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追寻这个机缘，应对清末练兵全局做全盘的观察。事实上，练兵一事倡议于袁世凯而决定于慈禧太后。袁世凯的声望、才识、魄力都足以胜此任，其人因戊戌政变时效忠于慈禧，庚子之变、两宫流亡之时对朝廷的良好表现，又为慈禧所深信，而其所陈练兵宗旨复为慈禧所乐闻，故慈禧遂决策委袁世凯以练兵的事权。但慈禧对袁世凯并不是一无防范的，其练兵处的设立，特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而以袁世凯为会办。这是仿光绪中创建海军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李鸿章为会办前例。不过事例虽同，而实质则不同，海军衙门只是一个摆空架子的机关，无事功可为，论者称为修颐和园衙门。练兵处则雷厉风行办理全国练兵筹饷事，而奕劻庸碌无能，对练兵事一无所知，复为袁世凯所巴结，又喜其人，于是练兵处事权，实际上落在袁世凯一人之手。袁世凯在北洋亲自选将练兵，京师练兵处则广布心腹，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就是袁世凯的好友，系他所奏保，其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袁世凯的部将，而由他奏派。尚秉和在《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一文中记其事说：“时练兵处训练大臣皆王公及宰相兼领，其编定营制，厘订饷章，及军屯要扼，皆公及冯、段诸公主之，王大臣画诺而已。”故练兵处虽是中央特设统筹全国练兵的中枢，实则和袁世凯的私人机关无异。
当练兵处成立时，御史王乃征就多次上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其中有：古今中外不闻举国兵柄利权挈而授于一人之理。今练兵之事，旨派庆亲王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兼有铁良襄办矣。顾庆亲王分尊事冗，素不典兵，何从识武将一人？何能议军政一事？铁良之才，素无表见，愈益可想。然则大权在握者，固惟独袁世凯耳。观派提调三司，如徐世昌等皆该督荐举，素为其心腹，将来济济师旅，感挟纩之恩，而指挥唯命者，岂复知有他人？又督责天下之饷需，欲户部不得过问，举劾天下之将弁，欲兵部不得持权，既历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闻。枝重有拨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势，比其立召祸乱者也。
王乃征可谓有先见之明，而上奏朝廷不察，于是练兵处从开始即归袁世凯掌握，袁世凯乃得假中央的权威以行个人掌握兵权之实，征全国的财力，以养北洋六镇的兵。故咸同后，督抚专政不过造成中央政令不行的局面，而袁世凯则据练兵处挟中央以令各省，兵权饷权都操于一人之手，兵将都为心腹，即禁旅亦为爪牙。迨大势既成，清室始惶惶然以收袁世凯兵权为急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抽出北洋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划为近畿四镇，归凤山节制，就是对袁世凯而发。其后袁世凯被罢斥，第二、第四两镇一并归陆军部管辖，以为如此就可收袁世凯兵权以归中央，而不知积重难返，魁柄已无可挽回。到辛亥革命发生，清廷终不得不起用袁世凯以指挥诸镇，于是袁世凯遂因势乘便以倾清室，夺去了国家的最高政权。罗尔纲：《晚清兵志·陆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9—222页。
5垄断了新政后期的国家外交权力，赢得了列强的信任与支持。
在中国近代，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列强各国的态度往往决定着大清国官吏的政治命运。凡此稍有眼光与常识的官员都十分注重自己在列强心目中的地位。
在外交方面，袁世凯是很注重取得列强支持的。新政时期，国家外交权力落入袁世凯集团之手，这是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美、法等国条约中明文规定：各国国书应由中国办理外国事务之钦差或总督代奏；倘有不平之事，该领事等官径赴五口通商大臣处控诉。列强在与南北洋大臣的外交接触中，已深深感到这些握有实权的疆吏对于清廷对外政策的影响。相比之下，主持国家外交事务的各国总理衙门，则遇事往往流于无人负责相互推诿的状态，反不及与南北洋大臣直接交涉来的便利。故外国公使遇事往往到地方找南北洋大臣交办。马嘉理案件时，英国公使威妥玛就直接到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找李鸿章进行交涉。《中英烟台条约》的会谈签订也是赫德致函李鸿章指名要求他前往的。所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就公然照会，要求清廷将“体制不崇、职责不专、遇事拖延”的总署改为外交部，列于六部之首，并迫使清政府在《和议大纲》第12条中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必须革故更新，及诸国钦差大臣觐见中国帝王礼亦应一体更改。其如何变通之处，由诸国酌定，中国照允施行。”其意图昭然若揭。列强的目的主要是想将清廷进一步纳入到近代殖民化的外交轨道上，以便于它们对中国进行更好的侵略。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与虚弱，清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遭受列强侵略与控制的同时又不得不在对内统治和镇压人民等方面依赖洋人的支持，因此对外关系便成为近代清廷施政的主导核心。这样，南北洋大臣掌有外交权力，就无异于分割与侵蚀了中央权力，使他们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可以直接投靠列强这一“太上皇”，从而巩固与发展自身的权力地位，遂造成中央与地方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湘军、淮军、北洋军的演变、发展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几乎所有重大对外妥协卖国条约都为李鸿章包揽了，就因为他是列强所注目的对象。外人曾言，虽然李鸿章有他的许多弱点，但在谈判上他是对我们有利的，他是最能给我们服务的，我们应当尽我们一切的努力重新树起他的威望。甲午战争中日谈判时，日本侮辱驱逐中国全权议和大臣张荫桓、邵友濂，指名要李鸿章前往议和，就在于日本认为张、邵“不足担任出卖主权的责任”。鉴于袁世凯的才干和在山东时期对列强的友好表现，李鸿章死后，为了能使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缺，列强事先大造舆论并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最终把袁世凯扶上了这一对列强在中国事务中有着重大影响的、权势显赫的职位。
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迷梦，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取得了列强的公认。庚子事变后，为了保证在华利益，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人，并在不同程度上皆给袁世凯以支持。这其中以英、德、日等国最为突出。
20世纪初，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了侵华的优势，尤其是日俄战争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不仅极力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领域内，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为侵占中国的前沿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10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侵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最有希望的事业”。日本参谋本部档案，参外第201号第一，机密。见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二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参照东西成法”，在直隶创办巡警。“北洋巡警学堂”以山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这些事实都说明，袁的北洋集团在初期发展过程中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任内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在日俄战争中主持“中立”和主持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谈判。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天，袁世凯就与日本前驻华公使青木和日本驻天津领事伊集院吉，就日俄关于争夺东北地区的战争问题，进行了秘密接洽。日俄战争前夕，袁世凯又上奏朝廷，说明“战端难免”，要求清政府“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5页。。
事实上，袁的所谓“中立”，不过是表面的现象，实际上是倒向日本。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1904年1月19日）给清廷的上奏中就暴露出了这一点。袁世凯认为，“近日情形，日本已许我守局外，各国亦无异言，惟俄人阴鸷性成，未必肯许。纵使迫于各国公议，不得不许，而战在我境，处处得有借口，乘机挑衅，恐所不免”《密陈局外应担责任片》，《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7页。。据坂西回忆，“日俄战争当中乃是日华亲善达到最高峰的时期，其间，坂西为了使日军的军事行动得到方便，而仰仗袁的合作”［日］山根幸夫著，周启乾、郭蕴静译：《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第85页。。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与外国列强的交涉中，鉴于他的前任由于“因循延宕，积为外人所厌”，他“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馆人大感佩”。黄远庸：《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远生遗著》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40页。日俄战争后，由于日本在我国东北侵略步伐加大，与美、俄矛盾日益尖锐。袁世凯一改过去亲日态度，决定联美、德以制日本。他在外务部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企图订立中美德协定以对抗英日俄法对中国的侵略。袁世凯在新政期间的外交活动，赢得了列强的好感与信任，为列强在辛亥革命时期支持他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宣统年间，清皇族与袁世凯的矛盾尖锐化，摄政王载沣碍于袁世凯有北洋军和列强的支持不便杀之，只得以“足疾”为由令袁“回籍养病”，然此谕一下，各国公使对于撤退使馆驻兵之事拟即缓行，而欧洲各报纸及商业家尤恐此后有非常之变动发生其间。就在袁世凯下台后没几天，《泰晤士报》便发表社论，以夸张的语调盛赞他的所谓“才能、进步立场”和“对朝廷的伟大贡献”，说他是个“被满人侮辱性地赶下台的伟人”《泰晤士报》1909年1月4日。。武昌起义后没几天，四国银行团、美国公使嘉乐恒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就扬言要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声称“没有人比他更适于充任汉人和满清皇室之间的调人角色了”［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7页。。进入民国以后，袁世凯自己也常拿外交实力和军事实力吓唬人：我很想回乡下去享福。但是，外国人只相信我，没有我中国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北方军队都只服从我，没有我全国秩序就难以维持。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我不能不牺牲个人的幸福，担任这个繁重的职务。由此可见，列强寻找代理人，扶植地方实力派，削弱和分割了清政府中央的权力，提高了袁世凯集团的地位和影响。
毋庸讳言，清亡前夕，袁世凯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已经拥有颇高的威望。他与列强驻华使节、立宪派人士、清朝文武官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拥护。同时，他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包括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定程度的拥护与信任，可以说，声名赫赫，人心相向。特别是他控制着中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北洋陆军，还有由他一手培植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北洋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的关键部门，唯袁氏之命是从。“袁已完全成为中国在军事方面公认的‘权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3页。正是上述原因，造成他在清末政坛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之所以获得这种声望和地位，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他的政绩中检验出来的。他的政绩体现了他的才干、志趣与抱负。在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中，他皆参与并且表现突出。他初出茅庐即出使朝鲜，果断干练，扑灭“壬午兵变”，挫败“甲申政变”，稳定朝鲜政局。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作为一个不大起重要作用的官员，褒多贬少。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博得维新之名。戊戌告密一事曾使他声名狼藉，但到辛亥革命期间，时过境迁，袁世凯又与梁启超言归于好，告密丑闻已不能再构成对他声誉的损害。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创建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博得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赏。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稳定山东局势，使山东未遭战祸波及；庚子年参与“东南互保”，推动《辛丑条约》的谈判，在中外政界中获得了很高的赞誉，被称为“强者”。他推动清末“新政”的发展，坚持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创办新式教育；回收利权，推动实业与近代交通的发展；建立巡警制度，把司法与行政分离，创前人之所未有。继而他参与推行君主立宪活动，奏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率先办理地方自治，力主改革官职，实行责任内阁制。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有力人物，且收效显著。这对于促进政治革新、社会前进是有益的，所以人们把他视为与日本明治维新之伊藤博文、大久保齐名的世界风云人物。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说袁在“前清北洋时代，威望隆然，海内之有新思想者，无不日以非常之事相期望”黄远庸著：《远生遗著》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1页。。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与此同时，他运用权力和官场权术，培植了一个由他控制的，占据国家行政、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重要部门的北洋军事官僚集团，不少名流学者也被其网罗。以邮传部为例，“他在1907—1911年期间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邮传部。因此，在盛宣怀在宣统三年（1911年）成为邮传部大臣之前，该部先后由袁世凯的门生陈壁、徐世昌和唐绍仪所领导；而部中一个有势力的铁道部门一直是由袁世凯的另一名幕僚梁士诒领导。这在中央和各省的利害关系中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冲突”。［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袁氏就是凭借政绩与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取得了政坛上的实力地位，并赢得了威望。
慈禧太后去世后，摄政王载沣虽然将袁世凯削职回籍，但此后的时期，恰恰是清政府日益腐朽、陷于灭亡的边缘的年代。这时袁世凯的声望不仅不衰，反而更加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势力最为关注的人物。到辛亥革命前夕，袁世凯已经成为当时时局的政治重心，各派都在极力地争夺。袁世凯的政治军事权威地位已经使当时社会普遍形成了“非袁莫属”的心理状态。随着时局的日益糜烂，这种心理和影响也随之更加弥漫起来。这就为袁世凯集团趁辛亥革命之机实现从地方走向中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