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宇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存在一系列的制度环境缺陷。第一，儒家思想有许多方面影响着企业家的精神特质，不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它在某种程度上严重抑制了人的个性发展特别是以创新、冒险为主导的个性发展。传统的“官本位”文化思想也对企业家的成长不利。第二，国有企业仍是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家选拔机制，众多的企业无权在市场上自主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企业家，企业家的选拔还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行政任命制，企业家的选拔主体被易位给了上级行政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抑制了企业家的成长。第三，缺少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多年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激励由于产权和法律制度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激励机制的激励对象不明确，对企业家的激励偏重非经济激励，激励的内容不明晰，非货币化倾向严重，因此激励机制一直难以尽如人意。同时，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作为配套，导致了企业家权力高度集中，监督制约机制弱化，企业家的财产控制权与经营责任严重不对称，法律约束不完善，也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②
但对中国儒家文化在企业成长中的作用，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肖知兴认为，中国的企业家现在更关心诸如产权制度、法律框架、激励机制、诚信体制这样的问题。但是，和经济理性一样，法律的理性是有边界的。缺乏共同的信仰，即使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框架，利己主义对利己主义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要寻找能够支撑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精神资源。但要找到和西方的新教、日本的神道教等量齐观的精神资源，担当为广大的中国企业提供“精神核子弹”的重任，看起来还离不开儒家。中国台湾地区的王永庆和张忠谋，作为两代华人企业家的代表，一个走传统的家族集体主义，一个走西式个体主义，但在创造性地利用儒家精神资源方面，做的都比中国内地企业好。我们的精神资源也许不一定是儒学，但有一个问题必须面对：工资、奖金、股权能“买”到员工表面上的投入，员工对企业的深度认同则需要价值观层面上有一个共享的精神资源；经济理性、法律理性也许能解决温饱问题、小康问题，但很难带来一个高度发达、长期繁荣的国家。①
张维迎认为，涉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商业环境；第二类是政治环境；第三类是舆论环境。他更为看重政治和舆论环境，而且认为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和舆论环境很差。他认为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时候，企业家最大的感受是做企业非常不容易，非常累。这个“累”并不是企业家的能力不支持他管理一个企业，并不是由于企业内部管理问题耗费了很多时间，而是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变化无常，有时候甚至非常不友好。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如果缺乏诚信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能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信托责任。他认为更应该关心舆论环境问题。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舆论环境变化相当大，网络时代是信息特别容易偏离的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因此不能低估舆论环境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②
企业家的成长需要观察企业家的职业化进程。李兰等人认为，职业化的企业家需要有合理的产权关系、科学的治理结构、健全的法制环境、有效的企业家市场作为环境条件，需要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行政环境、舆论环境等社会环境，需要健全企业家的选拔机制、培养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发现，由于很多支撑体系与配套条件不完善，中国企业家的职业化的途径相当曲折。1995年的调查显示，对于实行企业经营者职业化最需要的改革，选择“人才流动管理制度”的最多，占51.7%，其他依次是：“企业家的选拔任免和任期退休制度”（28.8%）、“户籍制度”（15.4%）、“企业收入分配制度”（2.2%）和“企业产权制度”（1.4%）。过了7年之后的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企业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表示满意的只有26.1%，对“职业经理人才市场培育”表示满意的为18.5%，对“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建立”感到满意的只有28.1%，对“企业经营者监督约束制度建立”感到满意的只有23.8%。2002年的调查表明，企业经营者普遍认为目前的企业家队伍总体上数量不足，素质偏低。有78.7%的人同意“企业家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的说法。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