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那个晚上，在纽瓦克的亨利·华莱士聚会上，我还见到了伊芙·弗雷姆。她和艾拉一块儿，还有她女儿，竖琴手西尔菲德。我没看出西尔菲德对她母亲的态度，不知道她俩不和。当年我因年纪小而未曾注意到的，后来默里慢慢都跟我说了，关于艾拉婚姻的那些我不曾明白或理解不了的，那两年中艾拉没让我知道的。那两年，我隔几个月就与他见次面，有时候是他来看默里，有时候是我去他的小屋看他，艾拉说那是他的“小木屋”，在新泽西西北部，锌镇一个小村庄。
艾拉退居到锌镇，与其说是为接近自然，不如说是为贴近真实。生活在野外，泥塘中游泳到十一月。酷寒冬日，穿着雪靴踏过树林。有雨的日子，开着他的泽西产汽车，一辆二手的一九三九年产雪佛兰，四处游逛，和当地奶场工人，老锌矿工人闲谈，想让他们明白体制对他们有多压榨。他有一个壁炉，他喜欢在炭火上烘热狗和豆子，还在炉火上热咖啡，以此提醒自己：虽然成了铁林，有了点名和利，但自己仍旧只是个“工人”，普通人，口味普通，有普通的期望，三十年代坐火车流浪，后来只是运气太好而已。谈起锌镇上的这座小木屋，他常说：“让自己不至于生疏了做穷人。以防万一。”
这座木屋可以与西十一街相对抗，给了他一处庇护所，能从西十一街解脱出来，到这里劳作一番，卸掉烦郁，同时也联系着艾拉早年混在陌生人中间求生存的流浪生涯，那时每一天都是艰苦不稳定的，每一天对艾拉都是场战役。他十五岁离家，先在纽瓦克挖了一年沟，后在泽西最西北角干活，打扫各类厂房，有时做农活，看大门，做零工。后来，在他十九岁左右去西部前，有两年半时间，在苏塞克斯锌矿一千二百英尺的地下通道里干活。矿炸开后，矿上还满是烟雾，弥漫着呛人的炸药粉和气体，艾拉拿着锄头铲子和那些墨西哥人一起干活，最底层的工作，废石清除工。
那些年，苏塞克斯的矿区不成系统，和世界各地的锌矿一样，给新泽西锌矿公司带来高利润，却也同时危害了新泽西矿业工人健康。在纽瓦克帕塞伊克大道上把矿石融化制成金属锌，也加工制造成油漆用氧化锌。到艾拉四十年代末买下木屋时，泽西州锌矿业在来自外国的竞争下已经衰退，矿源也将枯竭，但吸引艾拉回到荒僻的苏塞克斯山区的，仍是当年他在矿区的第一次残酷人生经历，八小时在地下，把碎石和矿砂装上矿车，八小时忍着剧烈头痛，咽下红棕色灰尘，在装矿屑的桶里排便……只为挣一小时四十二美分钱。锌镇上的小屋是他这位广播剧演员一种不掩饰的感情态度，表明他与他曾身为一员的卑微普通小人物们团结不分离，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头脑的人力工具，如果真有这玩意儿的话”。换作是别人，成功以后或许会彻底将这些可怕记忆永远抹去。艾拉不是，他倘若没有途径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卑微的过去，就会觉得自己不真实，丧失太多。
我那时并不知道他来纽瓦克勒海大道不只是来看他哥哥。最后一堂课下课了，我和他去远足，穿过威克瓦西公园，环湖而行，最后到家附近一个叫米尔曼的餐厅，和工人一起吃热狗，餐厅仿科尼岛内森饭店而建。那些放学后的下午，艾拉对我讲起他当兵的岁月，他在伊朗学到些什么，讲起奥戴和奥戴教给他的，讲起他自己做过工厂工人和参加工会工作，讲起他孩童时在矿下铲矿石，他到这儿跟我聊这些，是在避开那个家，那个家从他到的第一天起就不欢迎他，西尔菲德眼里他是多余的人，他也没料到伊芙看不起犹太人，与伊芙愈加不和睦。
默里说她看不起的不是所有犹太人，不包括她在好莱坞、百老汇、广播界遇到的那些社会上层功成名就的犹太人，也基本不包括与她共事的导演、演员、作家和音乐家，这其中不少人常出现在她西十一街家的沙龙中。她看不起的是普通犹太人，她所看到的在商场购物的犹太人、纽约口音的收银员或在曼哈顿开着自家小店的普通人、开出租车的犹太人、在中央公园聊天散步的犹太家庭。她走在街上时让她心烦意乱的是那些热爱她的犹太女士，她们认出她，上前要她签名。她们是她百老汇的老观众，她却瞧不起她们。特别是年纪大的犹太妇女，她路过时总免不了嫌恶地哼一声。“看看那脸！”她说这话时打个颤，“丑恶的面孔！”
“这是种病态，”默里说，“她对犹太人那种掩饰不住的憎恶。她能长期与生活游离并行。不是在生活中，而是与生活保持并行。她给自己的定位是教养极好的淑女，也确实纯正。嗓音柔和，措辞考究，二十年代那时期，很多想当演员的美国女孩都努力培养英式优雅。伊芙·弗雷姆当时刚在好莱坞起步，就有了这种英式文雅，而且固化了，状似层层累叠的蜡，而在核心燃烧的烛心恰恰毫不娴雅。一招一式她再熟悉不过，亲切的微笑，夸张的克敛，一切得体的举止。然而，刷的一下，她会一晃就脱离这看似如此真实的轨道，于是就会有让你头晕目眩的事情发生。”
“这我倒从没察觉，”我说，“对我她总是和蔼又周到，很体贴我，要我放松自在。这并不好办。我是个容易激动兴奋的孩子，她又那么有电影明星派头，她在广播界那时候也是。”
说着我又想起了清真寺剧院那个晚上。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于是她对我说，对着保罗·罗伯逊，她也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只要他在场，她就说不出话来。“你和我一样怕他吗？”她悄声说，仿佛我们两个都是十五岁大，“他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男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瞧，真丢人。”
我明白她说的，因为我就在不停地盯着她看，好像若盯得久了，就能看出点意义来似的。这样看着她，不只是因为她姿态优美，举止高雅，她的美有一种说不清的清雅——游离于神秘华丽和安静娴雅之间，两种气质所占比率不断变换，这种美丽一定是最具迷惑力的——还因为她身上纵使有那许多克制内敛，却仍明显带一种兴奋，一种轻快易变的气质，当时我理解为纯粹是她身为伊芙·弗雷姆的意气洋洋。
“您记得我遇见艾拉那天吗？”我问他，“你们俩正一块儿干活，在勒海大道，卸纱窗。他到您家来做什么？那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大选前几周。”
“哦，那天不怎么好。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心情不好，早上到了纽瓦克找我和多丽丝。在沙发上睡了两晚。这是头一回。内森，他那婚姻一开始就不般配。以前他就做过这一类的事，不过是在社会阶层另一端罢了。他们气质兴趣差异多大啊，谁都看得出来。”
“艾拉就看不出来吗？”
“艾拉？客气点说，一则呢，他是爱上她了。两人相识，他为伊芙倾倒。他第一件事就是跑出去给她买了一顶花哨的复活节游行的那种帽子，她根本不会戴的，她穿戴的都是迪奥。他不知道迪奥是什么，第一次约会后给她买了这么一顶昂贵的怪帽子，让人送到她家。坠入爱河，迷上明星。为她倾倒。她的确是令人目眩。迷惑有术。”
“她又看上他什么呢？一个大个子土汉，到纽约找了个肥皂剧小角色。其实也不难推断。因为短暂学徒期后他就不再是普通乡巴佬，成了《自由勇敢者》里的名角，所以啊。艾拉成了他扮演的那些角色。我不信这套，但普通听众可是把他当角色化身来看待的。他一身英气。笃定。他踏进房间，一切自然发生。他参加了一个宴会。她在。形单影只，四十几岁，离了三次婚。他这张新面孔，新人，大树一般。她需要人，她有名气，她为他降伏。不就是这样吗？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诱惑力，伊芙的诱惑就是降服于你。外部看来，这巨人身子瘦长，纯粹，双手硕大，做过工厂的工人，做过码头装卸工，如今是演员。这种人相当吸引人。谁能相信，如此粗犷的也可以是柔软的。铁汉柔情，等等。她难以抵御。一个巨人，对她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历经苦难生活，她看着多奇异。她认为他真正活过，而他呢，听过她的经历后，认为她才真正活过。”
“他们相识时，西尔菲德正和父亲在法国避暑，艾拉对那些事没有直接的体会。他体验的是伊芙身上尽管有些特别却十分强烈的母性。两人相伴度过整个夏季，浪漫的时光。艾拉七岁就没了母亲，对伊芙大量灌注在他身上的那种细致关怀，他是渴望的。他们独自在家，她女儿不在。自从到纽约后，他一直按着无产阶级特色，住在下东区一处破烂的地方。出入便宜的场所，在廉价餐馆吃饭。可是突然间，这两个人就一起与世隔绝地住在了西十一街上，其时正值曼哈顿的夏日，美妙至极，天堂般的日子。屋子里处处是西尔菲德的照片，西尔菲德戴着围嘴小女孩时的照片。他以为伊芙如此挚爱女儿是很好的。伊芙诉说着她在婚姻和与男人交往上的不幸经历，给他讲好莱坞，专制的导演，庸俗的制片人，以及那种极可怖的俗艳，正是颠倒了奥赛罗的世界：‘这奇异，极端的奇异；可悲，令人惊奇的可悲’——他为她经历的重重危险而爱她。艾拉迷恋得入了魔，而且有人需要他了。他块头大，又结实，他闯了进去。哀婉的美丽女子，一身故事。露肩裙下有灵魂的女子。还有谁更能激活他的保护欲？”
“他还带她到纽瓦克来见我们。在我们家喝了点酒，一起去伊丽莎白大道上的餐馆。她举止得体，没有不合情理之处。像是很容易就了解她了。那晚，他第一次带伊芙到我家，一道出去吃晚饭，我自己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公正地说，没看透的不只是艾拉一人。他没有懂得伊芙这个人，是因为，老实说，没有人能当即就明白她这人。没有人能。在交际中，伊芙完全隐匿于那种彬彬有礼之后。别人可能会慢慢来，艾拉却是冒失地直接闯了进去，因为他本性如此。”
“当时我马上意识到的反而是他配不上她。她给我的印象是，对他来说，她太过漂亮讲究，太温文尔雅。我心想，这位电影明星也很有头脑。果然，她从小就孜孜不倦阅读。我书架上的小说没有哪本是她不能熟悉谈起的。那晚听下来，仿佛她人生至高愉悦就是阅读。十九世纪小说的复杂情节她都记得，我教过这些小说也仍记不住情节。”
“她无疑是在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像所有与人首次见面的人一样，跟大家一样，她是在警惕着自己最差的一面。最好的一面确实是在，她是有这一面。真实，质朴，又是在这样的名人身上，愈加打动人。没错，我也看出——我无法不看出——这婚姻绝不是灵魂的结合，两人毫无共通点。但第一次见面那晚，我实在是为自己以为的她在外表以外独有的沉静气质所迷惑了。”
“别忘了还有名气的作用。我和多丽丝是看着她的默片长大的。和她搭档的总是年长的男人，高个头，常常花白头发，而她是女孩子般，女儿那样的，孙女样的，影片里男人总是要吻她，她总是拒绝。在那个年代，这些就能使影院里观众心情激荡了。有一部电影，可能是她的处女作，叫《卖烟女郎》。伊芙演一个夜总会卖烟女孩。我记得，影片结尾处，夜总会老板带她参加一个慈善活动，在一个老古板富孀位于第五大道的宅邸举行。卖烟女郎身着护士制服，在场男士需竞价博得吻她的权利，竞拍所得捐给红十字会。男士出价一个高过一个，每有男士加价，伊芙就捂着嘴，日本艺妓般咯咯笑。出价越来越高，旁观的肥硕的社交界妇女目瞪口呆。留一撇小黑胡的著名银行家卡尔顿·彭宁顿出了一千美元天价，趋前吻下了人人期待的那一吻，这群妇女又疯狂拥上前去看。最后一幕，印在银幕中央的并不是那一吻，而是她们紧身衣下的硕大臀部，别的都被挡住了。”
“那在一九二四年很不一般。伊芙很不一般。灿烂的笑容，无奈时一耸肩，那年代的眼神戏，她孩子时就已完全精通。她能演失败的样子，演发脾气，手支额头哭泣，也会演滑稽的失态。伊芙·弗雷姆开心起来会蹦蹦跳跳跑几步。开心地蹦蹦跳，非常可爱。她演贫寒的卖烟女郎、遇上有钱人的穷洗衣女，或是迷上电车司机的富家女。跨越阶级壁垒的电影。街景镜头下是贫穷移民，粗犷的生命力，镜头切到晚餐，则是美国富裕特权阶层，诸多约束和禁忌。德莱塞风格缩影。这种电影搁在今天没法看。当年若不是因为她，也看不进去。”
“多丽丝，伊芙，我，我们差不多年纪。伊芙十七岁涉足好莱坞，二战前就登上了百老汇舞台。我和多丽丝曾在包厢看过她的戏，她演得真不错。戏本身不怎么样，但她作为舞台剧演员很有魅力，不同于她在默片中的女孩气。舞台上，她能让不那么有头脑的看上去有头脑，使并不严肃庄重的看上去多少庄重些。奇怪了，舞台上她有那样完美的平衡。真实生活中却事事夸张，舞台上她完全适度又圆滑，毫无夸张之处。战后，我们会听她的广播剧，因为洛兰喜欢听。美国广播剧场一些很不像样的剧，她也演出了高雅的意味来。眼下她在我家客厅，浏览我的书架，我和她聊梅雷迪思、狄更斯和萨克雷。她这样背景和趣味的女子，怎么会和我弟弟在一起？”
“那晚我真没料想他们会结婚。在餐馆吃龙虾时他的虚荣心大大得到满足，他兴奋得意极了。在纽瓦克犹太人去的最豪华餐馆、陪在戏剧界象征伊芙·弗雷姆身边神情笃定的是从前纽瓦克工厂街上的粗汉。你知道吗，艾拉在那家餐馆打过杂工。退学后打过的零工之一。做了大概一个月。他块头大，端着装得满满的盘子出入厨房门实在不容易。打了第一千只盘子后他被开除了，后来去了苏塞克斯的锌矿。近二十年过去了，他又回到这家餐馆，自己已是广播明星，这一晚，他为哥嫂炫耀。他是生活的主人，为自己的生活得意。”
“餐馆老板泰杰，萨姆·泰杰，认出了伊芙，带了瓶香槟来到我们桌前，艾拉请他一起喝一杯，对他讲起自己一九二九年在这里做过三十天杂工。既然艾拉如今可算功成名就，大家把听他讲不幸遭遇也当作有趣的事，感叹艾拉又回到这里的讽刺意味，欣赏他对旧创伤的戏谑态度。泰杰去他办公室拿来照相机，拍下我们四人吃晚餐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就和其他曾在餐馆就餐的名流照片一起挂在餐馆门厅内。若不是十六年前艾拉上了黑名单，那照片是没理由不一直挂到餐馆一九六七年动乱后关门的。听说那时他们当晚就取下了照片，仿佛他的一生已注定是败局。”
“还是回溯到他们的幸福时光刚开始的时候吧——他晚上回他租住的房间，但逐渐就不回去了。后来住到她家，两人也不是孩子，她那段时间又没多少事。他们像一对性罪犯般拴牢在床上，独自锁在西十一街的房子里，那样热烈奇妙。甫入中年，为激情冲动沉沦。放手陷入恋情。释放了伊芙，将她解放，使她获得解脱。拯救了她。艾拉给了她一个新剧本，只要她肯要。四十一岁的年纪，她以为一切结束了，却被拯救。‘好，’她对他说，‘多少年了，总是要保持理性，现在不管了。’”
“她对他讲的话从未有人对他讲过。她把他们的恋情称作‘我们那甜蜜至极到心痛的奇事’。她说：‘它直把我溶化了。’她告诉他：‘正和别人说着话，突然我就出了神。’她叫他‘我的王子’。她引诵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对着艾拉·林戈尔德。引艾米莉·狄金森。‘与你，共处沙漠/与你，同忍干渴/与你同在罗望子树林里/豹子呼吸——终于！’”
“艾拉觉得这是他一生至爱。对一生至爱，是不由人细想的。找到了就不会放手。他们决定结婚，西尔菲德从法国回来后伊芙跟她说了。妈妈要再婚了，这次是嫁给一个极好的人。西尔菲德应该能接受。西尔菲德，是老剧本里的角色。”
“在艾拉眼里，伊芙·弗雷姆就是整个成功世界。她怎么会不是呢，当然是了。他不是小孩，遭过不少苦，明白怎么武装自己。可是说到百老汇呢？好莱坞？格林尼治村？对于他，这些都是没碰过的。在个人的事情上，艾拉没有多聪明。他是自学了很多东西。他靠自己，还有奥戴，远远地离开了工厂街。但他学到的都是政治那一套。而且也没有深刻的思考。根本就不是‘思考’。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词汇，乌托邦式说教，把这一套派发给艾拉这种没受过学校教育、知识基础差的人，拿宏大思想的智慧魅力去灌输给没多少脑力的成年人，教导一个才智有限的人，像艾拉那样愤怒的、容易激动的那类人……愤怒与不会思考之间的联系，这本身就是一项课题了。”
“你前面问我你们相遇那天他怎么会在纽瓦克。艾拉这个人是不太善于解决婚姻问题的。再说那时候还早，他娶这位舞台、银幕、广播明星，搬进她家住，不过几个月时间。我怎么能就告诉他这是个错误呢？他毕竟也不是没有些虚荣心。我弟弟他是自负的。也会膨胀。艾拉天性里有夸张的一面，可谓自命不凡。地位能再提升，对他也是乐事一桩。不消三天，就适应了，让人振奋。霎时，事事皆有可能，运作起来，近在眼前，可不就是艾拉演戏吗？成功上演一场自己人生由自己决定的大戏。醉心于自我陶醉的幻象，以为已从痛苦失意的现实中脱身，以为他的生活并非是徒劳庸碌的，远远不是。不再徘徊人生低谷。再不是被排斥的命中注定是怪物的局外人。一头闯了进去。摆脱默默无闻。自豪于这一转型。多兴奋。天真的幻梦，他实现了！艾拉焕然一新，世故的艾拉。大个子，大人物日子。大家留心了。”
“其实，我后来跟他说了，说他们结婚是个错。结果有六个星期他不跟我讲话，我跑去纽约对他解释说我错了，求他别记恨我，这才和他和好。我要是敢再提，他会一枪把我撂倒。如果彻底闹翻，我们俩都会很难过。艾拉出生后就是我照顾。那年我七岁，推着婴儿车里的他在工厂街上走。母亲死后，父亲再娶，家里来了继母，若不是有我在，艾拉早晚会进管教所。母亲那么好，但她过得也不好。嫁给父亲，并不幸福。”
“您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我问。
“咱们不说这个吧。”
“艾拉也是这么说。”
“只有这句话。父亲他……我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才明白。但为时太晚。我至少比弟弟幸运。母亲在医院挨了难过的几个月后去世，我已经读高中了。后来拿奖学金上了纽瓦克大学。我的生活已经上了轨道。艾拉呢，当年他还是个孩子。执拗，任性。对人对事充满怀疑。”
“你知道在老一区有位鞋匠给他养的金丝雀办了场葬礼的事吗？透过那件事，你就明白艾拉有多执拗强硬，又有多不坚强。那是一九二〇年。我十三岁，艾拉七岁。在离我们家几条街的博伊登街上住着一个鞋匠，鲁索曼诺，埃米戴奥·鲁索曼诺。老人看去很穷困，矮个子，大耳朵，枯瘦的脸，下巴蓄着白胡须，身上那件外套不知穿了多少年，破破烂烂。鲁索曼诺在店里养着一只金丝雀作伴。金丝雀名字叫做吉米，活了很久，后来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死了。”
“鲁索曼诺伤心至极，他请了个乐队，租了一辆灵车，两驾马车，金丝雀先是被安置在鞋店的长椅上供人瞻仰，以鲜花，蜡烛，十字架围绕，随后出殡，穿过全区所有街道，走过德尔格西奥的杂货店门前，店外大篮子里搁着蛤蜊，橱窗中有一面美国国旗，走过梅利罗蔬果摊，走过乔达诺面包房，走过马施利诺面包房、阿雷意式酥皮面包房。走过比昂迪肉店、德卢卡马具店、德卡洛修车铺、德诺桑齐奥咖啡店、帕里斯鞋店、诺尔自行车店、塞伦塔诺奶酪店、格兰德台球房、巴索理发店、埃斯波西托理发店和那个擦皮鞋的小摊，小摊配有两张旧痕斑驳的餐椅，客人需踩上高处一个台子才坐得上去。”
“四十年了，如今都没了。一九五三年，城里为建廉租高层住宅，拆掉了整个意大利居民区。一九九四年，国家电视台上大力批驳这些高层住宅楼。到那时，这些楼已有近二十年无人住。无法住人。现在那儿什么都没有了，只剩圣露西教堂。仅存的建筑。教区教堂，却没了教区，没了教区居民。”
“第七街上的尼克德米咖啡馆，第七街上的罗马咖啡馆，第七街上的多利亚银行。二战爆发前这家银行为墨索里尼提供贷款。墨索里尼打下埃塞俄比亚时，牧师将教堂的钟敲了半小时。就在这里，美国纽瓦克的一区。”
“通心粉厂、装饰品厂、纪念碑店、木偶戏院、电影院、滚球房、冰库、打印店、俱乐部会所和餐馆。走过黑帮里奇·博亚尔多常去的胜利咖啡馆。三十年代，博亚尔多出狱后，在第八街和夏街街角建了维托里奥城堡餐馆。娱乐界人士从纽约专程来这里就餐。乔·迪马乔来纽瓦克时就在这儿吃饭。迪马乔和女友的订婚宴就在城堡餐馆举行。博亚尔多在这处城堡餐馆像君王般掌控着一区。里奇·博亚尔多管着一区的意大利人，朗吉·兹维尔曼管三区的犹太人，这两个老大之间争斗不停。”
“走过了很多家酒馆，送葬队伍蜿蜒自东区行至西区，向北走一条街，下条街又往南，一直走到了克里夫顿大道上的市公共浴室，一区内仅次于教堂和大教堂的最奢华的建筑。小时候，母亲常带我们来这个大公共浴室洗澡。父亲也去那儿。淋浴免费，一便士租一条毛巾。”
“金丝雀放在一架小小的白色棺木中，四个抬棺人抬着。聚拢来一大群人，沿出殡路线，约有一万人之多。防火梯和房顶上挤满了人。合家围拢在窗口看。”
“鲁索曼诺坐在棺木后的马车上，埃米戴奥·鲁索曼诺哀泣着，一区其他人笑哈哈。有人笑倒在地上，笑得站不起来。抬棺的人也在笑。这会传染。开灵车的人在笑。为尊重送葬者，路边的人憋着，等鲁索曼诺的马车过去以后才笑出来。对大多数人，特别是孩子，这实在是太滑稽。”
“我们这片儿不大，到处都是孩子：小巷里是孩子，门廊上挤满孩子，孩子们从楼里直拥出来，从克里夫顿大道冲到布罗德街。整日如此，夏天的时候，大半个晚上都能听到孩子互相喊着：‘嗨！嗨！’四下里一望，成群结队都是孩子，成群的孩子，投硬币，玩牌，掷骰子，打台球，吃棒冰，踢球，点篝火，吓唬女孩子。只有手持戒尺的修女才管得住这帮孩子。有成千上万的孩子，都不足十岁。艾拉就是其中之一。几千名好打架的意大利孩子，他们是铺铁轨、铺路和挖下水道的意大利人的孩子，小商贩、工厂工人、捡破烂的、开酒馆的意大利人的孩子。孩子名叫朱塞普、罗德福、拉斐尔、盖塔诺，那个犹太孩子叫艾拉。”
“这些意大利人开心极了。从未见过金丝雀葬礼这种事。以后也没再见过。在那以前当然有过送葬队伍，乐队奏着哀乐，送葬者穿过街道。全年都有节日，为他们自意大利传来的圣者游行，成百上千的群众敬奉他们各自的圣者，盛装出行，举着绣着圣者画像的旗子，手持轮胎撬棒大小的蜡烛。圣诞节时抬出圣露西教堂的基督诞生像，仿那不勒斯一处村庄的圣像，玛丽、约瑟夫和襁褓中的基督旁有一百座意大利小雕像。意大利风笛伴着婴儿基督石膏像并行，基督像后的游行队伍唱着意大利语圣诞歌。沿街有小贩卖圣诞晚餐的鳗鱼。人们为了宗教成群结队地出来，将美元钞票粘满不知什么圣者的石膏像的长袍，抛彩带般自窗口掷出花瓣。甚至打开鸟笼，鸽子疯狂飞过人群上空，自一根电线杆飞向另一根电线杆。在这种日子，鸽子一定是希望还不如一直在笼里，不去看所谓笼外世界呢。”
“圣米歇尔节那天，意大利人把几个小女孩打扮成天使，束在绳上，从街道两侧太平梯荡过人群上空。瘦瘦小小的女孩子，白色长袍，戴着花环和翅膀，出现在空中，哼唱着祷词，人群惊叹着沉寂下来。女孩扮完天使以后，人群疯狂了。就在这种时候，他们放飞鸽子，点燃烟花，总会有人炸飞了几根手指，住进医院。”
“因此，刺激的奇观异景对一区的意大利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搞笑，老家式的胡闹，喧哗，打闹，花样繁多的把戏，并不新鲜。葬礼当然也不稀奇。流感肆虐时，死了那么多人，棺材排到了街上。一九一八年。丧葬店应付不了这么多生意。整日都有送葬队伍从圣露西教堂出发，走过几里路去往圣墓园。有婴儿的小棺材。要等着轮到自己来火葬自己的孩子——要等着让邻居先葬他们的孩子。对于孩子，是无法忘却的恐慌。然而就在流感之后两年，给那只叫吉米的金丝雀办丧事……没有比这更绝的了。”
“那天，所有人都忍不住大笑。只有一个人例外。纽瓦克只有艾拉不把那当作笑话。我跟他说不明白。我试了，他理解不了。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他傻，也许是因为他不傻。或许他只是先天没有那份狂欢的心态，也许信仰乌托邦的人不具有这种天赋。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几个月前刚去世，我们经过了自家的葬礼，那个葬礼，艾拉不想参加。他想去街上踢球。他求我不要让他换下背带裤去墓园。他藏进了壁橱。最后还是和我们一起去了。父亲决意要他去。在墓园，他站在那儿，看我们将她下葬，但是他不肯拉我的手，不让我拥着他。他只是皱眉怒视拉比。不让人碰。不要人安慰。也没哭，一滴泪都没有。太愤怒，无泪可流。”
“可是，金丝雀死了，葬礼上的人都笑个不停，惟艾拉除外。艾拉对吉米的认识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经过鞋匠的店，隔窗看看吉米的笼子。他应该从没进过店，然而，除了鲁索曼诺，在场的只有他一人落泪。”
“我也笑起来，因为确实是滑稽，内森，十分滑稽。艾拉发作了。我第一次看到艾拉那样。他挥舞拳头，对我大吼。当年他个头也不小了，我压不住他，突然间他挥拳击向边上几个正笑得不行的孩子。我俯身要拽他起来，不能让他被这帮孩子打死，他一拳头挥到我鼻子上，打断了我鼻梁，七岁大的他。我流血了，鼻梁肯定是断了。艾拉逃走了。”
“第二天我们才找到他。他睡在克里夫顿大道酿酒厂后院。这不是头一回了。睡在后院，装卸台下面。父亲早上在那儿找到了他，拽着他后衣领，一路拖到学校，拖进艾拉的班级教室，大家已经开始上课。孩子们看到艾拉一身昨晚穿着睡觉的脏衣服，被爸爸丢进教室，就呜呜地叫起来，那以后好几个月，这就成了艾拉的绰号。呜呜·林戈尔德。金丝雀葬礼上哭鼻子的犹太小孩。”
“幸好艾拉比同龄孩子块头大，又结实，会踢球。要不是因为视力不好，艾拉能当体育明星的。他在家那片儿赢得的尊重都来自他的球技。但是打架呢？那时候起他老是打架。那时候起他变得过激。”
“我们很幸运，没在犹太贫民三区长大。艾拉在一区长大，对那些意大利人而言，艾拉不过是个大嘴巴犹太外人。因此，不管他个头多大多壮，有多好斗，博亚尔多决不会把他当作黑手党人选。在三区，在犹太人中间，可能就会不一样。艾拉在三区不会被孩子群体排斥在外。单是他那大块头，他就极可能被朗吉·兹维尔曼盯上。就我所知，朗吉大艾拉十岁，青春期和艾拉很像：火爆脾气，大个子，看着就惹不起。他也休了学，打架不要命，气场强大，有头脑。贩运私酒，搞赌博业，开自动售货机，码头上，工会运动，建筑业，朗吉最终做大了。即便是在他风头最劲的时候，和外号‘巴格西’的西格尔、兰斯基、昵称‘幸运’的卢西亚诺合作，他最亲近的还是和他一起在街头长大的朋友，和他一样的三区犹太孩子，一碰就炸。尼金·拉特金，他的专用杀手。萨姆·卡茨，他的保镖。乔治·戈尔茨坦，会计。比利·蒂普利兹，负责人脉。多克·斯泰切，他的计算器。阿贝·卢，朗吉的表弟，为朗吉管着零售人员工会。还有迈耶·埃伦斯坦，也是三区贫民区街头的孩子，他当纽瓦克市长的时候，整座城等于是为朗吉管的。”
“艾拉完全可能会成为朗吉的亲信，为他效忠。他已够老练，可以被他们招募去。很自然：这些孩子就是为犯罪而养成的。顺理成章。干那些非法行当，正需要用他们的暴力去恫吓，去占得上风。艾拉会由纽瓦克港做起，卸下快艇上加拿大贩来的威士忌，装上朗吉的卡车。他会和朗吉一样，拥有西奥兰治百万豪邸，最终被一根绳子吊死。”
“是很无常吧？你最终成为什么人，又是如何终了。仅仅因为地理位置上一点点差异，与朗吉成为一伙的机会就没有发生在艾拉身上。凭借棒打朗吉对手，勒索朗吉客户，在朗吉的赌场监管赌桌开创成功事业的机会。在基弗维尔特别委员会前作证两小时后回家自缢身亡的机会。艾拉遇上比他更强悍聪明、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时，他已经在部队了。因此，使他转化的这个人，就不是纽瓦克的流氓，而是个共产党人，钢厂工人。艾拉的朗吉·兹维尔曼就是约翰尼·奥戴。”
“他头回来我家住那次，我为什么没跟他说让他终止婚姻脱身出来呢？因为那婚姻，那女人，那座美丽的房子，那些书籍、唱片、墙上的画，她那种生活里，往来的是功成名就的人，优雅，风趣，教养良好，这都是他从未有过的。别提什么他自己也是名人。这次他有了家。以前他从没有过，他三十五了。三十五岁，不再住在单人间，不再在小餐馆吃饭，不再和女服务员、酒吧女，以及比她们还不如的，有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女人睡觉。”
“艾拉退伍后，刚搬去卡柳梅特城和奥戴住时，和一个十九岁的脱衣舞女有过一段。女孩名叫唐娜·琼斯。是艾拉在洗衣店认识的。起先以为她是当地高中生。她也没去纠正他。她身材娇小，吵吵闹闹的，打扮花哨，硬实。起码表面粗硬。沉迷声色。手总放在阴部。”
“唐娜来自密歇根一处名叫本顿港的湖边度假小镇。在本顿港，夏天，唐娜在临湖一家旅馆做活。十六岁，整理房间，怀了芝加哥来的某个房客的孩子。具体是哪一位的她不知道。足月生下孩子，交给别人收养，不光彩地离开家乡，最后在卡柳梅特城一处下等酒吧做了脱衣舞女。”
“每逢周日，艾拉不出外为工会扮演阿贝·林肯时，他常借奥戴的车带唐娜去本顿港看望她母亲。她母亲在一家糖果厂做工，糖果卖给本顿港大街上的度假者。度假糖果。软糖很有名，用船运往整个西部地区。艾拉和开糖厂那人聊上了。看他们如何生产糖果，不多久，他就写信给我说要和唐娜结婚，用他余下的退伍津贴入股糖果生意。再加上他在返乡兵船上赌双骰赢的几千块钱，这些都可以投入糖果生意。那年圣诞，他给洛兰寄了个软糖礼盒。十六种口味：巧克力椰子、花生酱、开心果、薄荷巧克力条和石板街……全是新鲜的，多奶油，密歇根本顿港糖果厂直送。你说，住在密歇根，逢年过节寄软糖礼盒给老伯母，这跟身为狂热赤色分子决意推翻美国制度差了十万八千里吧？盒子上的广告语‘湖畔风味小吃’，不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是‘湖畔风味小吃’。艾拉若是和唐娜结了婚，他这辈子就活在这句话上了。”
“说服他放弃唐娜的是奥戴，不是我。放弃唐娜，并不是因为一位在卡柳梅特城情色俱乐部扮作‘沙利马小姐，邓肯·海因斯举荐之美味’的十九岁女孩为人妻母有何不妥；不是因为唐娜的父亲、失踪的琼斯先生是名醉汉，对妻儿家暴；也不是因为本顿港琼斯一家是没有知识的工人，服了四年役回来的人不该为这样的人担起家庭责任——这些我委婉跟他说过多次了。可是对于艾拉，凡是注定会成为家庭不幸的，反倒都成了偏向唐娜的理由。劣势人群对他是种吸引。一无所有的人自底层奋斗向上，对他有无法抵御的诱惑。痛饮之下，入口是残渣。人性对于艾拉而言，等同于艰苦不幸。对于艰苦，哪怕是最鄙陋的一面，也与他血脉相牵，坚不可破。直到奥戴出手，才卸去了唐娜·琼斯及十六种软糖口味那无所不在的催人情欲的能力。奥戴斥责他不该将政见个人化，用的不是我那套‘布尔乔亚’道理。奥戴批评艾拉的缺点不留情面。从不致歉。就是能把人扳正。”
“奥戴根据自己战前的婚姻遭遇，给艾拉上了一课，他称之为‘婚姻与世界革命之关系进修课’。‘你跟我跑到卡柳梅特城就是为了这个吗？你要开糖果厂，还是开展一场革命？现在不是闹荒唐的时候！就在眼前了！十年了，我们都明白，现在是争取工作条件生死攸关的时刻！湖县各党派组织都集合起来了。你看着吧，如果我们能守住，如果没有人中途改主意，铁人，一年，最多两年，这些厂子就是我们的了！’”
“于是，过了八个月吧，艾拉对唐娜说都结束了。她吞了些药，试了下自杀。再过了一个月，唐娜已回了俱乐部，又找了男人，她失踪已久的父亲带着唐娜的一位兄弟上了艾拉家，说要为艾拉对他女儿的所作所为教训艾拉一顿。艾拉在门口和他们两个厮打，唐娜父亲掏出一把刀，奥戴一拳挥出去，打碎了这浑蛋的下巴，抓住了刀……这就是艾拉要结婚的第一个家庭。”
“从这种胡闹荒唐中脱身出来通常不易。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小唐娜的所谓救世主，已成了《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万事俱备，可以犯下一个大错了。他得知伊芙怀孕后说的那些，你真该听听。有孩子了。有属于他自己的家了。不是跟他哥哥不赞同的脱衣舞娘，而是跟美国广播界深受喜爱的知名女演员。他平生最好的事。这样实在可靠的根基，他从没有过。他简直不敢相信。两年了——又有了孩子！他不再是暂时的、无常的了。”
“她怀孕了？什么时候？”
“他们结婚以后。只怀了十周时间。他就是为了这个才到我这里来住，又认识了你。当时她已经决定要堕胎。”
我们坐在屋外露台上，对着池塘，远眺横亘西方的山脉。我一人住在这儿，房子不大，有一间是我写作就餐的房间，带浴室的工作间，一角凹进去是厨房，石头壁炉与一墙书架成直角，一排五个细格拉窗俯瞰之下是开阔的干草地，一片防护老枫树将我与土路隔开。另一个房间是卧室，大小适中，样子质朴，一张单人床，一张梳妆台，烧木柴的暖炉，房间四角竖着裸露在外的老式木梁，还有些书架，我坐着读书的休闲椅，一张小写字台，拉开西墙玻璃滑门就是露台，晚餐前我和默里坐在那里每人喝了一杯马丁尼。房子我买下来了，装上过冬的设备——这本来是人家避暑的小屋——六十岁后自己住到这里来，大致是远离了人群。那是四年前了。这样素朴的日子，没有了人类生存通常该有的各类活动，并不总合人心意，但我相信我这个选择是危害最小的。不过，我的离群索居并不是我要讲的故事。怎么说都不是故事。我到这儿来是因为不想再有故事。我已有过故事。
我不知道默里是否认出来了，我这房子正是仿造特拉华峡谷泽西州一侧的那间两室木屋，那是艾拉至爱的归隐处，一九四九年和五〇年的夏天，我去那儿和他待了一周，初次体味了美国乡村生活。第一次单独和艾拉住那木屋我就很喜欢，等我看到这处房子，当即想到了他的住处。本来我要找的是较大些、较传统的房子，但还是立刻买了下来。各房间大小与艾拉的大致相同，布局也相仿。随时光逝去，他那里斑驳的松木板墙几近黑色，房梁架起的屋顶很低（对他而言是低得离谱），窗户小，又不多。我的房子虽说光线明亮得多，但与他的一样是建在土路旁，从外观看来，并无那种标示着“隐者在此闲人莫入”的灰暗倾颓、摇摇似倒之感，但也没有穿过干草田的小径通向锁着的前门，房主的心境由此可见一斑。有一条车行土路，转过弯，绕到房子的工作室一侧，有个小棚屋，冬天我把车停在棚屋里。棚屋木结构建得比房子早，已是摇摇欲坠，简直是从艾拉那杂草丛生的八英亩地上直接搬来的。
艾拉木屋观念的影响何以会如此持久？因为人生无论经历多少幸运抑或打击，顽固存留下来的依然是最早那些意象，尤其是独立自主的意象。木屋的理念毕竟也不是艾拉的，它由来已久。是卢梭的。是梭罗的。原始小屋的掩蔽作用。在这里卸除一切回至根本，是你的去处——即使它不是你的来处——去除污秽，免除纷争。来到这里，脱去衣物，全部卸去，穿过的制服，着过的戏装，褪去旧伤怨恨，与世界之姑息之抗争，除去对俗世的操纵，除去俗世对你的粗暴。老去时归园田居，东方哲学多有这样的主题，道家思想，印度教教义，中国思想。“居于林”，人生路上最后一站。想想中国画中的那些山下老人，山下独居老人，自人生烦扰中退隐。曾与人生激烈角逐，如今，平静了，迈入与死亡的角力，终至素朴，终极之事。
***
喝杯马丁尼是默里的主意。主意虽好却不太妙，因为在夏日将尽时分，和我喜爱的人喝上一杯，和默里这样的人聊一聊，令我忆起了有人相伴的快乐。我曾喜爱过不少人，对生活并不淡漠，并没有抽身回避……
不过，我们讲的是艾拉，讲的是艾拉他为何不可能做到。
“他一直想要个男孩，”默里说，“盼着给孩子取他朋友的名字。约翰尼·奥戴·林戈尔德。我和多丽丝有个女儿，名叫洛兰，他每次留在我们这儿在沙发上过夜，洛兰总能让他高兴起来。洛兰喜欢看艾拉睡觉。喜欢站在门廊上看莱缪尔·格列佛睡觉。他喜欢上了这刘海黑黑的小女孩。她也喜欢他。他到家里来的时候，洛兰就要他陪着玩俄罗斯套偶。他送她的生日礼物。你知道的，传统的戴头巾的俄罗斯女人，一模一样的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一直打开到最中间是小核桃般大小的玩偶。他俩给每个玩偶都编上故事，编这些小人族在俄罗斯工作得多么辛劳。然后他就把所有玩偶拢在一只手里，看都看不到。整个消失在阔长的手指间，修长奇特的手指，帕格尼尼的手指一定就是那样的。洛兰最喜欢他这样了：最大的套偶就是她硕大的叔叔。”
“洛兰来年的生日，艾拉给她买了苏联红军合唱团及乐团演奏的苏联歌曲集。合唱部一百多名男声，乐队还有一百人。低音部隆隆声惊人，动听至极。她和艾拉听得很享受。歌是俄语的。他俩一起听。艾拉扮低音独唱，拟出不明其义的歌词的嘴型，做着‘俄罗斯式’的激烈手势，到合唱部分，洛兰就做合唱队部分歌词的口型。这孩子有当喜剧演员的细胞。”
“有一首歌她特别喜欢。优美，激越，哀伤，圣歌般的民谣，歌名《伐木歌》，旋律简单，背景是俄罗斯三弦琴。唱片内封上印着英文歌词，她背下来了，有好几个月，在家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在家乡我听过许多歌曲——
快乐的忧伤的曲子。
有一首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大众工人之歌。
这是独唱部分。她最爱唱的是合唱的副歌。因为其中有“嘿——嗬。
嘿，抬起棍子，
嘿——嗬！
一起用力拉，
嘿——嗬！
洛兰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就把空心娃娃排成一队，放上《伐木歌》的唱片，哀伤唱起‘嘿——嗬！嘿——嗬！’，把玩偶在地板上推到这边，又推到那边。”
“等一下，默里，等一等。”我说道，起身从露台回屋，进了卧室，那儿有CD机和留声机。我大部分唱片用盒子装着搁在壁橱，我知道我要找的唱片在哪个盒子里。我取出艾拉一九四八年送我的唱片集，抽出苏联红军合唱团及乐团的那张《伐木歌》唱片，放到唱机上。将唱针落在最后一根曲道前，音量调大，这样透过卧室与露台间那扇敞着的门，默里听得到音乐。接着，我又走出去与他同坐。
我们在黑暗中聆听，不是我聆听他或他聆听我，而是我们俩一起聆听《伐木歌》。正如默里描述的一般，优美，激越，哀伤，圣歌般的民谣。老唱片残旧的表面发出啪啪的声音，连绵往复，像夏日乡间夜晚熟悉的大自然的声音，这首歌曲仿佛穿越久远的历史过往，向我们走来。完全不同于我躺在露台上听收音机里直播周六晚的坦格伍德音乐会。“嘿——嗬！嘿——嗬！”发自遥远的空间和时间，那些迷狂的革命岁月留存于此奇幻，那个人人筹划着，天真、痴狂、不宽恕地渴求变革的年代，却都低估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恰恰为人类自己所毁，沦为可悲的闹剧。嘿——嗬！嘿——嗬！仿佛在合众之力面前，在人民合力获得新生、灭除不公平面前，人性之狡猾、软弱、愚笨与堕落没有一丝胜率。嘿——嗬。
《伐木歌》放完了，默里不语。本来听他讲话时我自动滤除的那些声音，此时又听见了：青蛙的咕噜声，火车沿家东边长满芦苇的沼泽地边上铁路哐啷哐啷远去，鹪鹩以啭鸣之声相伴。还有潜鸟，抑郁躁狂的潜鸟的哭声与笑声。每隔几分钟远远传来枭的嘶叫，贯穿始终的则是新英格兰西部的蟋蟀合奏的巴尔托克。一只浣熊在附近树林中吱吱叫，时光推移，我甚至感觉听到林间溪流汇入我家池塘处有河狸在啃噬树木。一群鹿一定是为寂静蒙骗，走得离房子太近了，因为突然间，那鹿已觉察出我们，迅疾听到它们相互警告逃遁的声音：呼哧鼻息，四蹄踏击，跳跃着远去了。它们的身体优美地直冲入灌木丛，接着，依稀可辨它们奔跑逃命而去。只听得见默里细沉的呼吸，老人均匀的呼吸声。
他再张口说话时，半小时已过。唱机的唱臂还没回到原位，能听到唱针在标签上沙沙划动。我没进屋去弄好它，怕打断讲故事的人厚重的沉寂。不知要过多久他才会再说话，是不是他就再不讲什么，直接起身要我开车送他回宿舍，是不是他脑中已信马由缰的各种意念，需睡上一晚才能平息。
然而，默里轻轻笑了，终于说道：“听得我难过了。”
“哦？怎么会？”
“想女儿了。”
“她在哪儿呢？”
“洛兰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二十六年前。一九七一年。三十岁死的，留下丈夫和两个孩子。脑膜炎，突然就死了。”
“多丽丝也去世了。”
“多丽丝？当然。”
我去卧室移开唱针，放回原位。“再听点儿别的吗？”我对默里喊道。
他纵声大笑道：“是要看看我能受得住多少吗？内森，你有些高估我了。《伐木歌》这曲子我已经应付不了了。”
“不见得啊，”我说，走回屋外坐下，“你刚才说到——”
“我说到……我说到……对了。说到艾拉被电台解雇后，洛兰很沮丧。她才九岁、十岁吧，一腔怒火。艾拉因为是共产党被开除以后，洛兰就不肯向国旗敬礼了。”
“美国国旗？在哪里呢？”
“在学校，”默里说，“还能在什么地方向国旗敬礼呢？老师要保护她，把她拉到一边说你得向国旗敬礼。这孩子就是不肯。火气很大。真正林戈尔德家族的怒火。她爱叔叔。站在他一边。”
“后来呢？”
“我和她长谈了一次，她又向国旗敬礼了。”
“您都和她谈了些什么？”
“我跟她说我也爱我弟弟。我也觉得那事不公正。我告诉她我和她看法一致，因为人的政治信仰而解雇人是极端错误的。我相信思想自由。绝对的思想自由。但是，我说不应该去找仗来打。那并不重要。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又会赢得什么呢？我跟她说，不要做无把握甚至无意义的斗争。我告诉她慷慨激昂的言辞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都是以前我常对我弟弟说的，从他小时候就跟他说，全是为了他好。关键并不在于愤怒，而是为了正确的事由愤怒。我告诉她，要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视角来看待这问题。愤怒的意义在于它令人有力。这是它存在的意义。这才是赋予人类愤怒的原因。倘若愤怒反倒让你无力，就要像丢掉烫手的热山芋一样舍弃它。”
五十多年前，默里做我们老师的时候，喜欢渲染事物，上课像演一出戏，用许多小手法让我们保持注意力集中。教书对他是富含激情的职业，他自己也是个令人激动的人物。如今呢，虽说他无论如何还不是个活力耗尽的老人，却不再认为有必要去竭尽全力阐释自己的意思，如今的他几乎是不动声色。语调平和淡然，无意以明显声音、表情或手势来引导或是误导人，即便在唱到“嘿——嗬。嘿——嗬。”时也是如此。
现在的他，头颅看上去如此脆弱、细小，其中却蕴含着九十年的过往。那里搁着的，有许多许多。所有逝去的人，他们做过的事，他们做错的事，汇集上所有无法回答的问题，无法确认的事……给了他一项艰巨的任务：公正判断，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没有太多出入。
时光将到尽头时，走得极快。默里距尽头已是不远，他那样讲话，耐心，中肯，有种淡漠，间或停下，凝神啜一口马丁尼，我觉得时光已被他消融，走得既不快，也不慢，他不再活在时光中，而是独活在他自己的体肤之中。他作为一位认真尽责的教师，作为公民和顾家男人，积极努力、外向的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为的是修成无欲无情的境界。冉冉老去，不可测知的湮没，万物归为虚无，凡此种种，并不是不耐久的。都是持久的，甚至是对可鄙之物的尽情鄙视。
在默里·林戈尔德这里，找不到所谓人生不尽如人意。他已脱离了这境界。万物逝去后，留存下来的是恬淡克制的忧伤。是冷却。炽热太久，生命曾激烈如斯，然后一点点消逝，继而冷却，终归灰烬。当初教我与书籍周旋的人，他回来了，教我与人的老去过招。
他传授的这技艺不凡，因为，面对衰老，没有什么比拥有过丰实的生命更能让你对之不加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