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忠
我和老伴孟惠兰都是中卫西园乡人。我生于1937年8月，1951年3月参军入伍，后随部队转为前进农场（原农建一师二团），参加地方建设。1956年入党，1958年学习汽车驾驶技术。老伴是1939年2月出生，1958年3月参加工作，1980年入党。1962年11月，我和老伴由前进农场调到灵武园艺试验场工作，我任汽车驾驶员，直到1997年退休，老伴在二队当工人，1992年退休。
我们刚到园艺场时，场里只有一辆GS150解放运输车（当时全灵武县只有3辆大的货运汽车）。这辆车是苏联1950年产的，是从康藏公路上下来的汽油车，我接手时，已经跑了12年。原来的驾驶员调回银川后，只有我一个人跑车，拉运任务十分繁重。春夏给近千亩果园拉运羊粪，秋冬季节又为场里上百名职工的冬天取暖用煤奔忙。那时候场子正在建设现在的二队，栽新树苗、养护小树，沙荒地里缺肥，又没有什么其他肥料，果树的肥料主要以羊粪为主，只能到百公里以外磁窑堡清水营周围的山里拉羊粪给地里的树上肥。车少任务重，为了保证果树施肥的季节要求，炎热的夏天，我争取拉两趟有时甚至是三趟，经常是起五更睡半夜，早晨看着星星出门，晚上借着月亮回家，星期天和节假日从来没有休息过。为了多拉快跑，有时候回来赶上下班没人卸车，我就自己卸；到装羊粪的地方，没人装车，我也自己装车，尽量赶时间，又当司机又是装卸工。有时累得真想睡几天，可是工作不等人，果树不等人。那时候条件艰苦，冬天寒冷伸不出手，夏天日晒热难当，全场干部职工来自五湖四海，齐心协力，加班加点、义务劳动是家常便饭，但大家没有怨言，只有比着干活的劲头。上班除了栽树，就是挖沟挖渠，没有什么机器设备，全凭人挖、人拉、人背。为了在竞赛中争先进，不落人后，老伴早晨天麻麻亮就起床上工地，幼儿园还没有上班，只能背着一岁的老三挖渠拉土，累得上炕都费劲，晚上回来还要给一家老小缝补衣裳，纳鞋底，因为没处买，更没有钱哪！虽然现在一些果树由于各种原因被拔掉了，不在了，但是我们第一代园艺场人打下的几千亩园林产业基础，仍然是现在几百人生存生活的来源，这也是我们的一点安慰。
那时候的冬天取暖，拉煤实在艰难！全场职工家属及机关办公的取暖用煤全靠我开的这辆车运输。为了能够保证场里职工家属不受冻，工作不受影响，我常常是凌晨三四点起床，顶着刺骨寒风走出家门到车库烤车，到磁窑堡煤矿排队拉煤。磁窑堡的煤越到冬天越紧张，越难拉。有时候去要等两三天才能拉上一车煤。那时候的车不像现在一拧钥匙就发动着了，也没有防冻液，头天晚上车回来后，要把汽车水箱的水放完，第二天早晨加热水，还必须用火烤热，车才能发动着。车的驾驶室不像现在有暖气空调，穿着大头棉鞋都冷得直跺脚，拉煤的地方也不像现在，到处是饭馆，想什么时间吃就什么时间吃，那时只能自己带干粮馒头，若等几天，一天吃一顿饭是经常的事。长期的风寒冷冻，吃饭饥一顿饱一顿，也由此使我落下了坐骨神经痛、肩周炎和胃病。
这样长期早出晚归，使我对家庭、孩子根本无暇顾及。有时甚至几天和孩子们都说不了一句话，做衣裳、做鞋、做饭都靠老伴，我只能在孩子们的睡梦中听到叫爸爸的声音。
那时候车的质量没有现在好，经常出毛病，加上道路差，车辆颠簸，运输任务重，超负荷运行，在路上抛锚是常有的事。这时的我就是汽车修理工。所以平时自己认真学习琢磨，向有经验的老师傅学习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开车这么多年除了汽车必需的大修外，平时的修理、维修保养全是我自己干。有时同行的车有毛病了也找我帮忙修理。在工作的三十几年中，仅我自己修车就为场里节约资金几十万元。真正是上车是驾驶员，下车是修理工，有时是装卸工。
1971年的8月13日的下午，我正在车库修车，突然洗零件的汽油盆着火了，为了不让火燃着汽车，保护车辆安全，我面对一米多高的火势，屏住呼吸先将着火的汽油盆端出车库，这时候，我的胳膊、手、前胸、脸和脖子被火烧得掉皮、滴水，当我忍着疼痛将车开出车库后，我的手脚已经不听使唤，自己不能从车上下来了。一只鞋也烧没了，手不能动了，整个脸部、头部被火烧得面目全非。徒弟及赶来的人都吓坏了，不知所措，张文孝把我从车上背下来，开车把我送到县医院，县医院无法收院治疗，又把我介绍到了崇兴镇的公社医院，说有一个天津来的李大夫，治疗烧伤技术好。到崇兴医院的第二天，我的头肿得有小洗脸盆那么大，嘴都张不开，手和脚都不能动。天津下来支宁的李大夫医术真高，人也很好，他用鸡蛋黄炼出油加中药偏方，每天涂抹烧伤部位。经过21天的住院治疗，我终于出院，回家后继续按药方疗伤恢复。在我住院期间，由于治疗需要大量的鸡蛋黄来炼油，场里的职工和县里的朋友，都踊跃地拿出自己家的鸡蛋炼油给我治烧伤。那时的鸡蛋可是很金贵的，当肉吃，我们要给钱时他们却说：“沈师傅为了国家财产连命都不要了，我们拿几个鸡蛋怎么好意思要钱。”在那段日子里，天津李大夫精心治疗，可以说救了我一命，医院尽力提供治疗条件，场领导在各方面给予我照顾，我至今从内心感谢他们！在这段时间，妻子在医院照顾我，家里还有三个没成年的孩子，多亏场里的职工邻居和外单位的朋友，对孩子们的细心照顾和帮助。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在这里仍要借此机会对那段日子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随着园艺事业的发展，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也随之加大。场里于1974年成立了场机务队，主要负责全场汽车、拖拉机、各生产队手扶拖拉机的统一管理和使用调配。场党委考虑到我工作认真负责、党龄长、懂技术，让我担任了机务队的支部书记。1975年，在给果树打药时，我看到职工身背几十斤重的药箱，吃力地喷洒农药时，我就想如何才能使职工喷洒农药不这么辛苦又可以提高效率呢？在琢磨中，我看到了院子里停的手扶拖拉机，我想，拖拉机有动力，可以行走把药拉到地里，如果在手扶拖拉机上装一个铁皮桶装药，再用管子接上直接喷洒果树，这样就能既提高工作效率又减轻了职工的劳动强度。于是我和修理工李俊宁两个人边画图、边试验。在我的带领下大家群策群力、献计献策，终于改装成功，将打药机子装在了手扶拖拉机上，使工作效率提高了十几倍。现在30多年过去了，这种方法依然在场里使用，并且推广到其他地方。
1976年，场里的大小汽车增加到4辆。有一次，场里的汽车水箱坏了，不能用了。要么买新的，要么进行焊接修复。车多了都买新的，花钱就多了。为了节约资金，我决定对水箱进行焊接修复。我专门请了焊水箱的师傅进行焊接。在焊接过程中，我仔细观察和学习他的焊接程序并细心琢磨，学到了焊接中的关键技术。后来，我和修理车间的夏生国师傅一起，认真研究并自己加工了焊接水箱的工具。从此以后，场里汽车、拖拉机的水箱坏了都是我自己焊接，再也没有请人来焊接，为场里节约了不少的修理费用。
1979年，为了解决职工的吃水问题，场里决定再打井。但打井的管子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如买外面的井管打一眼井要花十几万元。如果我们自己有做打井管子的机器，就可以省下十几万元钱。为给场里节约资金，在场生产科科长王英的支持下，我和机务队的修理工夏木法、吕玉谦三个人一起，商量如何制作一台加工管子的机子。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试验克服了许多困难，我们终于将机子作出来了。为园艺场节约了不少资金，而我又向师傅学习了一门技术。我开车40年，没有出过任何交通事故，两次被县交通部门评为安全行车30万公里和50万公里优秀汽车驾驶员。
回想在场里工作的几十年，我们虽然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也是踏实、勤奋地工作了几十年。在物资匮乏的六七十年代，我出车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为职工带奶粉以补奶水不够；到四川送蜂，为职工、朋友捎回几包挂面我挂记在心。
多少次，多少回，老伴用缝衣做饭的长处，为许许多多职工的家属做新衣服。直到现在，银川小区的一些老人还找着让给做老衣，我们都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心愿。我们作为园艺场早期的建设者与许多职工一起，把当初的“锅底坑”“教场滩”改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水果基地，我们也多次被评为场先进工作者。伴随着园艺场的不断发展，我们的五个孩子也早已成人。对后辈人，我们讲不了多少大道理，但我们知道身教重于言教，知书才能达理，一直鼓励孩子学习。孩子们也说，做事学父亲，踏实而认真；做人学母亲，宽容而明理。现在他们各自成家，各有所成。如今我和老伴颐养天年，享受着儿女们的孝顺，孙辈的可爱，幸福的生活着。在园艺场35年的辛勤和沧桑，使我们从一个20多岁的青年，变为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35年的甘苦和汗水，也是我们更加惦念这块土地的情愫，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块怡人的土地再现新的更大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