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破败的墓园中，围在他墓前的，有从纽约来的几个他以前广告公司的同事，他们追忆着他当年的旺盛精力和独特创意，告诉他女儿南希，与他共事是多么愉快；有驾车从“海星沙滩”赶来的老人，那是一个位于泽西海滨[1]的退休养老住宅区，他自二〇〇一年感恩节后就一直住在那里，来的老人都是他不久前才开设的美术班上的学员；有他两个已经年届中年的儿子兰迪和隆尼，他们是他磕磕绊绊的第一次婚姻所生，主要由他们母亲抚养长大，所以看不到他有什么优点，只知道他有多么差劲，他们来这里纯粹是尽义务；有他的哥哥豪伊和嫂嫂，他们是前一天晚上从加州坐飞机赶来的；还有他三个前妻中的第二个，也就是南希的母亲菲比，她高挑，消瘦，满头白发，右臂无力地耷拉着。南希问她想说点什么，她羞涩地摇摇头，但接着就细声说了起来，吐字有点含糊：“真是无法相信。我老是想起他在海湾里游泳的情景——就是这点，我就看着他在海湾里游泳。”然后，还有南希，是她一手安排了她父亲的葬礼，并且打电话通知了现场出席的这些追悼者，这样葬礼上就不至于只有她母亲、她本人和他的兄嫂。只有一个出席者是不请自到的，一个身体壮实、长着一张乐呵呵的圆脸、头发染红的女人。她来到墓园，自我介绍名叫莫琳，是几年前他心脏手术后照顾他的私人护士。豪伊记起了她，走上前去吻了她的面颊。
南希对众人说：“让我先给大家说说这墓园吧，因为我发现我父亲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不但和我曾祖母一起葬在这墓园最初所在的几亩地里，而且他还是一八八八年建造这个墓园的参与者呢。最早出资、建造这座墓园的联合会是由散布在联合县、埃塞克斯县[2]的犹太教徒和犹太人慈善组织的殡葬协会组成的。我曾祖父在伊丽莎白市开了一家旅馆，专门招待新来的移民，他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不只是当他们的房东。正因为此，他才和别人合伙买下墓园原先所在的这块空地，他们一起把地面铲平，种上植被；也正因为此，他被推选为墓园首任主席。当时他还颇为年轻，精力十分旺盛，墓园有一份文件阐明进入墓园的死者‘生前需恪守犹太宗法’，这份文件的落款处至今只有他一个人的签名。显而易见，如今单个的墓地、栅栏和门都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许多东西烂了，坍了，门锈了，锁不见了，不少地方被破坏了。这一带成了机场的末端，现在你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几英里外新泽西高速公路上源源不断的车流声。我当然首先想到我父亲可能落葬的这片着实美丽的土地，这片他和我母亲年轻时常常一起游泳的地方，这片他喜欢在海岸边游泳的地方。虽然环顾四周，这幅破败的景象真令我心碎——也许你们各位同样如此，甚至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聚集在这样一个被岁月摧残得如此伤痕累累的地方——因为我还是希望他能长眠在那些曾经爱他、生他、养他的人旁边。我父亲很爱他的父母，他们应该在一起。我不愿让他孤零零地安葬在别处。”她沉默片刻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位面容温和、三十五岁上下的女子，长相和她母亲当年一样秀气，一望即知毫无威严的气质，连勇敢也谈不上，她像个十岁孩子般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她转身面对灵柩，拾起一块土，带着年轻姑娘的那种茫然神态轻轻说：“好吧，就这样结束吧。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了，爸爸。”说着，把土块放在棺材盖上。接着她想起他个人恪守数十年的要坚忍的座右铭，开始哭泣。“现实无法重复，”她对他说，“当它来临时就要一把抓住它。坚持你的立场，机会来临时就抓住它。”
下一个把土块放在棺材盖上的是豪伊。他从小就崇拜豪伊，相应的，豪伊也待他十分友爱，耐心教他骑自行车、游泳，带他参加所有豪伊自己都出类拔萃的运动。直到现在，凭豪伊的身子骨，他似乎还能带着橄榄球奔过中线，他都已经七十七岁了。他从没有因为什么病而住过医院，一辈子健康得令他自己都得意洋洋，而他俩居然是同一树干上长出的同胞枝芽。
因为动情，他的嗓音有些沙哑。他对妻子轻声说：“我的小弟，就这么没了。”然后他对每个人说：“看我能不能说好吧。现在让我们说说这个人，说说我弟弟……”他顿了顿，整理一下思路，使发言有条理。他那种说话方式、那种高兴的音调都与他弟弟像极了，菲比听着就哭了，南希马上扶住她的手臂。“他最后那几年，”他注视着坟墓，说，“除了健康问题，还很孤独——这同样是个问题。我们随时都会通电话，尽管去世前那段时间，不知为何，他不再主动和我联系，他在高中就对绘画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广告界干了一辈子，先是做美术指导，再晋升为创意总监，获得了相当的成功。退休以后，他几乎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画。毫无疑问，我们要说的话，每个来这里凭吊亲人的人都说过：他应该更长寿。真该活得更长久。”说到这里，他停顿片刻，脸上无奈、忧伤的神情变成了苦笑。“我上高中时，下午经常参加球队训练，他就接替我放学后帮父亲跑腿的任务。他对自己才九岁就能干这样的事而高兴坏了，他喜欢把钻石装进信封放在兜里，跳上公交车去纽瓦克，在那里，父亲雇用的钻石镶嵌师、切割师、抛光师，还有手表修理师，一个个在散布于弗莱林胡伊森大街上那些像鸟笼子一样的作坊里干活。这差事令这孩子无比快活。我想，看着这些手艺人在那些狭小的空间里孤独地工作，他肯定也萌生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艺术的念头。而且，我觉得当他眼眶里卡着放大镜看钻石的各个琢面，创造艺术的强烈愿望一定油然而生。”豪伊骤然发出一阵大笑，稍稍放松了一些因为发言而紧张的情绪，然后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哥哥。钻石只会让我产生赚钱的欲望。”接着他仿佛望着他们童年时代那阳光灿烂的窗子，继续刚才因为这番评论而打断的回忆。“父亲每个月在《伊丽莎白日报》上打一次小广告。赶上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那段节日的旺季，他就每星期打一次。‘手表以旧换新大优惠’，他就这样攒起了那些旧手表，扔在珠宝钟表店后面的抽屉里——大部分破得连修都没法修。我这个小弟弟却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都坐在那里，转着手表指针，听听它们还能不能嘀嗒走动，琢磨着每一个表面、每一个表壳像什么。小家伙整天捣鼓的就是这些事儿。换来的这一两百块旧表，整抽屉的旧表，加起来最多也就值十块钱，可是在这个头脑正开窍的小艺术家眼里，里屋这放手表的抽屉真是个藏宝箱。他常常从里面挑手表戴在手上——他永远都戴着一只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手表，一只指针还能走动的手表。至于那些外表是他喜欢的、他想尽量修好的手表，他就瞎捣鼓一气，但毫无起色——通常只会令手表坏得更彻底。不过，这还只是他亲手干细致活的开始。我父亲总是雇两个高中刚毕业的女孩，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岁出头，帮他站柜台。她们都是亲切、甜美的伊丽莎白市本地姑娘，举止得体，身材匀称，她们都是基督教徒，大都来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家庭，父亲、叔伯、兄弟都在胜家缝纫机厂、饼干公司或是码头上干活。他认为基督教家庭里出来的姑娘待人和气，会令顾客感觉自在。如果顾客有请，姑娘们还会为他们试戴首饰，让他们看看效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女顾客最后就掏钱买了。爸爸告诉过我们，女人看到漂亮姑娘戴着一件首饰，心里都会想，如果她自己戴上那件首饰，一定也会那么漂亮。码头上那些到店里来打算给女友买订婚、结婚戒指的小伙子，有时候冒冒失失地握着营业员姑娘的手，仔细打量姑娘试戴的钻戒。我弟弟也喜欢和这些姑娘泡在一起，早在明白其中道理之前他就对此乐此不疲了。他会在打烊时帮姑娘从橱窗和玻璃柜台下拿出展品。他喜欢帮她们干任何事情。他们把橱窗和柜台里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最便宜的。就在关门前的那一刻，小家伙打开里屋的大保险箱，爸爸很放心地把密码告诉了他。在他之前，这些活儿是我干的，当然，也像他一样尽可能地离姑娘们近一些，特别是那一对叫哈丽埃特和梅的金发姐妹。多年来，来来去去换过许多姑娘，有哈丽埃特、梅、安玛丽、简，还有米拉、玛丽、帕蒂，以及凯瑟琳和柯琳。每个姑娘都令这孩子着迷。大美人柯琳，刚过十一月就坐在里屋的工作台前，和我的小弟弟一起在装着店里特制产品目录的信封上写顾客邮寄地址，准备迎接节日销售旺季的到来。到那时候，爸爸每星期有六个晚上都营业，人人都像狗一样拼命干活。如果你给我弟弟一盒信封，他比谁都数得快，因为他的手指十分灵巧，数起信封都是五张一数。我观察他，结果不言而喻，这正是他在干的：向柯琳炫耀他数信封的本事。能够成为珠宝商可靠的儿子，这孩子干起任何事情都那么高兴！没错儿，那正是我们父亲最爱拿来表扬人的词儿——‘可靠’。多年来，父亲卖婚戒给伊丽莎白市的爱尔兰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反正大都是年轻劳工。有半数人买了戒指以后会邀请他带全家参加婚礼。大家都喜欢他，他有幽默感，卖的东西也不贵，还乐意让任何人赊账，所以我们都去——先是去教堂，然后去参加热闹的庆祝活动。‘大萧条’来了，战争来了，但我们还有婚礼；有营业员姑娘；有用信封包着价值数百元的钻石放在方格纹口袋里、坐公共汽车去纽瓦克的旅行，每个信封上都有父亲写给钻石镶嵌师或切割师的要求；有五英尺高的莫斯利牌保险箱，我们每天晚上小心谨慎地将盛着珠宝的盘子放进去，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所有这一切就是我弟弟这样一个乖小孩生活的主要内容。”豪伊的视线又落在棺材上。“现在又怎么样呢？”他问，“我觉得能记住多少是多少了。想啊想啊，要想起更多……可是为什么不记住呢？亲朋好友之间再哭一加仑眼泪又怎么样呢？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问我会不会介意让他保存父亲的手表。那是一块汉米尔顿牌手表，宾州兰卡斯特产的，据专家也就是店主说，这是我国出产的最好的手表。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有人买，父亲无不向顾客保证他的选择绝对没错。他会说：‘您瞧，我自己都戴这牌子。这是非常非常得宠的手表，汉米尔顿牌。据我所知，是最好的国产手表，绝对没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手表每块卖七十九元五角。那时候，随便什么东西，打折后的价格零头都是五角。汉米尔顿牌手表口碑非常好，以前是很上档次的，我爸爸就很喜欢他那块，所以弟弟说想要爸爸的手表，我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本来也可以要珠宝放大镜和父亲放钻石的盒子，就是那个父亲无论去哪里谈生意都要放在大衣口袋里的破旧皮盒：里面有镊子，小螺丝刀，用来量圆形宝石大小的尺寸工具，包零散钻石用的、折起来的白纸。这些美丽、珍贵的小东西，他曾握在手中，放在心口，但我们决定还是让放大镜、钻石盒子以及盒子里的所有东西，和他一起葬在坟中。他总是一只口袋装放大镜，另一只放香烟，所以我们把放大镜放在他寿衣里。记得弟弟当时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他的眼睛上啊。’悲痛就能让人变成这样。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不知所措。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无论对错，除此以外我们好像无事可做。因为它们可不仅仅是他的东西——它们就是他本人……最后说说这块汉米尔顿表吧，我父亲的这块老式汉米尔顿牌手表，这块‘老’汉米尔顿，每天早晨你都要给它上发条，有时还得拔出发条弦调整指针位置……除了游泳，弟弟一天到晚戴着它。所以直到四十八小时之前，他才永远地脱下了。动手术时他把手表递给护士，让她锁在安全的地方，但他死在了手术台上。今天上午在来墓园的车上，我侄女南希给我看她在表带上新打的一个眼，现在，轮到她戴着这块汉米尔顿看时间了。”
接下来是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年近五十的男人有着乌黑光亮的头发，深邃而富有表情的眼睛，同样宽大的嘴巴性感而饱满，活像他们的父亲（和伯父）在他们这个年纪时候的模样。他们相貌英俊，身体却开始发福，似乎彼此亲密无间，与那死去的父亲却又极其疏远。弟弟隆尼首先走到墓前。但他一把抓起土块，整个身子就开始摇晃颤抖，仿佛胃里剧烈翻腾就要呕吐。他内心充满对父亲的某种情绪，这情绪不是敌对，而是敌对感使他难以释怀。他张开嘴巴，除了大口大口显得奇怪的喘气，什么都没有吐出来。这令人觉得，无论怎样控制情绪，他似乎永远也走不出来。眼见他情况不妙，哥哥兰迪——那个性格更为果断的儿子，对他积怨也更深的儿子——立刻上前来帮他。他一把从弟弟手里抓过土块，代表他们俩，扔到棺材上。发了言，他就完事了。“安息吧，爸爸。”兰迪说，声音中竟丝毫没有亲切、悲痛、挚爱、失落的意味。
最后一个走近棺材的是他的私人护士莫琳，一望即知她是个勇敢顽强的人，见多了生生死死。当她带着笑，让土块慢慢滑过半收拢的手掌，落到棺材上，那姿势看来就像性爱的前戏。显然，对这个人，她曾经很动心。
葬礼到此结束。没什么特别之处。他们都已说过必须说的话了吗？不，他们没有说，当然，他们都发了言。那天在这个州，上上下下有五百个像他这样的葬礼，常规的，普通的，与其中任何一个相比，他的葬礼并没有多少值得留意之处，除了他两个儿子在墓前那令人捉摸不透的三十秒钟，还有豪伊用那么详尽的细节，让大家重新看到一个仿佛在死亡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纯真世界，看到永驻于他们父亲创造的伊甸园中的生活，看到一个十五英尺宽、四十英尺长、装扮成老式珠宝店模样的天堂。但另一方面，葬礼的普通也是最令人痛苦的，令人再次想到吞噬一切的死亡现实。
几分钟的工夫，每个人都走了——疲惫地含泪走了，结束我们这种生物最不喜欢的活动——把他留在身后。当然，任何人死的时候，总有许多人深感悲痛，也总有人无动于衷，或者觉得松了口气，或者出于种种原因，心头着实高兴。
虽然从十年前的上一次离婚以来，他已渐渐习惯一切靠自己的单身生活，但手术前的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还是竭力回忆每一个曾在病房里等待他从麻醉剂的药性中清醒过来的女人，甚至想起其中那个最帮不上忙的女人——他最后一任妻子。有她在身边，他心脏搭桥手术后的调养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带来美好记忆的，是那个带着亲切的职业精神跟他从医院回到家的私人护士。她满怀热情、全身心投入地照顾他，使他逐渐康复，还在他恢复旺盛的性能力后，背着他妻子，长期与他保持私情。莫琳。莫琳·拉扎克。他到处打电话找莫琳。他希望这次出院回家，如果还需要人照顾，她能回来当他的私人护士。但是，都过去十六年了，医院护士处已经和她失去联系。现在她应该四十八岁了，很可能已经结婚生子，昔日窈窕、活泼的年轻女子，已成身材粗壮的中年妇女。与此同时，他为了保持自己无懈可击的男人本色所作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岁月已将他的身体变成一座仓库，存放着各种防止他衰竭的人造器官。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要费这么多力气和花招，来驱散死亡带给他的心理阴影。
过了一辈子，他还记得一九四二年秋天妈妈带他去医院做疝气手术路上的情景，那次乘公共汽车不到十分钟的经历。通常，如果他和妈妈外出，总是坐家里的车，由爸爸开车。可那次，公共汽车上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他们去的医院也正是他出生的地方。她令他暂时忘却了恐惧，有勇气面对手术。更小的时候，他曾在这家医院摘除扁桃腺，后来就再没回来过。现在他要在这里待四天四夜。他九岁了，是个懂事的孩子，还没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成长问题，但是在公共汽车上，他觉得自己变小了，需要依偎在妈妈身边，而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不需要再这样。
他哥哥念高中一年级，正在上课，爸爸早在他和妈妈动身去医院前就开车上班去了。妈妈的大腿上放着一只小旅行包。里面有牙刷、睡衣、浴袍、拖鞋，还有几本他带着要读的书。书名他至今仍记得。医院位于当地图书馆分馆的拐角附近，所以要是他把带去医院的书读完，妈妈还可以帮他补充新的读物。出院以后，他还得在家里休养一个星期才能上学，对于因此而落下的课，他比脸上盖麻醉面罩还要焦急，他知道他们要往他脸上盖面罩让他麻醉。在四十年代初，医院还不允许孩子的父母在医院里陪夜，所以他得在妈妈、爸爸和哥哥都不在身边的情况下独自睡觉。对此他也很焦急。
他妈妈谈吐得体，彬彬有礼，他和妈妈乘电梯去手术楼层的儿童病房，一路上碰到的挂号处给他登记的女士、护士处的护士，都像他妈妈一样有风度。妈妈提着他的旅行包，因为在他治好疝气、完全康复之前，他不能拿任何东西，即使旅行包很小。几个月前他发现自己的腹股沟肿胀，他谁也没告诉，只想自己用手指把肿块按下去，以为这样可以没事，而浑然不知疝气到底是什么，离生殖器这么近的位置肿起来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那时候，如果家长不想让孩子做手术，或者没钱做手术，医生还可以让孩子穿金属骨架的围腰。他就知道学校里有个男孩穿着这样的围腰，他不把自己长肿块的事情说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自己也要穿这种围腰，在体育课换短裤的时候被其他孩子看到。
最后他还是向父母坦白了。父亲马上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迅速给他做了检查、诊断，跟他父亲谈了几分钟，最后决定让他做手术。每件事情都以惊人的速度飞快进行着，医生——也就是当年将他接生到这个世间的那位医生——向他保证会没事，还拿他们俩都爱看的晚报连载漫画《李尔·阿伯纳》跟他说笑。
据他父母说，这位史密斯医生是本市最好的外科大夫。史密斯医生本名索利·斯莫洛维茨，跟这孩子的父亲一样，也是穷移民家的儿子，在贫民窟长大。
手术排在明天上午做，可他进医院不到一小时，就已经躺在病床上了——当时的病人都得这样。
邻床的是一个刚做完胃部手术的男孩，还不能下床走路。这孩子的母亲坐在床边，握着儿子的一只手。孩子他爸下班后来看儿子时，跟妻子是用意第绪语交谈的，这令他觉得他们不想在儿子面前用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英语讲话，是过于担心了。他以前只在一个地方听过别人说意第绪语，就是在珠宝店里，有些战争难民来店里找沙夫豪森手表，这个牌子的手表很难找，他父亲会到处打电话，尽量帮他们问哪儿有卖——“沙夫豪森——我要一块沙夫豪森。”这就是他们的英语程度。当然，那些每个月从纽约来伊丽莎白一两趟的哈西德教派[3]犹太人，也几乎只说意第绪语；他们来为店里的钻石补货——因为对他父亲来说，要在自己的保险箱里大量备货，成本未免太高。战前在美国，哈西德教派的钻石商人要比战后少得多，但他父亲从一开始就更喜欢和他们做生意，而不是跟大的钻石行。来得最多的钻石商，是一个年纪较大、头戴一顶大黑帽、身穿黑长袍的人——这种衣服你在伊丽莎白的街上根本看不到有人穿，连犹太人都不穿——他只花了几年时间，就举家从华沙到安特卫普再到纽约，完成了移民路线。他蓄着胡子和鬓发，把放钻石的腰包藏在带流苏的贴身内衣里，这里头的宗教意义就令我们这位刚开始萌生世俗念头的主人公想不通了——事实上，他觉得这似乎很可笑——尽管他父亲解释了为什么哈西德教派信徒还跟两百年前在故国的祖先穿着一样，还保持着差不多的生活方式；不过，他还是向他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说，他们现在是在美国，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想剃胡子就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钻石商有七个儿子，其中一个结婚的时候，他邀请他们全家到布鲁克林参加婚礼。所有男人蓄着胡子，所有女人戴着假发，男女坐在犹太会堂的两边，被一堵墙隔开——连婚礼后的跳舞都不在一起，婚礼过程中的每桩事情，他和豪伊都讨厌。这钻石商来店里的时候，总是脱下长袍，但仍戴着帽子，跟他父亲两人坐在柜台后面用意第绪语愉快地聊天。他父亲的父母，也就是他的祖父母，移民后在家里仍然跟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们说意第绪语，一直到死。不过一到看钻石的时间，这两个人就挪到里屋，那里有保险箱、工作台和棕色漆布地板，还有那扇你即使从里面使劲搭上闩也永远关不严实的门后边空间逼仄的厕所和小台盆。他父亲总是当面付支票。
豪伊帮他父亲一起关门下班——用穿过橱窗的扣锁关上栅栏门，打开防盗报警器，把锁都扔在前门——然后他父亲就出现在小儿子的病房里，拥抱他。
这时，史密斯医生来做自我介绍了。这位外科大夫穿着一套正式的西装，没穿白大褂。他父亲一看到他进屋就站起身。“史密斯医生来了！”他叫道。
“这位就是我的病人吧，”史密斯医生说，“好啦，”说着来到床边，一手紧紧握着他肩膀，对他说，“我们明天就把疝气给治了，你会活蹦乱跳像变了个人似的。橄榄球你爱打什么位置？”他问。
“边锋。”
“哦，那你不用多久就可以回去打边锋了。你以后可以打任何位置。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我再来看你。”
他父亲大着胆子跟这位名医开玩笑，说：“您今晚也好好睡一觉吧。”
晚饭送来了，他母亲和父亲都坐着跟他说话，好像在家里似的。他们轻声说话，以免打搅那个生病的孩子和他的家长——他们现在沉默着，那位母亲还坐在床边，父亲则不停地在床脚踱步，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又走回来。有父母在场，那孩子没怎么动。
晚上八点差五分的时候，一名护士把脑袋探进病房宣布探视时间结束。那个孩子的父母又用意第绪语交谈了几句，然后，母亲在孩子额头亲了好几下，两人走出病房。泪水顺着那父亲的脸颊流下来。
接着，他自己的父母也走了，回家在厨房里跟他哥哥吃推迟的晚饭，没有他在场。临走前母亲吻了他，又紧紧抱着他。“你能行，儿子，”父亲说着，也凑近身子亲他，“就好比我派你坐公共汽车跑腿，或者在店里派你活儿干。不管干什么，你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可靠——我两个可靠的孩子！一想到孩子，我激动得连衣服扣子都快绷开了呢。你们干起活来总是像我们从小教导你们的那样一丝不苟，认真、努力。拿着名贵的珠宝来回跑纽瓦克，口袋里装着二十五分、五十分的钻石，小小年纪一点也不露怯。活脱脱就像你在呱呱脆爆米花里面发现什么杂物。嗯，如果那种活儿你能胜任，那么这活儿也不在话下。对你来说这只是换一种工作。干这活儿，完成任务，明天一切就都结束了。铃声响了，上场挥拳吧。好吗？”
“好。”男孩说。
“明天上午我来看你的时候，史密斯医生会办妥的，这事儿就完了。”
“好。”
“我两个儿子真棒！”
接着他们就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和邻床的男孩。他伸手去够他母亲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叠书，开始读《瑞士人罗宾逊一家》，又试着读《金银岛》，再是《吉姆爷》。接着，他把手伸到床单下摸摸自己的疝气。肿块没了。根据已有的经验，他知道这疝气块会有几天暂时退下去，不过他相信这回是往好里退，不用动手术就能好。一位护士来给他量体温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跟她说他的疝气消失了，应该把他父母叫来带他回家。她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带来的书，告诉他可以下床去洗手间，不然也可以舒舒服服地看书，直到她回来关灯。她对那个男孩只字不提，他相信这男孩要死了。
他起初毫无睡意，因为他要等着看男孩的死，接着还睡不着，是因为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刚过去的夏天被冲上海滩的溺水者尸体。那是被德国潜艇鱼雷击沉的油轮上的水手。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在离他们住的那栋房子仅隔一个街区远的沙滩边，发现了这具油污中的尸体和船上货物的残片。每年夏天，他们一家四口就在那栋房子里租一套房间住一个月。大多数日子海水很清澈，他不用担心踏进浅浅的海浪时，光溜溜的大腿会碰着溺水者的尸体。可是当他走过沙滩，沉没的油轮泄漏的原油把沙子结成块，粘在他脚底上，他害怕自己会一脚踩在一具尸体上，或是希特勒派来的、刚刚登岸的破坏分子身上。海岸警卫队队员佩着步枪、冲锋枪，（通常）还牵着警犬，在几十英里无人的海岸线上日夜巡逻，防备破坏分子登陆。但还是有些人乘其不备，在当地纳粹支持者的接应下溜了进来，正是通过他们在船与岸之间的情报联络，引导德国潜艇潜入东海岸的航道，在美国参战以后在新泽西海域击沉了多艘船只。战争的距离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近，因而恐怖也近在咫尺。他父亲告诉大家新泽西海域是整个美国海岸线上“最倒霉的轮船墓地”，而现在，在医院里，他无法让“墓地”这个词停止折磨他，也无法从脑海中将他和哥哥在木板路上看到的、海岸警卫队在几英寸浅水中捞出的浮尸形象抹去。
睡着以后，他不知何时听到房间里有点吵闹，醒过来看到两张床之间拉起了一道帘子，挡住他看到另一张床，医生和护士在那边忙碌——他能看见他们移动的身影，听到他们轻声耳语。有名护士翻过帘子，发现他醒了，就来到他床前柔声说：“继续睡觉吧。明天你可不轻松。”“出了什么事？”他问。“没什么，”她说，“我们在给他换绷带。闭上眼睛睡吧。”
第二天一早他就醒了，等着动手术，他母亲已经来了，站在床脚边冲他微笑。
“早上好，亲爱的。我勇敢的孩子感觉怎么样？”
他转头打量邻床，发现床单已经被拿走了。那光秃秃的、包床垫的条纹棉布和两个没有枕套、叠在空床当中的枕芯已经说明了一切。
“那男孩死了。”他说。他这么小就住院够让人印象深刻了，在这个年纪见证死亡却让他更难忘。第一个忘不了的是那具浮尸，第二个就是这个男孩。昨晚他醒来看着帘子后面移动的身影，忍不住想，这些医生在杀害他。
“亲爱的，我相信他是转移到其他病房去了。他得转到楼下那一层。”
正在这时，两个护工出现了，来带他去手术室。其中一人让他先上洗手间，他首先就把洗手间的门关上，看看疝气是不是真的没了。可是那儿又肿起来了。这下，手术是逃不掉的了。
他母亲只能跟着他的轮床送到电梯口，他将由此进入手术室。护工将他的轮床推进电梯间，然后下降，停下，开门正对着一条奇丑无比的走廊，通往手术室。史密斯大夫穿着手术长大褂、戴着白口罩，这副形象把他彻底改变了——甚至可能不是史密斯医生。他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可能不是贫困的移民斯莫洛维茨家的儿子，是他父亲一无所知的人，是没人认识的人，只是踱进手术室拿起一把手术刀的人。在这个恐怖时刻，他们把麻醉面罩盖在他脸上，像是要闷死他似的，他还可以发誓，那个外科大夫，无论是哪位，轻轻说了一句：“现在我要把你变成小姑娘啦。”
度了一个月假，回到家没几天，他开始感到不适。这次度假就跟战前他们全家到泽西海滨度假一样开心。他和那个已经相好两年的情人在玛莎葡萄园岛[4]租了一幢紧挨着马路、似乎摇摇欲坠的半装修房子，度过了整个八月。他们之前从来不敢，也没有机会天天厮守在一起过上一整段日子。这回的同居是一次充满快乐的成功试验，是整天游泳、远足、身心松弛地做爱的美妙一月。他们曾游过一个海湾，躺在别人视线之外、蜿蜒的沙丘中，在大太阳底下野合，然后再起身迅速穿上泳衣，游回沙滩，翻石头捡大把的贻贝，装在盛满海水的桶里带回家做晚饭。
惟一让他不安的时刻在晚上他们沿着沙滩一起散步时来临。幽暗的大海伴随着如雷的轰鸣声翻滚，繁星满天，这令菲比兴高采烈，却让他感到恐惧。繁星分明是在告诉他，他难逃一死，大海的轰鸣近在咫尺——还有海水的狂暴下那最黑暗的噩梦，令他想逃离人终将湮灭的威胁，回到那温馨、明亮、尚未装修好的房子。朝鲜战争后他在海军英勇服役时也曾面对浩瀚的大海与无垠的夜空，但感受不是这样的——那时他从未想到过丧钟。他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恐惧，但还得竭力不让菲比看出这种心理。今非昔比，现在他可以说自己是生活的主人，为什么还要怀疑人生？为什么他一边冷静、诚恳地想着自己未来更充实的人生，一边却要想象自己身处湮灭的边缘？但每次他们在夜空下沿着沙滩散步，他都会这样。无论怎么看，他既不招摇，没有变丑，也不走极端，那他为什么在这个年纪，要被死亡的想法困扰呢？他通情达理，待人和气，是个亲切、温和、勤奋的人，熟悉他的人可能都会这么认为，当然，被他抛弃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除外，这可以理解。当他最终放弃一段失败的婚姻，到别处去寻找他所渴求的那种男女温存时，他们不可能报以同样的通情达理。
他相信，大多数人都曾认为他很落伍。年轻时他就认为自己很落伍，他是那么规规矩矩，那么缺乏闯劲，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没有由着自己性子画画，随便靠什么古怪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他曾这样暗暗地憧憬，可是他太乖了，是个好儿子，于是他遵从父母的意愿，结婚，生子，进入广告业过安稳日子。他从未想过自己可以不仅仅当一个凡人、一个为了维持一段天长地久的婚姻而付出一切的人。他正是怀着这样的期望结了婚。然而相反，婚姻成了牢狱，于是，经过多少次在工作时、在夜深难眠时曲折复杂的思索之后，他开始痛苦而不懈地找寻自己的出路。难道凡人就不会这样做吗？难道凡人们每天都不会这样做吗？与他妻子对所有人说的情况相反，他并不渴望那种为所欲为、无所不为的放纵的自由。远非如此。他是在憎恶自己所拥有的同时，渴望一种稳定的状态。他不是那种希望同时过两种生活的人。无论顺从父母意愿带来的是限制还是安逸，他都认了。他想要的，仅仅是扫除头脑中婚姻冲突的耻辱所滋生的丑恶念头。他并不要求与众不同。那只会遭受责难、批评，不被理解。他说服自己，为了避免精神分裂地过半辈子，无论他的所作所为使两个无辜的孩子失去什么，作为一个凡人，他最终都可以获得原谅。
令人恐惧的遭遇死亡？我现在才三十四岁！他对自己说，等你到七十五岁的时候，再担心这个问题吧！遥远的未来有的是时间让你对那个终极大限生发痛苦和忧愁！
但是，和菲比一回到曼哈顿（他们彼此住的公寓相隔三十多个街区），他就莫名其妙地犯病了，没有食欲，浑身乏力，还整天恶心，每走一个街区都会感到虚弱、犯晕。
医生查不出他有什么毛病。离婚后他就开始咨询心理分析师。分析师将他的状态归因于他妒忌同为美术指导的同事刚在广告公司晋升为副总裁。
“这令你难受。”分析师说。
他说这位同事比他年长十二岁，是非常大度的合作者，他但愿他更好，但分析师不停地说被他掩藏起来的“深层的妒忌心理”是他感到不适的原因，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一观点不对，可这位分析师对自己的错误判断似乎泰然自若。
随后的几星期，他去看了好几次医生，往年他一般每几年才为了什么小毛病去找他。但现在，他的体重在下降，恶心也愈发严重。他从未感觉这么糟糕，比离婚那阵子还要糟：当初他离开塞西莉娅和两个孩子，随之而来的是为离婚条件而闹法律纠纷，在法庭上他因为和广告公司新来的文案菲比（原告把她也召到法庭站在证人席上——她委屈、憔悴，似乎觉得自己是在指控萨德侯爵——作为他“数不清的女朋友中的第三十七号”，而事实上，原告把眼光放得太长远了一点，菲比只是第二号）有染而被塞西莉娅的律师概括为“出名的花花公子”。至少那时候还可以为他的悲惨状况找到一个具体的原因。可现在，他一夜之间从一个身体棒极的人莫名其妙地成了有病的人。
一个月过去了。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他停止了晨泳，连食物都不敢看。一个星期五下午，他早早下了班，在没有预约、连电话都没有打的情况下叫了出租车直奔医生办公室。他只给菲比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他要干什么。
“让我住院吧，”他对医生说，“我觉得快要死了。”
医生帮他做了安排。他到医院时，菲比已经在医院咨询台旁等他。到五点钟他被带进一个房间，快到七点，一个高大、黝黑、英俊的中年男子穿着无尾礼服走进来，自我介绍是他的内科医生请来给他看看的外科大夫。他正要赶去参加某个正式活动，去之前想顺便过来迅速检查一下。他的手重重地按在他右腹股沟上。和他定期看的内科医生不同，这位外科医生不断地按，令他疼痛难耐，按得他感到快吐了。医生问：“你以前胃疼过吗？”“没有。”他说。“那好，是阑尾炎。你要动手术。”“什么时候？”“现在。”
接着他在手术室里见到了这位医生。他已经把晚礼服脱掉，换上了手术服。“你把我从一个乏味的晚宴中救了出来。”医生说。
他第二天上午才醒来。床头站着菲比，还有他表情凝重的父母。是菲比打电话通知了他们（他们还不认识她，除了听塞西莉娅恶毒的诋毁，听她滔滔不绝的电话倾诉，结尾总是：“我真同情这个代替我的小姑娘玛菲特[5]——老实说我真同情这令人作呕的贵格派小娼妇！”），他们马上驱车从新泽西赶来。他尽力辨识身边的人，看到一个男护士似乎在笨手笨脚地往他鼻子里插什么管子，或许是在试图把它拔出来。他说了第一句话——“别折腾了！”——接着又失去了知觉。
等到他醒来，他父母正坐在椅子上，仍是一副受了折磨、疲惫不堪的样子。
菲比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握着他的手。她面色苍白，还挺年轻，柔弱的外表掩藏着沉着与坚定。她丝毫不显得害怕，声音也很镇定。
菲比对身体的痛楚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有严重的头痛病，二十多岁时还不当一回事儿，等到三十多岁头痛越来越有规律、越来越频繁时，她才意识到是偏头痛。所幸她发作时还能睡着，但是一睁开眼，一恢复知觉，疼痛就来了——脑袋一边奇痛无比，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挤压她的脸部、下巴，眼窝后面有一只脚在踩她的眼球。偏头痛发作时，即使闭上眼睛还是会看到螺旋形的光、亮斑在眼前旋转，进而就觉得失去了方向感，头昏眼花、疼痛、恶心、想呕吐。“好像你根本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她后来对他说，“我身体一点都没什么，就是头疼得厉害。”他能尽力为她做的，就是把她吐在大汤锅里的东西倒掉，在盥洗室把锅子洗干净，然后踮起脚尖回到卧室，把它放在床头，以备她下次呕吐之用。在偏头痛持续的一两天里，她待在不透光的房间里，身边不能有旁人，哪怕拉好的窗帘下漏进来一点点光线她都受不了。吃药也没用。任何药对她都不起作用。一发作就停不下来。
“我怎么了？”他问她。
“阑尾穿孔。你已经发作一段时间了。”
“严重吗？”他虚弱地问。
“腹膜炎症很厉害。伤口上有许多脓。他们在排脓。你服了大剂量的抗生素。会好的，我们还要像上次那样游海湾。”
真是难以相信。记得一九四三年，他父亲因为未确诊的阑尾炎和严重腹膜炎，病得快要死了。当时他四十二岁，有两个孩子，放下生意在医院里待了三十六天。回到家，他虚弱得连到他们家公寓的那一小段楼梯都几乎爬不上去，后来还是在妻子的搀扶下才从门口走到卧室。他一屁股坐在床沿，第一次当着孩子的面，忍不住哭了。十一年前，他最小的弟弟山米——八个孩子中最受宠的一个——在工程学院读三年级时由于急性阑尾炎而丧命。当时他十九岁，十六岁进了大学，理想是当一名航空工程师。他们家八个孩子，只有三个上到了高中，山米是头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他的朋友都是邻里最聪明的孩子，也都是犹太移民的孩子，他们定期在彼此家中下象棋，热烈讨论政治和哲学问题。他是他们的头儿，是田径队的短跑运动员，也是性格开朗的数学天才。当他父亲在卧室里掉眼泪的时候，口里带着拖腔念叨的正是山米的名字。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当年依靠他供养的家庭。
先是山米叔叔，再是他父亲，现在轮到他——他是第三个阑尾穿孔、腹膜发炎而病倒的。接下来的两天中，他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知道究竟会遭到山米那样的命运，还是像他父亲那样康复。
他哥哥第二天就从加利福尼亚搭飞机赶来了。他睁开眼就看到哥哥亲切地站在床边，从容，自信，乐呵呵的，这对他很重要，他想，豪伊在这儿，我可不能死。豪伊弯下腰亲了他的额头，当他一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握着病人的手，时间就停止了，“现在”消失了，他回到了童年，变回一个小男孩，在跟他邻床而睡的哥哥宽容的保护下不用为什么事情担惊受怕。
豪伊待了四天。在这四天里，他有时候飞往马尼拉、新加坡、吉隆坡，然后再回来。他在高盛公司以收账员起步，很快就从信息传递员上升成为货币交易柜台的顶级好手，并开始自己投资股票。最后他的工作就是帮许多跨国公司和外国企业如法国的葡萄酒庄、西德的相机生产商、日本的汽车公司等，把法郎、德国马克和日元套汇变为美元。他经常出差去见客户，并且继续向他看中的公司投资，到三十二岁，他已经赚到了第一个一百万美元。
把父母送回家休息后，豪伊再回来，和菲比一起，陪伴他度过最难熬的那段时间，然后准备等医生确认危险期已过，就马上冲出去办事。最后一天上午，豪伊平静地对他说：“这回你可碰到好姑娘了，别再搞砸了，别让她走了哦。”
他怀着转危为安的喜悦，心想，这世上还有人对生命的热爱能像豪伊这样富有感染力吗？还会有比我更幸运的弟弟吗？
他在医院里待了三十天。护士大都是温柔和气、尽心尽力的姑娘，带有爱尔兰口音，她们进来巡视他的时候，似乎永远都有时间闲聊一会儿。菲比每天下班后就径直过来，在病房里吃晚饭；他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现在他会多么潦倒、虚弱，又该如何面对如此怪异的病症呢？他哥哥根本不用提醒要珍惜她；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坚定地要和一个人长相厮守。
十月的几个星期流逝而去，他可以看到窗外的树叶渐渐变黄，大夫回来的时候，他问大夫：“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想念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大夫静静地听着，然后，带着微笑，说：“难道你还没明白吗？你差点什么都不用想念了。”
二十二年过去了。二十二年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因为健康而产生的无穷自信——二十二年不用与疾病和相应而来的灾难为敌。当他和菲比在星空下的玛莎葡萄园岛上散步，他安慰自己，要到七十五岁时才需要担心湮灭的问题。
曾经有一个多月时间，他几乎每天下班后开车去新泽西看望垂死的父亲，结果，一九八九年八月的一个傍晚，他在城市运动俱乐部的游泳池里突然感到呼吸非常困难。大约半小时前他刚从泽西回来，决定先来快游几圈恢复一下身体平衡再回家。通常他都是每天一早来俱乐部游一英里。他极少喝酒，从不吸烟，还保持着五七年从海军退伍回家、刚开始在广告业工作时的体重。阑尾炎和腹膜炎的折磨让他知道，他和任何人一样都可能生大病，但是他这样一辈子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人，最后居然要准备接受心脏手术，这好像很荒谬。事情完全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第一圈他都没法游完就必须靠到泳池边，因为透不过气。他爬上去坐在池边，双腿放在水中，力图镇定下来。他想，透不过气肯定是因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病情在短短几天内恶化。可事实是他的病情在恶化，第二天上午他去看医生，心电图上有明显异样，显示出冠状动脉主干严重阻塞。当天他就躺在了曼哈顿一家医院心脏重症室的病床上，因为医生给他拍了一张血管造影照片，断定必须动手术。他鼻子里插着输氧管，无数导管把他和床后的心脏监测仪接在一起。惟一的问题是该马上手术还是等到明天上午。眼下已近晚上八点，还得等待医生决定。然而，不知是晚上什么时候，他被吵醒，发现医生、护士围着他的病床，这场景就像他九岁那年在医院，邻床那个男孩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活着，而那个男孩死了——现在，他成了那个男孩。
某种药剂正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他的体内，他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们正在努力化解危机。他听不清他们在相互咕哝些什么，接下来他肯定睡着了，因为等到他恢复知觉，已经是早晨，护士正把他连同铺盖卷着移到担架床上，送他去手术室。
此时，他妻子——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一点都不像菲比，简直就是紧急状况下的危害之源。在这动手术的早晨，她实在无法给他以信心；她一边跟着担架床走一边绞着双手哭哭啼啼，终于忍不住喊出声：“我怎么办？”
她还年轻，没经历过什么事，也许她原意是别的什么，可照他理解，她的意思是万一他没能活着出来，她该怎么办。“一件一件来，”他对她说，“首先让我死。接着我就会帮你振作起来。”
手术持续了七个小时。大部分时间他都连着一台心肺机，抽吸他的血液，代替他呼吸。医生移植了五块组织，手术给他留下胸口中间向下的一道长疤，还有一道从腹股沟直到右脚踝——他们就是从这条腿上摘除了阻塞的血管，植入新组织。
他在加护病房恢复知觉的时候，发现咽喉下有一根管子，令他感觉快被梗死了。这个位置装着这玩意儿真可怕，可他又没法跟护士交流这个问题，她正告诉他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就失去了知觉。再醒来时，管子还在，还是让他几乎梗死，不过现在有个护士解释说，只要医生认定他可以自行呼吸，这管子就马上拿掉。接着眼前出现的是他年轻妻子的脸，欢迎他回到生者的世界，可以继续照顾她。
他去医院的时候只留给她一个任务：去看看停在街上的车子有没有被拖到一个街区之外的公共停车库里去。结果证明这是个她疲于应付的任务，后来他得知，她还是找了他的一个朋友帮忙才解决了这件事。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心脏科医生对医务之外的事情观察力也很强，等到他在医院里的康复期过半，医生来看他，说如果他回家以后是由他妻子负责照顾，那他就不能出院。“除非不得已，我可不喜欢说这种话，她跟我也不相干。不过她来探视的时候我就观察她。这个女人在与不在没多少区别。没别的，我得保护病人。”
这段时间，豪伊来了，从欧洲飞回来。他去欧洲既为了生意，也为了打马球。他现在会滑雪，会双向飞碟射击，会打水球，还会骑上马驹打马球，通过这些上流社会的流行运动而掌握品位的鉴赏力。很久以前，他在伊丽莎白市那所招收中低收入中产阶层子弟的高中念书，和那些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和意大利家庭的、父亲在港口码头上干活的孩子一起，秋天打橄榄球，春天练撑竿跳，与此同时，他始终保持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后努力申请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奖学金，然后到沃顿商学院读工商管理硕士。虽然父亲在新泽西州的医院病得快死了，弟弟在纽约的医院动完心脏手术尚在康复中，虽然他这个星期就是在这张病床与那张病床之间奔波，豪伊的精力却丝毫不减，鼓舞人心的本事同样不减。三十岁的健康妻子果真没有能力给予五十六岁的生病丈夫的照顾，豪伊欣然取而代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豪伊提议雇两个私人值班护士——白天班的莫琳·拉扎克和夜班的奥丽芙·帕洛特——取代那个最终被他称为“超级没用的封面女郎”的女人，并且，他不顾弟弟的反对，坚持要自掏腰包付这笔费用。“你病得差点没命，去地狱转了一圈呐，”豪伊说，“只要有我在，就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情干扰你的康复。这只是保证你快快好起来的礼物嘛。”她们正一起站在病房门口。豪伊伸出肌肉鼓鼓的胳膊绕着弟弟的肩膀说。尽管他本意是故作轻松地摆出一副完全能控制情绪的样子，但是当他说“失去妈妈和爸爸，我只能接受。但我决不接受失去你”时，他的脸——跟他弟弟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脸——却难以掩饰感情。然后，他离开这里，找到他那辆正在楼下等候的豪华轿车，赶去新泽西的医院。
奥丽芙·帕洛特，值夜班的护士，是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女子，举手投足的样子和身材令他想起埃丽诺·罗斯福[6]。她父亲在牙买加拥有一个鳄梨树种植园，她母亲有一本梦境书，每天早上都要把孩子们做的梦记录下来。在他因为身体不适而难以入眠的夜晚，奥丽芙就坐在床脚边的沙发上，跟他讲她小时候在鳄梨园里的纯真往事。她说话带有西印度群岛口音，声音挺可爱，自当年那次疝气手术后他母亲坐着跟他说话以来，还没有一个女人能像奥丽芙这样抚慰他的心。除了问奥丽芙几个问题，他一直沉默不语，昏昏沉沉地对自己还活着心满意足。结果证明他幸亏及时治疗：他入院就诊的时候，冠状动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已经阻塞，一场严重得极可能要命的心脏病差点就发作了。
莫琳是个体态丰满、总是面带微笑的红头发女人，在布朗克斯区一个没多少教养的爱尔兰、斯拉夫人混血家庭中长大，因而说话直来直去，还带有一种工人阶级粗人的镇定。她刚来的那个上午，他一见到她，情绪就好了起来，尽管手术后的疲劳感十分强烈，以至于连剃须这样的事情——哪怕只是坐着而不是站起来剃——都令他精疲力竭，并且他第一次下床，在她的陪伴下走完医院长廊，都累得只能回到床上大睡一觉。在他有力气跟他父亲的医生直接对话之前，都是莫琳替他问候病危父亲的状况，再向他转告。
豪伊还替弟弟事先做主，等他出院回家后，至少头两个星期仍由莫琳和奥丽芙照顾（费用还是由豪伊出）。豪伊并没有征询他妻子的意见，所以她对这一安排以及其中暗含的她没有能力照顾他的意思十分恼怒。她尤其怨恨莫琳，后者几乎毫不掩饰对这位病人家属的蔑视。
他回到家过了三个多星期，疲劳感才逐渐消退，他甚至觉得可以考虑回去工作了呢。但是晚饭后，他还得回到床上，就因为傍晚吃力地坐在椅子里吃饭。早晨，他也得僵坐在塑料小矮凳上，给自己洗淋浴。他开始跟着莫琳做动作幅度不大的柔软体操，并且争取每天下午和莫琳一起散步时多走十码路。莫琳有男友，她谈起过，是电视摄像师，她指望着他找着一份安稳的工作就嫁给他。一天的工作结束，她喜欢下班后到她所住的约克维尔区附近拐角上的酒吧，和周围经常泡吧的人一起喝两杯。天气很怡人，他们走出家门后，他好好打量了一番她穿着紧身马球衫、短裙和凉鞋的模样。男人们总是盯着她看，如果是拿暧昧的眼神挑逗她，她也不惮于摆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瞪得对方低下头。有她在身边，令他觉得自己日渐健康，并且散完步回到家，对任何事情都感到畅快，当然，醋意大发的妻子对他可不畅快，她常常把门关得砰砰响，有时候还会在他和莫琳大模大样地踱步进来片刻以后，夺门而出。
他不是第一个爱上护士的病人，更不是第一个爱上莫琳的病人。多年来，她有过好几次恋情，其中有几次相好的男人情况比他还要糟糕，但像他一样，他们在莫琳充满活力的帮助下，完全康复了。她的本事就是让病人仍然抱有希望，希望之大，令他们非但没有闭上眼睛逃避世界，反而睁大眼睛，注视着她容光焕发的样子，人也跟着年轻起来。
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莫琳陪他一起去了新泽西。他还不能开车，因此她自告奋勇送他去，并且帮助豪伊和联合县的克雷泽殡仪馆商谈安排葬礼的事宜。他父亲在人生最后十年皈了教，退休、丧妻之后，还养成了每天至少去犹太会堂一次的习惯。在最后一次病倒之前，他早已请求拉比用希伯来语从头至尾主持他的丧礼，好像希伯来语是与死亡最相称、最一致的语言。对他父亲的这个小儿子来说，这种语言什么都不是。他十三岁——也就是在礼拜六行成人礼[7]后的礼拜天——就跟豪伊一起，不把犹太教当回事儿了，从那时起就不曾踏足犹太会堂一步。填入院登记表时，他在“宗教信仰”那一栏就空着没填，他怕填上“犹太教”会招致某位拉比跑来用拉比的那套说辞跟他说话。他很早就认定宗教是一种谎言，所有宗教都具攻击性，他认为他们那些迷信的蠢话毫无意义，幼稚可笑，他受不了这种彻头彻尾的未成人状态：那种如婴幼儿的对话、正义感、羔羊般的教友和热切的信众。关于死亡和上帝的胡言乱语，关于老掉牙的天堂幻想，他一概不接受。只有我们的身体，由我们之前那些生生死死的身体决定我们生存、死亡条件的身体。如果说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哲学环境，那么身体就是这个环境——他很早就本能地领悟到这一点，无论多么原始，它就是整个环境。他要是写自传，会给它取名“一个男性身体的生与死”。但是，他退休后想画画，而不是写作，于是他把这个题目给了他的一组抽象画。
但是，无论他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都无法改变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出口附近那个破败的墓园，将父亲安葬在母亲旁边的那一天。
家人们穿过大门来到破旧的十九世纪墓园最初的园地。大门上方有一个拱顶，上面用希伯来文铭刻着墓园联合会的名字；拱顶两端都刻着一个六角星。大门两根柱子的石头断了，并且因为时间的摧残与人为的破坏而成了碎屑，弯曲的铁门带着一把生锈的锁，已从铰链脱落，嵌入地面数英寸，不必推门就能进出。他们经过一座座方尖碑——上面刻着希伯来文经文和埋葬在方尖碑底座旁的家人姓名——碑石也经受不住数十年的风吹雨打而风化了。在一排排拥挤、笔直的墓碑最前面，是这片古老区域里的一座小型砖砌陵墓，用金银丝细工装饰的钢质门和原本的两扇窗（在为墓主举行葬礼的时候，窗上应该还镶嵌着彩色玻璃）已经用混凝土块封了起来，以防更严重的人为破坏，这样，这小小的方形建筑看起来更像一个荒废的工具房或者弃用的室外厕所，而不是一个与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地位相当、为他们死去的亲人建造的长眠之地。他们在笔直的墓碑中慢慢穿行，大多数墓碑上刻着希伯来文，但也有一些刻着意第绪文、俄文、德文，甚至匈牙利文。墓碑上大都刻有大卫星[8]，没有的则刻着更为复杂的装饰图案，一双合十祷告的手，一把带把手的罐壶，或者一个五枝状大烛台。他们经过一些幼童、婴儿墓——虽然没有二十多岁就去世的年轻女人（她们很可能是分娩时死的）的墓那么多，但也有好几座——偶尔会看到墓碑顶上有羊羔的雕像，或者装饰着形若一根树干上部被锯掉的浮雕。他们排成一溜，沿着早先的墓园蜿蜒、崎岖、狭窄的小道，向新的、公园般的北部区域走去，葬礼将在那里进行。只要看看这小小的、由伊丽莎白市最受爱戴的珠宝店已故店主那集体观念很强的父亲和别人一起在伊丽莎白和纽瓦克交界的这片田野中建造的犹太人墓园，就可以计算出在一九一八年那场夺走一千万人生命的流感中，这里有多少人丧生。
一九一八年，只是将使二十世纪永远拥有黑色记忆的、哀鸿遍野、鲜血淋漓的恐怖年代中可怕的一年。
他和二十四五位亲戚站在墓旁，女儿在他右边，紧握他的手，两个儿子在他身后，妻子在他女儿身旁。仅仅是站在那里承受父亲之死的打击，对他的体力显然也是一种惊人的考验——好在豪伊就在他左侧，一只手臂紧紧搂着他的腰，避免任何不测发生。
要知道如何对待他母亲或父亲才好，从来都不是难事。他们就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他们几乎没有其他愿望。但是他们的身体所占据的空间现在已经空荡荡。他们一生依存的实体消失了。他父亲的棺材——一个纯松木匣子——被带子绑着缓缓放入其妻子棺材旁为他挖好的坑。在那里，这死去之人将度过比他在店里卖珠宝还要长的时间，时间之长根本不容嘲笑。他于一九三三年次子出生那一年开办了这家店，然后在一九七四年甩手不干，这期间他已经向伊丽莎白居民前后三代人卖过订婚、结婚戒指。一九三三年他如何四处乞求筹集资本，一九三三年他如何找到顾客，对儿子们来说始终是个谜。但正是为了他们，他才放弃了在斯普林菲尔德大街上的那家阿贝尔森氏钟表行欧文顿分店手表柜台的工作，在那里，他每周一、三、五、六从上午九点干到晚上九点，二、四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辞职后，他在伊丽莎白创办了这家十五英尺宽的小店，在展示橱窗上用黑体写上“钻石—首饰—手表”的字样，下面用小一号的字体写：“钟表、首饰精修”。在三十二岁的年纪，他终于开始每周工作六七十个小时，为自己的家庭而不是为莫·阿贝尔森氏钟表行奋斗。为了吸引伊丽莎白人口庞大的劳工阶层顾客，并避免因为他的犹太名字而疏远或吓跑这座港口城市成千上万定期去教堂的基督徒，他不加限制地推行赊账服务——只要他们先付至少百分之三四十的货款为定金。他从不核查他们的信用记录；只要他从中收回成本，他们就可以以后慢慢偿还，每周付几美元，不付也没关系，他真的不太在乎。他从未因为赊账而入不敷出，他这种灵活的做法所形成人们彼此的善意，可比赊账更值。他拿出一些镀银的物品来装点店面，吸引人光顾——诸如茶具、托盘、平底锅、烛台等售价低得简直像是白送的物品；到了圣诞季节，他总在窗子上贴上带有圣诞老人的雪景图。不过天才之举在于，他不以自己的名字给小店命名，而是叫做“凡人珠宝店”。整个联合县，成群成群成为他忠实顾客的普通百姓都知道这个名字，直到他在七十三岁的年纪把店里剩下的库存卖给批发商，宣告退休。“劳动人民要买一颗钻石可是一件大事，”他告诉儿子们，“不管钻石多小。妻子戴上它既可以显得更漂亮，又能显示自己的地位。要是她戴了，那她丈夫就不仅仅是管子工——他还是一个让妻子戴钻石的男人。他妻子拥有了一样永恒不朽的东西。因为在增添美丽、显示地位价值之外，钻石是永恒不朽的。世间一块不朽之物，平凡女人手上也能戴！”
为什么他要离开阿贝尔森氏这家即便在经济崩溃、大萧条时期最惨淡的年份里他依然有幸拿得到薪水的老东家，为什么他敢于在这么糟糕的时代自己创业开店，原因很简单：对每一个问他甚至不问他的人，他解释道：“我必须给两个儿子留点什么吧。”
坟墓一侧有两把笔直的铁铲，铲头直直插进一大块土里。他本以为是掘墓工人留在那里的，事后他们还得把坟墓填平。他曾想，如同他母亲的葬礼那样，每个追悼者会上前几步走到墓坑边，往棺材盖上投一块泥土，然后全都告辞，开车离开。但是他父亲请了拉比按照传统的犹太教仪式进行，而此刻他才发现，那些仪式是要求由追悼者，而不是由墓园派人或任何不相干的人来埋葬逝者。拉比事先已跟豪伊说过，可豪伊不知何故并没有告诉他，所以，他惊讶地看到哥哥一身挺括的黑色西装，内着白色衬衫配以深色领带，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走过去拔起铲子，掘了满满一铲子土。然后，郑重其事地走到坟头，站在那里想了片刻，铲子稍向下一斜，泥土便缓缓卸下。一碰到棺材木盖，便发出那种直入心魄的声音，任何其他声音都无可比拟。
豪伊又挥动铲子，铲头没入大约四英尺高、摇摇欲坠的金字塔形土堆。他们得把这些土都铲回坑里，直到把他父亲的坟填平，跟旁边墓园的地面齐平为止。
搬运这个土堆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亲朋好友中上了年纪的人不能挥动铲子，便抓起一把泥土往棺材上撒，也算出一份力。他自己所能做的也莫过于此，于是重体力活就落在豪伊、豪伊的四个儿子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身上——这六人都在三十岁上下，个个魁梧强壮。他们两人一组站在土堆旁，一铲一铲地，将堆起来的土填回坑里。每隔几分钟换一组人，他一度突然觉得，这个任务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他们仿佛永远都要在这里埋葬他父亲。他要尽最大努力使自己像他哥哥、儿子、侄子们一样投入地参与这种直接的、残酷的埋葬，所能做的就是站在坟墓边，看着泥土逐渐包住棺材。他一直看，直到泥土快漫过棺材盖——这上面只刻了一颗大卫星作为装饰——他接着看，看泥土开始铺满棺材盖。他父亲不仅仅是躺在棺材里，还是躺在那么多泥土的重压下，他忽然看到父亲的嘴巴，好像并没有棺材，好像他们投进墓坑里的泥土直接落在他身上，填满他的嘴，蒙蔽他的眼，堵塞他的鼻孔，隔绝他的耳朵。他想叫他们停手，命令他们到此为止——他不想让他们盖住他父亲的脸，阻断他吸收生命力的通道。从我出生起，我就一直看着这张脸——不许掩埋我父亲的脸！可是，这些强壮的小子，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既不能停，也不愿意停，即使他蜷起身子自己跳进坟墓命令葬礼终止，他们也不会停。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他们。他们只会继续铲土，把他也埋了，如果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这么做的话。豪伊站在一边，额头沁满汗水，看着六个堂兄弟矫健地干完活，目标明确，速度惊人，不像是一场过时葬礼上背着沉重包袱的追悼者，而像是老派的工匠在朝炉子添柴火。
许多年长者此时都在流泪，相互扶持。土堆消失了。拉比走上前，双手认真地抹平地面，然后用手杖在松软的土上画出坟墓的范围。
他眼看着父亲一寸一寸地从这世界上消失。他被迫从头到尾参与全过程。这就像第二次死亡，可怕程度丝毫不亚于第一次。他突然一阵激动，思绪穿过层层人生的沉淀，来到在医院里的那些时刻，父亲先后第一次抱起襁褓中的三个孙辈，带着同样克制着喜悦的生动眼神端详，先是兰迪，再是隆尼，最后是南希。
他站在那里看着手杖在地上画的线，好像是给小孩做游戏用的。南希张开双臂抱着他，问：“你没事吧？”他紧紧抱着她，说：“嗯，我没事。”接着他叹了口气，还笑了，说：“我现在算是知道被埋葬是怎么回事了。到今天才知道。”“我这辈子还没经历过今天这么令人心寒的事。”南希说。“我也没有，”他对她说，“该走了。”他和南希、豪伊走在前头，带领着追悼者缓缓离开，尽管他还无法将今日所见所想从自己心里清空；双脚在往外走，心还是盘旋回来。
他们还在填平坟墓的时候刮起了风，所以，在他们离开墓园许久、回到纽约后，他的嘴里依然带着泥土的味道。
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他的身体很稳定。有两次冷不丁地出现病情急转的危险，但与当年邻床的男孩不同，他逃过了厄运。接着到了一九九八年，他的血压开始升高，药物治疗也没什么用，医生诊断他肾动脉里有栓塞，所幸迄今只是对肾功能有一点影响。于是他住院做血管成形术。幸运再次降临，通过在股动脉穿孔插入一根连接在导管上的支撑管，经大动脉到栓塞处，问题就解决了。
他六十五岁，刚退休，迄今离婚三次。他可以用医疗保险[9]，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并且要坐下来跟律师谈设立遗嘱的事情。立遗嘱——这是人衰老乃至死亡过程中的大事，先是起草遗嘱，然后，随着时间推移，更新，修改，再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写。几年以后，他终于执行了“九一一”事件刚发生时他对自己许下的誓言，从曼哈顿搬到泽西海滨的“海星沙滩”退休养老社区，那里离他们一家过去每年夏天度假所住的海边小镇只有一两英里远。“海星沙滩”的共管式公寓是一幢幢漂亮的、木瓦屋顶的单层房子，大窗户，玻璃滑门，面向后面的室外露台；八个单元的公寓连在一起，构成一个半圆形的住宅群，包含一片灌木园和一个小池塘。供五百名住在社区的老年居民使用的设施覆盖一百亩的土地，里面有网球场，一个带盆栽棚的公共大花园，一个健身中心，一家邮局，一个带会议室的社会活动中心，一个陶艺工作室，一家木工商店，一座小型图书馆，一间有三台终端、共用一台打印机的电脑房，还有一个大房间，既可以办讲座、举行表演，也可以让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的夫妻放映幻灯片。在这个小区中心位置有一个奥运会规格大小的室外温水游泳池，以及一个室内小型游泳池，小区主干道尽头的中型购物商场里，有一家还算不错的餐厅，还有一家书店，一家酒肆，一家礼品店，一家银行，一家股票交易所，一个房产中介网点，一家律师事务所，还有一个加油站。去超市开车一会儿就到，如果像大多数居民一样步行，你轻轻松松走个半英里就能走到海边的木板路，再下去就是宽阔的海滩了，在那里，整个夏天都有救生员值班看守。
他一搬进养老社区，就把他那套三居室公寓中光照充足的起居室变成了画室，这样，每天花一小时在木板路走完四英里的路程，他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高高兴兴地画画，以此来满足自己长期的抱负，这日复一日的固定安排还是能够激发出他所期望的兴奋的。他对纽约毫无挂念，除了南希——只要有这孩子在他身边，他无时无刻都感到高兴，而此时，她也已经是带着两个四岁孩子的离婚女人，失去了他所希望的那种保护。女儿的离婚带来的结果是，他和菲比，整天都忧心忡忡、过不踏实，于是介入了女儿的生活，各自和南希住一段时间。自从南希去中西部上大学以来，他们还没这么长时间和她住在一起过。她就是在那里碰到了那个诗人，她未来的丈夫。他研究生毕业，公开鄙视商业文化，尤其是她父亲那一行当。可他又发现自己再也不是那对沉静、深沉、爱听室内乐、闲暇时读书的夫妻中的另一半，而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这样一个小家庭里家务的喧闹杂乱——尤其对于一个需要秩序和清静来完成长篇小说处女作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于是他怪罪于南希，认为是她喋喋不休地抱怨他妨碍她施展母性而导致了家庭不和。下班以后，或者到了周末，他越来越频繁地不回家，躲开局促的公寓里那两个他自己犯傻造出来的小东西吵个不停地要这要那而造成的混乱场面。最后他突然甩手不干，离开出版社，也放弃他作为父亲的角色，他必须了无牵挂地回到明尼苏达，去恢复他清醒的头脑，重新思考，同时尽可能逃避责任。
如果她父亲能说了算，南希和她的双胞胎儿子也可以搬到海滩住。她可以沿着泽西公路线开车往返上下班，把孩子交给保姆和婴儿看护员，这样开销只要纽约的一半，他因为住得近，也可以搭把手照顾他们，去幼儿园接送，去海滩边玩的时候看着他们，等等。父女二人可以每周一起吃顿晚饭，周末一起散散步。他们都住在美丽的海边，就能远离基地组织的威胁。双子塔倒塌的第二天，他就对南希说：“我对逃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爱好。我要离开这儿。”才过了十个星期，十一月底，他走了。在海滩边住的最初几个月，女儿和两个外孙可能命丧恐怖袭击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虽然到了那里，他倒不用为自己焦虑，也摆脱了那种无来由的涉险感，自从这场大灾难让每个人没有了安全感、每个人生活时时都如惊弓之鸟，这种涉险感每天都如影随形。他所做的，只是按照一般常理尽其所能活着，并且像几乎所有人一样，他永远都不希望生命的终点哪怕提前一分钟到来。
插入支撑管消除肾动脉阻塞的手术后第二年，他又动了一次疏通血管严重阻塞的手术。这回阻塞是在左颈动脉——这是连接大动脉和脑颅、向大脑送血的动脉之一——一旦阻塞，可能引起中风，造成残疾，甚至猝死。手术从颈部切开，向大脑供血的动脉被阻断，暂停血液流通。然后，大夫切开动脉，将导致阻塞的斑块切除取出。如果不是单独面对这么细致的手术，他会感觉好些，但是南希既要工作，又要照看没有伴侣可以搭把手照顾的孩子，难以分身，而且当时，他这辈子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他可以求助。他也不想打乱他哥哥忙碌的日程安排，告诉他自己手术的事情，令其担心，更何况要是不出现并发症，他手术后第二天就会出院。这并不是腹膜炎病危或者五连搭桥手术——从医学角度，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小手术，或者说他就这么认为，因为那位亲切的主刀医生向他保证，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只是普通的血管外科手术程序，只要一两天他就能回到画板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