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与起步阶段相比有了全新的内容，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环境保护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理论上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从实践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第二，明确了地方政府、企业和环保部门三者之间的环境责任，并将这些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即地方政府对区域（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生产与开发单位对自己经济行为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负责，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统一监督管理职责。第三，环保机构建设得到加强，逐步建立了国家、省（自治区）、市、县四级独立的环境管理机构，部分地区还建立了包括乡镇环保派出机构在内的五级环保机构，为强化环境管理提供了组织保证。第四，环境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第五，实现了环境管理思想的转变。在这个时期，从政府到公众都逐步认识到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已严重的影响和制约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管理的任务不仅是“三废”治理，还包括噪声控制、“白色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内容。同时认识到，做好环境保护要加强宏观环境管理，重视宏观决策及规划研究，从转变发展模式入手开展环境保护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关键。第六，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一时期，国家在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上努力实行四个转变，即由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由浓度控制向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区域污染治理向区域与行业污染治理相结合转变。20世纪70年代没有解决的重点环境问题在这一时期均得到了解决和有效的控制。
然而，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历史遗留的大量环境问题，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环境保护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现在的环境管理机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如何加强宏观决策以解决宏观环境管理的问题？在环境保护中如何贯彻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环境保护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合点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在处于发展阶段的环境保护过程中尚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些关系到国家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只有在环境保护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发展阶段（1997~至今）
这是中国环境保护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环境保护从管理战略、管理体制、管理思想和管理目标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环境保护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
首先，在1996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做出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跨世纪的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和措施。启动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跨世纪绿色工作规划》，实施三河、三湖、两区、一市和一海污染治理的“33211”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重点城市、流域、区域、海域的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工程。这次会议确立了新时期的环境战略，将以污染防治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为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战略上来，使我国环境保护目标更加明确、任务更加具体、工作更加务实、思路更加清晰。至此，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被污染的河流
其次，1997~1999年，国家连续三年就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召开座谈会，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强化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以及环保部门统一监管和分工负责等管理机制。同时强调，要依法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依法保障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职能，在管理思路上要实行“抓大放小”，即通过抓综合决策、抓宏观管理、抓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和带动微观环境管理工作。
再次，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中，环境保护地位得到了加强，环境管理的职能进一步明确，行政管理体制上实现由“块块管理”向“条块结合”管理体制的转变，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职能得到了加强，并使这种职能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
2002年1月8日，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总结“九五”期间环保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5年中国环境保护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提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
2006年4月17日~18日，国务院召开了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十五”期间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并部署了今后5年的环保任务，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把环境保护的责任落实到位，抓紧制定环境保护专项规划，进一步落实加强环境保护的工作措施，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提高环保工作水平，努力开创我国环保事业新局面。
总之，中国的环境保护经历了30多年的历程。一共召开了六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其中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会议是3个重要的里程碑，分别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的3个阶段的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然，目前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压力巨大，形势仍然严峻，许多成果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
知识点“33211”工程
1996~2000年是我国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期，其间我国确定了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危及人民生活、危害身体健康、严重影响景观以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问题。污染防治以水和大气为主，水污染防治重点抓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抓“两控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城市环境保护重点抓北京市，海洋环境保护重点抓渤海。这项工程涉及三河、三湖、两区、一市、一海，故简称“33211”工程。
学术界对绿色革命的争论
人口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学和生物学教授保罗·埃利希1968年，即“绿色革命”得名那一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名为《人口炸弹》。
这部专著受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影响，认定“为全人类提供食品的长期努力已告失败”，预言全球数以亿计人口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死于饥荒。
涉及正在发起“绿色革命”的印度，埃利希写道：“我至今没有遇到熟悉情况的任何人，认为印度能在1971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他坚持认为，“印度在1980年以前不可能养活2亿以上的人口。”
对正在推动南亚次大陆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发起“绿色革命”的诺曼·欧内斯特·博洛格，埃利希颇为不屑：“那个人，也就是博洛格，对粮食生产所面临各种问题的严峻程度没有任何了解……没有人可以对生产（全人类）所需要的粮食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时隔32年，即2000年，博洛格告诉美国《理智》月刊记者罗纳德·贝利，埃利希所言是他当时受到的“最严厉批评之一”。
然而，《人口炸弹》成为了国际畅销书，作者埃利希也因此成为知名人士。
相比之下，即使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博洛格依然不为多数美国人所知。美国媒体20世纪90年代末报道说，博洛格如果走在大街上，每100名美国人中恐怕难有一人会认出他。
以人口论为依据对“绿色革命”提出的异议或许隐含一种不便说出的观点，即增产粮食徒劳无益，实际效果是延缓对人口规模施以控制。
事实是，印度1971年接近于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而全球范围内除非洲大陆以外，多数地区以后几十年再没有因为非战乱和非自然灾害因素而出现大规模饥荒。
再版《人口炸弹》之际，埃利希删除了预言印度粮食产量和全球饥荒的内容。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4年报道，埃利希表示，他为实际状况打破了他专著中的悲观预测感到“惊奇和高兴”。
博洛格1970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承认，“我们正在应对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即涉及粮食生产的科学力量和涉及人口增殖的生物力量。”
他当时预言，世界农业生产将有能力满足2000年全球人口对粮食的需求。2000年，他再次预言，凭借现有技术以及处于开发阶段的新技术，人类有望在2025年满足预计届时8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他解释说，他所作预言不会超出一定的时段。
环境说
“绿色革命”20世纪60年代得名，而以“绿色”为标志的环境保护运动则在80年代积聚势头。
“绿色革命”中所含“绿色”，在一些环保人士看来并不呈现“绿色”。
“绿色革命”所援用的农作物高产新品种，基本特点之一是对氮有着更高的吸收和转化效率，不可能以单纯的“有机耕作”方式为来源，需要耗用化学合成肥料，辅之以防治病虫害的农药。
摈弃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做法，更多使用人工灌溉手段，在一些地区会附带产生农田盐化、侵蚀和地下水位下降等问题。
在非洲，依照一些环保机构的看法，为适应高产农业需要而修建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意味着威胁当地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热带雨林和原生自然状态。
另外，一些人士认为，大规模推广数量有限的高产作物品种，意味着放弃众多当地传统品种，既不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又可能促使至关重要的育种技术集中由少数西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掌握。
针对种种非议，博洛格逐一加以澄清：
首先，如果弃用化肥，尤其是截至2000年全球用量大约为8000万吨的氮肥，全部改用牲畜粪便等“有机肥”，需要额外养殖50亿~60亿头家畜，将会耗用难以计数的土地。
统计显示，全球1950年有农田大约6.9亿公顷，产出6.92亿吨粮食；全球1992年有农田7.0亿公顷，产出19亿吨粮食。这意味着，以不足2％的农田增量获得了170％的产量增加。
“没有高产农业，”博洛格断言，“粮食增产只有以急剧扩大种植面积方式才能实现，所耗用的土地恐怕百倍于都市化所耗用的土地。”
在他看来，以更少土地投入获得更多粮食产出，是最为环保之举。
其次，对高产农业所依赖的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投入，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民会比发达国家农场主有着更为强烈的成本意识，倾向于少用、而不是多用，似乎不至于对环境积累实质性破坏。
再则，人工灌溉所导致的问题，可以节水技术手段和经济调节手段加以纠正。
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公路不足，不仅制约农业，而且制约教育以及整体经济发展。
他告诉《理智》记者：那些反对在非洲建设公路的人士当属“极端分子”，享受着“相当丰裕的生活”，却声言非洲穷苦民众“不应有道路”。“我希望他们不只是背着行囊在灌木中远足1个星期，而是在那里定居，耗费余生、养育孩子。我们可以观察他们是否会改变想法。”
社会观
博洛格说，他在“绿色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只是“朝正确方向作出调整，并没有把世界变成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
对于非议，他的评价是：“西方国家以环保为名义的院外活动集团一些成员确实是高尚人士，但不少人是自觉高人一等的‘精英分子’。他们对饥饿从来没有切身感受，只待在华盛顿或布鲁塞尔舒适的办公室套房内……”
“如果这些人在发展中国家的艰苦环境中生活哪怕1个月，而不必像我这样耗费50年，”博洛格认定，“他们一定会哭喊着要求获得拖拉机、化肥和灌溉水渠，进而愤恨自己国内那些时髦的‘精英分子’居然试图不让他们拥有这些东西。”
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际，他告诉听众，“地球上有二个世界”，即“享有特权的世界”和“被遗忘的世界”，前者主要为富裕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的25％~30％，生活在“伊甸园”外，终日生活在奢华之中，从没体验过艰辛的生活；后者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常与饥饿相伴……
世间的不公平，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成功发起了“绿色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内部。
与传统农业相比，高产农业需要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促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民对农业信贷的依赖。相对富裕的农民比较容易获得信贷，大宗购买农资时也容易获得折扣；相比之下，相对贫弱的农民可能会陷入债务泥潭，最终失去土地或者土地使用权。
特定经济社会结构之下，“绿色革命”加剧了农村贫富的分化。
以印度最先发起“绿色革命”的旁遮普邦为例，据非政府机构估计，农民截至今年5月积累的债务总计1000亿卢比（约合25亿美元），相当于全印度其他地区农民欠债总额的3倍。
过去5年间，旁遮普邦40万农民为偿还债务而出卖土地。
过去20年间，据法新社报道，旁遮普邦6万多名农民以自杀方式逃避债务。
20世纪70年代，印度稻米价格相当于每吨550美元；2001年，稻米价格降为每吨不足200美元。时下，米价大幅度上扬，但化肥和农药等农资也因为原油价格飙升而大幅度上扬，致使一些农民深陷绝望。
前任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官员S·P·舒克拉5月初告诉法新社记者，印度粮食总产量“20世纪80年代增长率为每年3.8％，过去6年降为0.5％”。
就小麦而言，印度政府前年和去年连续以进口补充国内产量不足，今年可望获得丰收，与去年相比增产5％，无须再从国外购入。
对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博洛格早有判断，认为问题或许不涉及农业生产层面，更多出现在社会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