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圣时
我是1959年浙江支宁的干部周圣时，今年74岁。到宁夏已整整48年了，回想当年感慨万分。刚来西北时25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现已古稀之年，回忆曾工作过的地方，仍感到难以忘怀。时光回到48年前，那时宁夏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为了各项事业的发展，政府组织了招聘团到各地招聘技术人才。1958年灵武县县委副书记马希亮，在浙江东阳县动员青年支援宁夏，他描述了宁夏的经济、地理状况，说那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等着开发。他还说在宁夏过上三五年后可以回转浙江。当时，我在浙江东阳县岭北乡中心小学任教，听了马希亮副书记的讲话，我想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我受到党的教育，有志青年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和趁着年轻到外面闯一闯的好奇心，使我下定了决心，和妻子反复商量，定下了支援宁夏的志愿。按原计划应于1958年10月到达宁夏，不知是何原因，突然改变了时间，延长到1959年4月底。（后来听说延迟的原因是领导考虑南方人刚到宁夏就过冬，怕受不了，那时宁夏的气温确实也很冷，三九天最低气温在零下30多度左右。）
支援建设宁夏的人员在浙江东阳县集中三天，有关领导又给我们做了一些思想政治工作，5月1日正式坐上汽车到浙江义乌转坐火车（乘坐的火车是拉货的闷罐车。）每节车厢只有十几米长，乘客达到40～50人，车厢里行李、杂物、乘客拥挤不堪。火车走得很慢，历时8天，于5月8日到达青铜峡。火车当时没有停在火车站上，而是停在黄河大桥旁边的沙滩上。那天的风刮得特别大，一下火车，风沙扑面，满嘴的沙子，眼睛很难睁开，顶着呼啸的大风，我们在黄河边上吃了晚饭。面对这种低劣的环境，大部分妇女都哭了，这天晚上，我们裹着大衣，看着夜幕上闪烁的寒星，都没有入睡，从风景如画的南国到荒凉的边疆，这种极大的反差，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才能适应？我们也在反问自己，能在这种陌生的地方生活下去吗？
我们的行李是由船运到灵武新华桥的。每个支青站都有一条船，这时，我才想明白，为什么火车没有停在车站而是停在黄河边，原来是为了装卸行李方便。我和两个支青留在船上押送行李，其余人员坐上汽车到新华桥。那一天一夜，我们是在沙滩上度过的。晚上天上竟下起了小雨，我们淋着雨，船夫不但不管，还偷走了我们带的干粮。第二天我们踏上了走灵武的路途，天黑才到了新华桥。在新华桥我们看到了村庄、田园、庄稼，焦虑不安的情绪，此刻才稳定了下来。
我们的支青站是在新龙滩三队，有几十间土房，没有炕，大家只好打地铺，男女各一大间。条件非常简陋，我在那里住了有十几天，5月20日，我接到灵武县文教局的通知，把我分配到灵武园艺试验场园艺中学任教。当时交通不方便，园艺试验场用毛驴车把我们接到了场里，我和妻子是第一批到园艺场的浙江支宁青年，同时也是第一批任园艺中学专职老师的。
园艺试验场在东门外，解放前是马鸿逵的公馆花园里，占地50亩，是宁夏省建设厅直接领导的，干部工人总共才十几个。园艺中学有40多名学生，既是学生也是园艺场的主要劳动力。公馆花园是试验场的主要试验基地，每年要从国内外引进一些优良的苹果、梨、葡萄、蔬菜进行试验、改良，培育适合宁夏的新品种。东山边有个苗圃，是培养树苗、种蔬菜的地方，园艺中学也设在这个地方。
园艺试验场场长梅林，也是1950年响应党的号召从湖南岳阳湖滨中学到宁夏工作的知识分子，他非常敬业，怀着建设西北的雄心壮志，积极肯干，天天泡在田间地头从事科研。场里技术干部是张自蓉、江育杞、周荣辉，还有一个老会计；场里的工人有姚沛、李希林、武陆、唐振忠、杨天保、孙占胜，外加一个炊事员，6～7个家属临时工。
我一进园艺试验场大门就有一种清净幽雅的感觉，大门边就是花圃，主要是大理花、月季花之类，没有杂草，很干净，绕过花池就是场部，面北的4间有砖柱的土房，是场长和技术员的办公室，面南4间，1间会计室，3间会议室，东边面西6间土房，中间2间是伙房，其余4间是库房，场部房屋总计也不过是300平方米。房屋都很破旧，但是工人们收拾得很干净。
园艺中学在东山边的荒滩上，没有大门和院墙，学校共有3排土房，朝东4间，2间是伙房，2间是女生宿舍，前面是个大空场子，也是学生体育活动的操场，后面朝南的4间，东头1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其余3间是教室，教室后面的4间土房是男生的宿舍，条件较差，教室内没有桌子、椅子，用的是土桌子、泥凳子，睡的是大土炕。
园艺中学创办于1958年春天，学制两年，主要任务是为灵武县乡村培养一批新型的园艺技术人才。学校不收学生的任何费用，学杂费用是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来解决。上午上课，下午实习和劳动，每个学生每月按下午的实习和劳动时间计算工资来解决学习和生活费用，劳动好的还能领取一些零花钱。
所设课程：语文、算术、政治、果树学和蔬菜学。语文、算术、政治课由我负责上课，果树学和蔬菜学由技术员负责上课。我除了教课以外还要负责学校学生的生活、劳动的分配等。1959年冬天第二期学生毕业，这时园艺场有了较大的发展，接收了不少的支宁浙江青年，经过上级领导批准，园艺中学的学生大部分留场，成为生产上的骨干。留场的学生有：杨国柱、尤生举、梁沛、杨洪太、王明英、杨汉杰、杜龙琪、吕银、李占录、余华等。
1960年春招收了第二期学生。这个时期学生正处在粮食低标准的紧张时期，生活非常艰苦，肚子吃不饱，中途辍学的也不在少数，虽然维持到1961年年底，毕业学生也只不过30来个人。除王建法、王玲凤留场，其他学生都回到农村。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生的很多问题更没办法解决了。主要是学生的粮食问题。学校决定停办，学校和场部就成为园艺场一队。
学校从1958年春到1961年冬共计4年时间培养了两期8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回乡后确实在园艺、果园、东塔、黎明等大队的果树更新、换代、培养新品种，推广新技术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园艺试验场的发展，是从1959年8月份以后一批一批的浙江支宁青年进入园艺场开始的。以现在二队为基地，大规模的平田整地，1961年冬天至1962年春就开发了1000多亩，职工发展到300～400人，原来的家属也全部转为职工，组织上又调来了大学毕业的技术员袁志成、马罗娜等。
20世纪60年代，是园艺场历史上艰苦奋斗，平田整地，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最艰苦的年代，也是园艺场五湖四海特别是支宁青年奉献青春的年代。当时职工的生活很艰苦，每天劳动强度很大。夏天平田整地、挖沟、开渠、栽树、灌水，冬季积肥、拾粪，职工天不亮就背上背篼拿上粪叉到处走。每天的积肥任务很难完成，胆大的就跑到老乡的厕所偷粪。那时职工工资很低，一个月只有20元左右。体弱的女职工一个月只有18元左右。国家供应的是低标准。每月每人18斤粮，3两油，1斤豆腐，2两粉条，半斤肉。远离家乡的浙江支青，没亲没朋，无人资助，生活更为困难。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有一部分支宁青年生活困苦，疾病缠身，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解决，万般无奈，这些支青含着眼泪，一步一回头，离开了园艺场返回了原籍。
随着园艺场的发展，原来的党小组已不符合当前的形势，根据上级的安排，园艺场成立党委，县上派来史生明任园艺场党委书记。知识分子梅林是支宁青年中的优秀代表，他和很多支宁青年将身心全部投入到了园艺场的建设事业中，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开拓着新天地，使荒凉的教场滩、锅底坑、乏牛岗子改变了模样。遗憾的是，一些支宁青年在人生的旅途中，遭受了非人的磨难。1960年，一些人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搜集梅林的黑材料，搞了个“梅林反党集团”，可怜的梅林场长和几个浙江支青进入了监狱，差点送掉了命。但是从南国水乡来到西北的支宁青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他们播福祉于西北，绿化了灵武东山麓，平田整地，垦荒引水，更新果品，为林业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已长眠于灵武这片热土。虽然岁月的长河流淌了多少年，但是至今人们仍怀念着他们。
我在园艺场工作的时间只有3年多，后来到县商业局、供销社工作。我爱人周旭仙一直在园艺场工作，1987年退休。我四个儿女先后有3个在园艺场参加工作，后来，大儿子考上大学走了，大女儿调动工作离开了园艺场，至今二儿子仍在园艺场工作。我虽然在园艺场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那3年多的经历确令人难忘，我们很多浙江籍同乡的友情及在园艺场工作的经历，至今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