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趋开朗的性格，也许最能说明他有了自由平等的人格。溥仪生活在淳朴的劳动人民中间，仿佛变得年轻了。
他偕同伴几乎逛遍了西山名景，若谈起清宫轶闻，便俨然以权威自居，甚至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和人争得面红耳赤。而恰恰从他与年轻人的嬉闹和成年人的说笑中，可以看到一个在抚顺高墙内以及初赦时不可能有的无拘无束的普通人。
天气渐热，有个小青年在宿舍碰着他，问道：香山净些个碉堡，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们哪儿知道，那是清朝修的，叫七死八活。为防止人民造反修的。”
为什么叫七死八活？
因为十五个碉堡算一群，七死，是指其中有七个是实心的，实际里面都不驻兵。大概七死八活，是喻指老百姓造反会七死八活、凶多吉少的意思……他说起来长篇大论，颇有些得意。
“不对，”有个凑上来的小伙子插言了，“我看过，里面全是实心的。”
有活‘的嘛，不然为什么叫’七死八活呢？溥仪固执己见，不免有些强词夺理。
凶多吉少，应该是八死七活。又一个青年反驳说。
你们怎么知道清朝的事？溥仪的意思显而易见，我作为清朝末代皇帝难道不比你们清楚？
那个青年人不服气：“不信，咱们瞧瞧去。”
可以嘛。溥仪似乎要证实自己的正确，同意去实地踏勘。
香山，确实星罗棋布地筑有许多座石碉。据记载，乾隆年间，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小金川土司莎罗奔和索诺木先后率众叛乱，由于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的石碉，朝廷屡攻不下。后来，乾隆翻阅清太宗实录，看到有制云梯破城的先例，遂下令在香山之麓仿造云梯，修筑石碉，同时命傅恒（满族镶黄旗人）选八旗精锐在此练习攻碉，训练出三千多名军士，不久平息了叛乱。乾隆还在附近镌刻了御碑以志此事。由此，这些石碉留了下来。据说，当时八旗各修八座石碉，其中有七个是无人死碉，一人是有梯可上的活碉，俗称七死八活，再加上八旗印房附近所筑的四座，香山共有六十八座石碉。
溥仪放弃了回城休息，星期日与园里的小尤和小张等青年兴致勃勃地登上了香山。结果，枉费了半天时间，大家出了满身大汗，石碉虽找到了，但七死八活仍没有找全，只得悻悻地下了山。他未找到根据，归途，仍和小青年们不停地辩论着……
小尤在送他回城时，又在车上同他发生了小小的争执。提起吃饭要注意卫生时，溥仪不愿听了，半晌没言语，但小尤仍滔滔不绝。
到了动物园站，溥仪换车时，没像往常那样热情告别，只朝小尤点了点头，就气呼呼地走了。小尤站在车站，不解地望着他的背影：“这是他固执的脾气，还是他惟我独尊的‘皇帝’‘遗风’……”
小尤并不了解他的过去，因而也就不会想到，溥仪有了常人的喜怒哀乐，是截然区别以往的。其实，他与同事间不悦之事毕竟少见，大多情形下，他和人们相处融洽，而且性格也渐趋开朗。
几排平房，鳞次栉比地坐落在西隅的院墙下。园内大部分青年的单身宿舍就在这里。由于住得近，一些年轻人往往成了他的宿舍的常客。
他被男女青年的活泼情绪所感染，以至成了一个习惯，吃过晚饭，常与他们三五成群地迎着落日余晖漫步园内，闲暇时，甚至一起信步郊游。
距植物园西南方向一里之遥，有一个被称做团城的地方——溥仪多次前去“观瞻”。团城由大型城砖砌成，前后皆有门，门楼四周的城墙皆为箭垛。门楼虽已年久失修，油漆斑驳脱落，但仍看得出当年壮观的轮廓。溥仪曾和一群青年人结伴而往，也与温室的老孙相偕赏玩。
“溥先生，团城从前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据说这里是过去朝廷检阅练兵的地方。”他手指团城，侃侃而谈，“这个团城，也叫瓮城，别看城虽小，可它象征着北京城。你瞧，前边的城门楼叫阅武亭，还真有点仿前门箭楼的样式呢……”
溥仪又指点着城前四五顷开阔地——当时已是果树飘香：“我看，这就是练兵场，这个城墙就是演习攀城的教练场。”接着，他煞有介事地说，“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它为什么又叫瓮城？原来，瓮城都有两道门，两道门之间有很多卖缸瓦、瓷器的店摊。据说有一次，第一道城门被敌人攻破，冲进一部分敌兵，可是箭已经用光了，守城的兵将就用这些缸瓦瓷器当做武器砸下去。抵挡了一阵，直到援兵赶到，把敌人打退。此后，皇帝就下令在翁城里可以卖缸瓦、瓷器，不能卖别的东西。”
“这是哪个朝代的事？”
溥仪笑呵呵地说：“你还当真了，我讲的只不过是一个传说……”
温室的同事知道溥仪会说外语，劳动休息时，常要求他说几句。他从小在宫中随庄士敦学英文，伪满时，他整天与日本人打交道，不知不觉中也学会了一些日语，在苏联五年，当然也会说几句俄语了。“你们听听……”他给大家说了一句外语，可能也听不懂。
“溥卢刘斯……”他连说了两遍。
“溥先生，你说的是什么？”
这次他自己先笑了：“我说的哪国语言都不是，我这是用咱们温室几个人的姓连在一起念的。”
这时，大家才晓得，“溥”是指溥仪自己，“卢”，是卢思聪，“刘”，是刘保安，“斯”是相似音——老“史”。
“我还能把温室其他人的姓连在一起念。”溥仪颇有些洋洋自得，“不信，你们听：习陆魏史……”
他不仅以外语和大家开玩笑，还将它用到工作上，主动地写英文、中文、拉丁文对照的温室植物标签，上面还注明产地、类别等内容。他的字迹异常工整，连昆明来实习的小青年都称赞：“溥先生写的字真有功底！”缠着要向他学习书法哩。
由于多年的生活习惯，他不太好动。文体活动中，惟一能使溥仪“参战”的算是下象棋。休息时间，他常与同事杀上几盘。说起下棋，他还有声有色地讲了一个故事：“慈禧有次和一个老太监下象棋，老太监说了一句：‘我吃你的马，’专横而又喜怒无常的慈禧闻言大怒：‘你吃我的马，我杀你全家！’”后来，他还将这个故事写进了《我的前半生》。
园里的青年人，大部分未成婚。溥仪喜欢询问年轻人的婚事，也时常与他们开玩笑。倘若谁的女朋友来了，溥仪就会幽默地对他说上一句俄语：“欧尼德巴格洛格。”如果谁去外面约会，他就亲昵地说人家小伙子是找熊猫去了。小伙子们谁也不反感，相反，他们初识恋人还时常请他参谋参谋呢。
“你又多了一个徒弟。”溥仪对白师傅说。这是指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蒋近云，她刚从园林技校分配到温室。他则又多了一个年轻朋友。
工间休息，他刚从别人那儿学会码火柴棍的游戏，就来考小蒋：“你会用火柴码个玩艺吗？”
“不会。溥先生您先码一个给我看看。”结果，他摆弄半天又码不上来了，只好歉意地对小蒋说：“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好啊。”小蒋当然很高兴。
“你听过‘蜜吱’的故事吗？”
“没有。”
“你去过广东吗？”
“没有。”
“那我说给你听。”溥仪接连听到两个“没有”，便放了心。
“这个故事发生在广东。那个地方有一道名贵的菜，是活吃有毛的小耗子。要蘸着蜜吃，吃一口，耗子叫一声，一咬一‘吱’……这就叫‘蜜吱’。”
小蒋仰起脸正等着听下文，却听他说：“这个故事讲完了。”
性格腼腆的小蒋乐得肚子直痛，倒不因为故事本身逗人，她是笑溥仪讲的这个也算故事。
“怎么不算故事？”溥仪一转身就又向与小蒋年龄相仿、高度近视的雷艳芬讲起来了……其实，小雷早就知道他刚学来不久的这个两句半的所谓故事，可她们还是愿听他讲，不是喜欢反复听内容单调的故事，而是愿看他那眉飞色舞的高兴样子。
他与年轻人在一起简直无话不谈。当年，他做皇帝时只喝玉泉山的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今，当他从年轻人手中接过也同样是玉泉山的一杯水时，却有了新的感触：“过去，只知道皇宫里喝的水都是用毛驴从玉泉山驮进去的。却不知其中包含了劳动人民多少辛苦的汗水。”
不多日，他又拿来一沓稿纸，说这是堂弟溥佳撰写的一篇文史资料初稿——专讲溥仪饮玉泉山水之事。休息时，一位小伙子新奇地念了起来：
“溥仪饮用的水，是每天远从西郊玉泉山运来的‘玉泉水’。我每天下午下学，总要见到一辆毛驴拉的水车，上面插着一面小黄旗，慢慢地进入神武门内。据宫内的老太监们说，这辆水车还是乾隆时遗留下来的。当年，乾隆皇帝曾把北京市郊的泉水、井水尝遍，并用秤计量了水的轻重。最后，以玉泉山的水既甘而重，被评为第一。因此，后来皇帝们每天的用水，都要从玉泉山运来，直到溥仪出宫以前都是如此。老太监们还说，在辛亥革命以前，这辆插着黄龙旗的水车夜间通过西直门时，城门必须特别为它启闭（从清朝至民国十三年前后，北京各城门每晚十时关闭），并且要走在马路中央，就是王公大臣见了，也得给它让路，谁也不敢碰它一碰。辛亥革命以后，这辆车虽然不像当年那样威风了，可每到夜间，西直门还得为它启闭。最可笑的是，军阀内战的时候，各城门关闭甚严，除了军人和外国人，任何人不许出入，可这辆插着黄龙旗的水车，照旧通行无阻……”
“过去，一个皇帝是多么养尊处优！退了位依然非喝玉泉山的水不可啊……”溥仪对那些青年人以鄙视的口吻谈起了自己可憎的过去。没过几天，他又拿出一沓纸——那是他加强自我改造，作为律己的“约法十章”来征询意见的。
青年人对此提不出什么意见，倒觉得溥仪对自己的要求似乎有点过分“严”了。他却不以为然，认为严格要求才能不落伍。
可也难免紧跟的结果是走了弯路。试举一例——自然带有那个年代的色彩。
当时，京城内外都掀起了超声波试验热，当然毫无例外地波及植物园。据说，超声波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浇花、烧水、做饭、治病……简直说得神乎其神。溥仪听说是大搞科学试验，又看到许多青年人为此熬一通宵，第二天照常工作，他主动地要求参战。晚饭后，他就和保善去后面的管工房忙开了。当时的所谓超声波，不过是把铁管一头砸扁，锯个口，夹上铁片，后面套上一个胶管，以其产生的振动频率，应用到某种用途上。溥仪与保善一样，也是外行。可想而知，试验了几次，都失败了。溥仪一来，麻烦更多了，他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干。保养教他锯木头，弄了半天怎么也锯不好。于是，只好让他帮助用砂轮或砂纸打磨铁管。
历经许多不眠之夜，他们的超声波试验成功了。溥仪乐得合不上嘴。然而，实践却证明这种群众运动掀动的超声波热，确实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这已是以后之事了。
盛夏季节，温室有四五个人都买了带纱眼的单帽。老冀指着溥仪对大家说：“‘皇帝’一来，你们可都当上大臣了。不然，怎么都混上纱帽了？”溥仪嘿嘿笑了：我可不是皇帝了！
老孙之兄是天津著名的老中医，小郎的祖父也是中医。休息时，溥仪常和他们聊起医学。小郎对宫中的御医感兴趣：他们的医术真高明吗？
“一般，应该说有他们高明的地方。可是，给皇上和皇后看病，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出问题。”溥仪介绍说，给皇后和皇妃看病，他们连面都轻易见不到。所以不敢贸然下药，只求平平安安就行了。看病又不敢多问，有的御医就买通太监，偷偷了解一些外面所不知的病情。自然，御医中也不乏饭桶。
谈起学医，他兴趣倍增，眨巴着眼说：我原来还想做医务工作。
老孙接过话茬儿，逗他说：“你去哪个医院，那儿准红起来，没跑儿！”
我对医学懂得浅，就是去医院也是学习。他没听出戏谑的味道，话说得还挺谦虚。
“溥先生，医院红起来，可不在乎你水平高低。只要你一去哪个医院，大家不看病，也得看你去。”
“哈哈，哈哈……”他和大家笑在了一起。
在共同的生活中，他与人们从陌生到熟悉，后来竟至无拘无束了。傍晚，他时常去南边的家属院看电视或串门，倒也好，成了老庞和诸葛家的常客。他来院里，谁都喜欢拽他到家坐一会儿，他乐得从命，很少推辞。
植物园传达室值班的是两位老人，没什么文化，人称老鲍头、老王头。溥仪每天喝的奶就是他们送到宿舍的。他过意不去，提出到传达室取。一来二去，与两位老人打得火热。凡经过门口，他总打招呼：“您二位忙吧？”他喜欢称人为同志，若是单独见了老鲍头，遂称之老鲍头同志，见了老王头亦然。他每逢来传达室打电话，总短不了和这老哥俩聊一阵再走。
一脸憨笑的白振奎，是他学习植兰的师傅，原是附近的农民，因园里占地，四年前当了温室工人。白师傅的家住在南辛村十二号，植物园是二十号，相隔不过五百米远。
白师傅在家吗？天刚擦黑，外面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溥仪。
我来看望师傅来了。
溥先生，甭那么多礼儿了。
他坐着喝茶，正和老白聊天，老白年近八旬的老母闻声走出来。她早就听儿子说，“皇帝”当了他的徒弟，但总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溥仪一见她，就按老北京的习惯，客气地问候说：大娘，看您身子骨儿还挺硬朗啊？
还好，还好……老太太坐下后，溥仪居然和她聊起了家常。将近晚十点，他才起身告辞。街上当时还没路灯，老白不放心，一直送他回到宿舍。
待老白返家，老母问儿子：他真是那个宣统？
“嘿，这还有错！”
老太太指着溥仪坐过的椅子，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人们常说，皇帝是真龙天子，坐过的椅子就是宝座。福分浅的人坐了，就会大难临头哟。”
一上班，老白就把老母亲的话学给溥仪听。他边听边乐：“什么真龙天子？那是封建迷信。你看，我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一个普通人嘛。”
曾几何时，君权神授的帝王思想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远的不提，在他当“康德皇帝”时，他坐的“龙椅”也是任何人碰不得的。在他与老白对话时，也许脑海里会闪现出这样一件事，后来他写入了自传：“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认为这是冒犯了我，立即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
如今，对于这些往事，他感到可鄙而且可笑。难怪他对白师傅说：“你回去跟老太太讲，就说现在皇帝本人都不信那套了。”
当然，溥仪坐过的那把椅子老白坐了，他的母亲也坐了，不但没什么灾祸，而且活得挺健康。老白家里的农村亲戚逛过故宫后，到他家谈起“宣统皇帝”，老白又向他们讲起了这桩好笑的事。这些乡下人感慨非常：“难怪社会变了样儿，连皇帝都变了哟。”
发出这种感叹的不止一个乡下人。保善的老父探望儿子，也见到了他。溥仪听说老人家是从海河工地赶来的，热情地给他让座。还给他倒了杯水。及至保善的父亲知道了与他聊天的是宣统时，竟难以置信。在他看来，那是一位没有任何架子的普通人。
而这，正是溥仪引以为荣的。谈起往昔，他在后来的一次座谈会上感触至深：
“实际上，我是故宫、张园和长春伪宫里的第一号囚犯。只有在今天，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才真正享受了一个人的自由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