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谈家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冯之浚
今年是谈家桢先生百年诞辰。回想往事，思绪万千。在与谈老的交往中令我最为敬佩的是他奖掖后学、提携晚进的高尚品德。可以说，他是许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人生路上的领路人。
20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我作为新技术革命上海对策组负责人，应邀到上海市政协作报告。会后，民盟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找我说，谈家桢和李锐夫两位前辈要接见我。会见在政协礼堂进行，席间两位前辈与我探讨了科技发展战略等问题，话语中时时透出他们对加快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急切心情，老一代科学家那种情系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拳拳之心令我十分感动。接着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民盟的历史，盟内的著名人物和民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听到这里，我领悟到谈先生和李先生是希望我能加入民盟，以便发挥更大作用。我一直以来的志向是：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潜心做学问，认真研究些问题，为国家进步、人民富裕做点事情，从没想过要加入哪党哪派的事情。但谈先生、李先生等老一辈一直是我敬仰的科学界泰斗，又能如此礼贤下士，与晚辈亲切交谈，谆谆教导，在感动之余又觉受益匪浅。在谈先生、李先生的举荐下，我于1981年4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生活中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成了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先是在民盟上海市委担任副秘书长、副主委，1987年4月调任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直到2007年12月卸任，经历了长达20余年、以民主党派参政党身份的参政议政生涯。今日回顾起来，百味杂陈，冷暖自知。然而，20余年前与谈老结下的真诚忘年之缘，持续至今。他对我的教诲、对我的熏陶，他的表率，件件往事历历在目。
中国科学院院士谈家桢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遗传学家，也是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他以杰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身份，获得了国内外诸多殊荣。1936年27岁时即获得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怀着为振兴中国遗传学的雄心，投入到创建中国生命科学的事业中。1946年，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环境中，谈老发表的《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镶嵌显性》是他在遗传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的学说。1948年，谈老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联合会常务理事。这之后，虽经历了遗传学界“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激烈甚至是生死争论，谈老依然抱定自己的信仰和对真理的追求，坚信科学终归是科学，真理最终会愈辩愈明。正是凭着这种坚韧的精神，谈老领导的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国内高等院校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机构，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植物遗传和进化遗传、微生物遗传及生物化学遗传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同时，谈老坚持“教而不包”，着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中青年遗传学工作者。正是由于谈老在遗传学研究和教学上的这些突出贡献，1983年，在第二届全国遗传学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理事长；1984年，被聘为联合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非政府指导委员会委员；1985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也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同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被英国《遗传学报》聘为顾问编辑委员会委员；1987年，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授予科学院院士；1988年，被第16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推选为名誉副主席；1989年，被德国康斯登茨大学授予功勋奖；1995年，87岁高龄的谈老获香港查济民先生设立的“求是科技基金”唯一大奖——“杰出科学家奖”。在世纪相交的年代中，年近90高龄的谈老，又以饱满、热情的精力投入到“摩尔根谈”国际生命科学中心的筹建工作中。实验室的筹建，又一次印证了“中国摩尔根”美誉的名副其实。
谈老不仅是科学、教育界的巨匠，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他于1951年10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多年担任民盟中央和民盟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是盟内老一辈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历任多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市政协、上海市人大负责人，是国内政治舞台上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为盟内从地方到中央的领导人，谈老经常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要求盟员认清形势，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告诫青年盟员要以自己的特长，做好岗位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会议上，他在报告中指出，21世纪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经济竞争体现在科学技术和知识水平的竞争上，谁能获得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地位，谁就能在群雄争先的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又是教育。民盟集中了一大批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人才，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尽心尽力献计献策，发挥民盟特点，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多做贡献。作为亲身经历过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老知识分子，谈老始终认为中国唯自强方能自立，仰人鼻息必自败自毁。为此，他利用出席人代会、政协会的机会，多年来一直呼吁：要不惜一切，打破陈旧观念，把教育和科技搞上去，使教育和科技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支柱。谈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抗日战争前几年，作为摩尔根的弟子，谈老在遗传学领域中已成就斐然，从老师到同行，都希望他继续留在美国进行研究，他也明白留下来定会一帆风顺。但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科学救国的坚定信念，使谈老婉拒盛邀，毅然回国。“我，是属于中国的。”这铿锵有力的誓言，是谈老一生的座右铭。1948年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后，谈老应邀前往美国纽约作学术访问。其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近在眼前。这对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抉择。那时，在学术上也面临着被前苏联定性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中的反映，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局面，作为摩尔根弟子的谈老，更清楚这次归去留下抉择的重要意义。“不管如何，中国是我的祖国。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的坚定信念，又一次促使谈老满怀信心，决意归国。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在谈老身上得到充分展现。
在谈老为学为人的人生光谱中，最为闪亮的还在于他奖掖后学，提携晚进，喜看后辈创新的高风亮节。谈老83岁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希望促成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联合美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华人一起努力，希望华裔科学家在21世纪有很好的表现。我的年纪大了，希望做铺路的人。谈老从教几十年，培养的学生已近十代，分布于国内外，数不胜数，不少已成著名学者。他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我一贯的看法，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规律。看到学生超过我这个老师，是我最开心的事，看到这么多青年才俊频出成果，我死也瞑目了。谈老关心、扶持后辈，为青年人铺路搭桥的高尚品格，值得盟内各级领导很好地学习。唯有如此，地盟的事业才能“长江后浪推前浪”，永葆青春和活力，为人民、为国家做更多贡献。
百岁高寿，可喜可贺，愿谈老健康常在。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原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