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挥汗如雨。一辆载着铁块的板车自远处缓缓通过全国政协门口。当拉车人弓腰蹬腿，吃力地爬坡时，只见一位老人疾步跑上前，帮着将车奋力推上坡。车子停下了，两人擦汗小憩。
“孟大哥，你真行。”
说话的是溥仪，他伸出大拇指夸奖拉车的孟昭楹。两张汗淋淋的脸上，漾着舒心的笑意。
时间长了，一个姓李的老工人看到溥仪时常如此，便问老孟：“这是谁呀？”
“你不认识？他是从前的‘宣统皇帝’！”
“咳，你怎么不早说……”待老孟说完，他才明白近来上下午工间休息，溥仪总是守候在离政协不远的马路上坡处，伺机帮老孟一把。然而，他却不知溥仪与老孟早就是一对竞赛伙伴。
溥仪刚刚跨入植物园的大门，老孟已率先告捷：在战胜自然灾害的日子里，他参加了赴昌平“安营扎寨”的垦荒活动，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受到全区表彰。溥仪接到老孟的来信，立即复信，说“自己正在学习园艺，但工作上一直不出色，要很好向你学习……”信里，他还介绍了自己的竞赛计划，表示：“决不甘心落后”！
话虽这么说，他却总感觉追不上老孟的步伐。他们相约，要比赛谁了解国家大事多，对国家贡献大。老孟坚持每天看报，从中印边界冲突的报道中，他预感由于印方对领土的无理要求，势必引起争端。四十年代初，老孟任驻印盟军司令部军事联络官期间，英军驻印总司令奥钦勒克将军曾赠予他一张英国实地绘制的秘密军事地图。上面不仅有边境附近的山川、河流、地质及路基承重等明确记载，连路宽、能否走坦克和载重汽车，均附有精密的计算数据。更重要的是，这张地图上标有中印两国明确的国界，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老孟找出这张地图，冒着酷暑，送到了全国政协。谁想，当天下午两点送去，三小时后，即收到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回函：“您送来的地图，收到了，很有价值，已转有关部门。我对您的这种爱国热情，表示钦佩。”两天后，他又接到外交部长陈毅的来信：“这份地图对于政府很有帮助……”老孟高兴之余，将此事写信告知了溥仪。
“对你这种爱国举动，我表示非常赞成。”溥仪立即复信给老孟，“咱们出来后能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很感欣慰。我没能像你做出贡献，但为你高兴。我也要争取为国家多做些事。”信刚到，他人也到了，还拽上了一位同事，欣喜地阅读了周恩来和陈毅的来信。为表示祝贺，他专请老孟去政协礼堂看了一场戏，握别时，溥仪表示要向他学习，继续竞赛下去。
不久，溥仪又一次为伙伴的新贡献赞叹不已。在那个多事之秋，美国在越南燃起战火，这时，老孟又向全国政协和外交部提供了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印度支那水陆交通细图》。这是他任驻越军事联络参谋时，越南总督卡都鲁请法国驻越参谋部代表毛磅上校赠送的。当全国政协和外交部收到这份精密度极高的法文版细图后，来函对他支援“抗美援越”的爱国热情表示“甚感钦佩”。
溥仪先是来信祝贺，接着又由李以劻陪同，来到老孟家畅叙感想，后来他取走了全国政协和外交部的来函，向连老汇报了这位竞赛伙伴的新进步，谦逊地说：“我要向竞赛伙伴老孟学习！”
溥仪迁住政协大院，离老孟家只隔一条马路，向东只需五、六分钟就可以慢悠悠走到。住得近了，来往自然也更加频繁。
有一天，他来老孟家，发现前一天还欢蹦乱跳围着要他写字的两个孩子默不做声，老孟夫妇也神色尴尬。在他一再追问下，老孟才愁眉不展地道出了个中原委。老孟特赦前，毕业于辅仁大学的妻子拉扯着两个孩子，一直翘首以待丈夫。他归来了，但始终没一个理想的工作。而且由于受丈夫问题的牵累，她也无法找到正式职业。家庭经济拮据不说，两个孩子在学校还被呼为“战犯儿子”，妻子被称作“战犯老婆”。他们因老孟未分配正式工作直犯嘀咕，疑惑他还有别的问题。大儿子树平是少先队长，连父亲的屋都不愿跨进。面对这难堪的场面，溥仪尽管一再劝说，却难以解释清“左”的影响给他们带来的阴影，他只好走了。
他又风风火火而来。这是当他听说老孟夫妇分居单过，已向法院提出离婚之后。他并非一人，这次，杰二弟也随同而来。他走进院子，径直来到老孟妻子的寝室，拱手而言：
“孟大嫂，我们哥俩想和你聊聊，一家人坐到一起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她眼晴红肿，沉默不语。溥仪兄弟俩又找到老孟，虽然他一个劲摇头，后来却说了真心话：“只要她不坚持离婚，我这方面好办。”
不管怎么说，他俩总算将老孟一家四口人拽到一个屋内坐下了。事情的开头，使溥仪有了信心。
两位特殊的“调解员”，先请老孟的妻子倾吐了一肚子的委屈，又劝老孟对生活中的一些隔阂作了解释。溥仪坐在椅子上，老习惯不改，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听完夫妇俩的述说，他缓缓而言：“现在是新社会了……”
也许，在此之前，他曾仔细回想过在旧时代那桩与文绣的婚事，比较过这两桩社会性质迥异的离婚案。
“唉，闹什么离婚？看，孩子都这么大了……”
“您说，我爸爸连一个正式工作都没有，这怎么解释？”老孟的大儿子，打断了溥仪的话。
“你们还是学生，不太懂事，”溥仪的脸转向孩子，“要相信，国家会给你父亲解决工作问题的。”然后，他诚恳地向老孟的妻子摆了丈夫的长处，劝说她回心转意，“老孟人不错，有很多优点。在抚顺，我就和他在一起，对他很了解，尤其在吃苦耐劳方面是我所不及的……”他提起老孟在战犯管理所被树为标兵的事迹，谈到他诚恳的为人，又叙说了他最近两次“献图”的爱国举动……
起初，老孟的妻子一声不吭，后来在溥仪兄弟一再劝解下，迟滞的目光显出了活力，提起老孟的长处时，也不禁轻轻点头。看到气氛有所缓和，溥杰现身说法谈起了妻子归来的曲折，溥仪也说起对弟媳婚姻态度的变化，甚至联系新建立的家庭，说出一句似乎带点哲理的感受：“没有勺子不碰锅沿的。”
溥仪兄弟共同的看法是，如果家庭没有根本无法解决的分歧，就应彼此谅解。四位有着半个世纪坎坷经历的老人，与两个孩子一起探讨一个具体的离婚问题，竟使他们本身也感动了。四位老人瞅着充满稚气的孩子，眼睛里都不约而同地滚动着泪花。
涉及婚姻的本质时，溥仪的一番话颇有见地：“老孟虽然是干体力劳动的，这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也同样是为社会服务嘛！”想了想，他又对老孟夫妇叮嘱说：“我们现在的家庭，要彼此尊重，共同过好日子。”
一抹晚霞的余晖照进窗子。溥仪和溥杰中午顶着太阳来，直到日落西山还未离去。天渐渐暗了下来，已近晚饭时刻，老孟的妻子过意不去，忙张罗做饭。对于吃饭，溥仪兄弟俩谁也未推辞，只是煞费心思地拉老孟夫妇和两个儿子坐在了一个桌旁，这是多日不曾有的事了。
与其说，老孟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被溥仪哥俩说服，倒不如说被诚挚所感动。尽管内心并没有完全消除隔阂，但妻子在饭桌上当面表示：“不离了。”大儿子也说：“与爸爸和好。”看来，一番苦口婆心，效果昭然。
这次调解后，溥仪又单独找到老孟，劝他主动和妻子处好关系。再加上组织多次出面，这对夫妇终于言归于好。事后，他俩还特意去溥仪家登门道了谢。过了些日子，溥仪又关心地问起老孟：“夫妻关系好多了吧？”老孟紧攥他的双手，感激地说：“多亏你的帮助。你这金口玉言”，对我那口子还真起作用！
若论溥仪后半生的特点，与普通老百姓保持密切来往是其一。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旧我的否定，也是他进步尽管曲折，却不断向前迈进的重要因素。这方面，不乏老孟对他的鼓励和提醒。
特赦后，他深感缺乏社会经验，向老孟讨教。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平日在政协，吃饭连大门都不出，不接触普通老百姓，怎么行……”
他采纳了老孟的建议，从此每天早晨去政协大门外的“森桂斋”小吃店吃早点。他不是贪热闹，而为了接触群众、了解社会。
应该说，他最后的几年里，接触最多而且始终保持联系的，是北京植物园的人们。在他与老孟的竞赛条件里，这是必须做到的一条。事实证明，他俩都实现了各自的诺言。与战犯管理所时相比，溥仪将接近老百姓，参加劳动作为自觉的行动，在他看来也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乐事。
当上文史专员的溥仪，第一次回到温室，又找到白振奎：“白师傅，你让我干点什么？”
“您是客人了，来了先歇会儿。”
“我可不是客人，”他摇着头，“我是回‘娘家’来了，哪能不干活？”
缸里缺了水，他抄起皮管子注满，看到有的缸里长了青苔，便拿起刷子，将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专门买了月票，每星期来植物园劳动两天，仍与保善同居一室。直到婚后那年的年底，才搬走了行李，但仍短不了偶尔来园小住。
鹅毛大雪，阻遏不住他对植物园的眷恋。身披漫天飞雪，他来植物园劳动。下班后，他依次到各家转了一圈。最后，落脚在诸葛正义家。诸葛的妻子金女给溥仪沏上一杯热茶，然后就天南地北地聊开了。
“溥先生，家里不太干净，您别嫌弃……”说着话，小诸葛端上了晚饭。
“没关系，我不在乎。我刚走了这些日子，你怎么就客气起来了？”
“你们那儿净吃好的，我们家可没什么好的。”金女半开玩笑地说。
“咳，你们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窝头我都吃。”他毫不推辞地拿起筷子。
饭菜很简单：大米饭和两三样素菜。溥仪与小诸葛夫妇以及两个未上学的小孩在一个饭桌上吃得香喷喷。
饭间，金女说起初知道溥仪是皇帝时，一见他就心里害怕。
“为什么？”
“人家都说过去皇帝是金口玉言，让谁死谁就得死，让谁活谁就活，是吗？”
“过去是这样。”溥仪的话语中，带着蔑视的口气，“一方面是皇帝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话说出去，不管错与对，一律不改变；另一方面是底下的人迎合你，拍马屁，称之为‘金口玉言’。咦？”溥仪话头一转，开玩笑说：“我是‘金口玉言’，你是金女，其实你应该叫玉女，‘金童玉女’嘛！”屋里的人们哄然而笑，从此将许金女称做了“玉女”。
识字不多的金女，好奇地向他打听：“听人说，西太后把一个妃子扔进井里了，是你媳妇吗？”
“不是。”溥仪笑着向她解释说，“那是光绪的妃子——珍妃。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时，西太后让太监扔到故宫储秀宫的一口井里去的。”还告诉她：“这个井至今还在呢……”
“小诸葛呀，你既然是诸葛亮的后代，怎么没有诸葛亮那么高明呢？”溥仪边喝茶，边与小诸葛逗笑。
“什么，没有诸葛亮高明？如果都那么高明，当初你这个当皇上的，就没有抬轿子的了。”
“哈哈……”屋内的人们又笑了。
“你过去是皇帝，是万人之上的呀！”
当小诸葛说到这里时，溥仪像往常提起旧事那样，皱起了眉头：“皇上，那是欺压百姓的封建专制的产物，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到此，他又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多好啊，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
这次返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去植物园，到诸葛正义、白振奎、庞化顺各家看了看，诸葛一定留我在他家吃饭……”自然，他也提起了重返植物园的一番热闹情景。
当天，一些同事纷纷要求与溥仪合影，他欣影应允，还拽宝印在植物园门前拍了一张纪念照。应溥仪的要求，照片上特意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的牌子摄进了镜头。照片上的溥仪，头戴蓝色单帽，身穿皮领短大衣，面带微笑；左边的宝印头戴棉帽，脚穿长靴，脖子上系了个长围脖；传达室的鲍老头还是老习惯——身披棉衣，站在了溥仪右边；小诸葛和其他两位青年喜孜孜地站在溥仪身后。作为背景衬托的是挺拔的翠竹、苍柏和漫天皆白的雪景。温室的同事见到照片后，纷纷夸他说：“溥先生，景儿选得真不赖！”溥仪说：“照入了我娘家——植物园门口那块牌子，是我最满意的。”
他常常牵念着植物园的人们。田老有病，胡老出差，他惦记；保安来信少了，他叨念。少去了几趟植物园，就觉得短了点什么，他简直与这个集体融在了一起。
请看，他写给保安信上的一段话：“我一切都好。只因为每天上午差不多都要到出版社去，所以不能经常去植物园。但是，从你离开后，我已去过几次了。上次去植物园，田主任有点腿痛，正在吃药，不要紧。胡老从山东回来，到政协又拽我去他家里吃饭……”
他虽常去胡老家串门，有一个毛病却常惹得人家不高兴。每逢饭后，他非留下粮票不可，否则，便声明不再登门。据说，他这毛病并不仅到胡老一家有。他知道，那几年家家粮食紧张，便不忍为他人增加负担。
即使离园两年后，他也有时去植物园小住，重温“三同”的温馨。一九六三年五月初，他给保安的信里就描绘了这种情形：“前些日子，我到植物园住了一夜。小诸葛、雷艳芬都提起了你，他们很惦念你的……”若植物园偶然有人去政协找他，简直会受到上宾般的礼遇。如果在公共场所巧遇植物园的同事，他那超乎寻常的热情，也会使旁观者为之注目。
他关心植物园，关心着那里一点一滴的变化。动乱那年的年初，他最后一次来到植物园，看到温室已由木结构更换成钢架结构，充满感情地对保善说：“嗬，植物园又变样了！”
他珍视与植物园那些普通劳动者的友谊。作为与老孟竞赛的一个条件，他也把和抚顺管教人员的友谊看做是改恶从善的标志。
在群众出版社的档案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文达帮溥仪整理的外事活动常备发言稿。他拿着它几次这样回答外国记者：“回国后，我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度迁往哈尔滨……在拙著中，我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这个问题。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几个人的名字，所长叫孙明斋、副所长金源、管教科员李福生。这是对我的改造最操心的三位干部。”看得出，他所抒发的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感激之情。有谁能想象，一个服罪的犯人出狱后竟能以管教人员的训诫作为鞭策，并结成推心置腹的朋友，还再三向世人介绍呢？
仿佛约定俗成，溥仪与老孟，无论谁取得了进步，除了告诉对方外，都会自然而然地询问是否告知了抚顺的亲人。刚刚获释抵京的那些日子，凡遇事，他必不厌其烦地向抚顺管理所汇报。对有些问题，还心急火燎地要求给予“明确指示”。直到金源写信告诉他，他已成为公民，不必向所里请示，如有问题可求教于同事。后来，他虽改变了写信口气，但在真诚来往中，仍视他们为良师益友。每逢年节，总忘不了致信问候。孙明斋调任其他岗位后，继任所长金源每次来京，无论多忙也要来看望溥仪和老孟这一对老标兵。溥仪二人只要谁先获知所长到来的消息，便会迫不及待地约对方一齐前去探望。而几乎每次会面，溥仪总不免涕泪双流，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二十五年后，金源深沉地向笔者忆及当初与溥仪的一次会面。那天上午，他在打磨厂招待所住下，外出回来便见到传达室留下一张纸条，落款是溥仪。“闻您来京，前来看望，未遇甚憾。俟晚上再来看您。”原来，他听说金所长到京，便闻讯而往，不料扑了个空。晚上，他约了老孟和溥杰再度前去看望。见了面，他特地谈起与老孟的竞赛，金源热情地鼓励了他们。溥仪兴奋得忘却了时间，已近午夜才起身告辞。这时，末班公共汽车已驶过，他们只得步行回家。金源深有感触地说：“与特赦后的溥仪接触，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在改造自我中有了做一个新人的信心。”
灵魂的新生，即使在古希腊神话中也充满了神秘色彩。溥仪的改造成功，为古今中外提供了罕见的范例。动乱前一年，金源三次赴京，探究他走向新生的奥秘以及与老孟竞赛的经验。当年最后一个月，溥仪正在院就医，金源再次造访。这些，溥仪都无一遗漏地告诉了老孟。两人猝然未料，他们特赦后的进步，在被介绍给全国各管理所的在押战犯后，竟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强烈反响。
似在梦中！同年四月间，溥仪乘车前往京郊秦城监狱。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因为，他将以一名公民的身份站在与自己原来一样的战犯面前介绍灵魂的变化。在难以尽言的复杂情感中，他走上了讲台。一瞬间，他的眼睛潮湿了。他分明知道不大的礼堂里整齐地坐着四、五百名国民党战犯和少数伪满战犯，但面前的这一切似乎变得模糊不清，他只盯住了手中的讲稿。黄维、文强等后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一些人，此时也坐在听众席上。
当他滔滔不绝地演讲时，大家看到传闻中那个怯懦的傀儡皇帝早已踪影全无。在人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个对自己命运和国家充满信心的文史工作者的形象。
在众人渴望的眼神注视下，他以其独特的经历，介绍了狱中改造的思想变化和成为公民后的生活。真实的感受，朴实无华的语言，深深地感染了这些不易动情的特殊听众。溥仪赢得了掌声。
“听你做报告时，真静啊！简直掉根针都听得见。”一位当时在座的战犯获释后对溥仪说。
岁月流逝。文强获赦，溥仪已作古。但他记忆犹新地对老孟说：“溥仪和你的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句话，你俩讲得一字不差，这就是要做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前途，看到了信心！”
其实，溥仪事后才知道老孟也去了秦城。报告会后，他去老孟家，还没进门，老孟就迎了出来：“我知道你去秦城做报告了。前两天我也去过了。”溥仪与他彼此欣慰地凝望着：二人在获赦回京列车上的竞赛挑战，已见端倪，谁也没被历史抛下，而成了共同前进中的竞赛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