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50年代。
作家。
在《记忆的红皮书》里，朱大可写道：“上海是水性杨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他文如其人，锐利又不乏洞见。他年少时参加过“文革”宣传队，也目睹过一行中有一个11岁女孩因武斗致死。他曾经有一种乌托邦似的精神升华，又经历了炼狱般的灵魂救赎。他从小学到中学，成绩单上的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但这却没有妨碍他长大后对历史和文化的吸纳与反思。很多人认为，他代表了50后的那种深刻和真诚。
20世纪60年代，特别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把自行车的两个刹车杆翻出来、翘出来。然后一群人骑着这种叫做“阿飞车”的自行车，背一个军用书包，戴上军帽，脚上穿北京灯心绒面的蓝鞋，每个书包里面放一把菜刀。前面的人在自行车上装两个铃子，连续按两三下，这样，上百辆自行车一路扫过去，一个街面放眼望去都是自行车。
那时候要搞到一顶军帽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搞到了，那就是荣耀。以至于到后来还引起一股抢军帽的风潮。一帮小年轻骑着自行车，从那些戴军帽的人身边疾驰而过，顺手就把他们的军帽抢走。被抢掉帽子的人，等到有机会了，再让别人帮忙把军帽抢回来。
那时候，军装里面有一个军扣，如果军装搞不到，就搞军扣。而且，军扣后面一定要是铜质的，那才能说明是真的。后来，出来了很多仿军扣的扣子，一般的商店都能买到。“文革”初期，小孩子没有小军装，怎么办？就在自己的衣服上面换上军扣，然后，戴上一顶军帽。
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流行，全部是干部子弟。1967年以后，干部子弟就倒霉了，工农子弟和红卫兵上来后，他们就退居二线了。但是，这种装束却流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