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经济界关于国际经济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和讨论，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有新的进展。由于涉及面比较广，这里就主要的几个方面的讨论情况加以综述，即人民币的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和改革路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趋势和我国的对策，反全球化运动；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等。
（一）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研究
理论界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1）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2）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的改革目标和改革路径。
1.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
根据对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张斌、何帆认为：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必然会遇到汇率升值的内部和外部压力。日本、德国的经验有：汇率应渐进调整；浮动汇率、开放资本管制、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是必然选择；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①
余昌淼认为，根据日本、泰国的经验，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时，不应盲目乐观，在总体上不具备货币升值所需的雄厚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切不可屈从经济以外的因素而考虑让本国货币升值。②
刘霞辉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保持长期高增长，但因增长的不稳定性与市场风险较大，其货币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贬值预期，只有在经济增长风险降到一定水平后才可能产生升值预期。目前中国并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所以，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并不是长期的，而只是一些利益集团的短期行为。③
丁冰认为，从长远看现行汇率制度随经济发展需要变动。但当前我国缺乏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因此，现阶段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改变现行汇率制度。保持现行人民币汇率稳定是正确的选择。④
杨帆、陈明生等人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是汇率水平长期低估应该调整，而不是汇率机制的改革。我国处于重化工业化时期，人民币升值首先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缓解通货膨胀，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不会打击出口，不会扩大贸易逆差，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提高人民币资产价值。当前，人民币最大的风险在于升值预期而不在升值本身，果断升值并采取系统对策，可使中国经济接近稳定的国内外平衡。⑤
黄达强调，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是必然的。而且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构件”。但是，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中，政府必须保留必要的“防卫手段”，以保护本国的根本利益。⑥
雷达、于春海认为，在目前，我国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是人民币可以考虑适度升值。人民币适度的升值有利于减轻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汇率升值也有助于解决我国非贸易部门发展滞后的问题，从而增强宏观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降低名义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导效应。①
2.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汇率形成机制
项春生指出，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深层次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自由浮动汇率制。中国应采取一系列策略安排从现行汇率制度退出。为了顺利退出，中国目前要尽快采取措施培育外汇市场微观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品种，健全交易方式，以及形成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②
王国刚强调，人民币汇率制度及形成机制方面的改革，应立足三个基本原则：首先，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决定是一个经济主权问题。其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应是贯彻市场机制的要求而不是继续贯彻行政机制。最后，简单的运用“实际购买力”方法来说明人民币升值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理论上有缺陷，在方法上不科学。③
胡祖六认为，从长期看中国应在渐进改革过程中放弃固定汇率制，改为更有效的浮动汇率制。同时应该改革银行体系和放松资本管制。资本项目自由化在中国将是一个极有价值且非常现实的中期目标选择。④
张斌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两方面：首先，建立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其次，尽量减少由于汇率调整所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关于汇率制度调整方案，他建议首先引入一次性的汇率水平调整，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引入人民币汇率区间浮动机制，真正实现浮动汇率制度。引入浮动汇率制之前，合理放宽外汇交易管制，积极发展国内债券市场，建立、健全各种类型的外汇市场，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首要工作。⑤
郑红指出，退出固定汇率制，扩大汇率灵活性是开放的新兴经济国家汇率体制演变的普遍现象。选择退出时机时应看外部基本均衡情况和对冲击的调节机制是否足以稳定汇率。宏观经济基本面强，控制短期资本流动和加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是保持退出平稳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防线。①
孙华纾、马跃认为，市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有利于舒缓货币升值压力，但是不能完全化解这一压力。为了维护钉住汇率平价，需要政策干预和制度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慎重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②
齐琦部认为，中国面对新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继续维持固定钉住汇率安排，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成本。但目前中国尚不具备浮动汇率制度运行所需的条件，因此，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比较符合中国现实。③
范金等人主张：未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标准应该以有效汇率或均衡汇率为基础。这种汇率制度会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如下影响：第一，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第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升值呈中性特征，但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游资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第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升级；但是，人民币升值可能加大贫富差距，恶化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第四，人民币升值对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增加我国总体经济存量水平十分有利，人民币升值对GDP的影响不大。④
王仁言认为，近期汇率制度改革首要任务是将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这样既可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稳定，又能够尽可能地避免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导致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待到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升值预期不强烈时，人民币汇率制度中期改革目标即可从钉住一篮子货币转向美元爬行区间，增强汇率弹性，为人民币真正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提供基础。⑤
张礼卿认为，改革汇率制度的最佳时机是我国国际收支取得均衡和强烈升值预期基本消失的时候。从技术层面看，将外汇储备增减幅度的明显缩小作为判断的一个参考标志。改革之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改革国内金融体系，使其变得更为健康和稳固。其次，建立相对完善的外汇市场，为汇率制度的改革准备微观经济条件。在退出现行制度的方式选择上，应采取渐进方式，保持汇率体制改革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相协调。①
张静、汪寿阳提出，在目前经济条件下，中国应选择一种适宜的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选择的首要核心是确定汇率的中心平价。只有在确立汇率中心平价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不同灵活性的浮动汇率带，才能逐步实现人民币真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②中间
（二）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研究
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理论界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发展趋势及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2）深入研究反全球化运动。
1.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趋势和对策
俞可平提出，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产业的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本质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分散化；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中国要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杨春风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经济不平等和贫富悬殊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地位越来越不平等；人类生态环境日趋“荒漠化”；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断层化。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应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力量。③
赵冰强调，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通过自我调整，赢得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和繁荣，但其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深化发展。当代资本主义这些新变化，既对社会主义形成巨大挑战和冲击，又促使社会主义运动在更大和更深层次上发展。①
王志伟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是在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下，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保证这些国家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从长远看全球化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将受到挑战。具体表现为：它将和国家保护主义思潮在斗争中长期并存；它将受到经济区域化的挑战；经济自由理念将与经济民主和平等理念长期并存。②
黄泰岩等人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为缓解中国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经济，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政府职能必须完成三个转变：第一，弱化政府微观经济干预职能；第二，强化政府服务和宏观调控职能；第三，转化政府中介职能。③
吕艳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明显的特征。中国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国际竞争平台上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弘扬民族精神，特别要重视和关注我国文化安全问题。④
李琮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波动性特征。当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在开始，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将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⑤
齐兰主张，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集中体现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和WTO规则的执行对我国行业中企业间垄断竞争关系的影响。当前，我国在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这种状况严重制约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因此，我国急需在竞争性、准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产业领域提出具体的竞争政策。⑥
杨正位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缺乏弥补全球市场失灵的国际架构，而且在不同商品贸易的自由度和不同要素流动的自由性方面极不均衡，这加剧了市场经济自身弊端———两极分化。因此，提倡均衡的全球化战略，推动发达国家获取利益与应负责任的均衡、商品贸易自由与要素流动自由的均衡，不失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现实选择。①
胡培兆认为，经济全球化自身具有促进生产力水平提升的进步性和诱惑力。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来考虑自身的参与度，而不应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盲从经济全球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应该奋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强国际核心竞争力。只有在此基础上，“与国际接轨”才更有现实意义。②
2.关于反全球化运动问题
徐长甫提出，反全球化将与经济全球化一起在21世纪长期并存。经济全球化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必然趋势。研究反全球化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扭转或阻止全球化，而是为了进一步认识其弊端，防止它的不利因素蔓延。③
李智认为，当前反经济全球化是弱势群体和受害群体对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阴暗面的揭露。它是对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观点的批判和反思。反经济全球化的存在促使全球化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修正。但在反经济全球化运动中也存在着反历史、反社会、反人类的非理性本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对上述两种趋势正确认识、全面研究。④
陶文昭研究发现：当前，反全球化运动发展趋向分为对全球化的革命与改良两种。革命性的方案中包括社会主义主张、无政府主义主张和民族主义主张。改良方案包括人道的全球化、民主的全球化、可持续的全球化、包容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全球化。这些主张的存在证明，反全球化不仅是对全球化的否定，而且在否定的过程中逐步从正面提出了全球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替代模式。①
（三）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是一对紧密相关，但研究重点又各有侧重的重大课题。有的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宏观经济层面，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有的学者则从微观层面着眼，研究跨国公司的投资研发行为。
陈享光提出，在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存在绝对储蓄投资缺口，还是存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剩，都有必要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重要的是根据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均衡的要求，对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进行有效的宏观协调，充分发挥引进外资和国内储蓄的作用，以加速经济发展。具体宏观协调包括：（1）提高国内资本效率，促进国内资本形成；（2）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配置效率；（3）疏通国际投资渠道，扩大对外投资，特别是战略性投资；（4）强化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②
余永定主张，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作如下评估：创造新增就业的贡献适中；促进贸易扩张，但可能给未来的中国国际收支带来巨大黑洞；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升了中国工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考虑到挤出效应和我国的高储蓄率，它对资本积累的贡献有限，但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胡祖六认为，外资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而不是高新技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正在受到现实的挑战。为了进一步提高引资能力，中国应着重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建设上下功夫，以保证外资的持续增长。④
李萍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揽子资源”，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它的直接的资本效应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它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⑤
蔡窻、王德文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显著效应。它不仅推动了中国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转型，同时，还对增加就业、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作用。中国要实现充分就业，把人口规模转化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就需要外国直接投资作为非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在我国经济中扩大规模、拓展领域。①
王志鹏、李子奈研究发现，从我国开始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到现在，如果仅从资金规模上考察，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总体效应呈中性。今后为了进一步发挥外资的挤入效应，我国引资政策应有条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涌向东部地区，鼓励其流入中部地区。②
江小娟、王迎新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正发生“北上”、“西进”的梯度转移。外资向中西部转移采取渐进方式。中部引资速度将加快，在西部则主要集中在几个投资环境较好的中心城市。为了强化这一渐进梯度趋势，我国政府需要向外资提前开放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市场；向外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着力打造几个重点城市，使之成为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③
江锦凡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两方面作用。技术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提升中国人力资本而实现的软技术外溢效应。而不是通过企业研发实现对中国硬技术的外溢效应。我国政府应该在政策和法规上进一步完善，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发挥硬技术外溢效应。④
陈涛涛、白晓晴指出，运用“相对差距型”指标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根据“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小于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这一结论，有必要特别关注和监控行业内外资的能力差距，并在此基础上营造竞争环境、提升本地企业竞争能力、促进外资企业加速转移技术，以此促使外国直接投资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⑤
王春法认为，当前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内生技术能力培养贡献有限，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未来中国要想利用外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推动国家创新系统向世界创新系统演进；注重依靠本国企业，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技术能力；强化跨国公司根植性，促进技术外溢效应产生；重视外资企业组织能力转移；重视制度建设，完善市场机制等；在技术选择上要高度重视产业技术群的发展。①
姚志仲、何帆主张，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和我国国际收支问题时，应当看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回流虽然最终会超过它的净流入，但是，由于存在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行为，使它对国际收支的净效应并不一定为逆差。过去长时间内我国的外资企业是出口导向型的，所以对中国国际收支净顺差贡献很大。但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大量非出口导向型投资的进入，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对我国国际收支净效应为逆差。因此，外资企业进出口行为对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动态效应具有重要的作用。②
王子君认为，一国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可以选择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许可等不同方式。具体选择哪种方式，是由本国现实的人力资本条件所约束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发展潜力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实施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潜力。一个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禁止外国直接投资或促进许可来提升技术水平和达到社会福利最优化。而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则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其技术引进的来源来提升社会福利和技术水平。③
赵江林认为，将来一定时期，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仍主要是利用我国非熟练劳动力，同时将会向使用熟练劳动力方向转变。如果想要提升国际直接投资的附加价值含量，需要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进行一些调整。一方面进行自主人才培养，提高人口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扩大与跨国公司合作，共同致力于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④
杨丹辉认为，随着在华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大，跨国公司凭借其竞争优势实现了对中国市场进入壁垒的突破与重建，进而对我国产业组织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促进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市场势力增强，产业控制度高，导致我国市场二元极差增大。为此，我国应对现行的外资政策进行调整，规范跨国公司竞争行为，使其在调整中国市场结构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①
王志鹏、李子奈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越高、成本越低，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越明显。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发挥外溢效应的首要前提是所在地必须跨越最低限度的“人力资本门槛”，否则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就会产生“飞地”效应，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②
江小娟认为，跨国公司是我国对外开放后引进新产品新技术的重要载体。现在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跨国公司在我国具有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但是，我国注重利用外资提升产业、产品和技术水平的同时，应当注意，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技术能力领域的科研项目不能依赖外部资源；在吸引外资，开展跨国并购过程中必须注意垄断和经济安全等问题。③
徐佳宾、赵进认为，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公司是先进技术的接收者。这种技术劣势使得中国公司缺乏获取技术垄断优势的条件。但中国公司应以获取技术竞争优势为目标，采取加大自身研发力度，引进消化先进技术，与技术领先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等办法，以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
隆国强认为，当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存在研发活动档次不高、投入较少、溢出效应不明显的特征。我国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制定正确的政策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置研发机构，提高研发活动档次，加强溢出效应，提高本土吸收能力。⑤
（四）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
刘元春、廖舒萍研究发现，新贸易理论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体系。新贸易理论产生的过程说明：（1）产业性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仅在分析方法上是一致的，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基本上是同类模型的两个方面；（2）新贸易政治经济学是产业内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进一步扩展的必然产物，它与产业内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一样，在方法上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分析视野革命的产物，在内容上是现代贸易问题对传统理论挑战的产物。①
方晋指出，新兴古典政治经济学贸易理论中，关于交易效率和市场规模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论述，得不到实证数据分析结果的有力支撑。首先，交易效率与一国贸易依存度体现为正相关关系，不仅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能够说明，其他贸易理论同样支持这一论断。其次，从市场规模得到的数据结果，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预期有所不同，但是却验证了新贸易理论观点。因此，就目前看来，以新兴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贸易理论，其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尚需进一步检验。②
李辉文强调，有些人错误地批评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具有“静态性质”。事实上，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都具有动态性质。因此，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本身就是动态的理论。那些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观点，其理论依据并不充分。遵循现代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③
2.国际贸易政策研究
陈东琪提出，当前我国应该对“大盈余”的对外贸易政策作出适当调整。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可以考虑从现行的非均衡向相对均衡过渡。这一调整不仅是统筹内外经济管理，缓解国内供求矛盾，稳定市场物价，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对改善国民消费福利和提升企业技术水平以及与贸易伙伴往来中争取协调主动均有利。
张旭主张，我国现阶段应该遵循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应将具有较大外部经济效应的产业确立为目标产业，从战略高度对这些产业进行适度的扶持和保护，尤其是要有意识地鼓励我国企业进入某些高科技产业，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处于有利的位置，推动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②
金柏松认为，虽然我国开放式加外向型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外资外贸不宜长期占据发展经济的主导地位。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开发国内市场，采取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应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战略。而实现产业结构的提升则是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王检贵认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而不是衡量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指标。一国外贸依存度多高合适，理论上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标准。当前，虽然我国外贸依存度快速攀升，但并没有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过多负面影响，因此，认为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超标依据并不充分。我国在制定对外开放战略时，不应拘泥外贸依存度的高低，而是应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需要出发，确保内外贸协调发展。具体讲，近期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对外贸易。从长期看，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在尊重经济规律和不影响经济增速的情况下，逐步降低外贸依存度。④
季铸认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传统国际贸易政策，达到的是“零和博弈”结果，不能使贸易双方实现福利最大化。从长期看，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对称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为结构性分工、结构性增长和结构贸易政策奠定了客观基础，非零和博弈的结构性贸易政策有可能使贸易双方实现市场共享和利益共赢，并且促进贸易国的国民经济结构性增长。①
朱文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通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正在构建一个包含多层次的国际分工网络和多重流向的国际经济循环圈。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已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外围形态，正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构建新型分工体系。中国原有的对外贸易政策原则应当根据当前这种国际分工方式的转变而适当调整，为中国从国际分工的外围走向中心，成为国际贸易强国打下基础。②
“三农”问题讨论综述
农业、农村、农民被称为“三农”问题，这一问题一直都存在，但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这一问题显得更为明显，更为严重，从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也就显得更为紧迫，为此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现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观点做一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