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晖等人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四次调整，第一次调整是1980~1992年对广东和福建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广东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第二次调整始于1990年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使上海重现国际大都市的雏形，长江三角洲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第三次调整始于1999年底中央决定推行西部大开发，成效不明显；第四次调整则始于2003年，东北和华南（包括香港在内）成为优先突破的区域。从前三次区域政策实施的效果看，其发生作用的逻辑如下：中央的政策提供区域发展的启动机会，地方政府的响应能力决定区域发展的速度，市场原动力的形成决定了政策调整的成效，而外向型和内源性经济的良性结合是区域优势能否持续的关键。在区域政策调整中，政府供给的资源在与市场经济相符合、与市场力量相协调的情况下，就会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成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与之相悖的情况下，则可能付出很大的机会成本。③
胡乃武等人根据汤普森（J。H。Thompson）区域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一个区域在工业化过程中要从年轻阶段到成熟阶段再到老年阶段，步入老年阶段的区域可能陷入膨胀或萧条。从经验的角度分析，老年阶段的区域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区域，处于中等发达阶段的区域若不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便有可能沦为老年阶段的区域。而一旦老年阶段的区域陷入萧条的泥潭，全国就会出现落后病、膨胀病与萧条病这三种典型的区域病并存的局面，整个国家的综合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从理论上说，当一个国家的发达地区接近中等发达水平（人均GDP约为5 000~6 000美元）时，必须从全局的角度统筹区域发展，联动解决多种现有或潜在的区域病。而从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看，在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东部的一些城市将在近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在这种区域发展格局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大规模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产业布局调整必然要求产业与技术在区域间转移。此时，若是不能统筹区域发展，将有可能导致中西部地区的落后病、东部地区的膨胀与潜在的萧条病以及东北地区的衰退或萧条病同时爆发。①
涂勇认为，在统筹区域发展中，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管理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由于经济集中程度高，社会分工发达，产业体系完整，科技力量雄厚，人口素质高，具有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和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处于区域性经济网络的核心，从而在区域发展中具有支撑作用、示范作用、带动作用和传承作用等，区域的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心。按照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顺序首先是从中心城市开始。当中心城市的投资承受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投资收益率下降的时候，社会投资才逐步向周边区域扩散，这样就客观上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向周边区域辐射的区域经济圈。②
在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卢荻的研究表明，在产业发展层面，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在区域发展层面，以进口替代加资本深化为特征的“上海模式”，在促进地区和全国整体经济发展方面优于以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广东模式”，但“上海模式”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③
刘福垣认为，以促进充分就业为目标调整发展战略应是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第一位的经济指标。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之所以成为我国经济最活跃、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就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经济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适应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以个体私有经济为主，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以人们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为主，以内需为主，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出口。在1995年以前这两个地区70%以上的产品在本地区销售，60%~70%的产品在中低档商场和小商品市场销售，它们出口的产品70%左右在东南亚市场销售。它们能有今天的繁荣局面就是因为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走对了。回顾20年的历史，占大头的国家投资、占大头的高资本密度的投资、享受特殊政策的经济特区的投资，和占小头的民间自发的投资、劳动密集型投资、中低技术投资相比，谁对主要矛盾转化的贡献大？谁的投入产出效益高？谁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值高？谁吸收的劳动力多？历史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正视这个结论。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