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突如其来地问我：“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喊叫声：“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
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起去。
我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由于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脱口而出：“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但他一再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会有很大的祸事，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扬言某月某日将启程去法国，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定于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爱丸驶往长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当晚天黑以后，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账的抽屉里。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这是蒋碧微在《我与悲鸿》中的另一段文字，写得是他们如何私奔的，此段就名为《牵手》。这一年，徐悲鸿得到哈同总管姬觉弥的一笔资助去法国留学，而在他出国留学一事定下来后，他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打算，那就是私带蒋棠珍小姐一起远渡重洋，这一年蒋棠珍年仅18岁——这与几年后另一徐姓名人可谓有异曲不同工之处，徐志摩1920年在伦敦期间曾爱恋上了林徽因，而徐悲鸿则爱上了年纪相仿的蒋棠珍，只不过林徽因不是蒋棠珍，所以徐悲鸿得以带着心爱的女孩一起私奔，而徐志摩则终生相思绵绵。
当蒋家发现女儿失踪后，明白女儿实际上并不是自杀，而是与人私奔，这在当时可是一种家丑，但蒋碧微留下的信却提示了蒋梅笙，他就以女儿突然病亡向外宣示，并且为了弄得像那么回事，还在家中摆上了灵堂，出殡那天还悄悄在棺材中摆放了些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