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迪三教授近七十载的行医生涯中，他曾走过这样的三段路：
总角之年，从七浦路蜿蜒至乌镇路的送葬队伍里，他走在最前头。这既是送走父亲的路，也意味着走完之后，他将要接过十口之家的重担。自此，十三四岁的少年迫于生计，开始了行医路。
而立之年，他放弃私营诊所，选择儿科医院。从“开门就是南京路”的闹市区，来到当时尚属荒僻之地的枫林路。这一结缘，便是大半辈子。他开诊、教学、科研，在一个大舞台上发光发热、赢得美誉。
古稀之年，为了给病人看诊，他从小木桥路的家中蹒跚行走至枫林路的儿科医院，三四百米路，足足用了三刻钟。这是一个医生在履行他对病人从不放弃、从不失约的承诺。
徐迪三教授在诊治病儿
儿时丧父
徐迪三先生的父亲徐棣三是20世纪初沪上知名中医。当时，徐家在上海有三处诊所，家中除了家里若干女佣外，还有管家、私人司机和专司挂号的先生。1927年，三世行医的徐家迎来了它的第四代长子，徐棣三将他取名为“家福”（后改名为“迪三”）。这个承载着家中福气和期冀的男孩得到了父亲的全部宠爱，他被送进华童公学接受西式教育。年幼的家福虽然聪明却也贪玩，曾让司机阿福带他到家中那辆手排挡的福特轿车上玩耍，岂料车子一发动，挂在空挡上，踩着离合器的脚不小心一松开，剧烈的抖动着实把幼小的他吓得不轻。
父亲是小家福的偶像。他最喜欢的就是周末跟着父亲一道去吃西餐。迪三先生的二儿子徐承凡曾在父亲那儿找到一张字条，写着“亲爱的父亲，儿子很想念您。”儿子们无从得知父亲是在何时将对祖父的思念诉诸笔端，可他们清楚记得父亲每每谈及祖父，崇敬怀念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从生活理念到思想方法，包括对新兴科学技术和西洋文化的开放态度，祖父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很大”，大儿子徐承一这样说。
1940年，徐迪三的父亲年仅36岁的徐棣三因为伤寒急性病突然去世，留下了9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和向来“主内不主外”的夫人。晚年的迪三先生用“记忆犹新”来形容父亲去世那天的景象。来送葬的亲友、病人很多，走一路，摆一个祭坛，再走一段，又是一个祭坛。从七浦路行至乌镇路，作为长子，披麻戴孝的他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小家福那时的表情已无从揣测，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个13岁的孩子由此告别了“不识愁滋味”的时光。
顶梁柱突然倒塌，母亲只好靠变卖家产、字画维持生计。为了帮助孤儿寡母，徐棣三的生前好友，中医界的前辈们商议后一致决定，破格录取徐家福进入上海中医学院（今天的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这位“少年大学生”在中医界的“黄埔军校”里享受到了最好的资源。中医名家蒋文芳、黄文东对他进行一对一的理论指导；当时的院长丁济万带着他出诊抄方，丁先生一面报药名剂量，一旁的学生就得耳聪手快地记录。小家福反应快、悟性好，深得丁先生喜爱。热病专家张骧孙不仅授之以张氏伤寒学术，后更因他为人忠厚，将其选为女婿并赐其表字“迪三”。既应了他排行老三，又有鼓励他继承光大其父徐棣三事业之意。
结缘儿医
中医学院的3年学习，使少年徐迪三除继承徐氏儿科的祖传本领外，更有机会如海绵般，得以博采众家所长。然而，3年的时间，也将父亲留下的家业消耗得所剩无几。因此，迪三先生17岁那年甫一毕业，便旋即在山西南路正式设诊开业，挑起了十口之家的生计重担，上赡老人，下养兄弟。这副担子，一挑便是二三十年。
在旧上海行医，不仅要和诸帮会打交道，地痞流氓敲诈威胁亦是常有之事。最甚一次，竟还将一死婴置于徐家诊所医案上以勒索钱财。迪三先生曾以“刀口上舔血”来形容当年弱冠行医的艰难。这段经历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养成了自主、自信和高度认真的个性，承一、承凡兄弟俩从小听得最多的话便是“我这辈子从来不靠别人”。
凭着这股子“从不靠别人”的倔劲儿，徐迪三再次打响了徐氏儿科的金字招牌，地处山西南路中和里的诊所里门庭若市。未及开门便在门口等着的有、午间吃饭抱着孩子来找的也有，不管什么时候来病人，也不管病家有钱无钱，他总是认真诊治，从不将病人拒之门外。
20世纪60年代徐教授与同事合影
解放后，顺应公私合营等社会变革的潮流，迪三先生参加了黄浦区第一和第二联合诊所。1956年，当时的院领导通过卫生局将迪三先生“请”到了儿科医院。与当时大多数私人开业医生一样，迪三先生将参与公立医院的工作视为一种荣耀。“收入方面他放弃了很多，”徐承凡告诉我们，“国家号召他去参加公立单位，他就去了。”正是这一句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简单理由，迪三先生告别了月收入近300元的联合诊所和私人开业的工作，吃起了月俸144元的“公家饭”。随着他的工作变动，全家也从“开门便是南京路”的闹市区搬到了儿科医院所在的枫林路。
当时，邻近的肇嘉浜路还是一条正在填修的臭水浜，9路公共汽车刚刚通到斜土路，再往南就差不多全是农田了。买东西也只有斜土路枫林路口一家叫“青年商店”小小的食品杂货店。可在儿子们的回忆里，那段时间，父亲很忙但是很愉快。一则，从自己的私营小诊所到了一个大集体，展现价值的平台也随之延伸开来；二则，恰逢而立之年的他，希望在一所西医医院里开阔视野，学到更多新知识。另一方面，一医和儿科医院对迪三先生也很尊重，除了工作方面的支持外，还为他和其他医生们配备了住房、幼儿园、子弟学校等生活方面良好的硬件资源。爱好广泛的迪三先生甚至还和宁寿葆、张善通等医师组成了一个“儿科乒乓球队”。
“阿公医生”
儿科医院领导“请”来徐迪三医师的初衷，便是尝试将中医的诊疗优势揉入当时以西医为绝对主导的儿科医院。于是，两个人、两张桌，初到医院的徐迪三教授便和顾文华教授一道，创建了最早的中医儿科。
迪三先生在诊治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方面经验老到、驾轻就熟，而诊治小儿病毒性高热、腹泻和癫，更是他的“看家本领”。癫治疗历来是儿科领域中的难题，迪三先生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详察病情辨证施治。他的处方以祛风镇惊为主，辅以清心凉血，或适当调理，可谓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对控制癫发作疗效显著。专程来看他癫门诊的病历，在挂号室里积了厚厚一沓，其中，不乏两代人都曾问药于他的案例。不少癫病儿在他的治疗下成功地完成学业，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后还回来看望他。迪三先生每年收到的新年贺卡中，总少不了来自这些孩子们的带有感恩的问候。20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师从迪三先生的经历，当时的研究生范正依然记得“他能一一叫出病人和家长的名字”。孩子们看到白大褂总不免害怕，有时不肯伸手。可是，跟徐阿公在一起，并无怯意，也愿意乖乖地让他把脉。迪三先生成了“阿公医生”。
“阿公医生”开出的方子里多是基本而实惠的药材，负责抓药的同事惊讶于徐医生的药方为何始终那么便宜。这下，迪三先生的耿脾气上来了，“滑稽伐，”他回应说，“我开药是给病人治病用的，又不拿回扣，自然是需要什么药才开什么药。”久而久之，“开最便宜药方”的徐医生便被冠以“板蓝根医生”之名。
除了看门诊，迪三先生还要参加每周两次的病房会诊。会诊的病例不仅限于脾胃病人，还有儿内科，甚至儿外科，一旦西医缺乏有效手段，要求解于中西医结合时，常爱请迪三先生一同前往。第一次查房，他开两到三剂药，第二次随访时，再根据病情变化，在病历上做记录，加减成方。无奈良药苦口，有时，孩子好说歹说，硬是不愿喝药，徐教授第二回再去，便惦记着带上糖果，尽量拉近和病孩的关系。这份心思，令当时一块儿查房的方利君教授不由得感叹“难能可贵”。“所谓救死扶伤，不仅要提高医术发挥特长，更要有高尚医德仁爱之心。”这或许是徐老师身体力行给学生范正上的最重要一课。
不过，次次带糖也非长久之计。中药味苦，病童不愿喝是常有的事。另外，家长也难以准确掌握熬药时间、熬药方法，进而影响药效。因此，儿科医院在70年代开始了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药剂学技术对传统中药剂型进行改革的工作，尝试将病人常用汤药在医院统一熬煮，浓缩为中成药制剂后再交予病人。
又一次，徐迪三责无旁贷地接过了挑战。
糖太多不利于治疗腹泻，糖太少吃口又不好，熬制时间太短影响药效，时间太长又担心药物挥发……就是凭着这样“锱铢必较”的认真劲儿，专治婴幼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新型制剂消化1号~6号诞生了。西医诊断的“婴幼儿腹泻”，徐教授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将腹泻分门别类，使用不同的方剂。如消化1号专治湿热泻；2号针对体虚泻；3号选用罂粟壳起收敛之效；4号能助消化；5号驱风；6号更是极具特色，药效类似于今日市面上卖的藿香正气丸，实用有效。病人省去熬煮中药之扰，虽只取三五毫升，却能获得与汤药相当的效果。很快，倾注了徐迪三全部心血的消化1号~6号便成为了医院的协定处方。
亦医亦师
五六十年代，比之传统中医，代表着“现代医学”的西医拥有更好的医疗机构和技术优势，博得了病人和医学生的更多青睐。儿科医院中医科初创，而中西医结合的人才却亟须补充。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拉扯”新生的中医科之余，徐教授接过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医学院）的教学任务，为上医医疗系、卫生系、药学系的学生们教授中医基础课程。
要让教室里200多位西医学生愿意听、听得懂，徐教授着实下了一番工夫。每每备课，必开夜车。在他的讲稿里，深入浅出的中医理论和几十年实践的经验之谈交织而行，口语化的插科打诨也时有出现。“你们用药要叫得应。”他常在课堂上这样形容医生对于药效的掌控。为了加强他们对中医的感性认识，后来，徐教授还曾邀上医医学系本科毕业、研究生专业为中西医结合方向的范正结合自身体会来给学生们讲课。
耐心为病人诊治
70年代初，为响应党和政府“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儿科医院举办了全国性中医学习班。而传道授业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徐迪三教授和顾文华教授身上。当时，许多高年资西医医生均接受过二位老教授的中医基础知识培训。从“西学中”培训班和以后培养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生中，走出了如时毓民、蔡德培等一批中西医结合人才，后来，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中流砥柱。时至今日，儿科医院许多老教授在内科、外科等领域还运用当时所学的知识，以中西医结合的手段治疗病儿。
十年浩劫使人才培养大幅搁浅。1978年，我国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徐教授第一时间接受了带教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的任务。那年的研究生面试时，范正第一次见到了后来对他“亦师亦父”的迪三先生，“我的第一印象中，他就是一位睿智忠厚的长者。”
此后，范正跟着徐老师一起科研、看门诊，临床实践近10年。对于西医出身的范正，徐老师就是他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引路人。这10年的历练为范正以后的医学科研生涯拓展了视野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电子计算机开始进入我国科研领域的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北京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郭少江将名中医关幼波对肝病辨证施治的经验成功编程，一时业内轰动。受此触发，上海交通大学微型电子计算机研究室杜毅仁教授指导的研究生诸燮宁辗转找到当时儿科医院的院长刘湘云以希望合作。刘院长马上想到模拟徐迪三治疗儿科疾病的经验，编制成辨证施治婴幼儿腹泻的电子计算机程序有可行性。
经由刘院长的牵线搭桥，双方一拍即合。儿科医院的徐迪三和范正便开始了与交大的杜毅仁和诸燮宁之间的校际合作课题。
老中医诊病凭经验，而电脑程序则需将经验量化处理，第一步就需要收集大量的病例。通过开设腹泻婴幼儿的专科门诊，诊治了三四百例1岁上下的病童，将分门别类好的症状按照其重要性、发病时间先后，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等因素设计列表排序，进行医学统计处理以确定权数，然后编制程序。
科学研究绝不仅是简单地整理病历资料，而中医的深妙之处恰在于它的实证和虚证之间也不是非黑即白。“怎样用计算机程式量化这些可商榷的‘灰色地带’？”，科研团队动足了脑筋。
借鉴北京编制关幼波肝病辨证施治电子计算机程序的成功经验，徐教授将自己的经验系统化和书面化，范正和队友们再将其与编制的计算机程序逐条核对，去粗取精，筛选出与疾病相关的系列症状，对于似是而非、留待商榷的症状，采用模糊集合论的数学模型处理。如此校验，反复调试，直至最后。
除了白天的工作时间，科研进入高潮时在晚上、周末的加班也是家常便饭。徐迪三虽不通编程，却也常来研究室，以求能在医学方面就近指导。他不仅将自己几十年的诊病经验和盘托出，好几次，甚至兼起了“保姆”的活儿，打饭打菜，周末时还特意去请已下班的食堂师傅给学生们“开小灶”。
半年后，高达95%以上的人机诊治符合率宣告了这一计算机程序的成功。医生为病人诊病后，输入病史编号、病人性别、年龄、症状以及相关各项阳性指标，计算机便能很快地输出婴幼儿腹泻的辨证分型和中药处方。这不仅对中医教学提供了有效实用的手段，而且给经验尚浅的中医带来诊病的便利，正如范正等人在《微型电子计算机对婴幼儿腹泻的辨证施治》一文中自豪宣称的那样“这一软件对今后临床指导有潜在意义。”
这项跨学科的研究把传统的中医辨证施治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总结整理并发扬光大，因而获得了1981年上海市卫生局科研成果三等奖，并刊载于当年的《解放日报》。1985年前后，上海医科大学的科研处在回顾整理医学档案时，此项成果因科研设计新颖合理、临床资料系统完整，再次被评为上海医科大学科研档案资料奖。
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医学界电脑软件应用越来越广。徐教授等医学界前辈们当年勇于尝试创新路，脚踏实地搞科研，不愧为后来者的楷模。
“从不失约”的承诺
1992年，徐教授从中医科主任的职务上退下来，但仍坚持每周在儿科医院开两个半天的专家门诊，还作为农工民主党的一份子，在该党设于黄浦区的医疗点坐诊。老病人们清楚徐医生的上班时间，到了那天，总归是早早地等着，而徐迪三也鲜有失约。在徐医生儿子们的记忆里，除了一次胆囊炎病发，无法下床，父亲的一生中从未有过病假。
“从不失约”的承诺说来简单，可做到却实属不易。
用徐医生儿子的话说，做了一辈子医生的父亲，对专家门诊仍很是“紧张”。为了能集中精神看诊，前一晚迪三先生必做各式各样的保健动作，服安眠药，调好闹钟，提前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迪三先生便从家里动身了。说来，从小木桥路的家中到儿科医院所在的枫林路不过三四百米，但是，晚年患痛风的迪三先生腿脚不便，有时甚至下地行走也艰难无比，这段路有时得走上三刻钟。
门诊从8点开始，连看三四十个病人的迪三先生往往要一直坐到正午12点之后，中间都不站起来。他的专家门诊是限号的，每次开诊前号都挂满了。很多病家是从郊区或是外地赶来，每次护士都会和他商量加号，他总是尽量满足。他常说“病人大老远地赶来，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为了能在中午前看完病人，他甚至不在中途上洗手间，为的是留更多的时间给病人。为此，这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只要碰上门诊日甚至会“戒去”每天早晨必喝的牛奶。
有时，家人算着迪三先生的下班时间准备开饭，却瞧着他还没到家，急了，便下楼去找，就见已忙活了一上午的老人正缓缓地、蹒跚地走在回家路上。饭后，精疲力尽的徐迪三必定要好好地睡上一下午。妻子心疼他，反复劝过好多次，终是拗不过丈夫的倔脾气。儿子们则都不敢多提，“提多了，他要不开心的。”
1997年，迪三先生的夫人突然中风。他日日夜夜照顾成了植物人的妻子，给她捶背洗脸，陪着她说话、看电视。范正夫妇来探望他，一向自尊自信、“从来不靠别人”的老人忍不住老泪纵横，失声痛哭，他说：“我真希望她早点醒过来，我不能没有她，但我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那段时间，迪三先生心力交瘁、力不从心，再也无法坚持每周两次的专家门诊。3年后夫人去世，他坚强地从残酷的身心打击中挺了过来，再一次恢复了专家门诊，继续他治病救人的人生历程。
门诊时间毕竟只有两个半天，于是时不时地便有病人要求登门拜访。一到冬至前的进补季节，上门求医问方的人尤其多。儿子们便知道，父亲又得熬夜了。几乎所有的病儿家长都说，吃了迪三先生的膏方，整个冬天，甚至一年都不用上医院。他们不了解的是，每张膏方无一例外都浸透着这位一丝不苟的老人的心血。他不管自己身体状况如何，总是根据每份病历反复考量，以求得最佳效果。而且一定要誊写完美，改一个字就全部重抄。有时一张方子要斟酌上整整两天。
“喂，徐医生。”
“不好意思，徐医生已经过世了。”
“啊，什么时候过世的？我们怎么不知道，真是可惜。”
自从二儿子徐承凡将父亲的号码呼叫转移到自己手机上后，这样的对话便常常发生。
病童家长们在网上交流经验：“我家宝宝1个月内发烧3次，西医除了验血就是吊针，徐医生看了以后，服了三贴中药便好了，他还对饮食起居详细关照，介绍食疗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他老人家身体不好，年纪大了已经停诊，可希望他早日康复，给更多的家长、孩子提供帮助！”
最后的一条留言发表于2011年9月7日，“徐医生很棒，之前孩子在他那吃了一帖药就见效了。徐医生，我女儿还一直惦记着你那温暖的笑容呢，祝你身体健康！”而此时，迪三先生过世已然两月有余。
迪三先生这一生，诊治了数以几十万人次的病儿，其中一家三代都就医与他的不乏其人。他是一位实干家，从不追名逐利。虽然他已离开我们了，但他高明的医术、严谨的医疗作风将永远留存在无数他所造福的病家心中。
宁寿葆，男，教授，1932年7月生于上海。1956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一直就职于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工作。曾担任中华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儿科学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务。曾担任《中华儿科杂志》及《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副主编等职。现担任《PEDIATRICS》中文版主编，《中华儿科杂志》、《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他曾于1979～1981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研修。他为我国儿科学，特别是小儿心血管专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是在对中国儿童危害极大的风湿热、病毒性心肌炎、先天性心脏病等方面的病因诊断、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自1958年以来，宁寿葆教授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儿科学》、《儿科诊疗常规》和《现代实用儿科学》等重要教材和专著，参加编写《实用儿科学》、《小儿心脏病学》等权威性专著10余部，还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卫生部重大科研项目3项。由他为主要参加者之一的全国“九省市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的发病率调查”，获1983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93年又因负责“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因、超声诊断及手术治疗研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