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年秋，皇太极首次跟随父兄出征作战，参加了对乌拉部的征伐，这年他已21岁。在作战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命令部下四处焚毁敌人粮草，并不直接与对方短兵相接。皇太极对此不理解，努尔哈赤给他做了个比喻说，在砍伐大树的时候，必须用斧子一下一下地砍，才能渐渐把树砍断。对付乌拉部这样的强敌，也要渐渐消耗它，只有将其周围所属羽翼攻取，最后才能灭亡它。这一策略果然奏效，第二年，努尔哈赤就吞并了乌拉部。
征伐乌拉部的胜利使皇太极受益匪浅，他在以后的独自征战时，基本上沿用了削弱对方旁枝的策略。
努尔哈赤生前为了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
褚英是皇太极的兄长，一员疆场骁将，每临战场总是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努尔哈赤也非常赏识他，晚年曾有意培养他作为自己的继位人。但褚英也有致命的弱点，他心胸狭窄，为人傲慢，拥权自重，经常对自己的兄弟和群臣百般欺凌，引起了义愤。皇太极等人忍受不过，把详细情况禀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听后非常震怒，下令监禁了褚英，从此改变了对褚英的印象，后又将其处死。
褚英失势，为年轻的皇太极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冷静机敏的个性得到了进一步地发挥，从而受到了不断提拔。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汗，在反复考量后，选定皇太极与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佐理国家政务。按照规定，四个人按月轮流负责处理机要事务。
在处理军机要务期间，皇太极毫不懈怠，积极参与政务、军事的谋划和决策，成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皇太极的才能在万历四十六年初露锋芒，当时努尔哈赤为了复仇，公开向明朝宣战，准备进兵攻打抚顺。皇太极巧设计谋，他建议努尔哈赤预先派军卒扮作贩马商人混进城内，然后在夜晚带领大军攻城，发炮为号，里应外合。努尔哈赤非常赞赏他的意见，并决定付逐实施。结果，这一策略使明朝的守将措手不及，后金很轻松地攻下了抚顺城。
皇太极在对内辖制和对外征服的过程中能够挫败群雄，是同他挫折长智慧、困厄磨意志的特殊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分不开的，而他善于慎思、冷静机敏的个性也成为他以后发展的重要资本。
感悟做人智慧
巴尔扎克曾说：“逆境是天才的进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之渊。”知道这一道理的人，才能够披荆斩棘，成就霸业。
9.专势弄权引火自焚
【原文】生长富贵丛中的，嗜欲如猛火，权势似烈焰。若不带些清冷气味，其火焰不至焚人，必将自焚。
【释义】一个生长在豪富权贵之家的人，丰富的物质享受会令他养成各种不良嗜好和作威作福的个性。不好的嗜好对人的危害有如烈火，专权弄势的脾气对心性的腐蚀有如凶焰，假如不及时给一点清凉冷淡的观念来缓和一下强烈的欲望，那猛烈的欲火虽然不至使别人粉身碎骨，终将会令自己焚毁。
杨国忠，原名杨钊，与杨贵妃是从祖兄妹关系，不是直系，因而亲戚关系疏远。杨钊的祖、父辈都定居于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父亲杨殉，曾任宣州司士参军，家中生活穷苦。母亲张氏，是武则天宠爱的面首张易之的妹妹。杨钊从小品行不端，不学无术，行为放荡，吃喝嫖赌，为族人乡里所不齿。不过，少年时代特有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精明机灵的特性。
杨国忠在杨玉环被封为贵妃后，用尽各种方法到长安和杨玉环攀上关系，从而从市井混混一跃成为外戚，又经过多方打点在京城落了脚。
天宝时期，权相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他利用杨钊是皇亲国戚、得玄宗宠爱而竭力将其拉拢到自己麾下。杨钊把这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机会，于是乘机投靠。他伙同杨慎矜、吉温等人充当爪牙，积极参与消减太子李亨势力的各种行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把太子的许多党羽除去。
天宝八载二月，为了显示天下殷富的景象，唐玄宗率领百官参观左藏，特赐杨钊紫衣金鱼袋，以表彰他的聚敛之功。次年，杨钊兼任兵部侍郎。为了表示忠心，杨钊说自己的名字带有“金”和“刀”两字，大不吉利，请唐玄宗另赐一名。于是，唐玄宗便赐其名为“国忠”。因为在唐玄宗看来，杨钊是“忠”于“国”的，可以委以重任。
短短几年中，杨国忠从一个小小的判官一跃成为仅次于宰相李林甫与御史大夫王铁的重臣，可谓官运亨通。诚然，杨国忠是依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步入仕途的，但究其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天宝时期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他本人善于钻营的本领。
杨玉环被封贵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在内宫专宠的地位，也需要借助外戚势力的大力支持，杨国忠的发迹恰恰迎合了这一条件。杨国忠的权势越大，这种关系就越显重要。唐玄宗前半生对外戚的宠遇是很有分寸的，通常只授予闲职、散官，开元初对王皇后家属，开元中对武惠妃家属，都不委以重任。因为他深知外戚专权的危害，这股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连君王都难以控制他们，最终会祸国殃民。但对杨氏外戚一族，唐玄宗却是过于纵容，可见其晚年是何等的昏庸、糊涂。
杨国忠在朝廷混到高官显位以后，对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情况知道得更全面深入了。他发现权相李林甫有安禄山东北方镇军事力量等支持，太子李亨也有西北方镇军事力量或明或暗的支持，而这两大军事集团自己根本进不去。如果没有地方方镇军事力量的支持，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力、地位就有很大限制。特别是发生一些不测事件时，更是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才可能安全。因此，他急需笼络军事力量作为政治上的后盾，而可能支持他的就是他所熟悉的剑南军镇。
不久，机会来了，南诏王阁罗凤造反，玄宗闻听大惊，决定发兵攻讨，杨国忠乘机推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率兵攻打南诏。杨国忠把这当作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安插了同党，又可借此机会树立军功，以培植西南军事势力。
不料鲜于仲通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政治才干，又不懂军事。他被南诏王阁罗凤打得大败，还差点丢了性命，狼狈逃还。
杨国忠对旧日恩人鲜于仲通百般包庇，极力替他隐瞒实情，谎报战功，使鲜于仲通反得到奖赏。
在杨国忠的授意下，鲜于仲通出面奏请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玄宗深知四川地位的重要，批准了他的奏请，封杨国忠为蜀郡都督府长史，担任剑南节度副大使，管理节度事务。
杨国忠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势必触及另一位实权人物——李林甫。如何对付李林甫，杨国忠自有主张，他先收买了吉温。吉温是李林甫的心腹酷吏，他为杨国忠出了一条对付李林甫的计策：剪除李林甫的党羽亲信，削弱李林甫的势力。杨国忠和吉温商议一番，决定先拿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炅开刀，很快萧炅因贪赃枉法被贬为汝阴太守。第二年，御史大夫宋浑也以同样的罪名被流放潮阳。这都是杨国忠向唐玄宗秘报并建议处治的。事先李林甫对这两个人的整个处理结果一无所知，眼看着自己的亲信被流放贬官，李林甫对杨国忠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杨国忠在专权弄势方面比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借着杨贵妃的关系用尽各种手段，最终将专权11年之久的李林甫置之死地，自己取而代之当上了宰相。
杨国忠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后，他所执行的政策措施和李林甫大同小异，有不少政策继续沿用下来。只是他更加专横、腐朽，在朝廷上恃宠无所顾忌，公卿以下，他都随便指使，大臣们都很惧怕他。就连左相陈希烈也畏其权宠，凡事都以杨国忠之意行事，不敢有任何异议。即便是这样，杨国忠也没放过他，天宝十三年，杨国忠干脆把他排挤出相位，任用软弱可欺的韦见素为左相，以便于自己控制。韦见素的宰相之职，形同虚设，凡事都是杨国忠说了算，这跟八年前李林甫建议任用陈希烈为宰相如出一辙。不仅如此，杨国忠还在地方上到处安插亲信党羽，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势力网。
在朝廷选拔官员方面，杨国忠完全以自己的喜好为标准，根本不按才能授官。他提出以资历为标准，凡有空缺，按资历高低授官。这样做，是为了笼络人心。因此，一大批因各种原因不能晋升而久久担任原职者，按照杨国忠的建议全都选上了，这些人喜出望外，自然对杨国忠感恩戴德。
依照旧例，选拔官吏由吏部侍郎以下的官员具体负责，经过详实考察，再呈送门下省审核，整个程序从春天一直到夏天，才能完成。杨国忠掌权后，为显示自己办事精明利落，总是先在自己家里召集“有关人等”秘密圈定名单。就这样，选官大权全由杨国忠一人独揽，门下省不再审核选官，吏部侍郎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其中的谬误与弊端自不待言。
有时，杨国忠在私宅办公时，让杨氏姐妹垂帘偷看。笑语之声，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吏部侍郎韦见素和张倚穿着紫衣服，被随意差遣，跑前跑后，被弄得狼狈不堪。等人都退去之后，杨国忠问杨氏姐妹：“这两个紫袍‘主事’像什么人？”杨家姐妹七嘴八舌议论一番，相对大笑，视国家大事如儿戏。
杨国忠的私生活更是腐朽堕落。初入京师时，他就住在堂妹兼旧情人虢国夫人家里。虢国夫人是个寡妇，俩人公开鬼混在一起。后来杨国忠在长安修建了两处私宅，其中一处挨着虢国夫人的府邸。两宅相通，往来方便，从此二人昼会夜集，没有礼度。有时两人坐车并辔入朝，甚至还在马车上公开调情嬉闹，招摇过市。杜甫诗《丽人行》中“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句就是暗指杨氏兄妹的越礼行为。
杨国忠曾说过：“我本来穷困潦倒，能有今天的地位，实在难得，好日子也不知能过到哪天，不如及早行乐，过一天算一天。”总之，杨国忠缺德少才，是靠杨贵妃的关系发迹的，没干过什么好事，恐怕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干脆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尽情享受。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专势弄权很快就使他死无葬身之地。
安禄山叛变之时，唐玄宗和杨贵妃等正在华清宫里寻欢作乐，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由于叛军行动诡密，河北方面没有传来一点消息。直到安禄山起兵反叛的第七天，玄宗这才确信安禄山真的叛乱了。他立刻召见宰相杨国忠，商讨如何制服安禄山。杨国忠洋洋自得，因为这证明了他有先见之明。他狂妄地说：“如今真正想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将士们都是被逼迫造反的。不出十天半个月，安禄山的首级一定会被送来。”昏庸糊涂的唐玄宗当然希望叛乱早日结束，所以也轻信了杨国忠的分析。
但安禄山有备而战，而且速战速决，所过州县，望风披靡。唐玄宗设置的防线，根本挡不住叛军的袭击。河南的几道防线顷刻瓦解，陈留、洛阳与陕郡相继被占领，唐王朝军队明显不是叛军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尖锐起来，因为安禄山起兵叛乱，打的是诛杀杨国忠的旗号，朝廷上下都认为这是杨国忠骄纵所招致的，无不对他恨之入骨，这使得杨国忠很惧怕。
杨国忠在朝野丧失人心，导致了一些潼关守将回兵讨诛杨国忠的倾向。守将王思礼曾秘密向哥舒翰建议，要他向唐玄宗上表请求诛杀杨国忠，以谢天下，哥舒翰迟疑不决。王思礼又请命率三十骑到长安，将杨国忠劫至潼关诛杀。哥舒翰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如果事情败露就会背上叛臣贼子的罪名，所以没有同意。对于自己的危险处境，杨国忠敏感地觉察到了。
于是，他奏请玄宗派杜乾运率万人驻扎在灞上，名义上是防御安禄山叛军，实际上是对付哥舒翰倒戈向西讨伐他。哥舒翰也意识到杨国忠想加害自己，便设计斩了杜乾运。这一下，杨国忠见自己的意图被识破，更害怕了，竭力把哥舒翰往死路上推。
恰在此时，郭子仪、李光弼部在河北告捷，叛军军心动摇。加之潼关久攻不下，安禄山终日惶惶不安，打算放弃洛阳，退兵回范阳老巢，整个战略形势对唐军十分有利。但因为唐玄宗求胜心切，再加上杨国忠的百般挑唆，致使平叛首领哥舒翰被搁置，最后潼关失守，战略形势也随之急转直下。这对唐玄宗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由于惧怕安禄山攻进长安，他产生了逃跑的念头。
于是，他紧急召见宰相杨国忠商议。杨国忠提出让唐玄宗移驾入蜀，打算向四川方向逃跑。唐玄宗早已心慌意乱，也没有别的高招，只好同意。安禄山起兵叛乱，打的是诛杀杨国忠的旗号，对此，杨国忠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退路。杨国忠发迹于四川，又曾身领剑南节度使之职，在四川有相当的势力。如果唐玄宗逃往蜀中，对巩固他的地位十分有利。他甚至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而不必整日担心被诛杀。于是，他立即派心腹提前赶往四川安排。四川物产富饶，周围有崇山险关可据，对于如惊弓之鸟的玄宗而言，也是一个比较安全可靠的去处。
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禁军，赏给他们许多钱帛，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以供保驾之用。唐玄宗和杨贵妃姐妹、皇太子、亲王、妃嫔、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高力士、魏方进以及亲近宦官、宫人等，悄悄地离开未央官，西出延秋门，向咸阳方向逃去。其他皇亲国戚、王公大臣，都被丢在京城，丝毫不知情。行至左藏库时，杨国忠建议派人焚烧，唐玄宗伤感地说：“叛贼抢不到这些东西，必定要搜刮百姓们。不如留给他们，不要再加重子民们的负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