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说，王映霞的外遇，跟郁达夫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想想也是，王映霞这样一个江南第一美人，可能真的要比其他女人需要得到更多的珍爱和呵护。当初结婚时，在浓烈爱情的熏染下，她没有计较太多，婚礼也办得极为草率。可是，婚后，郁达夫却并没有给予她更多。物质上是一方面，而更让王映霞感到难受的，是郁达夫在精神上的大男子主义。郁达夫曾有诗云：“病肺年来惯出家……题诗报与朝云道……”很明显，在他眼中，王映霞就如同苏东坡的侍姬朝云。这样的精神伤害，始终伴随着王映霞。在自传里，王映霞如此回应道：“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靴”。
王映霞的精神痛苦是有道理的，试问，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一个美女安于糟糠呢？她本应衣着艳丽地出入于五彩斑斓的社交场合，展现她的高贵和华丽。即使没有这些，她也应该得到精神上的爱护和关怀，而不是被人视作低人一等的姬妾。假如真的如此，王映霞与几位高官所谓的“红杏出墙”，也就有了情感上的理由了。因为在郁达夫那里，在她所爱的人那里，她无法真正得到幸福！
然而，郁达夫又怎么能理解这些？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急匆匆地把妻子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让悠悠众口去横加指责。
这就难怪王映霞会离家出走，甚至心怀报复了。
郁达夫和王映霞情感的进一步破裂是在到了新加坡之后。1938年12月28曰晚上，刚来到新加坡的郁达夫和王映霞，参加了南洋文艺界朋友在醉林居酒家举办的接风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郁达夫结识了年仅21岁美貌的歌星玉娇。不仅如此，他还和玉娇度过了三天甜蜜的外遇生活。
这个事情的发生，无疑让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更为加深了。郁达夫性格中的大男子主义，越发彰显。在他看来，只有男人可以情感丰富，多妻多妾，而女人则只能从一而终，哪怕丈夫让她感觉不到幸福。
到了这个地步，这段爱情的结束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1939年，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向郁达夫约稿。对妻子红杏出墙余怒未消的郁达夫，将自己与王映霞感情出问题以来的19首旧体诗和一首词发表在这份刊物上。这就是著名的《毁家诗纪》。
在这些诗词后面，郁达夫详加注解，清楚地露透了他们婚变的内情，并公开了王映霞的“红杏出墙”。在《毁家诗纪》中，郁达夫剑锋直指王映霞：“姬每对人自称厅长夫人于以取乐”，“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伊言对我变心，实在为了我太不事生产之故”。
闻讯后的王映霞又羞又怒，很快她以《一封长信的开始——谨读大风三十期以后的呼声！》为题，以攻为守，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大力抨击郁达夫的专断和封建。在这篇文章的抬头，王映霞称呼郁达夫为“我还在敬佩着的浪漫文人”。而在文章的结尾处，则是那句著名的“永远都不肯吃亏的映霞”。可以想见，在署下这句落款时，王映霞心中是多么的决绝。
至此，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走到了尽头。1940年3月，他们俩经营了十二年的“家”解体了。王映霞单方面刊登“离婚启事”。
启事中，她写道：“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当年的风流，总还被雨打风吹去！乱世中，这段“郎才女貌”的婚姻，最终以夫妻反目成仇结束，实在是令人叹惋。
王映霞离开了郁达夫。然而，她毕竟是郁达夫深爱过的女人。
后来，郁达夫曾写下七律《寄王映霞》，寄托思念：“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可是，伤心绝望的阿娘又怎会再次归来呢！
西湖落霞
晚年，已经闲居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王映霞，曾这样回忆她一生的爱情：“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前后的两个他，一起构成了这位江南第一美人几乎全部的爱情生命。有人说，一个人的婚姻可以重来几次，但爱情却只能有一次，便是最初的那一次。可是，细品王映霞和第二任丈夫钟贤道的婚姻，却可以发现，那里面同样有着甜蜜温馨的爱情。只不过；．这份爱之中，多出了激情过后的淡定、从容以及细水长流的涓涓柔情。正如王映霞自己所说，没有钟贤道，她的后半生也许仍会漂泊不定。
郁达夫和王映霞离婚了。他们的分离，有着很多的原因。而其中，郁达夫的不良性格是最深的起因。晚年王映霞曾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文中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
细想一下，郁达夫其实还是爱着王映霞的，哪怕两人已经分手。在离婚之后不久，郁达夫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说：“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
从这些文字里，仍然看得出郁达夫那大男子主义的性格，他始终耿耿于怀王映霞的“红杏出墙”，即便此时他还是思念着她，甚至后悔和心疼过。那句著名的诗“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便是郁达夫这段时期心境的最好写照。
可是，王映霞是决意不回去了。几个孩子全已交托郁达夫，自己心无牵挂，可以独自远行了。她其实也曾努力过，想要维系这段原本美好的婚姻。那么喜欢富裕安定生活的她，为了跟郁达夫能再次来过，竟然跑到印尼的荒岛上去执教。只是最终无法忍受那里的贫瘠，只待了一个学期，她就回来了。
郁达夫和孩子们的呼唤，终究没能赢得王映霞的回心转意。这种局面的出现，公平地说，郁达夫要负很大的责任。他千辛万苦抱得美人归，可是得到了之后却并没有珍惜。跟王映霞生活那么多年，郁达夫竟然没有与前妻离婚。而对王映霞，他一直以姬相称。
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也就罢了，谁曾想到精神上还有如此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就是王映霞始终不肯原谅郁达夫的深层原因。再加上后来的启事和《毁家诗纪》公开发表，郁达夫完全不顾自己和王映霞的体面，更是让她伤透了心。这份爱，到了此时，已经是千万不能再重来的了！
离婚后的王映霞重获了自由。她虽然已经34岁，人生最好的年华已过。但是，性格好强的王映霞却不愿以“郁达夫弃妇”的形象露面。她竭尽全力装扮自己，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竟然还是那么的迷人。那段时间，她快乐了许多，社交上也可谓是左右逢源、出尽风头。
更重要的是，这时的王映霞遇到了她后半生的依靠，朴实忠厚的钟贤道。从此以后，她安于自己的丈夫，与他一起生育了一子一女，在芜湖过起了悠闲自在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王映霞一直到她生命的尽头都是满意的。她不再需要漂泊，而是真正回到了幸福的港湾。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与钟贤道在山城重庆结为伉俪。新郎官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结婚时，钟贤道正任职于重庆的华中航业局，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手中权力，都让他前途一片光明。更重要的是，即使有着如此的地位、权力，钟贤道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了王映霞第一次婚姻后的择偶标准：“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
钟贤道和王映霞的婚礼，轰动了整个山城。那一天，宾客如云，冠盖云集，前来道贺的大多数是社会各界的名流。婚礼排场极大，大宴宾客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当天，著名学者施蛰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而郁达夫的朋友、知名作家章克标则在《文苑草木》中回忆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
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晚年的王映霞也是津津乐道。1983年，她在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一篇题为《阔别星洲四十年》
的文字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看来，王映霞对自己第二次的婚礼，是十分满意的，不然她就不会以此为评价婚后精神生活的标准了。
婚后的生活，印证了王映霞此言不虚。老实的钟贤道十分体贴地照顾王映霞，而且始终如一。为了把她失去的青春找回来，钟贤道不让王映霞出去上班，只在家中闲居，偶尔操持一下家务。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她晚年曾多次对朋友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王映霞和钟贤道的婚姻是幸福的，也正是这种幸福，让他们俩能共同面对人生的各种苦难、挫折。大陆解放前，许多的国民党高官贵人都赶紧逃到台湾。可是，为了能照顾好家庭，尤其是为了能照顾好王映霞，钟贤道退了预订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钟贤道在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由于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收入也还不错，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谁知，不久之后“三反”运动开始了，老实的钟贤道竟然被怀疑贪污。经过审查，最终查明他是无辜的。
夫妻俩一起闯过了一个难关。
可是，1952年，王映霞却突然被拘留了，而拘留理由则是她曾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经过调查，组织发现王映霞当年只是为了工作在口头上表示参加，实际并不是国民党员，她既没有党证也没缴过一次党费。由于这个原因，最终王映霞得到了释放。
尽管得到了释放，然而王映霞仍然在里面关押了一段时间。在那期间，钟贤道忧心忡忡，十分担心妻子。他几乎每日都去探视，为王映霞捎去各种生活用品，竭尽所能关怀备至。等到妻子安全回家后，钟贤道专门到锦江饭店为她开了个房间，好让王映霞能安心静养，解除心中的恐惧和忧虑。看着妻子一天天精神好起来了，钟贤道便带着她，一起到外地旅游散心。很多年后，王映霞回忆起这次旅行，仍是十分开心。在她眼中，那“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
正是在钟贤道的悉心照顾下，王映霞的后半生过得幸福而又充实。她身体健康，心情愉悦，重新焕发了生命的青春。
1990年，83岁高龄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以“杰出大陆人士”
的身份访问台湾。期间，她专门拜访了30年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当时已经92岁高龄的陈立夫见到王映霞，立刻甩掉拐棍，趋前作揖说：“王女士，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不容易，不容易呀！”
看着眼前这位须发皆白的老友，王映霞满眼泪花。他们一起回忆起50多年前在杭州“楼外楼”相聚的往事，陈立夫对郁达夫的英年早逝深感痛惜。第二天，意犹未尽的陈立夫让秘书送来一个条幅，赠送给王映霞：“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上挂着渔读耕樵，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映霞大姐雅属，陈立夫时年九十二。”
访台归来后，王映霞来到杭州，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那里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她经常坐在轮椅里，欣赏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西湖。常有游人回头赞叹：“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