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自己，难、难、难
近闻“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郭敬明被人告了，他的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告抄袭了庄羽的小说《圈里圈外》，他还嘴硬，不愿道歉。联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所谓“写作”，抄袭他人倒谈不上，“重复”“克隆”自己倒时有发生。多年以后，无论是写新闻还是写散文，我都有点力不从心、黔驴技穷的感觉，三板斧扔完了之后，往往不知道第四板斧在哪里。为这事，我常常觉得苦恼、内疚，有时觉得对不起读者，心中忐忑不安。因为读者在我心中永远是上帝，读者是那样的崇高、神圣和灿烂，读者是金、是阳光、是海水，我热爱读者、尊重读者、离不开读者……
就拿写了20多年的新闻来说，这几年强调“三贴近”，我写新闻特别重视导语的写作和标题的制作，强调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所以，我的头条消息的导语，基本上用的都是描写式和切入式。我做新闻通讯标题大部用唐诗、宋词、元曲和毛泽东的诗歌，或者从这些诗句引申去、化出来。这种写法刚开始当然很新颖，也很夺人眼球，有的老读者光看标题和导语不看名字，就知道是我的手笔。可两三年写下来，又从旧的俗套落入了新的窠臼。试想，几年的导语写下来，都一个样式，标题老是唐诗宋词，不要说读者，自己看了都烦。可放弃自己多年的探索，我又不甘心。于是，我开始了迷惘和苦恼。我想，任何一种文体，只要是千篇一律，哪怕再激扬文字，也难免审美疲劳。这就好比某优秀男士费尽心思娶了一个人艳如花的美女，几年下来，习以为常了，也觉得不咋的，想不喜新厌旧都不成，不花心才怪啊！当然，如果你自己对此心安理得，对这种审美疲劳视而不见，无动于衷，那也没啥。试问，茫茫人世间，又有多少英雄好汉能够创新呢？创新无疑是一件费神费力的事。而我却看见了守旧的可怕，看见了因循的可悲，我想突破，可并没有多大辙。
这几年，我写了大量的散文、散记和随笔，像大散文家杨朔所创的“先抑后扬再升华”类的“三段式”、秦牧的“游踪＋知识＋议论”的“三结合式”，刘白羽的“战鼓号角式”等等，我都尝试过，但写着写着，不免落入先辈大家的窠臼。杨朔的代表作有《香山红叶》、《荔枝蜜》、《泰山极顶》，时间虽然过去了三四十年，但模仿者大有人在。刘白羽的代表作有《长江三日》、《冬日草》、《平民小札》等精致的篇什，他那种直抒胸臆、引吭高歌的套路，我也常用。用着用着我又觉得烦，自己的此篇和彼篇竟然又雷同起来了，有时候连遣词造句都相似。每当这时，我便索性停下来，想想古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古代先贤确实是豪气满胸啊！我毕竟是才气和才情不足啊！不要说和那些古代先贤比，就是和现当代的名家相比，也相距甚远，于是，我便产生了搁笔的想法。与其粗制滥造，愧对读者，不如搁笔，修心养性。可是，我又做不到这点。无论是在读书、读报，还是在和朋友闲聊，脑子里都会蹦出一些想法。我知道，这就是许多人所说的灵感，这种所谓的灵感如不及时记下来，便会倏忽而逝，于是，我便匆匆记下，草就成篇。仓促成篇的结果是，感情充沛有余，文字提炼不足，谋篇布局不细，自己在雷同自己。写完之后，我自己通常会饱蘸感情地默读一遍。读着读着，觉得某些用词和某篇有相似，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而不能自拔。我不断地拷问自己，是不是廉颇老矣，江郎才尽了。如果是，我亦心安，“天”不助我，无话可说。如果不是，为什么又写不出名篇巨作呢？没有他律，拷问自己，形同虚设，找一个借口给自己下台阶，最后不了了之。
写作，其实是一件很寂寞的苦差事，哪怕你写一篇小散文、小特写、小消息，你要写好，你都得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如果你的才情不到，再怎么冥思苦想，费尽心机，恐怕也写不出精彩的名篇。正因为很难，所以一般图享受的人不愿意干。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对一切古今中外的先贤大家都会表示出深深的敬意。比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写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的时候才25岁，真是才情横溢、英气勃勃哦！其语言之老道精炼，构思之奇巧完美，行文之流畅瑰丽，豪气之博大宏伟，一时无出其右，真可谓天才也。而自己的所谓写作，无论是构思、描写、布局、行文，甚至是唐诗、宋词、元曲、近现代诗歌和歌词的应用，都有重复自己之嫌疑。我想来想去，无论是知识储备、才情才气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先贤大家都不能比。所以，我觉得挑战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尽管困难，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迎接挑战，尽量少重复自己。不知广大读者和方家也有我这种想法否？
男儿须读五车书
前不久，才写了一篇题为《读书的女人是美丽的》的随笔，其义自见。女人要美丽常驻，唯有读书。女人要读书，那么男人呢？男人就搞大男子汉主义，整日价游手好闲喝酒逍遥打麻将消遣吗？回答是否定的。男人更要读书。关于这一点，唐朝大诗人杜甫在《柏学士茅屋》中说得特别振聋发聩：“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而现实情况却并不令人乐观，我知道的一些男人，有些还是所谓的社会精英，终日不读书、不看报、不阅文、不思考问题，沉湎于串门喝酒打麻将，心甘情愿地将大好光阴白白浪费。这些人忘记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的教诲：“时间就是性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鲁迅在这里说的是空耗别人的时间，而茅以升在《全速前进》中说：“任何一种对时间的点滴浪费，都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我们必须全速前进。”大师们说得多好哦！既然读书是那么重要，为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味同嚼蜡，见书烦恼呢？那是因为他就像陈毅元帅在《冬夜杂咏·一闲》中所说：“志士嗟日短，愁人知夜长。”意思是只有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才会闲时间太少，而整日无所事事的人总会觉得度日如年，日子难以打发。其实，只要是人，就会孤独，但只要你的心中有理想，孤独并不可怕。英国的大思想家培根在《培根随笔选》中说：“当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当处世行事时，知识能增进才干。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处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掌握知识才能办到。”培根又说：“人的威严蕴藏在知识之中，因此，人有许多君主的金银无法买到，君主的武力不可征服的内在东西。”
要说孤独，我在小城有可能是最孤独的人之一。亲人远在大洋彼岸，同事远在省城。甚至还远离高雅文化，接受不到新知识的辐射。整日价形影相吊，踽踽独行。在漫长的愁苦的日子里，唯有书报和音乐不弃我。我每日上班必把三级党报浏览一遍，了解国家、省、市的大事，晚上回住处，再读有文化积淀的书，春来暑往，乐此不疲。看见有见地的文章作作读书笔记；瞅见华美的句子，摘抄下来仔细把玩。有书读，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快乐。正像英国的莎士比亚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所说：“读书可以帮助你忘记你的悲哀。”
有的朋友对我说，我也知道读书好啊！可到底应该怎么读呢？我想来想去，大致说来，无非就是这么几条。读书要勤，读书要博，读书要精。
晋代的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你看看，陶老夫子读到精彩华章，竟然忘记了吃饭，不可谓不勤奋刻苦哦！所以，他成了我国田园诗派的鼻祖，也是我们江西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更是我们江西老表的骄傲哦！不知读者各位如何？我是很欣赏、喜欢陶老先生的诗歌散文的。我们江西人的另一骄傲，北宋的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杂诗三首》中说：“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欧阳老先生告诫我们，君子读书一天都不能停止啊！他还说：“乃知学在少，老大不可强。”意思是学习当趁年少，岁数大了就不可勉强了。关于这一点，同样是我们江西人的骄傲的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是这样说的：“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偶成》）由此可见，读书要趁年轻，要勤奋，要刻苦。知识不比别的，你不学习，它绝对不会自动飞到你脑子里来。
再者，读书要博。即要博闻强记。英国的培根在《论人生》中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深邃，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培根在这里把文史哲等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学科的好处几乎都说了一遍，无非是告诫我们要博览群书，广种薄收，但问耕耘，少问收获。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在《杂说·送张琥》中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先贤们的经验无不告诉我们，要争分夺秒，孜孜以求，不断吸取知识。试想，如果学文学的不读历史、哲学、经济、地理，而学经济的不读文学、历史、哲学，那这人的知识面肯定很狭隘，对他以后的工作肯定有大碍，而且也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发展。
第三，读书要精。同样是大才子苏轼，他老先生不仅告诫我们读书要博学，同时还告诫我们要精读。苏轼在《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川归》中写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沉思子自知。”他在《又答王痒书》中还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乐。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要专心细致地精读。朱熹说：“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读书之要》）他还说：“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眼、口并用之中，以用心最为紧要。心思专一了，眼、嘴哪有不用的呢？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训诂规斋·读书写文字》）
苏轼也好，朱熹也罢，说的都是真知灼见，切身体会。但是，我们说，博和专并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相反的是博中有专，专中有博，相得益彰，方成大家。当然，不是每人都能成为大家的，成不了大家并不能成为我们不读书的理由啊！明朝的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说：“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同样是明朝的朱舜水在《答安东守约问》中说：“非读书不能作文，非熟读不能作文。”
古语说：“好男儿当读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把读书放在好男儿一辈子要干的五件大事的首位，可见读书之重要。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老人家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建设时期，都始终不渝，嗜书如命，如痴如醉。长期的苦读细耕，造就了他博大深邃的伟大气度和文武兼备的卓绝才华。所以，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中国当代伟大的诗人、书法家和哲学家。毛泽东不朽，毛泽东的诗词歌赋、书法、哲学著作永存。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文喜《明日歌》）好男儿必须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像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样，学习、学习、再学习。“书卷多情似古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明·于谦《观书》）好男儿们，爱书吧！因为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
书房杂说
真正的读书人，不可没有书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房可说是读书人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主人的形象、气质和内涵。而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却很长时间没有书房。我1983年7月从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到了江西日报社，住的是集体宿舍，刚开始时是两个人一间，再后来是一个人一间。于是，我的卧室便是我的书房，桌上、床上、茶几上堆得到处都是书，特别是床上，靠墙壁边码的都是书。节假日或晚上，我经常倚在床上，看见哪本书顺眼，随手拈来，好不惬意。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许多读书人的雅好。后来到了北京工作，多次参观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住所丰泽园，看见自己心中万分景仰的伟大领袖的床上、桌上放的也是书，心里便兴奋不已。心想自己放书藏书的嗜好竟然和伟大领袖相同，可谓是知己难得，“吾道不孤”啊！
再后来，我到北京工作了七八年，住的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我又照葫芦画样，把卧室变成了书房。起初的书，是我从南昌带去的几本，后来，书就像日本作家京极夏彦所说：“书是不知不觉繁殖的”。北京，不愧为首善之区，文化之都，我在那里不光学到了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而且还淘到了许多好书。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当我依依不舍、轻轻作别首都北京的时候，我托运的行李中，最贵最重的就是那些我当作心肝宝贝似的书籍。那景象真像一句歇后语所说：“孔夫子搬家—尽是书”。
我回南昌后，住的是南昌大学的宿舍，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虽然不大，但我还是很知足，那时，我比许多长时间住集体宿舍的同龄人要好。我用一间房子专门来放书。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能是个“多功能厅”。不光放书，还放了一张床，来客人时当客房。于是，床上、桌上、椅子上放的都是书。其景象当然是乱得可以。一来是自己没看完的书和报刊资料随手乱放；后来有小儿初长成，小子和老子争空间。小子不仅乱翻他的小人书，而且还乱翻老子的经典书。两代混战，不亦乐乎。书房虽然乱，但我还是沾沾自喜，根本不想改正。因为自己崇拜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是这样干的。据《爱俪圆梦影录》中记载：王国维的书不是整齐地堆在书架上，而是到处摊着。桌上、茶几、椅子、床上的每一处，甚至是地上都摊着翻开了的书。要等他把正在写着的文章完稿后，他才会把摊着的书整理一番。我几乎也是这么干的。当然，我这么处置图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王国维的这一爱好。书房乱象，恐怕是天下读书人的一种共性吧！我和王国维之间不同的是，国学大师写的是不朽的鸿篇巨著；而我写的是人们过目就忘的小豆腐块。
再后来，我又搬回了江西日报社，我才有了自己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我用一间房子作书房，四周打了几个大书柜，专门放我那些宝贝似的书。看见满柜满柜的各种书籍，比看见倾国倾城的大美女还高兴，真像大诗人杜甫所说：“漫卷诗书喜欲狂。”一得空，总爱在书房磨蹭。虽然书没看几本，可我心里踏实。要知道，书是我一生的至爱啊！我不能没有书。
再后来，我经常出国。到了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发达国家。有时住上个一年半载。在美国，条件比国内好一些，住的是大别墅，房子多得住不过来，我就专门弄了一间大书房，买了两个大书柜。书房和书柜是够气派的，可书却没几本。几十本书都是我赴美期间从祖国大陆陆续带去的唐诗、宋词、元曲、《红楼梦》等名著及《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英文字，不认识几个，所以我真正的英文原版藏书很少。这真是一对矛盾，在美国，我有漂亮的大书房，却没有几本书；在祖国，我有成捆成捆的书在那儿扎堆，却没有像样的大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