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谈老
郑兆鑫
时间过得很快，从1956年来复旦上学至今已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事情就像飘浮的烟云，已匆匆消逝、逐渐淡忘。但是有些人和事却深刻地留在脑海之中，终生难忘。谈家桢老师的许多言行，就使我终生难忘，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第一次见到谈先生是1958年他给我们教授摩尔根遗传学，第一课就大谈基因理论发展的历史，并从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的矛盾论观点，证明摩尔根遗传学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在当时，中国生物学界受苏联李森科遗传学影响，学派之争异常激烈，青年学生中当然受到波及，同学间常有争论，听了谈先生的遗传学后很自然地成为摩尔根遗传学的支持者，谈老也成为青年学生的偶像。我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派在复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读研究生，1964年毕业后留在微生物教研组工作。不久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接着爆发“文化大革命”，大学内正常的教学几乎全部中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开始，复旦大学和全国形势一样百废待兴，在讨论复旦大学的发展规划、恢复生物系的同时，决定恢复遗传所和加强遗传所的科研力量。1979年，我和其他青年教师共10人调入遗传所微生物遗传研究室，后来又单独成立遗传所五室主攻遗传工程。到了遗传所见到谈老的机会就多了。
出国进修
谈家桢老师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极其注重培养学术带头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培养了盛祖嘉教授等一批科学家；解放后1960年在复旦成立遗传学研究所，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谈老抓住时机选送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遗传所在20世纪80年代后聘任的教授中90％以上都有过国外学习与工作的经历，这一大批人出国几乎都直接由谈老安排介绍，至少有谈老的推荐信。对此我深有体会。记得我到了遗传所其实并未正式工作，因为1977年我已参加学校组织的外语培训班，准备出国进修分子生物学。到遗传所后进修方向更明确，就是要主攻遗传工程。当时遗传所派遣出国进修的有两位，我和庚镇城老师，我去欧美、庚去日本。由于1949年后和西方国家敌对和隔离，对欧美国家的学术机构和大学非常不了解，仅从国外杂志上知道哪些大学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但是对有名的欧美科学家没有一个认识，到底去哪个学校以及如何进行申请，实际上一无所知。这时谈老是我们最主要的介绍人。1978年谈老访问美国，这大概是1949年后他第一次重访美国，对复旦师生来说是一件大事，引起广泛关注。他回国后便向全系师生报告美国之行的感受和介绍美国生物科学发展现况。使我意外的是，他在报告会上宣布：“我在斯坦福大学见到著名生物学家Cohen，并向Cohen教授表示复旦大学希望派遣访问学者去他的实验室学习和工作。教授表示可以接受，已给我申请表。我将推荐郑兆鑫报名。”后来由于一位复旦同学正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经该同学介绍，请谈老写了推荐信，比较快地便收到该校分子生物学系邀请，1979年夏季我去了日内瓦。虽然未能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但是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深深体会到谈老对培养中国科学家的高度关注，对我们年轻一代无微不至的关怀。
生物技术攻关——家畜口蹄疫病毒病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便参与口蹄疫病毒病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至今已24年，是我大半生为之奋斗的主要任务。因为我做出一点贡献，因此也得到来自国家、地方政府、复旦大学等各方面的鼓励和奖赏。其实该课题的开始和完成都有谈老先生的支持、帮助、关怀和鼓励。1981年底，我结束了在日内瓦大学的进修，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赵洪兴等， 已开展抗口蹄疫病毒病的灭活疫苗研究。正好在1981年夏，Science 和 Nature等一流科学杂志上，同时刊登数篇口蹄疫病毒VP1基因克隆成功的科学论文，这意味着继肝炎病毒基因工程疫苗出现后，又一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成果即将出现。我们深感这一课题对我国养殖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为此在1982年初便向上海市科委报告请求立项，同时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农科院组成协作组，制订研究计划并着手开展工作。1983年国家科委新技术司第一次成立生物技术攻关项目，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后，由国家科委正式制定的第一个发展我国生物技术的国家项目。当时召集了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的一批老中青专家在北京讨论了几天，最后决定成立两个攻关课题：一个是研究肝炎病毒遗传工程疫苗；另一个便是抗家畜口蹄疫病毒病基因工程疫苗。正由于谈老和盛祖嘉先生等的影响，口蹄疫病毒基因工程疫苗由复旦大学主持，参加单位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上海生化所、北京微生物所和农业部兰州兽医研究所。该课题又按工作方便原则，成立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小组，上海几家组成南方组，其他为北方组。我当时还是讲师，因此南方组负责人是施履吉教授，我是副组长。1983—1987年国家科委拨款数十万元，当时是一笔很大的经费。但是由于此项研究在国内外的进展都不顺利，其他单位先后退出。“七五”计划期间国家科委只支持了两年，1988年起一切经费停拨，几乎到了无法开展工作的程度。幸好由赵洪兴先生多处努力，得到上海市科委的支持给予少量经费，虽然复旦一共只得到4万元，但是保存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协作组，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没有中断，得以继续开展。到1988年后，我们实验室构建了一个有强免疫原性的基因工程疫苗，经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动物试验证明有很强的免疫保护能力。我们又继续向国家科委申请立项，自1990—2004年一直得到国家科委生物工程中心的支持，同时还得到上海市农委和上海市科委的经费资助。2000年我们中试结束，和内蒙古金宇集团生物药品厂签约，正式向国家农业部申报新兽药证书。上海《文汇报》报道了这一重要科技进展，随后国内外多家媒体转发了这一消息。谈老闻讯后专门要邱医生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我专程前往谈老公寓拜访和汇报工作，谈老讲了很多鼓励的话，再三叮嘱我继续做好工作，申报新药证书。又经过4年的努力，在内蒙古生物药品厂和复旦复华公司的支持下，于2005年1月正式通过农业部的审查，获得国家一类新兽药证书，这标志着该项目已基本完成，可进入产业化，将成为第一个可上市的抗猪口蹄疫病毒病的基因工程疫苗。消息传开后，国内媒体和互联网又出现大量报道。这时住在华东医院的谈老又请邱医生打来电话祝贺，我和我的学生们到医院去向他汇报，那天他非常高兴，询问工作进展，鼓励我们完成产业化。对农业部颁发的新兽药证书仔细端详，并手握新兽药证书和我照相留念，也和我带去的研究生们照相合影。其后谈老还通过他的秘书要我填表，推荐我为重要奖励的候选人。现在该项目已成为国家发改委支持的农业高技术产业化的专项课题，车间厂房已经建成，设备已完成安装，车间试运行正在准备之中，离谈老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为期不远了，长达24年的研究任务将要结束。这一课题的完成是国家发展高技术决策的胜利，是国家科委生物工程中心几代领导人支持的结果，也是教育部、农业部和上海市政府资助的结果。除了几十位科研人员长期共同努力以外，还有一双眼睛始终注视着我们的研究，不断为我们呼吁、为我们打气，鼓励我们勇敢前进。这就是谈家桢老师的关心和爱护。
中国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遗传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谈家桢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促成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的建立，为中国摩尔根遗传学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80年代促成中国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复旦成立是他第二个重大贡献。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能落户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不是偶然的事件，这是以谈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老教授在学术上远见卓识的表现。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的教授们深感我国和欧美等先进国家在分子生物学水平差距很大，决定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全面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为了开展分子水平研究，一是要培养人，尽量多派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同时邀请国内外专家来学校讲学；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当时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外汇更是少得可怜。为了建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需要购置一批价格昂贵的仪器设备。正是谈先生用他的影响，在国内争取了经费，从国外得到价格优惠，成功购置了一些必备的仪器设备。正是由于有了这批设备才使得遗传所的课题比国内其他大学更早进入分子水平研究。到1983年国家计委研究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作出一项重要决策，就是要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任务是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当时在教委和科学院系统进行设点单位选择。第一批被选中的有5个实验室，其中第一个批准建立的就是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选中复旦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以谈老先生为首的老科学家已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在于复旦已较早地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记得立项评估时由国家计委和教委主持，组织十几位国内知名专家进行评议。是我代表复旦遗传所作立项申请主题发言，我们已能清楚说明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方向任务、已有的研究基础、正在进行的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项目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当时就得到评委们好评，1984年就被计委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首批经费大约是140万美元（在当时合400多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国力之下，确是一笔巨大投资。我们在1～2年内购置了一大批先进仪器设备，基本上达到欧美国家一般大学的工作条件。由此而产生的重要效果，首先是具有从事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实力，在其后科学规划中，我们承担十多项国家生物技术攻关和“863”高技术任务，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其次是吸引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尤其是复旦早期派出的访问学者中80％以上都先后回国。每个人都感到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决心为发展中国生物技术贡献力量，这一批人可以说是第一批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这一批人也是后来复旦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至今全国已建成100个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但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仍然名列前茅，正在为中国科学发展贡献力量。现在回想起来，谈先生等老一辈专家在1979年便开始规划分子遗传学研究确是一项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
谈老先生寿比南山，已是百岁高龄，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而我也已过了古稀之年，回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有很多遗憾，我常扪心自问：我是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有喜悦、有苦恼，我最后的结论是“我是一粒铺路石子”。这是十多年前谈老先生对我说的。记得有一次一位知名的美国华人科学家来实验室访问，这位学者对谈老说，您最好的一件事是培养了一批人，并指着我说，新的一批教授起来了，你们实验室一定会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实验室。谈老马上回答说：“不……他们这代人还是铺路石子，赶超世界科学水平的人是他们的学生或是更后的一代人。”现在看来谈老先生完全说对了，我不过是一粒石子，我要为后来者铺路，使他们在中国复兴的长途跋涉中走得更稳、更快。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