯格，这是一个他们永远难忘的历史性事件。至此，她作为最先进的美国飞机驾驶员的大无畏精神，连同她作为特权阶层的教养良好的女儿的端庄风度，还有她作为两本已出版的抒情诗集的作者的文学天赋，使她在所有的民意测验中成了全国最受钦羡的女性。
我们的观光就这样给糟践了——主要倒不是因为连着的两天都恰巧有林德伯格夫妇中的某一位驾驶的飞机悠哉游哉地飞越我们头顶，而是因为这“飞行特技表演”——如我父亲所称，竟令除我们之外的所有人都激动万分。“我们知道事情糟糕，”我们一回到旅馆，父亲就立刻坐下来给他的朋友们打电话说，“但不是糟糕到如此地步。你得在现场，瞧瞧这究竟像什么样儿。他们生活在美梦中，我们却生活在噩梦里。”
这是我听到过的父亲所说的话中最为雄辩的一句，比林德伯格的妻子所写的任何句子都更精确，可以说是出色。
泰勒先生把我们送回常绿旅馆，我们可以洗漱、休息，到五点四十五分他又准时回来接我们去铁路车站附近一家便宜餐馆。饭后我们大家再集合，他说，重新进行头天取消了的夜游华盛顿之旅。
“要不今晚你跟我们一起吃饭吧？”父亲对他说，“你老是一个人吃肯定很冷清。”
“我不愿侵扰你们的隐私，罗斯先生。”
“听我说，你是个出色的导游，我们喜欢你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请客。”
晚上这家餐馆的客人甚至比白天还多，每个座位都有人占了，顾客们排着队，等着三个围白围裙、戴白帽子的男子给他们舀他们所选的菜。这三人侍候大家忙得不可开交，连停下来擦擦脸上汗水的工夫都没有。在我们桌上，母亲因又可尽进餐时间的母亲职责而感到安慰——“宝宝，你咬东西的时候，别把下巴伸到盘子里去。”——而泰勒先生坐在我们旁边，好像他是亲戚或家庭故友一样，虽然不是像被赶出道格拉斯旅馆那样的奇遇，却也给了我们观察一个在印第安纳长大的人的吃相的机会。我们当中唯有父亲在注意其他食客，他们都在笑啊，抽烟啊，在法式晚餐特色菜里起劲地倒腾——带原汁的烤牛排和浇上冰淇淋的山核桃馅儿饼——他坐在那里，手指触碰着水杯，似乎在寻思，为何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与他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如此迥异。
他要开始说点什么——一如既往地在吃饭之前——不是对我们中的谁，而是对正要着手尝其所点的甜点（一块上面加有美国奶酪的馅儿饼）的泰勒先生。“我们是犹太家庭，泰勒先生。如果你原先还不知道，现在该知道了吧，这就是昨天我们被驱逐出旅馆的原因。极其震惊啊，”他说道，“很难就这样让事情过去。实在震惊，因为尽管没有这个人当总统，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但现在他是总统，他不是犹太人的朋友。他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
“赫尔曼，”母亲低声说道，“你会吓坏小孩儿的。”
“小孩儿已经什么都懂了，”他说道，继续向泰勒先生讲述。“你听过温切尔讲话吗？我来给你引述一段沃尔特·温切尔的话：‘他们的外交协定还有更多的内容吗？还有他们所谈论的其他内容，他们彼此同意的内容吗？他们有否达成有关美国犹太人的协定——若有，是什么内容？’这是温切尔所具备的那种勇气。这是他有勇气向全国说出来的话。”
令人惊讶的是，有一个人走到我们桌子跟前，靠得那么近，以致半个身子都要俯在桌上了——一个粗壮、蓄八字须的年长男子，皮带下塞了一张白色餐巾纸，看来因肚子里有话要说而激情澎湃。他是在附近一张餐桌上吃饭的，他那儿的同伙都斜朝我们，急切地想知道下面会有什么动静。
“嗨，干什么呢，伙计？”父亲问他。“往后退一退，好吧？”
“温切尔是犹太人，”那人宣告说，“给英国政府收买了。”
接着发生的是我父亲怒气冲冲地把双手从桌子上高举起来，似乎要把他的刀子和叉子戳进这个陌生人的像节日烤鹅一样的肚子里去。他没有必要再煞费苦心地宣泄他的憎恶，那个留八字须的人也没有退避三舍。他的胡须不像是希特勒那种黑色的、剪得很短、呈小方块形状的，而是以一种不大正式、较多古怪的念头构想出来的，白色，浓密而显眼，两端蜷曲往上挑起，就如一九三八年塔夫脱总统五十分粉红邮票所显示的那种类型的八字须。
“如果出现一种具有太多权力而高谈阔论的犹太人的情况——”那陌生人说。
“够了！”泰勒先生吼了一声，跳将起来，把他自己置身于那森然逼近我们的巨大躯体与我那怒不可遏的父亲之间（他比较矮小），被这整个荒唐可笑的庞然大物困在了底下。
高谈阔论的犹太人。在不到四十八个小时内第二次听到此话。
服务台后面两个围围裙的男子急匆匆地跑来餐厅，从左右两边抓住了我们的攻击者。“这不是你的墙角雅座，”其中一人对他说，“你难道忘了吗，先生？”他们把他推回桌子旁，让他坐下，然后，那个训斥他的人走到我们跟前说：“我希望诸位尽情享用咖啡。让我给孩子们多拿些冰淇淋过来。诸位请留下来，用完你们的晚餐。我是这儿的店主，我名叫威尔伯，所有你们要的甜点都免单。我们现在很忙，先给你们倒些新鲜的冰水吧。”
“谢谢你，”父亲说道，用一种机器般怪异的冷静语调。“谢谢你，”他重复道，“谢谢你。”
“赫尔曼，不要这样，”母亲小声说道，“我们走吧。”
“绝对不。不。我们要吃完这顿饭。”他清了一清嗓子后接着说，“我们要夜游华盛顿。夜游华盛顿后我们才回家。”
这也就是说，这个晚上到最后我们都没有被吓得逃跑。对桑迪和我来说，这意味着吃光柜台服务员给我们送来的又一大碟冰淇淋。
没几分钟之后，这餐馆重又恢复了生气，尽管没有整个晚餐时分的喧嚷吵闹，却可闻椅子嘎吱作响，刀叉碰撞作声，盘子发出轻轻的叮当声响。
“你还要加点咖啡吗？”父亲问母亲，“你听那老板说了——他希望你尽情享用。”
“不，”她细声说，“不要了。”
“你呢，泰勒先生——咖啡？”
“不，我够了。”
“哦，”父亲对泰勒先生说——生硬地，无力地，但开始把汹涌而来的所有骇人景象推挡回去。“你做这个工作之前做什么事呢？还是一直在华盛顿当导游？”
就在此刻，我们又一次听到那个刚才走过来的人说，沃尔特·温切尔，就像之前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43]一样，被英国收买了。“哦，你们不用操心，”他向他的朋友们断言，“犹太人会很快查明真相。”
整个餐厅很安静，所以大家不会听错他说的话，尤其是他也没有想要去改变他那嘲笑的口吻。有一半食客甚至瞧也不瞧一眼，佯装啥也没有听见，可也有一些人扭转身子，就要看看那些令人讨厌的家伙。
柏油和羽毛的惩罚手段[44]，我只在一部西部电影中见过一次，可我寻思：“我们会给涂上柏油，撒上羽毛。”想象着我们所有的屈辱就像一件污渍斑斑的上衣紧贴我们的皮肤，永远也脱不下来。
父亲愣了一会儿，他得又一次做出抉择，究竟是尝试去控制事态，还是听之任之。“我刚才问泰勒先生，”他忽然对母亲说，同时抓住她的双手，“他在当导游之前是干什么的。”他望着她，就像某个施展魔力的人，这种人的诀窍就是防止你的意志摆脱他的意志而自由自在，一直到你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动。
“是的，”她说，“我听见了。”然后，她心头的痛苦又一次把泪水注满她的眼睛，不过她还是在座位上挺直身子，对泰勒先生说：“是啊，请告诉我们吧。”
“接着吃你们的冰淇淋，孩子们，”父亲说道，伸手拍拍我们的前臂，直到我们直视他的眼睛。“好吃吗？”
“好吃，”我们说。
“嗯，你们接着吃，不着急。”他笑着，我们也跟着笑了。然后他对泰勒先生说：“再问一下，先生，这个工作之前的工作，你原来的工作，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大学教师，罗斯先生。”
“是吗？”父亲说，“听见吗，孩子们？你们在跟一位大学教师一块儿吃晚饭。”
“大学历史教师，”泰勒先生为精确起见而补充道。
“早该知道啊，”父亲承认说。
“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的一个小学院，”泰勒先生对我们四人说，“一九三二年他们把学校关闭一半，我的教学生涯也就结束了。”
“那你后来做什么呢？”父亲问道。
“嗯，你可以想象。由于失业率高，又到处罢工，所以我啥事情都干过一点儿。在印第安纳的沼泽地里收割薄荷。为哈蒙德的屠宰场包装肉。为东芝加哥的卡达希包装公司包装肥皂。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真丝制袜厂干过一年。甚至还在洛根斯波特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儿的一家精神病院，当那些精神病患者的护理员。艰难岁月之潮最终把我冲到这儿来了。”
“你教过的学院叫什么名字？”父亲问道。
“沃巴什。”
“沃巴什？”父亲说道，这个词的发音使他感到欣慰，“大家都听到过。”
“四百二十六名学生？我说不准他们究竟有多少学生。大家都听说过的是我们杰出的毕业生中有一人有一次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他是沃巴什人。他们知道他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担任美国副总统。他就是我们连任两届的副总统托马斯·赖利·马歇尔。”
“当然啦，”父亲说道，“副总统马歇尔，印第安纳的民主党州长。另一个伟大的民主党人伍罗德·威尔逊手下的副总统。威尔逊总统，一个高尚的人。正是威尔逊总统，”他说，由于这两天受泰勒先生的影响，现在他自己也有心情详述一番了，“有勇气任命路易斯·D.布兰代斯[45]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法院的第一名犹太成员。你们知道这个吗，孩子们？”
我们知道——这并非他第一次告诉我们。这只是他第一次在首都华盛顿这样一个餐馆里用洪钟般的嗓音对我们说。
泰勒先生顺着父亲的话说：“副总统说的什么话竟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名言呢？一天，在美国参议院——由他主持参议院辩论——他对参议员们说：‘这个国家需要的是，真正好的五分钱一支的雪茄。’”
我父亲大笑起来——确实是一句民间传言赢得了他那一整代人的欢心，连桑迪和我也因他向我们反复念叨而知道这句话。他欢快地笑着，然后，更有甚者，他不仅使他的家人，而且可能使餐厅里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他已经赞扬伍德罗·威尔逊任命一名犹太人为最高法院法官，而现在他更宣称：“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新总统。”
没有骚乱接踵而来。啥事也没有发生。真的，看来他用他那不放弃态度几乎赢得了这一天。
“是不是有一条沃巴什河？”父亲接着问泰勒先生。
“俄亥俄河的最长支流。四百七十五英里，从东到西贯穿印第安纳州。”
“还有一首歌呢，”父亲模模糊糊地记起来了。
“你说得对，”泰勒先生答道，“一首很有名的歌。或许像《扬基歌》一样有名。保罗·德雷瑟写于一八九七年。《在遥远的沃巴什河岸上》。”
“对了！”父亲叫唤起来。
“一八九八年我们的西美战争士兵们最喜爱的歌，”泰勒先生说，“一九一三年正式成为印第安纳州州歌。精确而言，是三月四日。”
“对，对，我知道这首歌，”父亲对他说。
“我希望每个美国人都知道，”泰勒先生说。
忽然间，我父亲以轻快的节奏唱起这支歌来，声音响亮得足以让餐厅里的每个人都能听见：“透过那悬铃木，烛光在闪亮……”
“好，”我们的导游赞赏说，“很好。”完全陶醉于我父亲那男中音的浑厚歌声中，这位“活百科全书”、严肃的小个儿终于笑了起来。
“我丈夫，”眼泪已干的母亲说道，“有一副动人的歌喉。”
“他是有好歌喉。”泰勒先生说，尽管没有人鼓掌——除了服务台后面的威尔伯——在我们的小小胜利撑得太久之前，在那个蓄有总统式胡须的家伙发狂之前，我们仓促站起身来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