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上登了条新闻，“四远居”经过整理、翻修，晋升为甲等二级的高等餐馆。赵成就给刘义打了个电话，约他去“尝尝新，忆忆旧”。说“尝新”，是“四远居”近年来专卖饺子、面条、鸡蛋汤，晋级之后改卖风味名菜了，他们还没去吃过；说“忆旧”，是四十多年前这里原就是个有特色的馆子，“广和居”关门后，一位厨师到了“四远居”，把“潘氏蒸鱼”的手艺也带了过来，那些怀恋“广和居”的顾客就随着蒸鱼一块转移到了“四远居”，并成了义务宣传员，果然使得“四远居”四远闻名。
解放前，赵成和刘义都在西河沿的一家银行当职员，“四远居”就在他们隔壁，两人中午便在这儿包了饭。灶上有位厨师，外号瞎王！瞎王并不真瞎，只不过常年烟熏火燎眼睛爱流眼泪，不时地要用手巾擦眼。眼睛既不好，又总炝油烟子，瞎王就离不了酽茶。这一年三伏天，刘义去买卖家办事，跑得满头大汗，中午来到“四远居”，进门先叫伙计去买来两瓶汽水。刚要打瓶子，瞎王看见了，便拦住说：“先生，这么热的天，您又一身火气，喝下冰凉的东西，要闭住汗怎么办？快放下吧。”刘义说：“我嗓子眼直冒烟，不喝点什么，吃不下饭去。”瞎王说：“我这儿才沏的小叶，您不嫌弃就先润润。等汗出透了，心里就凉快了，再吃饭不晚。”小伙计说：“这汽水怎么办，鲜果店子不许退。”瞎王说：“算我的。”刘义说“那怎么好？”这时二掌柜的过来了，连说：“好办，就放在我这儿，下晚有定席的，席上照例上汽水，我替您卖了不结了？”又转身吩咐伙计：“拿大茶壶沏一壶高末，以后客人来了先敬碗茶，也省得王师傅贴体己钱了！”从此“四远居”饭馆夏天都预备热茶，瞎王成了刘义的朋友。
解放后，刘义、赵成都调到了内城工作，“四远居”五十年代初也就关门了，原来的门面变成了一家商店的仓库。
文化大革命中，刘义和赵成到远地干校改造了几年，回北京已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事。有天两人到前门外闲遛，忽然发现“四远居”又开张了，改名叫“向阳餐馆”。两人一高兴就奔了进去。
这里别的不卖，只卖包子。灶间和客座之间开着个大窗口，顾客在窗外排队，一个留着披肩发、白工作服烫的笔挺、胸前戴着除拉伯“7”字牌牌的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守着一个装钱的木箱，坐在窗内。刘义叫赵成先找个地方占住坐，他去排队。等坐在窗内的漂亮服务员慢慢地收着钱，卖着货。轮到刘义时，刘义递进五元一张钞票和二两粮票，那服务员却两眼瞪着他不动手。
服务员说：“买多少？”
刘义说：“二两。”
“二两给我五块钱？你去换换去。换了零钱再买。”
刘义说：“你先给我拿包子，等你卖了零钱找我不行吗？”
“有功夫等就行。”说完她抓了几个包子扔在盘里，推给了刘义。刘义举着盘子，从密密重重的人中挤出去，找到赵成，两人倒醋，正要动筷，赵成问道：“一两几个？”
刘义说：“不知道。”
赵成说：“要么一两一个，要么一两俩，总不能一两一个半吧？”
刘义一数，果然是三个包子，就端着包子又挤回窗口，大声问道：“喂，同志，一两几个包子？”
那位7号服务员瞅了他一眼，闷声不响，仍然卖她的货。
刘义又问：“一两几个？你怎么装听不见？”
服务员说：“你这么大岁数，没吃过包子怎么的？”
旁边就有人说：“一两俩。”
刘义说道：“我这二两怎么给三个，少了一个？”
服务员说：“你好好数数。”
刘义说：“这又不是三十个数不过来，一共才三包子，我还用反复数吗？”
服务员说：“你拿的时候怎么不说？”
刘义说：“我拿的时候不是没发现吗！”
服务员说：“你等着吧，等我这一屉全卖完了才知道少给没有，现在忙着，没办法查。”
刘义只好端着盘子回到桌前，和赵成两人看着三个包子咽唾沫。过了半个钟头，盘里的包子也放凉了，屉里的包子也卖完了，那位女服务员却径自收拾钱箱、笼屉，并不理睬刘义。刘义便端着包子凑过去问道：“你到底查了没有？”
“查了，没少给！”
“你凭什么说没少给？”
“我这屉里是双数，卖完了一个没剩，当然就没少给。”
“我不管你双数单数，反正我……”
不等刘义说完，那位服务员就把刘义放在窗台的三个包子往外一推，关上木窗板不理他了。
刘义绕到后边进了灶间，灶间里一个老头和两位中年女同志正在包包子。刘义问道：“你们这儿谁负责？”
那又瘦又干的老头站了起来说：“负责人不在，有话您对我说。”
刘义便把事情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正包包子的一位女同志从案板上拿起个熟包子说：“这个包子是她端屉时候掉在地上的，难怪她没剩下零头，别生气了，这个归您吧？”
刘义说：“掉地下的包子给我？我不要。”
这时候那位7号服务员却从前边冲进来了，手抓着一把零钱，“哗”的一声往刘义面前的案板上一扔，扭身就走了出来。
刘义大声喊：“你回来！”
女服务员回头冲他撇了撇嘴说“下班了！”说着把白工作服脱下来往墙上一挂，哼着歌走了。
赵成这时也已跟了进来，就劝刘义说：“走吧，别跟她斗气。”那个瘦老头也把扔在案子上的零钱收成一叠，递给刘义说：“得，得，我替她道歉，行了吧！现在这青年，没办法！”
刘义要把钱和包子扔在店里，以便引起他们领导注意。瘦老头却说：“您要故意这么办，我也不拦着。依我说，您还是把钱带走好，伤财不惹气，惹气不伤财，这不是当年我学徒的时候了！”
赵成问：“您是在哪儿学徒？”
“就在这，四远居！”
三人互相看了一阵，终于认出来这老头就是瞎王。瞎王在文化大革命挨了阵斗（说他专为资产阶级老爷和修正主义分子当奴才）就退休了，近两月又上这儿来当临时工拿补差。
刘义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到多咱能赶上您那种服务态度呢？”
瞎王说：“可不敢这么说，我们那时候是为了混饭吃，能保住饭碗就好，没有远大理想，所以已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这青年们都有远大理想，原来看不上这个行业，从文化大革命中学来一个‘斗’字，与人斗其乐无穷！你伺候我还要挑挑拣拣呢，凭什么伺候你？现在的买卖就这么做法，我劝你忍了吧。”
刘义不肯忍，说什么也不肯把钱带走。从这以后，刘义出门办事不管肚子多饿也决不进饭馆，估计赶不回来吃饭，宁肯自己出门时提个饭盒，也决不再去找气生了。
刘义并没有忘记一个“斗”字，每隔两个月准寄一封批评信，一回寄给报社，一回寄给二商局，一回寄给那个饭馆，花了几毛钱邮票，始终连个回信也没得到。自己总得找个台阶下呀！最后他又写了封信给那饭馆，声明钱不要了，这钱送给服务员买学习文件，以便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但仍然没有回信。这件事就成了他的心病，什么时候想起来，血压都要上升。三个月前，他乘车路过那个饭馆门前，不由得恶狠狠地朝那饭馆瞪了一眼。这一瞪，他痛快了，原来饭馆关门了，牌匾也拆了，周围搭了脚手架，似乎那劲头连房子也要拆掉。他气哼哼地自语说：“怪不得不回信！黄了！好，报应！”
接到赵成电话第二天，两人一下班就凑到一起，上“四远居”去。从前门下了汽车，还要走一小段路，两人兴致勃勃地边谈边走，很为“四远居”的复兴庆幸，那心情有点像去看望久别的熟朋友。距离还有半站路，就望见新翻修的门面了，灰砖白缝，绿窗红权，最难得的又看见了黑漆金字的横匾，“四远居”三个大字仍是从旧匾上拓下来的颜体大楷。两人进门，便找靠窗处一个方桌边坐了下来。服务员紧跟着就追了过来，说道：“同志，等会儿再来，还没到点。您……”
赵成问：“几点开始？”服务员说：“四点半。”
刘义抬头，先就看见了白工作服上红色的7字，再往上一看，披肩发剪短了，仍然是那张年轻漂亮的脸蛋儿，刘义一声不吭，提起书包就往外走，后边服务员又说了些什么，他听都没听。刚走到门口，穿整洁的黑裤白上衣，花白头发竟然也梳得溜光的瞎王从经理室赶出来拦住了他说：“我听说话就像您，怎么刚来了又走哇？”
刘义说：“我走错门了。”
瞎王说：“就算走错门儿，您来了也不能再走，买卖不成仁义在，不吃东西来歇歇腿也行啊。从我们翻修之后您还没来过吧？我们升级了！门面改了，招牌改了，品种也改了……”
刘义说：“服务态度不改、经营作风不改，还是白搭！”
瞎王说：“您刚进门，怎么知道我们服务态度不改？”
刘义说：“我刚坐下来，你们这位小姐就喊还没到点。”
瞎王说：“本来是没到点呀！这话有什么错？”
刘义说：“没到点坐会儿不行？”
那小服务员笑着说：“我也没说不行啊？我意思是说您来的早，火还没上来，怕得多等一会儿，问你喝茶不喝。”
刘义说：“你这是临时改口的！”
赵成说：“不，她是这么说的，你气哼哼地走了，没听见。”
瞎王说：“我们初步改进，还不成熟，希望您多提意见。”
刘义说：“提意见？我提意见光邮票花了八毛啦！连封回信都没有，你们改什么？”
瞎王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个小纸包来，交给刘义说：“连该找您的钱，带八毛邮票全在里边，还附带一封道歉信……”刘义翻翻眼：“为什么不给我回信，为什么不给我寄……”瞎王随手又从抽屉里拿出几个信封，一笑说：“你自个儿看为啥？”刘义一看信才知全没写发信地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心想：“光顾生气，忘了……”瞎王也笑了：“叫人没法寄。我就等着您来了。先查查钱数对不对！”
刘义接过纸包，并没打开，用手捏捏说：“这是您瞎王出的主意吧？”
瞎王说：“我们党支部的决定。您想想，十二大以后，各行业都改进工作，我们就没点改进？”
结果两人又坐回去，热热闹闹吃了一顿饭。蒸鱼、扣肉、炮腰花、风味菜全上来了，虽不及当初地道，可多少都有点意思。饭吃完，7号服务员送来两个热手巾，还带着一个意见本，红着脸说：“您再提点意见，我思想虽然转变了，可业务还不熟练，缺点一定不少，您别客气。”
刘义打开意见本，掏出圆珠笔先写了四个大字：“我的检讨。”
服务员说：“您写错了，把意见两字写成检讨了。”
刘义说：“没错！在这件事上我也有不对处。暴躁苛刻，盛气凌人，这也不是对同志与人为善的态度，我以后要多多尊重服务人员，咱们互相尊重，事儿就好办，不都为了建设个好风气吗？我批评你们没忘一个斗字，我自己其实也余毒没散……”
瞎王点头说：“好，好，社会主义企业也要和气生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