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出题目，大家作文章，这办法可以，这题目我不赞成。没准老陆早写好一篇稿子在抽屉里歪着呢，篇名就叫《临街的窗》。他以有准备有把握来对付大家的没准备没把握，当然稳操胜券。对这位姑苏秀士，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我搜索枯肠，把与“临街的窗”有关的一切记忆，一切构想全翻出来。先想了个爱情故事：（这年头爱情故事最热门儿）有个穿夹克衫、牛仔裤的青年在街上走路，冷不防被一件什么东西砸昏了头。正要破口大骂，抬头看见楼上窗口里探出来一个梳着“清水挂面”发型的脑袋。月亮样的脸儿，星星样的眼儿，银铃似的嗓儿，柳枝似的款儿……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还想好一个恋爱加自学成才的故事，（这比单写恋爱更有思想意义）男的上中越边界保卫祖国去了。女的白天坚持生产，晚上读电视大学法律系。天天自学到深夜。周围所有的窗口都暗了，只有她的窗是亮的，她总喜欢挂个桃江色的窗帘，窗口又临着京津唐高速公路，于是她的窗口就成了夜晚行车的司机们的灯标，司机们说起路线来也都说“看见桃红色窗口往左拐！”或“距桃红色窗口还有二十里！”最后有志者事竟成。男的在前方当了英雄，女的在后方拿到大学文凭。
这两个构思，我有把握写出来一定出色。准把别人写的同题小说镇住。连陆文夫的也镇住！我没写是因为这俩构思还有点小毛病，容易叫人误解，以为我是抄袭的。前一个使人想到施耐庵，尽管男主人穿了夹克衫、牛仔裤，还是有点像西门庆。后一个叫人记起孙犁老师，虽然把窗外的大河换成了大街，船改成了汽车，那盏灯可铁案如山。两位大师一个在几百年前，一个在几十年前，都打过窗口的主意，逼得后人没路走，真有点儿令人遗憾。
既然虚构的故事容易与前人撞车，就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中去找材料。
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五楼之上。他家就有个窗口临街。夏天坐在他家窗下乘凉，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不定什么时候有东西从窗口飘然而下。也许是枕头，也许是拖鞋，大件的还有门帘。这两口子爱吵架，一吵就争着扔东西。还专门往窗外扔。好在二位动中有静，不管上多大火，扔东西的时候仍忘不了挑挑拣拣；专找不值钱又摔不坏的扔，这才一直没有砸伤过人。但对乘凉的人究竟是个威胁。可谁也不敢去劝，越有人劝扔得越厉害。幸亏邻居有个小青年，是学说相声的，想个主意，把他们劝好了。人们才又能继续在那窗下乘凉。他这劝的办法也有点特别。不是越劝火越大吗？他劝到火头最高时，就帮两个递东西供他们扔。先递一件旧衬衣，男的接过去扔了。又递一把破笤帚，女的夺去扔了。第三件他就把桌上十四寸彩电抱了过来，劝他们说：“这个沉点儿，两人一块扔吧，摔这个才解恨！”
这个材料虽有趣，可思想性差点，也不能入选。我就扩大挖掘面，找一位邻居去采访：
“您知道有关临街的窗户的事吗？”
“谁家的窗户？你们家的还是别人家的？”
“当然别人家的。”
这位当过治保委员，用怀疑的眼光盯了我半天，才小声说：“这么大岁数了，学点好。关心别人家的窗户干什么？”
冥冥中自有神助，我们两人对话，叫另一位邻居听见了，这位邻居叫康孝纯。
这位康工程师，读过我的《双猫图》的人会记得他，是个当了二十几年“内定右派”的老实人。如今却成了老来红。挂了好几个“学会”和“协会”理事头衔，一面在北京一个大建筑公司当总工程师，一面还兼任深圳某个厂家的工程顾问，三天两头飞翔于北京广东之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找材料写小说是吧？临街窗口的故事您想听几个？”
我说：“您能讲几个？”
他说：“我盖了一辈子房子！假定一栋十五层楼房有两面临街，每层每面三十个房间，就有900个窗口临街，哪个窗口内外不发生点故事？”
“您这么说可透着玄。”
“一点不玄，这还只是说我亲自参加盖的房的窗口，要再加上我听来的关于窗口的故事，那就更没数了……”
我说：“既这样您就行行方便，给我讲一两个，好不好？”
“好。可今天不行，我得回去查查日记，翻翻资料，等我作好准备再跟你讲。”
我以为他是说说玩的，便由他去了。仍然绞尽脑汁自己打主意。星期六晚上，我正为想不出结果咒骂天地鬼神，管传呼电话的大嫂在外边喊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康工打来的：“您还要听临街的窗的故事吗？明天提几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到西郊鲁谷村414工地找我。明天工地休息，我告诉值班人员在门口等你。”
我仍然认为他可能是开玩笑。这位工程师办什么事都严格准确，一丝不苟。连开玩笑也认真严肃地开，板着脸叫你分不出真假的时候是常有的。但我还是按时去了，并且背了四五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一斤月盛斋的酱牛肉。我想即便是个恶作剧也还是有趣的，我愿意上这样的当。
这个414工地，在鲁谷下了地下火车后，还要走十几分钟，在旧鲁谷村西头一个丁字路口，是一个塔式高楼，已经建到第三十二、三层了。滑动脚手架还在向上升，不知总共有多少层。因为没完工，周围还用刺铁丝拦着，我找到入口处，上了年纪的看门人正拿着一顶安全帽在收发室等我。他说：“康总在二十一层等你。”并把我引到了一层入口。
这座楼走近了远比在路口看着大得多。按占地面积看和著名的东京“京王普拉札”大小差不多。星期天，工地上空无一人。主体结构虽起来了，装修活儿还全没动。所以楼里边黑暗、潮湿，到处是碎砖断铁又寂无人声。走着走着我突然有一种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行的感觉。楼梯是装好了，但既没有拦杆，也没有抹平，一层一层爬上去，既吃力又担心。身上这一背包酒食，随着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兴致则随着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终于爬到了二十一层。
康孝纯坐在正对楼梯的一间屋里，屋子正中，反扣着一个装灰浆的半截铁桶，大桶四面放了四块半头砖。他自己坐在靠左侧的一块上，其余的几块空着。看我上了楼梯，他站起来朝我招招手，我走进了屋子，他指指扣着的大桶说：“东西放在这儿。”
我把包放下了。
“咱们现在就谈吧。”他正正经经地说：“你要录音吗？”
我说：“我、我以为你也许开玩笑，没有带。”
“我给你预备了。”他回身从他坐的地方提起个绿书包，拿出个旧式的，人们叫“砖头式”的黑色录音机。推推我的背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后又朝我招招手，走到并排的三个窗口前边。
“你先看看这个环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离开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条镶了绿边的浅灰色带子，垂直挂下来，到楼跟前又分作两条，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车像硬壳甲虫，无声地滚动着。
康孝纯伸出一个手指，指着我说：“你闭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现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阴沉的天气。这座楼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北京城里一个闹市附近。楼下有造反派、武卫队把守。空荡荡的楼上，只有四个‘罪行重大’的专政对象。”
“四个？在这干什么？”
“擦玻璃！”
康孝纯进一步的说明道。
1976年清明节前个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盖的大楼（当时在北京是最高的楼之一）为了承担重要的外事任务，翻修一新。修完了，负责翻修工程的某建筑公司就拆了架子，报请交工。甲方来验收时，发现工程虽然完了，却没有擦窗户，从一层到楼顶，每个窗户都污秽不堪。有的挂满了白灰水泥，有的被涂抹上了文字的图画，一般的画画也罢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号旁边画了几幅人类最古老的性爱图画，甲方是很有权力的部门，命令乙方三天之内必须把玻璃擦干净。不然耽误了使用，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乙方当然不敢违令。可是脚手架全拆了，三天连架子也搭不起来。尽管又开“誓师大会”，又用“大批判开路”，念了许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还是没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们就说：“只有让造反起家的革委会负责人带头上二十层楼的窗户外边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紧跟。”这负责人和队长们研究了几次，觉得自己带头上固然可以，可这带有片面性，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的教导，还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好，就把悬在高空擦玻璃的光荣任务交给阶级敌人去干，说明这是对他们的关怀与信任，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个工地共关着四个阶级敌人，一个“走资派”，姓张；一个“右派分子”，姓王；一个“特务分子”，姓李；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女的，姓赵。前边三人的罪行，跟其他“走资派”、“右派分子”大同小异，不必多说。这位赵同志的罪行有点特殊。她是个会计，也算知识分子。可很遵守旧道德，生了个儿子，自己不起名，偏请她婆婆给起名。婆婆没文化，认为解放后“人民”两个字最吃香，“人民币”、“人民服”、“人民警察”、“人民小吃店”，什么都叫人民，就给她孩子起个奶名叫人民，这还不算，从此对她儿媳妇也改了称呼，叫她“人民他妈”，一到吃饭时，碰到小赵不在屋，她就满街去喊，“人民他妈，吃饭罗！”
小赵当会计，遵守财务制度一丝不苟。文化大革命起来后，造反派们要串连，要制武器，要支援本派哥儿们闹革命。一来领钱她就死抠条文，不肯发钱。造反派就贴了张通令说：“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有一位，怎能另有一个人民她妈？赵××以人民他妈自居，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一查，她爹解放前卖豆腐雇过一个伙计，属于资产阶级之类，便把她揪出来定了个现行反革命。婆婆吓死了，小孩被外地工作的丈夫领走了，只她一个人蹲在“牛棚”里。
简断截说吧，就把这四个人弄到十一层楼上来了、扔给他们几块抹布，一盒去污粉，交代清楚：“到时候有人送饭来，不擦净里里外外的玻璃，别想囫囵着出这个楼。”因为楼上太冷，造反派说完就到楼下门卫屋中烤炉子去了。
这四个人全是在“牛棚”被专政惯了的。开始来时，互相既不敢说话，也不敢随意朝窗外乱瞧。干了一阵，看到身后当真没有人拿鞭子在监视，精神上就松懈了点。先是使劲的咳嗽、叹气，看看并没人来制止，随后就升起一股想要互相说说话的欲望。你看我，我看你，弯弯嘴角，皱皱眉头，可就没有人挑头说第一句。这时老张（就是那个走资派）正一手抓住窗棂，两脚踏着半边窗台，身子悬在楼外空中，用另一只手擦窗户的外侧。其他三个人都还在擦内侧。老张吊在空中擦完一扇，连害怕带累早已气喘吁吁，便跳下窗台挑头说了第一句话：“咱们歇会儿。”那三个人就跟着他坐了下来。
干活时还好忍，这一坐下休息，要说说话的欲望就更难抑制了。又是老张带了个头：“难得有这点自由，聊点什么吧！”
老王说：“造反派要知道……”
老张说：“就咱四个人，里边还有人打小报告吗？”
老李说：“说废话，别说闲话，他们知道了也上不了纲。”
老张说：“你的主意好，你头一个聊。”
老李想了想，说：“咱不是擦窗户吗，我讲个跟窗户有关的故事。”
好多年前（不是现在，与现实无关），在美国（揭露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我们无关），有一作家住在二十层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恰好那屋里有一扇窗户跟这座一样，冲着一条又长又直的大街。他的桌子就放在这窗前。
有天晚上，这位作家坐在桌前工作。由于全神贯注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身上，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中间停下笔来点烟的时候，看到窗外迎面有人朝他走来，他并没介意，仍想着他正写的文章。
他吸了口烟，想休息一下眼睛，就习惯地又朝窗外望去。就在这吸一口烟的功夫，迎面来的那人走近了，他这才看到这人身上还背着个东西。开始还看不准背的是什么，但那人一步步走近，也一步步升高，眼看和他位置相平了，才看出他背的是一口上了银漆的棺材。
作家心里挺奇怪：“这重重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人背着？”他刚这么一想，迎面那人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就抬起了头，这时已经离着作家的窗口很近了，作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一脸怒容，不由得打个冷战。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坐在二十层的高楼上，时间已是午夜，就大叫一声，用手捂上了脸。
这一声叫后，四周又恢复了沉寂。作家听了半天没动静，把手慢慢从脸上拿下来，再看窗外，仍然月光如水，往下看，一条白净净的大路空无一人，一直伸向无限远处。
他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是写作时间太长累花了眼，便洗洗澡睡觉了。此后一切正常，他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几年之后，他去另外一个城市办事。他要去的那个部门，在一座摩天楼的最上一层，那时还是旧式的电梯，由专业电梯工开动。他走进这幢大楼时，正有一群人撞进电梯，他紧赶慢赶，偏偏赶到电梯跟前，电梯工把门关上了。他忙敲敲门，喊了声：“对不起，等等我。”
电梯工听见声音，把门重新又打开了，笑着点点头说：“对不起，请上。”
作家点点头朝电梯工一看，不由得把伸出去的脚又缩了回来，心想：“这张脸如此苍白，怎么像在哪儿见过？”再一想，不得了，正好就是那晚上看见的背着棺材的那张脸，他犹疑了一下，从门口退回来了，朝那张脸点点头说：“对不起，我想起一点别的事。”
电梯门又关上，并且开动了。作家决定今天暂不上去办事，先把自己神经安定下来再说。他转身朝楼外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听到背后一声巨响，数声惨叫，忙回头看，那电梯断了钢绳，从几十层楼上摔下来了，电梯上的人全摔成了肉酱。
这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警察和司法机关登报征求目睹此事者出来作证，以便把案情查清。作家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便主动应召到警察局去提供见证。他受了警方欢迎，也受了更多的人注意。大家纷纷问他：“你既是匆匆赶来上电梯的，为什么临时又改了主意呢？”他如果会撒谎，只说：“我忽然想起忘了带一件必用的东西，赶紧回去取它，就没有上。”这事也许就完了。偏他是个诚实入，把撒谎看得和偷窃一样可耻。况且，照实把自己的奇遇说出来又有什么不好呢？便把他半夜从窗口看到开电梯人背着棺材的事如实说了。这一下可哗然了，谁信这套鬼话呢？这显然是骗人，为什么要骗人？他心里有鬼，他干的事不敢公之于众。于是旅馆主、侦探、死者家属、新闻记者、打抱不平的，各种人组成统一战线，朝他围过来，要他交代实情。他觉得受了侮辱，一怒拂袖而去。这一举动可是热火上浇油，人们动用舆论工具，在报纸上，电台上向他群起而攻之，这统一战线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作了各种推理和猜测，这回轮到别人拿他当材料写小说了。
有人说他欠了遇难者中某个人的大笔债务，为了逃避偿还，他把电梯破坏了，引诱那人上去，他自己却及时跳了下来；有人说他和某保险公司有仇，为了使那个保险公司破产，他制造了这场惨案，因为这电梯和坐电梯的某个大亨是在那间公司保了险的；也有人说他是受了另一家电梯厂的贿赂来作这件事的，因为那家电梯公司和这坠毁的电梯制造商正在竞争……尽管并没有一件猜测能成定论，有一件事却无形中有了定论，即这个作家确有谋财害命的嫌疑，连警方也要立案对他侦察了。作家原来认为那晚上从窗口看到的景象救了他一命，是他的造化。现在才发现那景象给他带来的灾难远比死了难受。他连死的权利也没有了，一死便更加证明大家推测的有理，而活下去实在不如在电梯上突然死去来得舒服。
老李讲到这儿不再讲下去，大家互相看看，谁也没说什么，就接着干活去了。老张又挂在外边擦了一扇窗户，招呼大家第二次歇气儿。
第二轮休息时，大家叫老王讲，老王也讲了一个临街的窗口的故事。
好多年前，也是在个外国（到底多少年？什么国家？都不必管他。反正不是中国，不是现在）。有个大学生独身住在一座高楼的第二十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屋子有面窗户临街，窗下是条横街。街对过也有一幢高楼，是一家旅馆。那旅馆有一面窗户和他这窗口相对，如果打开窗户，互相能隐约看到对方屋内情形，却听不到声音。
快到期终考试了，年轻人日以继夜地复习功课。这天他念书念到深夜，正是万籁俱静时，他听到一阵争吵声。急忙向窗外望去，只见对面楼上所有的窗子都黑了。只有和他正对面的窗口灯光通明。灯下两个汉子正在厮打。一个年纪大的边抵抗边往门外逃，一个年轻人几次把他揪回来摔在地上。那个老人急了，把头伸向窗口似乎要喊叫，就在这一刹那，年轻人从后边扑上去，双手掐住他的脖子；眼看着他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又过了好一会儿，年轻人才松开手，从老人西装口袋掏出包什么，察看一下，揣在自己兜里，匆匆开门走了。老人再也没爬起来。
大学生被这残暴的景象吓呆了。一清醒过来，马上就跑出去打电话，向警察局报告他目睹一桩凶杀案。警察局问清报案人的姓名、地址，说了声谢谢，就把电话挂上了。
大学生为这事扰乱得再也没法集中注意力温习功课，准备等听到破案的消息之后立刻换个住所。破案的消息没等来，警察局反派人把他抓走了。经过审讯判他半年苦役，外加一大笔罚款。罪名是“故意报假案，扰乱治安，捉弄警察”。因为警察得到他的报告，立刻就去了现场。他指明的那个房间里一对新婚夫妇正在熟睡，他们自己声称从头一天下午起一直没有离开过房间，也没人来访。除此以外，整个旅馆太平无事，没有任何房间出过任何事故。旅馆的经理、仆役和房客都出了证明，证明大学生的报警毫无事实根据。大学生不服判决，再次声明他的亲眼所见，法院只好把精神病医生请来会诊。其结果是撤销了原判，把他作为精神病患者送进了疯人院。
过了三年，那家旅馆当真发生了凶杀案，死者的年龄、衣着、被杀的方式恰好和那个大学生在三年前报警时说的丝毫不差，警察为此翻出了旧档案，按旧档案提供的凶手的外貌特征去侦察，很快抓住了凶手。经过审讯，当真破了案，而凶手供出的作案经过也和大学生看到的一模一样。警察局长感到这件事不可解释，但承认对那个大学生是处理错了，马上派人去疯人院接他。
大学生经过三年的折磨，这时真的精神失常了。
这个故事讲完，几个人脸上都挂上了一层霜。互相看也不看了，只顾各自低头想自己的心思。老张觉得大家情绪不正常，他不让别人上窗外，仍然自己一人到窗外去干。大家说：“那不合适，你一人也干不完。”老张说：“等再休息一回后，你们全出去，换我一个人在屋里干。”
再一次休息，小赵讲了一个故事。
也是多年前，在外国。一个当侦探的喜欢玩桥牌。星期六晚上，约了三个牌友，在郊外一个高层楼旅馆租了个房间，准备玩个通宵。这房间在二十几层楼上。房中间摆了牌桌，侦探的座位恰面向临街的窗子。窗外是阴沉沉的天空。天空下边是同样阴沉沉的海水，这旅馆是建在海边一座山崖上的。
他们吃过晚饭就玩，玩到午夜十二点，吃了一点夜宵。重新坐下洗牌时，发现少了一张。一查，是“红心A”，大家桌上桌下找个遍，也没这个红心A。就叫茶房另拿一副新牌来。
新牌拿来后，当场打开纸包，当场拆开纸盒，一切全如常，可是洗完一发牌，还是缺少一张。查一查，缺的仍然是红心A。
大家又桌上桌下找，仍然找不到红心A。大家就奇怪了，有人说：“不会闹鬼吧？”
侦探是最不信邪的。他认为世界上只有被人们发现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解释的事物，便大声喊茶房：再拿一副新牌来！声明不要这一种了，要他去楼下商店现买一副其它商标的。
过了一会儿，茶房把一副另外商标的牌买来了。侦探打开盒，先查牌，整整齐齐，一张不少，他笑了笑，哼了一声，开始洗牌。反复洗了几次，把牌分下去。分到最后。又少了一张。
侦探恼火了，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就在他要咆哮时忽然看到窗口外边一个女人正注视着他，苍白的脸上露出苦笑，手捏着一张特大的“红心A”摆在胸口上，一滴鲜血正从红心上滴下来……
说到这儿，外边有了脚步声，巡逻的造反派走来，把故事打断了。这两个造反派还真客气，指点了几处擦得不净，骂了几句干活太慢，便叫他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一鼓作气干完才许休息。
吃饭的时候，老张悄悄宣布，吃饭之后干活之前，他给大家再讲个临街的窗的故事。
老张这个宣布是有原因的。这之前三人讲的故事，他们互相听懂没有，他不知道。可他知道自己听懂了。他听到了他们的心声。话里的话，话外的话，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潜在的话，他都听到了。他当了他们二十年领导，许多事情的背景、起因、结局，他都清楚。而且有些他还负有一定责任。比如老王，他说大跃进时盖的一座楼偷工减料，有暗藏的质量事故。“拔白旗”开始后，把老王弄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的典型，补定了右派。不久前唐山地震，北京刚一晃荡，那座楼果然塌了。而这时造反派还在斗老王“攻击大跃进”的罪行；至于老李，他也知道，老李作了多年地下工作。敌人始终没抓住他。刚有点动静，他凭一种特殊的敏感就能嗅到，立刻躲开了。如今他的“特务”罪名就是因此而定的，“为什么敌人抓住别人抓不住你？你不给他们办事能这么优待你吗？”
老张在吃饭时就编了半个故事。这人编故事本领太差，说了半天没一个人听出兴趣来。
他说的是现在的事。说有个人因为不便说的原因要自杀，造反派把他的腰带解下拿走了，刀子剪子搜去了，电源掐断了，没法死。他就从“牛棚”逃出去，进了一座高楼，一口气爬到了二十层楼上，要从窗户跳下去。
他爬上窗台，迈出去一条腿，转过身又拽那另一条腿时，无意中他从里向外看了一下窗玻璃。这一看，他就决定不死了。
说到这儿他就住了嘴。
大家问：“他看见什么了，你倒说呀！”
老张说：“你们现在就到窗外去擦玻璃吧，你们只要反身朝里站到外边，就会明白那个人看见了什么。”
大家半信半疑，战战兢兢，钻到了窗外手抓住窗框反身站起来，同时往窗玻璃上一看，眼睛都定住了。
三个人那惊愕的样子相同，但看到的东西却不一样，头一个人眼光朝下，从下一排窗玻璃上看到的映象，是武卫队拖着被斗的人游行。那些戴着红袖标，举着扎枪、木棍的造反英雄，比平时看到的更狰狞，更威风；挂着大牌、顶着纸糊高帽的被斗者，比平时看到的更悲惨更无助，但这些影象经过玻璃的反射，变得飘飘乎乎，摇摇晃晃，像一缕烟雾，像一片水中倒影，风把窗子稍稍一吹，它们就扭歪了，变形了，甚至变成乱哄哄的一片光点。最根本的是，这一切影象全与真实事物相反，“上下左右”，反过来是“下上右左”，“东西南北”变成了“西东北南”……
第二个人眼睛是平视的，看到了窗户的中部，这里反映出的是稍远点的景象，正好有个大杂院，一位老头由一个年轻女人扶着在院中站着，两个小孩蹲在一张椅子的两边，在那椅上似乎在写毛笔字，老头站在他们身旁指指点点。另一边一位中年女人在洗衣裳；旁边一对青年夫妻合作着把一堆煤末团成煤球……一句话，他看见的是平日看惯，代表着人类正常生活的平凡景象。可是自从进了“牛棚”之后他已有两年没见过这种生活了，他本以为整个世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现在发现尽管他已离开正常生活轨道两年多，尽管造反派们说这个世界已经地覆天翻，山河变色。实际上生活仍在“红海洋”的背后顽强地按自己的模样按部就班地进行。
第三个人是昂头看的窗户最上一层玻璃，他就看到了更远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工厂的院子和一个中学的操场。工厂里和学校里都有大群的人在忙忙碌碌，他起初没看清他们在做什么，只觉得动作、阵式很相似。过了一会儿，他意外地看清楚了他们是扎花圈，往两边看看，又看到一个兵营和一个幼儿园，好奇怪，穿军装的男人和领着娃娃的阿姨也在扎花圈。怎么，在同一时间他们各自都失去了亲人吗？这时一阵风吹来，窗子一动，他突然看到一个大花圈的中间镶着一幅照片，不是别人，是周恩来！是造反派昨天还用大喇叭警告，不许大家在清明节祭奠的周恩来总理。他眼睛湿润了，模糊了，可心中却升起了一团火，这火烤得他有些惭愧，怎么能忘了人民的力量呢？人心所向，还有什么事是不可改变的呢？
这三个人从窗台上爬下来的时候，似乎都变了样，互相看看，笑了笑，就无声的各自又去擦玻璃。可老张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一个重要的变化，由绝望换上了希望……
康孝纯说到这儿口干了，舌燥了。打开啤酒瓶开始喝酒。
我拦住说：“别忙，赵女士那个恐怖故事还没讲完呢！你得补上！”
他说全说完反倒没劲儿了，不如留个尾巴让听的人自己去续上。想怎么续怎么续。故事么，总是真真假假。只有最后讲的那个是全真的，不信可以站到高楼的窗台外回身瞧一瞧窗玻璃，方知其言不谬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