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没有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田中玉为山东都督，在官场上升官发财他是个行家，但在剿匪上他可就是个门外汉了，对付土匪还得用那些一直在剿匪的干将。
田中玉与孙美瑶的谈判破裂后，田中玉也来到了北平，先后列席参加国务会议和总统府会议，向张绍曾内阁和黎元洪总统介绍情况。此事心怀怒火的田中玉竭力主张剿办土匪。
然而，这时的北洋政府也处在微妙之中——直系军阀曹锟正积极运筹帷幄，其实力雄厚，曹锟对总统之位窥视已久。而黎元洪这个南方人在北平毫无根基，所以黎元洪内阁和政府各部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小事宜没有曹锟的首肯就很难办。没办法，田中玉只好又急急忙忙赶往保定，向曹锟陈请，直到曹锟点头同意。另一方面，外交部赴临城的特派员靳志返回北平后，由于谈判不利，外交部也渐渐转向围剿，靳志则向英、葡等国公使陈述主剿理由——靳志颇具口才，他不直接陈述孙美瑶等土匪的冥顽不化，而是从大势上分析。他说，去年河南巨匪老洋人绑架外国人，豫省当局迫于外交压力，收编股匪，成为第一次奖励土匪行动。此次临案，外交团不许山东当局剿匪，迫使与之谈判，这无疑是第二次奖励土匪。长此下去，不仅土匪，便是普通百姓也认为绑架洋人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将来在华洋人都发发可危。如严厉剿办绑匪，则后人无敢效尤。虽然山中洋票可能牺牲，但以二十余人生命与在华所有外国人生命相比，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靳志一番言辞，果然改变了外交使团的态度，他们不再顽固坚持原来的意见了。
曹锟对田中玉的支持和外交团态度的转变，顿时从北平到临城的剿匪气氛浓厚起来。北洋国务院直接下令从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同时另外命令航空署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吓。
当传单纷纷扬扬从天而降之后，抱犊崮上一时也愁云惨淡，此时众杆首骤然发现，官府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此前官府的软弱无能是迫于洋人的压力，而现在洋人态度的转变立刻就使得官府趋于强硬，山下剿匪部队越来越多，事情也就变得暗淡无光。此时，有一个叫刘守庭的杆首主张，先杀掉一两个洋票，让官府相信，码子们也不是手软的主。这小子其实也算是受过诗书侵染的半个书生，曾经读过《易经》、占卜、打卦，每有行动或遇疑难事，都要打卦决定，故又称“诸葛庭（亭）”；此人落草前是靠卖馍馍维生的，因而又称为“馍馍刘”，讹为馍馍六。此人一向特别毒辣，尤其喜欢杀人，也有些头脑，故而现在他力主先杀几个洋票，以示决心。当上海医学院那个学生把馍馍六这个主意翻译给洋票们的时候，洋票们个个感到胆寒，恐惧地看着这个毒辣的家伙。幸而大多数杆首都不同意馍馍六的主意，他们还是觉得不到时候，洋票们的命不是能轻易动的。
但面对僵局，抱犊崮上也忧心忡忡，孙美瑶决定，应该首先打破僵局，否则一旦官军真的全面围剿那就很难再有机会。5月26日，孙美瑶派美国人鲍惠尔和一名匪首下山，主动向驻扎枣庄的郑士琦接洽重开谈判。同时告诉郑士琦，为表诚意，抱犊崮会于30日首先放出了英、美人票各一名。郑士琦得知孙美瑶有意重开谈判，不禁大喜过望，当即表示，如能在30日见到释放之人票，谈判可重开。
这一次，匪徒们没有在食言，30日，两名洋票被释放。郑士琦也表示，第二天双方可在峨山口一个小村庄重新开议。
这一次官方代表仍为郑士琦和陈调元，匪方代表则为郭其才和刘守庭，另有美国人安特生，地方士绅党金元、李炳章，全国公团枣庄联合会代表江经沅及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等5人为见证人。这次谈判的核心仍然是两件事：赎金和招安。最后，官、匪达成协议：匪方有枪者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先发匪方军装2000套，每人两个月饷。同时决定任孙美瑶为招安军旅长，郭其才和另一实力较强的匪首周天松为团长。
此时，田中玉仍在北平，当他接到郑士琦的报告后也惊喜异常，当即请示北洋政府后，立即命令将将军装和5万大洋运往山中，同时派遣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入山点名、发饷。
这一次，官方的主要谈判者换成了陈调元，此人最后成了孙美瑶的掘墓人。陈调元实际上也是帮会中人，混迹官府后又在徐州地区长期负责剿匪，因而对帮会、码子、黑社会等极为熟悉。他对码子中的规矩、手段十分清楚，而且此人又善于打哈哈、笼络人，往往能在三三言两语之间就与人化敌为友，但实际上却是个手段极为狠毒之人。当陈调元受命进山后，他就以帮会中人的身份，与孙美瑶谈得十分投机。当时上流社会以戴眼镜为时髦，许多人都戴副平光镜以为眩耀。陈调元便问孙美瑶：“老弟何下弄副眼镜戴戴？”孙美瑶说：“还未找到合适的。”陈调元当即取出自己的金丝眼镜，赠与孙美瑶。孙连连谦让，陈调元哈哈一笑道：“老弟，何必客气！你我本来就是通道中人，这次上山结识兄弟，也是敝人的福分，不就是一个眼镜吗？你若再客套可就是瞧不起我陈某人了。”因此，山中土匪自孙美瑶以下，个个认为陈镇守使是个同道中人，可以结交。
但陈调元也不是只懂打哈哈，他也有强硬的一面。当时，在陈调元与孙美瑶谈完下山后，抱犊崮老寨主孙桂枝和另一杆首周天松思前想后，又认为应该将他们的人再扩大些，于是他们要求孙美瑶告知陈调元，希望能将收编人数扩编为3000人，但当陈调元再次上山与孙美瑶谈判时，孙就将这条件通报给陈调元后，陈调元当即翻脸，他大骂孙美瑶不讲信义。同时，陈调元当场命令属下下山，通知官方代表不要进山签字，而且他自己也表示要告辞，中断谈判。孙美瑶等人见状只好好言相劝，极力挽留陈调元。而陈调元也软硬兼施，当场表示，可以再增加500人的收编名额，此事绝不再变。而当孙美瑶等人谈到为了防止官军收编之后撕毁协议，秋后算帐，孙美瑶等人要求请美国安特生留在山中作人质，陈调元则一口回绝，但他又立即转而说，他陈调元和吴长植旅长可以代替安特生留在山中，直到收编完成，再和孙美瑶一道下山。众杆首见状，也就不再疑心。
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的见证下，终于签订协议。美国人安特生和直到此时才露面的抱犊崮总杆首孙佳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在场士绅、商会代表签字。当晚，洋票获释全部下山。
此时，北平政府和外国使团才认为事情已经平息，除陈调元、吴长植外，在枣庄的各方显要、达官贵人也开始纷纷打道回府。在抱犊崮山上，孙美瑶、郭其才等人的码子们也很快完成收编，他们成为孙美瑶旅长的第二团。当编制完毕，第二团穿上了军装后。陈调元检阅这支刚刚由匪徒升级为国民部队的码子们，他有模有样地走过队伍前，还顺手帮那些军官们拉拉衣襟、扣扣风纪扣，仔细地端详一番，突然问了一句：“为什么不配武装带？”
孙美瑶回答说：“根本就没发武装带啊。”
陈调元马上摇摇头说，“这不成，没有武装带怎么也不像个军官的样子！”陈调元略微想了想，说，“我去给你们办。”说完，他立即下山，然后派人给孙美瑶送上武装带，而他自己却以母亲生病为由返回徐州，不再进山。直到此时，吴长植和孙美瑶才发觉这就是陈调元的金蝉脱壳之计，但事已至此，孙美瑶和吴长植毫无办法，孙美瑶只好将吴长植看得更紧，而吴长植也只能大骂陈调元老奸巨猾。
当洋票们顺利出山后，山上还有三百多中国人票没有解决，孙美瑶等杆首还在等待官方再次派人与他们谈这些中国人票的问题，但他们没有想到，陈调元和全国商会代表当初曾许诺，给土匪们一些赎金，然后释放这些中国人票，但现在洋票放出，陈调元一走了之，中国人票问题竟然无人问津了，官方答应的赎金也无人理会。孙美瑶和众杆首气得大骂政府毫无信用，弄得吴长植提心吊胆，他生怕孙美瑶一怒之下拿他撒气，他只好极力周旋，总算在6月24日郭其才所属的第二团才开出山区，同时将吴长植和中国人票也全部带出。该团驻扎枣庄以东的郭里集。
抱犊崮山顶上现在还有周天松为团长的第一团，因为内部诸杆首争当营、连长，所以迟至27日才算编制妥当出山，驻枣庄以西的齐村。而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其中有20多名5—12岁的儿童，这些人票被关在山上已经多年，个个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葱瑟缩，惨状不可睹。临案发生不久，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士波特曾设法上山，与洋票鲍惠尔一道摸清这些情况，向社会报告，引起舆论大哗，要求当局一并解决。待洋票释出，官方对这些陈年旧票也毫不关心。官军也无法上山解救，因为馍馍六这一股土匪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诺言，因而拒绝收编，故抱犊崮仍然在土匪手中，这批旧票也就仍然被囚禁在山顶。后经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一再呼吁、催促，7月8日，孙美瑶通电就任山东新编旅旅长之职时，同时声明山中新旧肉票已悉数放出。至此，临城劫车案才算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