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梅珍
1959年7月3日，随着“呜呜”的吼叫，一列人货混装、集装箱式样的列车，冒着浓黑的灰烟，夹杂着灰白色蒸汽驶向我国的大西北，驶向了一个回族少数民族自治的地方——宁夏。
那里，对于我们一直生活在浙江的人来讲，仿佛是天外，陌生、神秘、恐惧、好奇、憧憬，种种思绪与情景交织着……在祖国支援边疆大建设的号召下，我们一批血气方刚的农村青年，坚定地跨上了西行的征途。我与后来相识的夫君——单华清，同在这趟列车上。那时，他只有24岁，而我自己才刚度过了19岁的生日。
抵宁后，随即安排转运，过渡船跨黄河，到灵武县城东门外的沙滩上建设园艺试验场。如今，花果飘香、林木葱葱的塞上江南，原来却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沙地和海浪般起伏的沙丘，稀稀疏疏地生长了一些耐旱的低矮刺草，满目一片荒凉。一遇风天，飞沙走石，天地浑黄一色……就是这样的环境，大伙儿开始了新的家园建设。铲沙丘、平田地、挖树坑、修渠道、引河水、栽树苗，住的是平房窑洞，睡的是土炕，集体吃大锅灶。虽然劳苦，人人充满了希望……
不久，寒冬降临，黄河水面都封冻起来，汽车可以直接在冰面上开了。气候寒冷与工作艰辛日月同行，爱情也在建设大潮中悄然发芽和生长。爱，给人以温暖；爱，激励人积极向上；爱，是建设的动力。以善良做底，灌天然之水，施淳朴之肥，在这片让我们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相识、相爱了。他，面相聪颖，为人热情，工作认真，被安排在场二队做会计工作。翌年元旦，我们结了婚，土炕、土桌、土凳，我们有了新的家。我们两人工资相差3元钱，我挣18元，他拿21元，一个月和起来就只有39元。清苦中，我们婚后的生活也充满了温馨。
1960年，宁夏开始了“双反运动”的劫难。7月，我们温馨的小家，也遭遇了突发的灭顶灾难。由于他人的诬陷，将我丈夫以“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名义与梅林场长等人抓了坐监狱，看押半年后无罪释放。但正是这年无情的牢狱生活，不仅给他落下很严重的胃病，留下了身体健康隐患，还给我们家的未来生活持续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困难。是年，生活又恰逢低标准，身上除了件换洗的衣服外，能用的东西全部拿来换了枣子、豆子或粮票等维持生命所需的了。记得，为了节省钱，有次我自己肩挑了几十斤的东西从银川汽车站走到了园艺场，走累了就换口气，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在黄河边渡口过了夜。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1962年，正是受迫害的影响，又被下放回到老家。这年，也有了我们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在孩儿刚满月的时候，离开了园艺场，离开了黄河，回到了浙江永康老家农村。我的父亲，看到千里遥途归来的外孙，便起名叫鹏飞，期待他未来能鲲鹏展翅。
夫君是一个孤儿，13岁父母双亡，举目无亲，居无定所。虽然无罪释放，但由于有过宁夏劳改蹲监狱的经历，处处抬不起头。在云山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中，每天得干最重、最累的活，却给记的是低工分，生活一直非常贫困，在农村一座寺庙的院里熬过了整整八年。其间，1964年、1969年先后又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名红茹，期盼儿女双全能使生活翻身红火。然而，在小女儿出生时还深受迫害事件的影响，感觉更多的是世道的不公、人心的险恶，故名青晓，祈求苍天。兴许苍天开眼，国家开始落实宁夏“双反运动”受迫害的相关政策。1972年，我们举家又重新返回宁夏灵武园艺试验场，回到了这个我们曾经建立美好新家的地方，回到了这个我们身心遭到伤害的地方，回到了后来灌注着我们毕生心血的地方。与第一次支援边疆建设不同的是，这次我们的家有了五口人，而园艺场也已初具一定的规模，不但有四个生产队、厂部，还办有一所子弟小学。园艺场十多年的建设，果树已开始结果，树木进入生命的旺盛期，生活又给我们重燃了希望。
起初，工作还未能恢复，只能做临时工人，生活非常拮据，也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记得，新年春节前，生产队里宰杀生猪集体分肉，本地灵武人夏生国就力排他议，提出砍两斤肉给我们孩子过节。他，没有看不起我们是“临时工”，相反，认为我们是这个场二队的创建者，敬佩当时支援边疆建设的南方人，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我们需要新的生活，为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努力工作。除了白天参加正常安排的施肥、锄地、修剪、打药等工作外，晚上还抢着干淌水、打井等辛苦的活，就想着多挣几个加班费。生活刚开始有了一点起色，1973年不幸却再次降临我们家庭。华清夫君坐牢落得的胃病，因长期积劳无钱医治，已到了必须开刀手术，但成活几率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地步。当时政策还未落实，巨额的手术和药费需完全自理。我，面临抉择；我的家，面临困境；我的子女，将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最小的女儿，还不足五岁。借钱，一线的希望也要救治，是我当时的信念。手术前一天，我背负着内心的煎熬与恐惧，强忍眼泪，给三个孩子换了干净的衣裳，带去灵武县人民医院见躺在生死线上他们的父亲。懂事的儿子隐约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平常，问道：“妈，爸爸不会有事吧？”我迅即转过了脸，揩抹通红双眼夺眶而出的泪水，压抑着内心的哭声。我希望夫君手术前能看到孩子洋溢着的笑脸。不幸中的万幸，手术经历了五个多小时，胃切除五分之三，但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兴许是我们的意志，兴许是我们的坚定，兴许是我们的善良，兴许是我们的热爱，加之赶上了国家由“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的好时代，生活也向我们展开了崭新的一页。两年后，落实政策正式恢复了我们在园艺场的工作，生活日渐改善好转。随着我们事业和家庭生活的蒸蒸日上，我们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
1978年，就在恢复高考第一年全国统考的时候，儿子高中毕业应届考入了大学。我们家族感到无比高兴，场里许多职工都见面祝贺。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在生活的磨难下不到五十岁提前病退了。他，先后安排在四队、二队、场部做会计，既要做职工工资发放、预算等会计活，还要做果窖水果采收计量、职工蔬菜卖菜等具体事物。早出晚归是家常事，饿了，就啃啃备在衣服口袋内的馍馍或干饼。思场所思，想场所想，仿佛只有工作可以弥补他的一切。后来，又抽调到陶乐分场负责新场建设，还提升为场计财科科长。我，默默地做着中国传统女性，尽着妻子和母亲的义务与责任。他，不懈追求，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以身传教儿女。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全区首批六位会计师中，我丈夫是其中一位，名留自治区40周年大庆对外宣传片中。他为了园艺场开源节流、完善管理制度献计献策，为自治区农牧厅的财会改革及制度建设等做出应有的贡献。成绩得到各阶层领导和职工们的肯定，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被授予农牧渔业部财会荣誉证章。作为园艺试验场的干部，退休前曾有多次机会上调到银川农牧厅工作，都被他一一婉言谢绝了。但，像个痴迷者一样，他一直坚定信念期望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8月退休时依然念念不忘递交了申请书。2002年4月临终前，还交代子女将他的骨灰撒到黄河、长江里，说：“随水万物流通，还可以滋润园艺场的果树呢！”真可谓为园艺场做到了鞠躬尽瘁！
时至新世纪的2009年，园艺场，我们的家庭，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我们将三个儿女都培养成为了大学生，如今他们自己也成家立业了。小女儿的儿子小，就读上海重点小学，学业名列年级前三名；儿子与大女儿的儿子，也都考上了大学。可告慰九泉下的夫君，儿女们自己家庭生活快乐、幸福美满，事业有发展，都对我非常孝顺。就是孙子辈的，不但逢年过节，就是平常也要来电话问寒问暖。我与儿女们同住，生活温馨。只惋惜夫君撒手人寰太早，未能与我随同儿女们乐享他们生活与事业的幸福，逸享现代生活应该有的快乐。
回想我们的往事，看看儿女们的现在，真是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经历的磨难，对生活追求的执著，兴许是给孩子们留下最宝贵的遗产。谨此，我们相识、相爱、相拥、相别的五十年之际，赋小诗一首，以忆我们风风雨雨一同走过的四十三年。
念夫君
春雨忽掷一悲鸿，我心崩坠比山重。
面镜独酌忆夫君，四十三载去如风。
鹏儿腾飞堪拟龙，玉女一双银沪红。
远事纷争邀天翁，至清至明善公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