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皇帝的各种谒拜活动中，谒拜先祖陵墓次数最多。清朝先祖陵寝分在关内、关外两个地方。在关外者为永陵、福陵、昭陵三处，在关内者分葬遵化、易州两处。其中在遵化者有清世祖福临生母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清世祖福临夫妇的孝陵、孝东陵，清圣祖玄烨的景陵，因为他们都是在京师之东，通称东陵；其在易州者为乾隆皇帝父亲清世宗胤禛的泰陵，因为其在京师之西，又称西陵。
乾隆皇帝即位后，提倡以孝治天下，为了表达自己对先祖的怀念，除了节庆日和已故各帝生辰、忌日按时派遣皇族子弟前往进行祭祀外，几乎每年都亲行谒拜京畿各陵，有时还会因为战争胜利和其他原因，为了告慰先祖在天之灵，一年之中谒拜两次甚有三次之多。因为这些谒陵活动多数属于例行公事，来去匆匆，故而次数虽多，但其政治影响甚微，没必要记述，值得记述的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的四次东巡盛京前去谒拜祖陵活动。
乾隆皇帝东巡谒陵，有着重要的政治目的。首先，东北是清朝先世的发祥地，在清朝政权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入关以后，迁都北京，清朝政治中心开始南移。为了进行统一战争和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很大一部分八旗子弟举族南迁，盛京降至清朝政府的陪都。但是，因其系祖宗发祥之地，兼之以在清朝政府进行的历次战争中，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又经常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输送作战骁勇的新满洲军士，因此历代清朝统治者对于陪都盛京和整个东北地区依然相当重视。
入关之初，为了维持其在全国特殊的政治地位，清朝政府仿效中央政权格局，设立盛京五部。而且，康熙皇帝还三次东巡谒陵，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乾隆皇帝即位时，清朝最高统治者已近四十年没有举办东巡谒陵之典，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再次举行东巡刻不容缓。
其次，乾隆时期，国家统一，政局安定，各级贵族都开始普遍腐败化，皆耽迷于宴安，“轻视故都而惮于远行”。为了使广大贵族子弟进一步了解当时“奕禩之升平景运，皆昔时艰难开创之所贻留”，从而使他们“处尊位而常缅前劳”，兢
兢业业，“永保勿坠”大清江山，继康熙皇帝之后，乾隆皇帝前后在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一共进行了四次东巡谒陵活动。
在四次东巡活动中，谒拜先祖陵寝和临奠开国功臣陵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关外清朝祖陵分为三处，其中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祖陵墓在盛京以东的赫图阿拉，也就是永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墓名日福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墓名曰昭陵，都是在盛京。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父、祖遗甲起兵，由此开始了统一满洲本部的战争。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战，始将满洲统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同时，为了推翻明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又以七大恨祭天伐明，并先后在萨尔浒、辽沈等战役中大败明军，奠都沈阳。皇太极即位后，经过认真整顿内政，又在松锦战役中歼灭明军主力。父子两代皇帝整整奋斗了六十年，饱经忧患，始为入关统一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为了表达自己对两代开国皇帝的景仰和崇拜，乾隆皇帝每次东巡，都是以谒陵为中心。同时，对于葬在盛京的一些开国功臣，诸如克勤郡王岳记、武勋王扬古利、宏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和一些觉罗的坟茔也亲自谒拜祭祀。此外，乾隆十九年第二次东巡时，又将盛京怡贤亲王祠改为贤王祠，将在开国过程中功勋卓著的宗室重臣，如武功郡王礼敦、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斋堪、通达郡王雅尔哈齐、礼烈亲王代善、饶馀亲王阿巴泰、郑亲王济尔哈朗、颖亲王萨哈磷等人皆入祀致祭。
乾隆四十三年（1778）第三次东巡时，入祀人员又增加了在入关统一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和肃亲王豪格。乾隆在位时，许多开国功臣的后裔仍在朝中担负重要职责，乾隆皇帝利用东巡谒陵之际向他们的祖先致祭，并对他们的开创业绩进行大大的表彰，也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朝廷重臣对乾隆皇帝的向心力，起到了进一步巩固清王朝统治的作用。
对奉天一带的贵族、官吏、士子、百姓普施恩惠也是东巡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乾隆皇帝每次东巡谒陵，均免除奉天全境历年积欠及次年官庄、民田全部正额地丁钱粮。后来几次巡幸，根据当地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还颁布降旨，扩大当地府、州、县学录取名额。对于当地官员，乾隆皇帝也格外加恩，历次东巡，皆将在仕官员普加一级，因公里误而受到处分者全部宽免。
另外，乾隆八年首次东巡时，他还特令此后盛京各官全部由本地人员补放，以扩大本地贵族子弟入仕途径。对于留居盛京的宗室觉罗和外戚姨舅子孙，乾隆皇帝也存恤备至，除赏赐银两、缎匹之外，还于谒陵结束后驻跸盛京期间频频举行大宴。
宴会时，随来王大臣、扈从人员、盛京将军以及本地现任、休致各级官员、闲散宗室觉罗、守护陵寝的姨舅外戚子孙，还有当地耆老等一概得令参加。开怀畅饮的同时，还可以观赏戏剧节目，“白金以级颁，百戏良具陈。酌酒赐尔饮，尔醉我亦欣。还念尔先民，曾同百战勋”。宴会后，又赏赐御制诗篇，讲武比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
数天内，整个盛京城都沉浸在热烈的节日气氛之中。就当时的国家而言，作为统治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东北地区居住的满族官员、百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的多次东巡，对于团结东北地区的满洲贵族、百姓，并从而加强其对全国的统治，都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因为东巡谒陵对于团结满洲贵族、百姓，挽回统治集团颓废习气，巩固清朝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故而，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第三次东巡谒陵时通谕中外，将东巡谒陵作为定制，俾后世子孙世世遵守。在这道谕旨中他还规定：如果后世子孙“欲莅陪京”“而其时无识之臣工，妄以为人主当端处法宫，综理庶政，不宜轻出关外，此即我朝之乱臣贼子，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勿赦！”从中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东巡谒陵活动的高度重视。
六巡江南
北上秋弥、东巡谒陵之外，对乾隆时期政治有过重要影响的还有乾隆皇帝的巡幸江南活动。继其祖父康熙皇帝之后，从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也对江浙地区进行了六次巡幸。江南地区物产丰富，是全国财赋重地，历代清朝统治者都对其高度重视，这应该是百年之间祖孙两代皇帝频繁巡幸的共同原由。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南巡还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雍正、乾隆之际，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和江南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经常特别紧张。首先，在经济上，针对江南大户历年赋税积欠严重的情况，雍正、乾隆两代皇帝曾先后对之进行清理，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江南地主阶级的物质财富；其次，乾隆皇
帝即位之后，为了解决八旗生计，一度采取措施扩大八旗子弟入仕途径；与此同时，还以整顿科举弊端为由，减少内地各省府、州、县学生员名额，限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入仕，也使以“人文渊薮”而著称的江南地主阶级的政治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此，自雍正后以至乾隆初期，江南地主阶级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极不融洽。
在经济上，他们凭借自己当地的势力和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百般阻挠和破坏清理积欠活动的开展，或者完旧欠新，或者新旧并欠，使得清理积欠活动无法顺利开展。对于在政治权益上所受到的损害，他们也同样无法容忍。
乾隆七年、八年间，六科给事中杨二酉、御史杭世骏等人先后上书，对乾隆皇帝侵犯汉族地主阶级权益的内满外汉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乾隆十五、十六年之间，又有人炮制了伪孙嘉淦奏疏稿，在社会上普遍流传，其中列出“五不解，十大过”，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乾隆皇帝本人。该奏疏稿虽然未必是出自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手，但是，就其在江南地区广泛流传的现象说明，伪奏疏稿的有关内容在江南地主阶级中产生了极大共鸣。
对此，乾隆皇帝一方面继承其父雍正皇帝的老方法，以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典型，大兴文字狱，进行残酷镇压；一方面又效法其祖父康熙皇帝的旧规再次南巡，并借巡幸之机采取一些让步措施，对江南地主阶级普遍进行笼络，从而使自己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首先是蠲免积欠。乾隆皇帝南巡之前，中央政府和江南地主阶级之间关系紧张的主要症结在于积欠情况严重。鉴于整个国家财政情况不断好转，为了消除江南地主阶级的不满情绪并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当即下令豁免乾隆元年以来江苏积欠地丁钱粮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地丁钱粮三十五万余两。浙江一省虽无积欠，也免除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三十万两以示奖励。
与此同时，还将山东、河南、甘肃等省历年积欠钱粮二百余万两也一概给予减免。此后，随着国家财政情况的进一步好转，历次南巡，也都是以蠲免积欠钱粮为任务。对于两淮、江浙商绅，因为他们每逢庆典、军需、河工等大项开支，皆频捐巨款，报效朝廷，乾隆皇帝也大沛恩膏。首次南巡时，即将其中原有三品职衔者皆加“奉宸苑卿”衔，没有达到三品者加“按察使”衔，其余则各按本身
职衔加顶戴一级。
除此之外，为使他们在经济上也得到实惠，乾隆皇帝还分别免除其没有完成税务，每引加赏盐五斤至十斤不等。总计六次南巡，共免除所经过州、县逋负钱粮两千余万两。通过这些活动，大大缓和了中央政权和江南地主阶级之间紧张的关系，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也因此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其次是重视文教，选拔人才，量授官职。乾隆九年，乾隆皇帝整顿科举弊端，全国各省进学人员普减十分之一，因此引起了包括江南地主阶级在内的各地地主阶级的极大不满。为此，南巡期间，乾隆皇帝竭力表示自己对教育事业和学术发展的重视和关心。首次南巡，即向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各颁殿版十三经、二十二史等书。
与此同时，他还以三吴两浙为人文荟萃之地，民多俊秀，“应试之人日多而入学则有定额”为由，特命增加上、下两江和浙江三省府、州、县学岁试文童录取名额。进献赋颂者，还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进行考试；中试者，直接赐给举人、进士头衔，授给官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四库全书》告成。
这时，乾隆皇帝又特意拨库帑百万两，雇觅书手续抄三份，收藏于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和杭州西湖圣因寺之文澜阁，以供士子“观摩誊录”。乾隆皇帝的这些举措，使得江南一带士子感到他们处处都受到乾隆皇帝的特殊优待，因此，对乾隆皇帝的态度也改为竭力地拥戴，乾隆皇帝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再次是对巡幸途中的各地官员普遍加恩。乾隆皇帝历次南巡，在籍、致仕官员皆前来迎驾。因为他们是当地望族，拥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因此每到一地，必定接见这些人员。赐坐、赏饭、赐人参貂皮、晋封官爵、赐子孙功名出身等不一而足。
对于因公里误而受到处分或革职的官员，为了减少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乾隆皇帝也施其怀柔、拉拢手段，凡途经各省文武官员曾受罚俸、住俸、降级处分者，皆准开复；革职在家者，则根据原因，或复其原品，或赏赐新衔。对于现任封疆大吏，因为他们负有一方之任，则更是表示重视，或赏赐金银，或题诗给匾，以表示器重和倚赖之情。
这些措施使得大批封建官僚感恩戴德，无不“浃髓沦肌”。因此整个南巡过
程中，乾隆皇帝和江南各级官吏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融洽的气氛之中。
再次是祭扫明孝陵和历代名臣祠墓。乾隆皇帝每次南巡，总要绕道江宁，祭奠明孝陵，以表示自己对这个前朝开国皇帝的尊重。对于巡幸沿途三十里以内的历代名臣，例如晋代名臣卞壶，唐代名臣张巡、许远、陆贽，宋代名臣曹彬、范仲淹、宗泽、岳飞、韩世忠，明代名臣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方孝孺、于谦等，也分别由翰林院撰拟祭文，派遣官致祭。
通过这些手段，乾隆皇帝一方面表示自己是历代帝王特别是明朝统治者的当然继承者，以消除江南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又借此机会向江南地区的广大士民灌输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观念，以达到在思想上巩固自己对全国的统治的目的。
除了上述各种活动之外，在历次南巡中，乾隆皇帝还多次视察黄河、淮河和运河的治理情况以及浙江海宁海塘的修建工程。据他的指示，以治黄和海塘修建为重点，江南各地先后兴修了一些大型水利工程。这些举措，对于减轻当地水患、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基本上消除了江南地主阶级对中央政府特别是对乾隆皇帝的不满情绪，实现了笼络江南地主阶级、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因此，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后，乾隆皇帝对南巡之举十分满意，将其与平定准噶尔叛乱一起作为自己在位五十年中的两件大事。
然而，尽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在笼络江南汉族地主阶级、巩固自己统治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因为乾隆皇帝在南巡过程中大肆挥霍，使得多年积攒起来的国家财富大量消耗。另外，各级官员为了讨得乾隆皇帝欢心，在乾隆皇帝南巡过程中滥用民力，大肆铺张，也都给江南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引起了广大人民极大的不满和反对。所有一切，都促成了乾隆后期清朝统治的衰落。
因而，乾隆皇帝归政之后，面对全国各地人民的反抗情绪，对于自己六巡江南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他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
只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你不阻止，必无以对朕。”表示了他对历次南巡祸国殃民的深深的忏悔。
清廷入关以后，鉴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赋税收入，几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所以，
从清初以来，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一直在移步发展，使得为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局面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乾隆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而出现了新问题。据统计，三藩叛乱被平定之初，全国人口接近七千万；乾隆初年，全国人口增至一亿四千多万，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由于摊丁入亩制度的全面贯彻实行，人口增长迅速，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千分之十三到千分之十八的高速度持续增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已突破两亿大关。
此后，虽然因为战争、灾荒，人口增长率比前一时期略有降低，但是因为人口基数过大，每年绝对增加人口仍然有增无减，等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经达到三亿。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全国人口连翻两番。尽管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改进耕作技术，推广高产农作物，但是整个社会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仍然不足，人均分有粮食也较明朝后期有所减少，因此市场米价持续上涨，人民生计问题渐渐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为了防止发生新的社会动乱，他适时地采取了种种措施，以改变当时局面。他即位之初，便声称：“农桑为致治之本”；“食为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并且反复要求各级官员“重农务本”。之后，随着全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他又多次强调“养民之根本，莫要于务农”，“劝民勤农，为政之本”，并将此要求为考察各级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之一。
乾隆于二年五月，颁令南书房、翰林院和武英殿翰林一起将中国古代农书以及各种典籍中有关“播种之方，耕耨之节与夫备荒、驱蝗之术”的记载汇编为《授时通考》一书，“颁布中外，庶三农九谷，各得其利。”乾隆八年四月，御史徐以升奏进区田法，每亩约费工本银三两，产量却高达十余石，“收获之广，无逾此者”。对此，乾隆皇帝深表赞许，当即下令奉宸苑依法试种。同年七月，他又同意湖南巡抚蒋溥的建议，由当地政府出资，在民间推广双季稻的种植。对于其他可资民生的经济作物，如植树、种棉、栽培茶叶、苎麻、种桑养蚕等，乾隆皇帝也大力提倡推广播种。
与此相反，对于不事生产的游惰之徒，如僧道、娼妓等，或者加以限制或者明令取缔；对于妨碍粮食生产的一些行业如酿酒，一些作物如烟草种植，则严加
限制。所有这些举措，既表现了乾隆皇帝对农业生产的极高重视，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早在雍正末年，由于过去长期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并且把上报垦荒地亩数量作为一项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同时又因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地方官员谎报垦荒地亩数量的风气盛行，从而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河南巡抚田文镜就是当时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乾隆即位以后，不但在政治上采取缓解矛盾的种种措施，同时也在经济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国家经济政策，改善农民经营环境，促进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鉴于前朝情况，乾隆将经济调整的重点放在除去繁苛，与民休养生息上。
当时，影响极大的经济弊政就是虚报垦荒数量，乾隆着重要求禁止虚报及停止清算丈量。即位之初，大学士史贻直与朱轼最先揭发地方虚报垦荒、丈量土地扰民的事情。担任户部尚书的史贻直上疏说：河南“各属报垦，无虑数千百顷，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岩砾之处，皆自古不毛之土，非人力所能施，甚至坟侧河堤，皆欲垦以犁锄，数年后按亩升科，捐斥卤为膏腴，勘石田以上税，小民将有鬻儿卖女以应输将者。河南开垦捐输之宜速罢也”。
朱轼也因这件事上奏，对地方垦荒之弊进行了具体描述：“四川丈量，多就熟田加钱粮；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朱轼指出，垦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旋垦旋荒”，再加上所垦荒地在河滨的，因为河水涨落无定，“是以荒者未尽开垦，垦者未尽升科。”已经垦熟的荒地，大多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粮额极轻，“数亩不敌腴田一亩。”“不但丈量不可行，即令据实首报，小民害怕查出治罪，勉强报升，将来完纳不前，仍归荒芜。”朱轼分析了利弊之后，奏请从此停止丈量土地，严厉申饬禁止首报，“惟详查现在报垦之田，有虚捏不实者，题请开除。”
面对此种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乾隆接纳大臣建议，派遣专员调查垦荒事项。
接着发布上谕，禁止虚报垦荒数量，并指出开垦荒地中存在的弊端，明确指出地方官员虚报垦荒的真实意图就是为了“迎合上司”。于是宣布：今后凡是报告开荒地亩数额，各地方官员必须加以核实，然后上报朝廷，不得有丝毫虚假，以免扰累百姓。并且警告地方官员，如果再出现类似情况，一旦查实，一定从重治罪，
决不姑息。同时又作出规定：“嗣后各督抚遇造报开垦地亩，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在他的影响下，各地官员对于垦荒的态度一度趋于消极，垦田数字增长十分缓慢。据《清实录》各卷统计，除去豁除部分，从乾隆皇帝即位至乾隆四年底，全国报垦数字只有二千六百六十八顷，平均每年只增加土地六百顷，远远赶不上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需要。
乾隆针对当时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的现实问题，在五年以后，他便改变态度，对劝垦田地表现出异常积极的态度。于五年七月，乾隆皇帝颁布谕旨，旨令各地“开垦闲旷地土”，“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
与此同时，乾隆为了调动各地官员和广大农民垦荒种田的积极性。他将此作为官吏考课升黜的重要依据，并根据各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先后作出各种具体规定。如针对河南、湖北等地人民想将所种旱地改为水田而又害怕政府加赋的顾虑，规定：“愿将旱田改为水田者，钱粮仍照原定科则，免其加赋。”针对湖北、陕西等省官、私荒地颇多的现象，规定听民认垦：“承垦官地者，以具呈之先后为定；承垦民地者，先责成业主，业主无力，许他人承垦为业”：无主荒地，“官为招垦，给照为业，若本地人力无余，准邻近无业之人承垦，编入土著。”
为了防止土地荒芜，乾隆七年又规定：业主他徙，“承佃佃户久经应差纳课”
已达三十年以上者即为世业。此后，还不停颁布谕旨，不断扩大这些规定的适用范围，增加免于升科的垦荒亩数。
在乾隆皇帝这些政策的督促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垦荒的热潮，不但人烟密集的地方的山头地角垦种无遗，并且一向人烟罕至的山林地带，也垦出了大片的肥田沃土。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前后，江西七十七个厅、州、县查出可垦荒山一千二百六十二顷，分给少地或无地贫民。陕西洛川、韩城、澄城、白水诸县的大山内，“土地饶沃，方圆百里之内，不下数千顷。”当地政府从乾隆三十二年起招募民人垦种，开辟出大片良田。湖北一省，继乾隆十年开辟内地荒芜田地山场十一万七千九百顷之后，广大流民又拥向鄂西山区。
至乾隆三十八年，原来山林密障的地方已经是“户口日繁，流寓人众，所在开垦”。为此，满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开放原来封禁官荒，“令民间自
行首报，分别升科。”这样一来，全国垦田数字迅速上升，据《清实录》各卷所载，从乾隆五年至乾隆三十五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仅内地各省，垦田数字即已在二十万顷之上，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因人口增长而导致的耕地相对不足的矛盾，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乾隆皇帝在采取措施鼓励人民垦荒的同时，对于人口稠密地区的无地贫民自发地向地多人少的地区和省份的流动迁徙，也抱着支持的态度。乾隆统治初期，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各地自然灾害也接连不断地发生。这样，很多无地贫民纷纷向边远地区或内地田多人少的省份迁徙。山东、河南、直隶一带贫民向向东北；陕西、山西、直隶贫民或北向内蒙古，或西流甘肃；湖北、江西、广东一带人民流向四川；东南沿海地区的贫民则越过海流向澎湖、台湾。
在这些迁徙目的地中，东北为清朝统治者的发祥之地，历代清朝皇帝为了保护这块“根本之地”，一直把严禁民人出关垦种奉为国策，执行不渝，导致东北大片土地长期得不到垦种，经济发展甚为缓慢。乾隆前期，受劝垦田地思想的影响，乾隆皇帝对内地民人移居东北态度逐渐缓和，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如乾隆五年，他规定，居住东北的内地民人可在该地入籍；“其不愿入籍者，限制十年，令其陆续回籍。”乾隆十五年八月，十年限满，乾隆皇帝又再次加恩，“展限十年”，实际上承认了内地民人在东北地区的长期居住权。
乾隆七年以后，直隶天津、河间等地连续三年遭遇灾害，大批饥民流向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前往关外就食。为了解决饥民生存，乾隆皇帝旨令边口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阻拦，即时放出。”“山海关向经禁止，但是目今流民不比寻常，如果稽查过严，若辈恐无生路矣。”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四万七千多名内地民人先后迁至东北居住，而且在此之后还在不断增加。其中除了三四万人或经营工商，或为人佣作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借租佃旗人土地之名而“额外开荒，希图存身”。
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成片荒地变成了良田沃土。至乾隆十四年时，吉林乌拉、伯都讷地方官员大量土地时，丈量出旗人剩余地三万八千五百八十六亩和游民私人地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八亩。乾隆十八年，吉林泰宁县又丈量出借旗人名下开垦土地一万六千七百四十四亩。乾隆三十一年，盛京一带也丈出旗民余地三十一万二千四百垧。
对于山西、陕西、直隶等省民人跨越耕种蒙古牧地问题，乾隆皇帝也采纳当地官员的意见，“边民获粮，蒙古得租，彼此两便，事属可行”，而批准执行。在这个规定的影响下，许多民人北出口外种地，“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不下数十万户”，其中单单至八沟、塔子沟一带垦种者就达二三十万人。另外，前往喀喇沁租种土地的内地人，也有数万之多。
对于广东、湖广、江西等省无地民人迁居四川垦荒，乾隆皇帝的态度更为积极。
明末清初，由于社会动乱，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大片土地荒芜。因此，从康熙朝以后，各省无地贫民前往垦种者络绎不绝，一直到乾隆统治时期，这种情况依然在继续。对此，当地官员以有碍治安或无地可垦为理由，设法阻止外地民人迁入。为此，乾隆皇帝多次谕令当地官员：“验明人票相符，就可以放行，到川编入烟册，移知原籍存档。”
与此同时，乾隆还对各级官员反复开谕：“贫民远图生计，也不可持之太峻。
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穷民。……有司设法禁止，不但有拂人性，且恐转滋事端。封疆大吏当通达大体，顺民情所便安，随宜体察。……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又可清闾阎盗贼之源，斯两得之。”“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必将不禁而自止；如果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
在乾隆皇帝的关注下，南方各省先后有大批贫民带眷顺利入川，至乾隆十三年，仅云贵两省移居四川者就达二十四万余人。他们除了和当地人民一起继续在人口稠密地区垦荒种地之外，还远到当时人烟稀少的川西邛州府属蒲江、雅州府属名山和川南叙州府属屏山、保庆府属南江各地披荆斩棘，开辟荒山野岭，兴修水利，种植粮食、茶叶、棉花等，对乾隆统治时期四川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乾隆皇帝对内地贫民移垦边远地区荒田的积极态度，对于当时土地的大量开垦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内地劝垦田地之外，乾隆皇帝还先后兴办了京旗移垦和西域屯田。其中京城旗人移垦在前文中已有所介绍，因此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西域屯田。
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为了解决西北戍边部队军粮供应问题，康熙、雍正两朝先后在科布多、巴里坤、哈密等地兴办屯田。乾隆皇帝即位之后，继续大行其事。但是因为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和准噶尔地方政权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状态，因此投入人力不多，耕作地区非常小，收效也并不显著，更谈不上对全国生计有何好处了。准噶尔叛乱的平定和西北地区的统一推动了当时屯田事业的飞速发展。乾隆于二十一年（1756），首先组织了从巴里坤到乌鲁木齐一线的屯田活动。
第二年，乾隆又派绿旗兵于吐鲁番地方垦田两千三百亩，用来做为进攻南疆之用。乾隆还先后规划屯田。就屯田形式而言，除原先的旗屯之外，民屯、回屯、商屯、遣屯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屯田活动也陆续开展起来。
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山东、山西、陕西，尤其是甘肃各地的民人，在当地政府的统一组织下，纷纷带领家小出关，到指定地点屯种。不少商人也先后携资前往该地，认垦田地。至于所栽种的农作物，原先只有青稞一种，此时则有豌豆、大小麦、糜、粟等粮食作物和胡麻、油菜子等经济作物以及各种菜蔬，无不大量种植。
至乾隆三十年，各种形式的屯田总数已在四十万亩以上，而且之后还在继续增加。由于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各种屯田措施得力，屯种田地连年丰收，当地军民自给自足，单是辟展的屯田兵丁，一年就可向国家交售屯粮四万余石。
根据《熙朝纪政》的记载，清代垦种荒田的数字，雍正二年全国垦田有六百八十三万七千九百多顷，到乾隆三十一年，全国垦田已经达到七百九十一万五千二百多顷。换言之，就是四十二年间增长了百分之十五还要多。由此可见，乾隆垦种荒田之举效果显著。
在雍正朝，有许多虚报垦荒亩数以示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然而，就算在乾隆朝，如此做法的地方官员也大有人在。乾隆也曾发现河南、福建等省所上报的垦荒数字有很多不实之处，名目上是开垦荒地，而实际上却是在加赋，不但没有益于地方，而且损害百姓利益。于是他传下圣旨，严格要求以后：“凡造报开垦亩数，必须详加查核。”总体上来看，乾隆朝采取的有效垦荒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普通百姓的垦荒积极性，增加了他们的农业收入，从而缓解了生活上的困境。
在以农业经济为支柱的封建社会中，能否把农民的灾情时刻挂在心上，体现出当政皇帝的明与昏、智与愚。乾隆十分懂得这个道理。他懂得，在当时的经济
条件下，不论怎样的自然灾害，对农民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这将夺去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甚至连最基本的口食都将失去，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到处流浪。而灾民在流动的过程中，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又直接威胁到统治基础的稳固。因此重视流民问题，特别是自然灾害引起的流民问题，从根本上加以防患，是治政的重点。
乾隆七年（1741），江苏、安徽遭受特大水灾。为了防止灾民四处流浪，乾隆于八月十五日下谕：今年黄河、淮河水灾严重，“朕宵旰忧劳，百端筹划，以拯救吾民之困厄。”可是就算这样，仍然会有贫穷饥民携家带口到邻省四处觅食，他始终放心不下，遂命江南、山东、江西、湖广等省份的督抚，严格饬令地方官员，遇到江南灾民路过，必须随地安置留养，或者借用寺庙，或者搭盖篷厂，让灾民“有栖止之所”，按人发放粮米。
在乾隆的谕令下，地方官员也有相应的积极行动。为了能够及时对灾情加以控制，帮助灾民渡过难关，乾隆还特别传下谕旨，严禁地方官员隐匿灾情不报。
谕旨中称：“水旱灾荒，尤关百姓之身命，更属朕心之所急欲闻知而速为经理补救者，是以数年中颁发谕旨，不可胜数，务令督抚藩司臬等飞章陈奏，不许稽迟，亦不许以重为轻，丝毫粉饰，倘若隐匿不陈，或言之不尽，朕从他处访闻，必将该督抚等加以严谴。”
在后来的谕旨中，乾隆又进一步阐述了及时救灾济民、控制灾情的重大意义。
他指出：“年岁丰歉，本有不齐之数，惟遇灾而惧，尽人事以挽之，自然感召天和，转祸为福，若稍存讳灾之心，上下相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孜孜不怠，惟恐民隐不能上达，即天下想亦洞悉朕心矣……夫民瘼所关，乃国家第一要务，用是特颁谕旨，通行宣示，嗣后督抚等，若有匿灾不报，或删减分数，不据实在情形者，经朕访闻，或被科道纠参，必严加议处，不少宽贷。”乾隆再次严格要求督抚等官员一定要做好报灾；救灾工作，突出强调中心要旨：“民瘼所关，乃国家第一要务。”
国家的钱粮供赋都是百姓用汗水赚来的，地方遇到灾情，人民生活处于危难之中，政府就有责任解决他们的困难，同时这也是基本的治政原则，乾隆对深有认识。他曾说道：“国家之正供，原出于闾阎，今地方被灾，应行赈恤，以取之于民者用之于民，是属理之当然，虽多何可吝惜？”正缘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观念，乾隆不惜拿出巨大的财力、物力对灾民进行抚恤和赈济，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早在康熙时期，圣祖康熙便经常在国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拨放大批银两和粮食赈济灾民。而到了乾隆当政，更是慷慨有加，动辄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以安抚体恤灾民。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史，赈灾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发放银米之巨，无一可及乾隆朝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乾隆的“水旱灾荒，尤关百姓之身命”、“民瘼所关，乃国家第一要务”的思想。
乾隆在即位之初，就传下谕旨：地方发生水旱灾荒，勘察户口登记造册，所有这些都是胥役经手办理的，他们所需要的饭食舟车纸张等办公费用，是摊派民间所致，可恨的是他们还公开向灾民索取，如此便扰害了百姓。从今以后，饭食等办公费用，一切从库存公银中开支，不允许有丝毫派累地方的行为。他此项举措，极大地限制了胥吏对灾民的无端索取，保障了灾民的利益。
在乾隆三年（1737），由于省府州县各个学校书生大多家境贫寒，所领取的银两十分有限，加之遇到荒年庄稼歉收，生活更是不能自给，往往不免挨饿。乾隆因此深为悯念，遂命令今后每逢荒年赈济的时候，要特别保障书生的生活口粮供应。
乾隆七年六月到八月之间，黄河、淮河同时涨发大水，水势漫溢，大于以前，安徽、江苏两省的江、海、淮、徐、凤、颍、扬、泗等府所管辖的五十多个州县灾情尤为严重，扬州民间中等以下人户都为了躲避灾荒而四处流离。安徽凤阳府、泗州、颍州所属州县灾民多达二百二十多万人，江苏灾民更多。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乾隆十分着急，认为这样严重的灾情实非寻常被灾可比，立刻谕示督抚等地方要员并且责令他们：“不得拘于常例，务须多方设法，竭力拯救，使灾黎稍可资生。”他还再三重申：洪水退去以后，一定要倍加抚绥，俾得安其故业，毋致失所。
为了配合赈济灾民的措施，乾隆还免除了受灾州县当年额定的钱赋，并且特别派遣直隶总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学健为钦差，前往江南办理赈恤水利事务。由于风阳等十九个州县在“积困之余，又罹灾患，非加恩于常格之外，不足以拯阽危”，八月中旬他又命令除了按照定例月份加以赈济之外，加赈二到三个月。
在赈济江南受灾地区问题上，乾隆接连传下几十道谕旨，命令大学士、江南
督抚、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地方要员筹划拨发银米事宜，抓紧赈济工作，同时要他们注意排泄洪水，兴修水利工程。
是年八月，清廷拨发赈济银二百五十多万两至灾区后，至九月一日，乾隆又示谕大学土等：今年淮安、徐州、风阳、颍州等地方遭受水灾十分严重，民人困苦，朕宵旰忧劳，百端筹划，为养民裕食之计。现江南地方所需赈济粮米很多。
两江总督德沛、江苏巡抚陈大受已将各州县仓库存粮发放了三十万石；另外淮安府、徐州等地拨出二十四万石存谷用来平价买卖，并且向浙江借用仓库粮米十万石；江苏、安徽巡抚又发银十万两前往河南购买小麦。现在命令山东截留漕米十万石运往江南灾区备用，再发山东登州贮谷六万石，通过海运送往江淮地区，即便这样，恐怕还有欠缺。具体需要粮米若干，命令总督德沛、巡抚陈大受以及安徽巡抚张楷通盘计算，快速奏报上来。
到九月十六日，距离上次下谕半月，乾隆再次谕令：江南遭受洪水灾害，需费浩繁，已经拨发下江各类库存银九十四万两、米谷一百一十多万石，上江藩库存银八十多万两、米谷一百二十万石，今年盐课存库银一百三十万两，以及本年运往京城的漕粮酌量存留，两个省份目前存银米五百多万两。鉴于赈恤之务，必须接济，命令邻近省份再调拨银一百万两，供明年春天使用。
在原来发放赈济物资的基础上，他又继续增加拨发量，使江苏二十九个州县卫合计发放给灾民米共达一百五十六万多石、银五百零五万多两，安徽所属二十四个州县合计拨发赈济米共达八十三万多石、银二百三十三万多两，全部折合银有一千多万两，救济灾民达七八百万人。然而江苏、安徽两省每年额定征收的赋银共七百万两左右，这次赈济银是这个数字的一倍半，由此可见乾隆所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策，是实有效的。
水旱灾害固然是当时百姓农业生产、生活的主要威胁，但其他方面的自然灾害也不可低估，面对地震、虫灾、风灾，乾隆同样极力赈济。
乾隆三十年（1764）十一月二十四日，甘肃、宁夏发生了大地震，半个月后再次地震，结果河水涌进新渠县，整个县城被沉没，宁夏满洲城区“官兵房屋尽皆坍塌”。十二月九日，宁夏将军阿鲁的奏折送到乾隆面前。得知此事以后，乾隆立刻传下谕旨，表示深切惦念之情，马上责令将军以及州县各级官员迅速查明受灾情况，务必对灾民“加恩赈恤”，“不允许导致一夫失所”。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乾隆再次传下谕旨指示：根据阿鲁将军陆续奏报的情况看来，这次地震程度相当严重，官署民房倾塌，兵民受伤死亡的人很多，文武官员亦有伤损者，朕心无为惨切。因此命令兵部侍郎班第迅速前往灾区，拨发兰州藩库银二十万两，对灾民挨家挨户进行赈济。要加急安顿灾民。使他们生活稳定下来，以免除其流离之苦。
除了对灾区拨发银米赈济等措施之外，乾隆还相应地豁免了宁夏满洲兵丁借支藩库银以及应该扣除的驼价银一万九千多两。宁夏满洲城在地震中坍塌后，乾隆下谕迅速修建，但由于考虑到宁夏满洲城旧址处于低洼地带，很难重新修建，于是移至汉人城区西面十里平湖桥东南建设。
原汉人城区城墙较为单薄，乾隆示谕改为按照满人城的高厚模式，在旧址基础上扩大二十丈建造，所占用的民间土地，按照每户人数给予相应的赔偿，或者换给他们官地作为抵消。这次地震，宁夏受灾满汉宫民有五万户，除了拨发给房价之外，由于日常用具、器皿多有砸毁，每户再发放一两赏银。
综观乾隆一朝，但凡地方上受灾，乾隆必然加以积极筹划进行救济，让受灾群众尽快摆脱困境，而当遇到地方官吏隐匿灾情，他也必定会给以严厉惩罚，甚至加以治罪。用宁夏地震为例，总兵杨大凯的印在震中被大火烧毁，地震发生后他又十分怠惰，乾隆命令缉拿交部严加议处，另外委派新任总兵。甘肃巡抚元展成在前往宁夏办理赈济事务时，不仅不雷厉风行，而且迟延行期，乾隆为此斥责他“难以称封疆之任”。
与此相反，只要赈济灾民行动及时、有力的贤能官员，乾隆也必定相应地进行嘉奖。大学士兼川陕总督查郎阿得知宁夏地震，马上从西安“星驰前往”，比驻地更近的甘肃巡抚元展成更早动身到达灾区，乾隆对他极力称赞。山东平度州遭受洪水时，州城几乎全被淹没于水下，灾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知州颜希深的母亲听说以后恻然，要求儿子打开仓库发放粮米尽数赈饥，及时地救济灾民，稳定了社会秩序。可是他的上司宜保却以擅动仓谷为由，向乾隆上疏弹劾颜希深，并且要求革去他的官职。乾隆了解情况后不但不怒于颜希深，反而怒于宜保，说：
“有此贤母好官，为国为民，宜保反劾，何以示劝。”结果不但没有革去颜希深的官职，还擢升他为知府，赐给他的母亲三品封。
乾隆积极赈济灾区、为民解困的做法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终其一朝，莫不
如此。
在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下，由于科技落后，生产水平低下，粮食产量低，加上自然灾害频生，吃饭是个大问题，所以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很少考虑到个人政治权利之类，终生辛勤劳作，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果腹。一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他的统治地位，当然要以“存百姓”为基本着眼点。“存百姓”
就是要让百姓吃饭，而以一国之大，就需要有足够的粮食，否则在大荒灾年间，大批百姓就会因饥饿而死。乾隆统治期间，除了延续执行垦荒政策之外，他在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时候，最基本的一项政策就是劝农广积粮、少浪费。
积粮储谷政策既然是皇上所制定的国策，广大官民就会听命执行。乾隆告诫官民，要他们注意减少粮食浪费，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禁止酿造烧酒，他认为这是储存粮食的必要条件，把生产出来的粮食拿去酿酒，会带来种种弊端，最直接的弊端就是人们的口粮减少了；再者，用粮食酿成烧酒，会使人们养成饮酒的不良习惯，给社会安定带来负面影响。
为此，乾隆指出：“夫使粟米有余，必先去其耗谷之事，而耗谷之尤甚者，则不过烧酒。”意即要想仓库中经常存有定量的余粮，首先就是不做无端浪费粮谷的事情，而酿造烧酒则是对粮食的一项重大浪费。
这样，在乾隆朝禁止酿造烧酒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乾隆还为此说明了一些地方酿造烧酒的情况以及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烧酒之盛行，则莫如河北五省。夫小民日营其生，稍有锱铢，辄以纵饮为快，无裨于丧祭宾客老疾之用，而适以启欢哗角斗之媒。特以饮少辄醉，其价易仇，人皆乐其便宜，故造之者多，而耗米谷也较他酒为甚。”其意是说，烧酒是人们惹事生非的主要原因之一，饮用以后容易使人头脑发热，于是借此闹事，之后就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仇祸，不利于人们和谐交往。所以要禁止酿造烧酒，减少仇祸，同时节省民人的口粮。由于粮食毕竟有限，人们佩服乾隆的真知灼见，为这项善政叫好。
酿造烧酒对粮食的确是一项极大的浪费，并且没有什么好的社会效益。以州县计算，每年用在酿造烧酒上的粮食，少的有万石，多的达数万石之多。在命令禁止酿造烧酒之后，据史料记载，当时统计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五个省份，所节省的粮谷达一千多万石。这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虽然禁酿烧酒后节余下这些粮谷的人家不可能都拿出来分给贫困农户，但是既然世上有粮，遇到荒
年，总可以通融接济一下，比没有粮食要好很多。
乾隆还认为：“夫与其禁于已饥之后，节省临平时，孰若禁于未饥之先，积贮于平日？”也就是说，与其到了饥荒年间才禁止酿造烧酒，以便节省一些口粮，不如在丰稔之年就先行禁止，平日积贮了大量粮食，荒年自然就没什么好担忧的了。因此乾隆谕旨北方各省：“朕筹之已熟，北五省烧锅一事，当永行严禁，无可疑者！”这样从乾隆二年五月开始，北方五省实行了禁止酿造烧酒的政策，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酿造烧酒的禁令颁布以后，曾经引起一场争论。左都御史孙嘉淦上疏反对禁止酿造烧酒，理由是虽然“严禁不能积谷，而反于民间不无纷扰滋弊”。乾隆闻奏，于是让部院大臣以及北方各省督抚各自陈述对禁止酿造烧酒之事的看法。兵部尚书讷亲赞成孙嘉淦的观点，认为禁止酿造烧酒并无益处，应该“照旧奉行，并除酒税”。而一些地方督抚则支持严禁酿造烧酒。直隶总督李卫建议在各地要界及关津隘口巡查，凡有关烧酒及麦曲两种物品，无论收成好坏，一律不许出境兴贩。其他一些督抚大员则认为应该分别对待。
河南巡抚说本省酒类大多属于自己酿造使用的，请求免去零星制曲之禁令，而严禁大规模开酒坊酿造烧酒。甘肃巡抚说本地不生产酒，所以没有必要加以禁止。陕西巡抚则说本省民风纯朴，百姓酿造一些酒只是用来祭祀祖先，如果禁止酿造烧酒，他们就会以黄酒代替，浪费会更重。山西巡抚则主张丰稔之年可以对酿造烧酒政策放宽一点，遇到荒年歉收，就必须严厉禁止酿造烧酒。山东巡抚提到今年本省遇到旱灾，已经严加禁止酿造烧酒了，百姓也能够自觉遵守国家法令，有的甚至“毁弃酿具，有改业者，有自首者，已有明显成效”。
听取众朝臣及地方大员的种种见意后，乾隆进一步明确了禁酒政策。指出：
凡富商巨贾肆行酿造麦曲的，必须严行禁止。一旦抓获，给以杖一百、枷号两个月的惩罚，对类似事件失职的地方官员，每失察一个案件降职一级，到三个案子时降三级，即行调用。
乾隆除了通过推行一些政策禁止弊习来积贮粮食外，他还采取强制手段储备粮米，并把储粮看作养民的一大重要任务。为了充实地方各省的仓库，他下令要求秋收时大量收购民间粮食用来补充仓粮，在收购的时候按照地方时价发给，不允许短少。
在乾隆二年继尔又补充规定：凡是受灾地区仓库，因为赈济饥民仓粮减少，必须在第二年秋收后购粮充实，购粮钱项由国库拨支银两。如果接连遇到水旱灾害，粮价昂贵不下，便可以将国库拨支的银两暂时存放起来，等到来年使用。如果下年“仍延续不买，以玩视仓粮例参处”。与此同时，还规定各地方官员必须妥善管理，严禁摊派小民，凡短价低银、抑勒勉强要粮，或者在斗秤上做手脚，以大易小，以重易轻等等，坚决加以剔除，否则严惩不贷，使仓储制度逐步健全和规范。
在朝廷有关政策支持下，每年秋收后，地方政府动用资金到产粮区购买粮食，数量十分巨大。例如乾隆元年（1737），乾隆命令江西购买谷物十万石分别储存在各州县。三年（1735），山东、河南两省粮食大丰收，乾隆命令两省督抚趁着粮食价格便宜，大量加速收购以充实仓库。四年（1738），直隶提督永常报告说，今年口外粮食收成甚好，八沟等地方农民出现卖粮难问题，请求拨支库银按照市价进行采买。
乾隆批准了这一建议，并且还命令户部拨支数万两库银交给永常负责口外粮食收购，然后分别储存“附近各仓以为地方储备”。同年，为了大批收购粮食，四川省一次就动用“藩库杂税银三万两，地赋银十二万两”。五年，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湖广等省粮食皆获得大丰收，年正而立的皇上命令各地督抚积极办理积贮等事项，对福建更是要求大量采买，所有“可以积之于官，藏之于民者，多方经理。以实仓储”。
此外，纳粟捐监也是一项积贮粮食的方法。也就是指一些钱粮富裕的人可以捐出一定数量的粮食，以获得监生资格，实际上就是通过钱粮换取一项名誉。清朝早期即有捐纳的例子，一般是为应急之用，比如用兵边疆、赈济灾荒等等，这样可以从富有的大地主、大商人那里掏出钱粮，同时也在地位、名誉上承认他们。
在乾隆元年，由于西北边疆撤兵，清廷军费开支得以大量节省，于是将“京师及各省现开捐纳事例一概停止”。但是仍保留了部分捐纳事例，比方说还有通过向户部交纳一定数量的银两，就可以获得北京国子监监生的资格，户部用“每岁捐监之银，留为各省一时岁歉赈济之用”。
但是到了乾隆三年（1737）以后，各个省份相应制定出捐纳数额，以方便规范捐纳积贮事宜。四川省规定，大县捐纳谷物一万五千石，中县捐纳一万二千石，
小县捐纳一万石。江西省规定大县五万石，中县四万石，小县三万石。监生捐纳粟米的额数根据各省粮食价格来确定，江西谷物价格低贱，每石用银六钱，一名监生交纳谷物一百八十石；直隶米价昂贵，每石谷物价银七钱五分，一名监生交纳一百四十五石就可以了。总而言之，以银一百零八两为标准，各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粮价，最后折合成应该交纳谷物数量。
在当时，捐纳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积贮粮食手段，同时还收购了富裕地主等手中的粮食。从乾隆三年至八年，各省举行纳粟捐监定例，一共捐纳粮食六百万石，数量颇多。乾隆经常下令在采买年份开捐例，并说：“米价之贵贵于官买，不贵于捐监。”这样采买和捐监成为相互辅助的积贮粮食手段，给国家、百姓带来一定的实惠。
积贮粮食，方法种种，乾隆所采取的方法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就是提倡民间积贮粮食，与国家积贮相互补充，成为百姓积贮粮食的重要方法，给社会带来良好效益。
民间积贮粮食有社仓或义仓的称法。这种民间粮食积贮仓库早在隋朝就产生了，在南宋得以普及。清朝康熙十八年，户部曾题奏批准恢复民间仓库，在乡村建立社仓，在市镇建立义仓，公开推举本乡人员进行管理。其方式是春天借贷出去，秋天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年末将数目呈报户部。乾隆即位以后，为了更好地帮助百姓，取消了其中的灾年仓库借贷利息部分，按借贷实数偿还，如此一来就更加减轻了百姓负担；乾隆四年，根据陕西巡抚张楷的建议，乾隆又下令强化社仓管理制度，规定社长三年更换一次，春天借贷时酌情留一半以防止秋天庄稼歉收，将借贷人户姓名及粮谷数量公开，增加还贷的透明度，并且要求地方官员进行稽查等等。
从统计的数据看，积贮粮食用来防备荒年的效果在乾隆朝是颇有成效的。乾隆十八年（1752），直隶共建立义仓一千零五个，分布在一百四十个州县卫所内，捐出粮谷二十八万多石。就全国的情况，十九个省份保守估计应当在一百多万石以上。这充分表明乾隆对民间建设仓库的支持，有利于鼓励富裕人户积极投入到民间备荒防灾的自助事业中来。
显然储粮政策是一项极好的善政，不但有利于解决荒年民间缺粮问题，而且在人口急速增加、人均口粮减少的情况下，合理、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粮食。总
之，积极的储粮政策保证了人民的生活口粮供给，为社会经济发展建立了有力的物质保障体系，促使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民生的保障。乾隆为了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在大力劝垦田地的同时，对于各地水利工程的兴修，亦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他即位之后不久，就对江南水利、浙江海塘工程和直隶水道疏浚等重要水利工程的查勘和兴修表现出极度的重视。乾隆针对前朝江南各地水利工程修建草率、不计久远、“圩岸不无坍颓，沙泥不无淤积”等问题，乾隆皇帝认为：“与其岁久浚筑，事难费倍，不若逐年疏茸，事易费省。”于是，他要求江南各地官员“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
为了全面规划当地水利兴修并防止当地官员“视为具文，玩误工作及阳奉阴违”，乾隆皇帝专拨库帑一百万两，而且派遣大理寺卿汪漋等人前往经理督办。
在汪漋和当地官员的共同主持下，乾隆三年至乾隆六年，江苏、安徽和河南三省的各条水道有了一番普遍的疏浚和治理。此外，还在各州、县修建陂塘沟渠、圩埂土坝近百处。
对于江浙两省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沿海海塘的修建与保护，乾隆皇帝也极为重视。乾隆初年，他先后派遣稽曾筠、刘统勋、讷亲等重臣赶往该地，查勘或主持该地修建石塘事宜。乾隆六年，他还专拨帑银九十余万两，修建了从海宁到仁和长达四千二百余丈的海塘工程。
与此同时，对于直隶各地水道的疏浚，乾隆皇帝也非常注重。他说：“直隶河道水利关系重大，若但为目前补救之计而不筹及久远，恐于运道民生终无裨益。”为此，从乾隆二年（1736）开始，他先后派遣重臣鄂尔泰、讷亲、高斌、孙嘉淦、刘与义等人查勘直隶水利，并且以治理永定河为中心，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兴修直隶水利活动。在这一活动取得一定成就之后，从乾隆九年开始，又一次将治理永定河的范围扩大到了它的上游山西省境内的桑干河，于是在大同附近的桑干河南北两岸各开支渠一道，不但浇溉了桑干河两岸的大片土地，还大大减弱了下游的水势。
对于全国水利事业，乾隆皇帝也不遗余力地予以提倡。乾隆二年，他在一道谕旨中指出：“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防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是以川泽陂塘、沟渠堤岸，凡有关农事，预筹于平时，斯蓄泄
得宜，潦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灌溉之利，非可诿之天时丰欠之适然，而以临时赈恤为可塞责也。‘’由此，他要求各地官员对于所辖境内的水利工程，”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或疏导百姓，自为经理；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妥协办理。兴利去害，俾旱涝不侵，仓箱有庆。
在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下，不少地区的官员也相应的开始注重水利事业，全国各地大小不同规模的水利工程相继兴修。例如乾隆初年，宗室德沛在任甘肃巡抚期间，“开渠凿井，兴建水利”。署理陕西巡抚崔纪则于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及商州、乾州、兴安三州已出借耗羡银两，劝民凿井灌田。直隶平山县令郭殿正、阜平县令罗仰镳分别于滹沱河、沙河两岸引水灌田，改造良田达百顷之多。河南嵩县知县康基渊则组织民工将县内伊河两旁古渠并山涧诸流可资引导者，一律疏治深通，溉田六万二千余顷。
乾隆二十三年（1757）至二十八年（1762），阿尔泰任山东巡抚期间，重视兴修水利，先后修渠灌田，种植水稻大约五百顷；调任川督后，仍然以兴修水利为重，全省境内“凡有关水利、农田及疏浚河渠、兴修城工处所，俱亲临查勘筹办”。
在他的有效组织下，乾隆二十九年雅州府属名山县、潼川府三台县还有叙州府屏山县、保宁府属南江县广大人民在新垦荒地上挑渠溉田数千顷。
乾隆三十一年（1765），阿尔泰又因为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数十州、县水利所关”，于是便组织当地人民挖深堰底，增筑大坝；同时，对于都江堰上游汶川、保宁、茂州各州的水利工程也开始进行兴修。除此之外，一些边远地区例如广东、云南、广西和西北巴里坤一带，也都在当地官员的主持下，相继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巴里坤的水利工程还别具特色。
乾隆十八年前，该地军民灌溉屯种田地，一向依靠开渠引南山雪水，但因遍地黄沙，渠水流失极严重。为此，该地屯军凿木为槽，铺设了一条长达百余里的木渠，改造了大片的良田。所有这些水利工程，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乾隆时期全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乾隆在号召全国各地兴修水利的同时，对于治理黄河也特别重视。他认为：
“南北河工……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所以，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先后拨出大量库帑，对黄河进行整修。在治河方法上，乾隆皇帝基本上是依照康熙旧法
进行，也没有什么创新，一是疏浚下游，二是增固堤堰，三是开挖引河。
如乾隆元年四月，黄河自江苏砀山县毛城铺决口后，乾隆皇帝命令南河总督高斌等组织人力，疏浚下游河道，又在宿迁至清河二百里间黄河北岸增筑遥堤、格堤；乾隆七年，黄河自江苏丰县、沛县两次决口后，为了减缓水势，乾隆皇帝命南河总督白锤山等开挖支渠，宣泄水势；乾隆二十一年（1755），黄河自孙家集决口后，乾隆皇帝又接受白钟山、张师载二人建议，组织夫役，挑浚淤浅，增筑堤工等。
因为治河工作技术性较强，“而通晓河务之大员甚为难得”，为了培养得力的治河官员，在组织人力治河的同时，乾隆皇帝还劝谕一些通晓河务的中级官员，如河南布政使朱定元、浙江按察使完颜伟等，“将疏浚、保护之法加意讲求，以备将来之任使。”与此同时，为了便于就地指挥治河事宜，乾隆十六年以后，乾隆皇帝还借南巡之机，多次到河工地段考察，并对治河事宜进行布置。所有这些活动，不但都表示了乾隆皇帝对治河事务的关心，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黄河水涨为患的严重程度。
乾隆皇帝提倡兴修水利和组织治理黄河，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因为经办官吏的办理不善和乾隆皇帝本人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知之甚少，使得这些成就不但相当有限，而且一些工程纯属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就乾隆初年署理陕西巡抚崔纪组织的凿井活动而言，崔纪在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之后，为了邀功请赏，他不管当地实际情况，而义正严辞地下令所属各地于四十日内每十亩田凿井三眼，以致当地人民或因发银不足，或因时间过紧，“所开之井，只合抱有余，深者不过二三丈，浅者只有丈余，如果遇天时亢旱，禾苗未见枯槁，而各井先已涸矣。”
不但没有取得凿井为防旱的实效，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其他各地的水利工程，也多因官吏经营不善而忽修忽废，其收效甚微。
再以黄河治理而言，明末黄河改道以来，一百多年间，下游河道几乎年年溃决，而且溃自北岸者占十之八九。这些情况说明，江苏境内河道蜿蜒曲折、水流不畅与距离出海口过远是其主要原因。对此进行总结，可看出，根治黄河的主要出路一是使河道北移，使其自河南流经山东人海，以缩短人海距离；二是即使不改变河道，也应以疏浚河道淤沙为主。
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如吏部尚书孙嘉淦、侍郎裘日修和著名学者钱大亦却先
后提出了在山东境内开发引河，使黄河改归宋代以前旧道的主张。可是，乾隆皇帝对水利知识知之甚少，故不但对改道主张不予接受，而且在治河中，也像传说中的鲧治洪水一样，极其愚蠢地大筑堤堰，对疏浚河道的正确主张并没有给予重视，以致淤沙沉淀，河床日高，超出平地两三丈以上，更增加了黄河溃决的危险性。
其次，乾隆皇帝南巡，主要用意是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还可以借此机会游山玩水，偶尔到治河工地视察一番，对情况尚不能全面了解，不能发现什么问题，也就很难作出什么有真知灼见的指示了。再次，因为吏治腐败，河工早已成为各级官员垂涎的美差，尽管朝廷每年拨出大批款项，却大多都进了治河官员的腰包，真正甩来治河的极其有限。所有这些，都使乾隆皇帝治理黄河的成就较之其祖康熙皇帝大为逊色，对于民生与社会经济发展也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解决了日常最基本的衣食问题，这样的社会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千余年；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只要百姓安居乐业，不滋扰事端，国家的根本也就稳固，因而也就不想自找麻烦，发展搞什么飞跃性，这样对于“寒不堪衣，饥不堪食”的采矿业自然加以严禁。在雍正统治时期，基本上严格地实施了禁矿政策，除了对铸造钱币所需的铜金属进行适度开采外，其他矿产一律在禁采之列。
在雍正朝，雍正皇帝对于禁矿的理由是：“开采虽获矿砂之利，然寒不堪衣，饥不堪食，而聚集数十万不耕之人于荒山穷谷之中，其害独有误农业而已也。纵云穷黎糊口资藉，终非养民上策。”这说明了雍正皇帝对采矿的认识有着传统的局限性，认为采矿首先不可能解决衣食问题，其次又破坏了地脉。
到了乾隆朝，处理此事的方式上显然要比雍正开明得多。他认为开采矿山有利于发展经济，是一项很好的养民策略，由此，他指出：“广资接济，地方穷民亦得藉以佣工觅食，于民生大有裨益，若谓川省向有地方之患，恐开采铜长或滋事，不知此等匪徒，即不开厂，任其流荡失业，尤易为匪，惟在经理有方，善为弹压，不致生事滋扰。”这些虽然是针对四川地方情况说的，即代表了乾隆的基本采矿观点，一是采矿可以接济穷民的衣食；二是不采矿，穷民到处流荡更容易为匪，对社会安定仍然不利；三是开采矿山必须做到“经理有方，不致生事滋扰”。
因为乾隆主张开采矿山，在其即定方针的指导下，从朝臣再到地方官员，都
以比较积极的态度投入到采矿事业中去，使乾隆朝的采矿业较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直到乾隆二年，乾隆颁布谕旨：“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地方官员也有相应的举动，不断促进矿山开采业的发展，给封建传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乾隆八年（1742），张廷玉上奏，只要是各省有可以开采的矿山，除了金、银矿产不允许民间开采之外，其他各种金属矿百姓都可以自由开采，但要经官府批准，领取开采许可证。张廷玉在奏疏中强调：“矿山为天地自然之利，因此应开采以资民用”，但在具体实践中，要“招商刨挖，酌定章程”，反映出当时对矿藏的开采出现了新的形势。
其实，即便是银矿，乾隆也不主张完全禁止开采。比如在乾隆二年，当贵州提督王无党奏请封闭银、锡金属矿时，乾隆却批示道：“银、锡亦九币之一，岂可即行禁止采乎？此奏虽是，而未通权。”也就是权衡利弊，银矿也是可以下放民间开采的。直到四年，两广总督马尔泰上奏要求封闭英德县银矿，从此禁止开采，乾隆对此批示：“所奏俱悉，惟在实力行之。银系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乎！”这就明确告诉马尔泰，只要民间有能力进行开采，银矿也完全可以听任百姓开采，只要便民，不需要封禁。到乾隆九年，新上任的两广总督那苏图奏报到粤日期时，乾隆反复训诫道：“两粤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都不开采，铜斤何如得裕，而办理少有不妥，诸弊丛生，有利十而害百者，不可不加意也。”可见，其意仍然要求放宽政策让矿山开采，但要求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乾隆的矿山开禁政策以及其思想，直接影响到部院大臣对矿产禁采观念的转变。从民生得安这一基本动机出发，在这一时期，多数大臣及地方要员都把矿山开采看作改善百姓生活的重要措施之一。乾隆五年，大学士、礼部尚书赵国麟上奏，请求煤矿开禁，听任民间自由开采，还说：北方各省薪柴缺乏，“苟或旱潦不齐，秫秸少收，其价即与五谷而并贵，是民间即艰于食”。两广总督鄂弥达也说：“见近年以来，洋铜出产不敷，钱价未能平减，皇上宵旰焦劳……粤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若就近招募工作，滨海无数生民均资养活，是粤东铜矿不特有裨鼓铸，抑且利益民生。”湖广总兵谭行义则建议：“金、银、铜、锡等矿，皆天地自然之利，理应开采，以广民生养活之资。”谭行义还拿他的亲身经历道：
雍正八年，臣在惠州担任副将时，奉旨封禁了惠州五十多处矿厂，结果“以前穷
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以为滋生之地，自矿厂封禁，穷民每有无业可执之苦，是锡厂之禁，于民生实有不便”。
乾隆十四年（1748），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署理浙江巡抚永贵奏请开放浙东铁矿禁令，指出：“小民终岁力田，不足供其食用，伊等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
自禁之后，俯仰无资。”陈明禁止铁矿开采后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极大困难，接着建议：“国家承平日久，民间生齿愈繁，温州处州二郡在浙省最为土瘠民贫，生计不免减少，即有此自然之利，苟其料理得宜，于地方民生殊非小补。”这些奏请反映了大臣、地方要员在矿山开采上与乾隆具有思想上的一致性。
对于地方官员的请疏，乾隆极为支持。原因在于社会人口急剧增加，而土地有限、粮食产量有限，因此有些人甚至永远失去了土地，没有田地可以耕种，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要求寻找新的谋生手段。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开采矿山就成为一种较好的生存出路，除了可以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还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对于国家来说，增加大量的矿业税收，这的确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乾隆五年（1739），乾隆首先批准了大学士、礼部尚书赵国麟请求煤矿开禁的奏疏，其次山东、湖南、广东、甘肃等省地方陆续把产煤场所上报朝廷，让民间自由开采，一般按照一定抽税的方式监督其经营，有些甚至免于抽税。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已四十四岁的乾隆命令总督方观承制定章程，开采热河煤矿，并且特别叮嘱：“地方有司向虑聚众滋事，宁持封禁之议，未免因噎废食。不知兴利除弊，惟在董事者经理得宜。”同年十二月，北京西山煤矿因为年代久远，矿井深洼，另有许多积水，采挖煤炭特别困难，但京城煤炭价格十分昂贵，乾隆批准接近京城西山附近的煤炭，村民可以自行采挖。
由于铜、铅金属直接关系到国家铸造货币问题，因此矿山开采事业的发展应该首推这两种金属。早在康熙年间，由于铸币需要，圣祖康熙帝就曾特别允许对铜、铅进行大量开采，还相应地适度采取矿山开禁政策。当时云南成为铜、铅金属的主要产地。雍正统治期间，每年生产铜有八九百万斤，但后来减至二三百万斤。这些矿藏的开采由官府发给工本费，乾隆初年，每年仅生产铜本银就有百万两之多。四五年后，每年产铜达到八九百万斤，最多时就有一千二三百万斤。
云南银金属的采挖规模十分宏大。户、工两局还有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与贵州九路，每年铸币所需要的九百多万斤铜，完全由
云南供应。铜矿分布在云南十多个地区，大小不一，规模大的有矿工六七万之多，而小一些的也有万人之余。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些矿厂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贵州、四川、两广等省份，铜、铅的开采也在逐渐发展。到乾隆九年，两广总督马尔泰等奏称：番禺、曲江、博罗、海阳、鹤山、连山等县有铜、铅等矿藏，每县平均有三五处到一二十处不等，要求可以开采，实行“二八抽课”和设立甲长管理和采取保护措施。乾隆马上给予批准。乾隆初年，一改过去铜、铅混合铸币方式为铸造青钱，于是减去贵州白铅五十万斤，这样贵州与湖南轮流运送铸币所需黑铅。乾隆十年，贵州生产白铅达到一千四百多万斤，是白铅产量的最旺盛时期。
煤矿开采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不但官府煤矿继续开采，而且民矿也大量兴起，京西民间兴起煤矿开采就是一例。乾隆初年，长江以南煤矿开采较多，而且北方许多地方当时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乾隆六年，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上奏，要求将归化城等地方八十多处煤矿尽行开采；因为山东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省，柴米的价格都非常昂贵，所以巡抚朱定元上疏，要求开采当地煤炭以接济百姓生活。乾隆都全部给予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