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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人、茶、禅的文化交互关系——禅茶文化的重新探解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陶济

“茶禅一味”或“禅茶一味”已经说得很多很多了。唐宋以来,说了150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说了30多年。跨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禅茶的勃发和禅茶文化的振兴,也已经说了10多年。尽管破解的说法莫衷一是,堪称百家争鸣,然而加以归纳,无非茶家和禅家两大系列:或以茶入禅,以茶化禅,或以禅入茶,以禅化茶。共同之处在于,从茶与禅之间的相互关系着眼和切入。不同之处在于,茶家以茶入禅,以茶化禅,突出了茶与禅的相互关系,并且强调了主导茶禅关系的人茶关系;而禅家以禅入茶,以禅化茶,突出了禅与茶的相互关系,并且强调了主导禅茶关系的禅人关系。重要的却是,人、茶、禅三者之间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从根本上决定和主导了人与茶、人与禅、茶与禅之间的多重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本文重新探解“茶禅一味”和禅茶文化,正是聚焦于人、茶、禅之间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

茶也罢,禅也好,总是对人来说的。“茶禅一味”,同样总是对人来说的。没有人,既不会有“茶味”,也不会有“禅味”,更不会有茶禅关系、人禅关系的“茶禅一味”。所以,当从人的喝茶转变为品茶说起。

有的研究者如此描述人的主体品茶心态:“在茶叶那既苦又甜的滋味中,感受茶那一丝苦涩,抛弃那一点惘怅,茶水与心情共鸣,在遐想中回到自我,你才可以真正懂得人生。普通的茶,不普通的意境。平凡中显示出超俗,淡雅中不乏激情,它让你更加清醒,也让你更加脱俗。”在论者看来,饮茶特别是品饮一杯好茶,首先感受到的是茶水中既苦又涩且甜等各种滋味。继而引发了人生经历中冷暖悲欢等各种心情。于是茶味与心情共鸣,牵动了既超越茶水又超越心情的遐想。最后在遐想中回到了既感性又理性的自我,不仅从品茶到品心情、品人生,而且从品人生、品心情到品茶,双向地互联、互促、互补、互通。让自我跳出以往现实生活和人生经历中的千滋百味,真正懂得人生,不乏激情而更加清醒,以至在普通、平凡的人生中脱俗、超俗,跨入不普通、不平凡的人生意境。他认为:“其实从品茶中可以暴露你的心境和折射出你的人生”,“你会发现茶的味道与人心境很相应”。他强调:“饮茶是生活品味体现之一,追求高品位生活的人都讲究饮茶的品位”,“饮茶实际上成了一种文化享受”。

尽管论者描述、解析、表明了饮茶是一个品味人生的过程,并且是一个整合人、茶以及人、茶以外各种要素的文化享受过程,可是仍然需要进一步从人与茶之间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的层面和高度,加以深入的悟解、透彻的剖析、明确的阐释。务必实事求是,既要弄清楚是什么,又要弄清楚为什么,更要从是什么和为什么中引出本质联系和固有规律。

第一,人与茶的关系。在饮茶过程中,人和茶是两大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人首先与茶无意或有意、自发或自觉地联系起来,构建人与茶之间既属人又为人的人茶关系。道理很简单。不是茶找人、茶品人,而是人找茶、人品茶。人是为了满足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找茶、种茶、制茶、饮茶和品茶。

第二,人与茶致中和合的关系。在茶饮过程中,有两个既不可截然割裂又不可混为一谈的必然方面。一方面,人必然选择合乎自我需要的茶品。不仅优选合乎物质生活需要的茶品,而且优选合乎文化生活需要的茶品,乃至优选合乎修身养性、人际交流、专业沟通、商务洽谈等各种需要的茶品。这从理论上说,就是合乎人的主体目的性。另一方面,茶品的开发、生成、改变、发展,既是一个受到土地、气候、水分、温度等各种生态条件制约和决定的自然运动过程,又是一个受到技术、工艺、设施、装备等各种人为条件制约和决定的社会运动过程。而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并不以人的心情、意志、能力、行为所转移和改变。这从理论上说,就是合乎独立于主体以外茶的客观规律性。

需要注意的是,饮茶必须用水冲泡茶叶或煎煮茶叶,品饮茶水或茶汤。所以,泡茶或煮茶是饮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把人与茶进一步联结起来并且结合起来。一是作为人与茶之间的必要中介环节,致中于人与茶的紧密联系和无缝对接。二是作为人与茶之间的充分中介条件,和合了人与茶的双向互动和有机统一。三是作为人与茶之间的整合中介机制,附加并且融入了茶技术、茶艺能、茶礼仪、茶文艺、茶器具等各种文化要素,加快、增强、拓展、提升人与茶的互联、互促、互动、互通。从理论上说,就是合主体目的性与合客观规律性,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由低及高的过程化的结合和统一。

第三,人与茶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当今茶品早已不是原始生态的茶叶,而是经过人为开发采制加工的茶品。在人为培植茶树采制茶叶精细加工的过程中,一方面,茶树和茶叶一再并且持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方向和实质,就是属于人并且为了人,不断体现和实现了人与茶之间过程化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结合与相统一的致中和合。茶之所以成为茶品,这从理论上说,就是茶树和茶叶对人来说的人化过程或主体性的对象化过程。另一方面,人也同时同步一再并且持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方向和实质,就是人坚定不移和持之以恒地在实践中从客观上认识和改造茶树和茶叶,并且又从主观上认识和改造人与茶树和茶叶相适应特别是相顺应的自我,不断体现和实现了人与茶之间过程化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结合与相统一的致中和合。人之所以成为茶人。这从理论上说,就是人对茶树和茶叶来说主体性的物化过程或对象化的主体性过程。人化过程和物化过程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人成为茶树和茶叶的人,而茶树和茶叶成为人的茶树和茶叶。所谓“同一个过程”,正是人与茶致中和合的属人和为人的文化交互关系得以构建、演进、发展的交互整合过程。这从理论上说,就是人的对象化过程和主体化过程相结合与相统一。

值得关注和注重的是,饮茶特别是品茶过程,同样是人的对象化过程和主体化过程相结合与相统一。不同的是,人与茶之间的文化交互联动更加直接,文化交互范围更加扩大,文化交互层次更加深入,文化交互品质更加提高,文化交互价值更加升华。人在品茶的过程中,不仅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人茶之间的文化交互关系,而且进一步把人茶关系拓展和提升为文化交互高度的人茶一味。人茶的文化一味,决定了文化的人茶一味。这就是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茶品小农生产的历史条件下,茶饮过程的技艺、器具、诗文、书画、学术乃至茶风、茶情、茶韵、茶意、茶道等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远远大于、快于、强于、胜于茶叶种植采制加工过程中茶文化的推进和发展。

因此,描述、解析、表明饮茶品鉴文化,仅仅从人的主体心态出发是不够的,以茶味与心情共鸣为中心又是不够的,由品味人生上升到文化享受也是不够的。更为重要和必要的是,以人为本,从人与茶的关系出发,以人与茶致中和合的关系为中心,由人与茶之间的品饮文化关系上升到致中和合的属人和为人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的层面和高度,重新悟解、剖析、阐释。

“茶禅一味”,不仅涉及人茶关系,而且涉及人禅关系或禅人关系。所以,继说人禅关系。佛禅的核心和根本,在于人禅关系。

从公元一世纪起,印度佛教传播到中国。印度佛教及其禅学和禅修逐步在中国产生了吸引力和影响力。人们常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其实不然。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特别是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一是中国固有文化诸如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抵制,二是中国固有宗教诸如法嗣道教、民间宗教的抵制,印度佛教包括印度禅学和禅修的“经”,并不好念。直到公元7世纪,大唐高僧玄奘游学印度,并且在印度无遮大会上辩论获胜、载誉归国以后,印度佛教及其禅学和禅修才在中国加大并且加快了传播的步伐。外来高僧特别是以玄奘为代表的中国高僧,深刻地总结了以往佛教传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推动和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玄奘等高僧先后创立了早期中国佛教的各个宗门,诸如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等等,佛教的发展中心才转移到中国。

中华民族尤其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华夏汉族,恪守不走极端、包容兼顾的致中和合之道或中庸和谐之道,两端致其中,差别和其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致中和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流、主体和主导。即使在现世和来世的关系上,也致中和合。不是以来世为目的,现世为手段,而是在现实中追求未来,在人生中追求幸福。即使在人间和天堂的关系上,也致中和合。不是把人间和天堂切断分裂并且对立起来,而是坚信人间有天堂、天堂在人间,并且创造和造就人间天堂。致中和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贯穿和渗透于中国文化及其各种形态之中,不论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乃至法嗣道教、民间宗教。

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等有别于印度佛教的早期中国佛教宗门,虽然顾及到中国的国情、文化和发展的需要,但是毕竟从印度佛教脱胎而来,并没有完全换骨。一是同印度佛教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一脉相承。二是剪不断、理还乱,骨子里还是印度佛学及其修行之法。三是与其说是内容的中国化,不如说是形式的中国化。而形式上外表包装的中国化仍然改变不了内容上朦胧暧昧的中国化。为什么这些早期中国佛教宗门,即使在兴盛期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少数崇信者中扩散,然而却在中唐安史之乱之后加速式微,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国禅宗,非但没有加速式微反倒加速发展。印度佛教中的禅学及其禅修,相对于印度佛教整体来说比较独特,突出一切空无而强调个人解脱。用坐定和守戒的禅修方式、方法,克制人的心情和欲望。早期中国佛教的禅宗,就是从印度禅学不是演进而是演化、只是脱胎而并非换骨过渡来的。正是在公元7世纪,中国禅宗六祖慧能,以较为彻底的佛教中国化发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又一次革命。在他看来,既然一切空无,一切都是幻象,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心情和欲望,也就不存在什么个人和解脱,也就不需要时时苦读和背诵佛学经典画地为牢,也就不需要天天坐定和守戒作茧自缚。只要保持和恪守平平常常的心和平平常常的意,也就是平平常常的无心和无意,人就可以大彻大悟一切并无差别,就可以无为而为,就可以不解脱而解脱,就可以从现世此岸跨入来世彼岸。他明确认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不仅把中国道家文化的“无心是道”,转换成中国禅宗文化的“平常心是道”,而且把中国道家文化的“无为而治”,转换成中国禅宗文化的“无为而禅”。

简直是黑色幽默的四射光芒,几乎是逆反思维的灿烂光辉。“禅”本是梵文禅那的汉语省略音译,原来的意思是思维修,以个人的思维、智慧或者说思维的智慧修学、修心、修性、修行。慧能及其忠诚追随与弘扬者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禅宗及其禅学和禅修文化。以禅即思维的智慧为生命的本性和自性,当然也是人的本性和自性,强劲有力地创新了中国禅宗的禅学及其禅修,看似无为却有为,看似平凡却不凡,看似普通却特通。突破和超越的张力、活力、潜力,既质朴又浑厚,既务实又精深,直通人的本真之性,直通人的心意之根,直通人的思维之慧。中国禅宗的禅学和禅修,竟然把寻常、天成、本真、自性的人,破天荒地引入了禅学和禅修,引入了禅宗和佛教。淋漓尽致并且无以复加地突出、强调、发挥了人的思维、思维的智慧,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世界万物,其中包括对人来说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及其交互关系的品性和功能、效用。禅宗《坛经》说:“一念觉,即佛;一念迷,即众生。”这就是说,人要达到涅槃境界成佛,只有并且只能依凭自己,依凭自我本性的思维、思维的智慧。关键不是学经、礼佛、弘法,不是坐持、守戒、律定,而是以思维的智慧在自我的本性、自性、真性的体悟、体觉、体认中,回归自在,“见性成佛”。毫无疑问,中国禅宗的禅学和禅修以其人性内在超越而见性成佛为特色、核心和根本。

第一,人与禅的关系。人与佛、人性与佛性的关系问题,是佛教包括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印度佛教把人与佛、人性与佛性区分为绝对不同的两个世界、两个层面,又以禅学和禅修把人与佛、人性与佛性联系和组合起来。不过,这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联系和组合。中国禅宗的禅学和禅修不仅否定人与佛、人性与佛性是绝对不同的两个世界、两个层面,而且肯定人能自成、见性成佛。特别是突出和强调人以思维的智慧也就是学禅和修禅,在自我的本性、自性、真性中体悟、体觉、体认,觉悟见性,见性成佛。佛在人的心中,人在心中成佛。这就把人与佛、人性与佛性推向了内在的联系、对接、结合、统一。人与佛的关系转化为人与禅的关系。

第二,人与禅致中和合的关系。在印度佛教的禅学和禅修中,只有佛祖才能体悟、体觉、体认而解脱、超越、涅槃,成为洞察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三世代或三世身集于一体的佛陀。为了拯救众生,佛祖把成佛的禅之道、道之禅向人传导。人只有接受佛禅的传导,并且通过禅学和禅修的习得和效仿,才能参禅而得法,体悟、体觉、体认而解脱、超越、回归。不过,人只是参与而接受佛禅的传导,得到的只是禅之法而并非法之禅,只是佛禅的外在表现即禅之法而并非佛禅的内在根本即禅之道。所以,人与佛、人性与佛性的两个世界、两个层面,虽然是相通的,然而差别是永恒的,更是不可改变和转化的。中国禅宗的禅学和禅修根本不同。以禅为人与佛之间联接和结合的第三方致中和合的唯一中介环节和唯一依赖路径,把佛的传禅和人的参禅,参禅的得法和得道,看作是同一个过程两个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的共生同荣方面。人在接受佛禅传导的同时,参与了佛禅的传导;人在参与佛禅传导的同时,接受了佛禅的传导。所以,人与佛、人性与佛性不仅是相通的,而且并无什么永恒的不变的差别,可以在传禅与参禅交互联动的过程中逐步并且不断地改变和转化。这是因为禅归根到底是思维、思维的智慧。既是佛祖传导佛禅的智慧,也是众生参悟佛禅的智慧。

第三,人与禅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中国儒家文化历来突出和强调人以第三方致中和合的道之德来养心修性,超越自我而成为“圣人”。中国道家文化历来突出和强调人以第三方致中和合的德之道来养心修性,超越自我而成为“仙人”。中国禅宗的禅学和禅修文化异曲同工地突出和强调以第三方致中和合的思维禅、禅智慧来养心修性,超越自我而“见性成佛”。中国禅宗文化引入并且融汇了中国文化精神包括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别是致中和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在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的高度,充分开发和发挥佛禅的思维、思维的智慧,对于人养心修性、超越自我的文化意义和制导作用。这不仅是中国禅宗适应并且顺应中国的国情、文化和发展的需要,而且更是外来禅宗适应并且顺应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国禅宗及其禅学和禅修文化的崛起、兴旺、发达,集中地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第一,在佛祖主导的框架内部,最大可能地突出和强调了人的思维、思维的智慧,对于养心修性的既重要又重大的能动功能和积极作用。第二,在佛祖传导佛禅优先的前提之下,最大可能地突出和强调了人以思维的智慧修学、修心、修性、修行,超越自我而见性成佛。第三,在参与佛祖传禅的基础之上,最大可能地突出和强调人与禅之间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人性转化为佛性而见佛性自我成佛。中国禅宗文化不仅把人佛关系转换为致中于人与佛双方的人禅关系,又把人禅关系回归为和合了人与佛双方的人佛关系。学禅、修禅、参禅、悟禅成为一种既自在的宗教化又开放的社会化相结合与相统一的文化生活方式,把人提升为佛,把佛复归为人,把现实生活提升为涅槃过程,并且把涅槃过程复归为现实生活。

中国禅宗的禅学和禅修文化,带动了早期中国佛教各个宗门比较彻底的又一次中国化。既是破坏性的创造性转换,又是建设性的创造性转换。到公元9世纪,中国禅宗及其文化成为中国佛教及其文化的主流、主体和主导。中国佛教的其他宗门,诸如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逐步靠近了禅宗,接受了禅宗,甚至融入了禅宗,转化为禅宗。中国禅宗及其禅学和禅修,铺天盖地、浩浩荡荡影响和渗透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从东汉、三国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种茶和饮茶初见端倪。这与高道、高僧倡导种茶和饮茶不无关系。南朝江南四百八十寺,谢灵运和佛家高僧以茶说法。中唐以来,全国种茶、制茶和饮茶蔚然成风。佛寺的殿堂和僧房处处可闻茶香。茶神陆羽出佛门、走茶乡,在杭州、湖州先后三稿编撰了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茶学和专业茶饮品鉴文化名著《茶经》。中国禅宗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以禅入茶成了禅宗法门,世代相传。禅茶文化在禅宗文化中占有着非同小可、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

佛门禅家理所当然地以禅入茶,古往今来,无不如此。相传以三句“吃茶去”闻名于世的唐代河北赵州高僧从谂禅师,发问前来学禅的小和尚:“你来过这里吗?”回答:“来过”。从谂说:“吃茶去”。回答:“没来过”。从谂说:“吃茶去”。主管和尚疑惑不解而询问:“为什么到过这里也叫他吃茶,没到过这里也叫他吃茶?”从谂说:“吃茶去”。三句归一、平平常常的“吃茶去”,道出了以禅入茶的真谛和禅茶文化的核心。这就是以禅化茶,禅茶合一,从而以禅参悟,见性成佛。在从谂看来,人非人,茶非茶,禅非禅。人、茶、禅是人、茶、禅三者关系中的人、茶、禅。而人、茶、禅三者关系,看不见、摸不着、说不出,只有在吃茶的同时学禅、修禅、参禅、悟禅,从自我的本性、自性、真性中体悟、体觉、体认人非人、茶非茶、禅非禅,才能觉悟见性、见性成佛。可见,三句归一的“吃茶去”,不是物质层面和意义上的吃茶,而是文化层面和意义上的品茶。一方面,把人茶关系转变为禅茶关系;另一方面,把禅茶关系回归为人茶关系。从谂认为人、茶、禅三者并无绝对的差别。以茶致中于人与禅并且和合了人与禅,以禅致中于人与茶并且和合了人与茶,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致中和合的两个不同方面,并无文化层面上价值和意义的差别。所以,平平常常的三句“吃茶去”,不平常地贯穿和渗透了致中和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不平常地贯穿和渗透了中国文化精神,不平常地贯穿和渗透了中国禅宗及其禅学和禅修文化。不仅突出了茶与禅的相互关系,而且强调了主导茶禅关系的禅人关系。

南宋湖南夹山高僧圆悟克勤禅师进一步大兴禅茶之风,尤其是禅茶的文化之义,以禅化茶,以茶助禅,从心开始,超脱自在,觉悟见性,见性成佛。克勤高徒大慧宗杲禅师在浙江杭州径山寺,全面、系统、深入地传承和弘扬从种茶、采制到饮茶、供奉,包括茶技、茶具、茶艺、茶礼、茶宴等禅茶文化体系。禅茶文化从股股细流,汇合成为滚滚浪涛。其影响中国佛门和社会的广度、速度、深度,难以充分估量。日本辨圆、绍明等禅师纷纷到径山寺学佛习禅,并且把宗杲完善的中国禅茶文化引进日本广为传播。后来,日本依据中国禅茶文化,形成了自创的茶道。从此,“禅茶一味”和禅茶文化势如破竹地传播到中国各地和海外各方。

当代一位禅师在研究“禅茶一味”和禅茶文化的论文中说:“禅茶是指通过对茶的体认和感悟而进行禅修的一种法门,也是依照禅理佛法来演绎的一种茶道。茶是参禅悟佛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禅是以茶净心之理、正清和雅之道。可见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缘,互为体用,互为能所。可以茶喻禅,以茶行禅,以茶悟禅,以茶参禅;也可以禅释茶,以禅施茶,以禅品茶,……茶实现了人与草木最原始的交流,禅则实现了人与外界最和谐的交融。殊途同归,茶和禅都为人类亲近自然、回归自然找到了一条捷径。”又说:“为了度化众身,佛化身千百亿。因此,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视为佛的化身。茶自然也是佛的千百亿化身之一,为众生解毒、解渴、净心养性,最终让众生觉悟成佛。……人通过喝茶取得与自然界的沟通,获悉宇宙的真理,最终可悟得佛性。从茶道中也能感悟人生,一泡好茶要经过诸多工序的磨难,经开水冲泡,才酿成茶汤,历练出清香。人生也是如此,需经历磨难方可成长,历经修行终可成佛。”

论者认为,茶是佛的化身。一方面,茶性就是佛性。佛度化众身,茶也为了众生。人在饮茶过程中,获悉茶性,获悉真理,从而最终悟得佛性。另一方面,茶不是佛,而只是佛的化身。人不仅要喝茶,而且要修行,把喝茶和修行结合起来,历经修行才能最终成佛。这是为什么呢?在论者看来,成茶之道就是成佛之道。一方面,茶叶酿成茶汤,历经和排除诸多磨难,方能为众生所用而最终让众生觉悟成佛。另一方面,佛祖矢志不移地历经和排除诸多磨难,并且从中体悟、体觉、体认而获悉真理、最终涅槃,方能化身为茶、度化众生而让众生觉悟成佛。人在饮茶过程中,既要体悟、体觉、体认历经和排除诸多磨难的成茶之道,更要从中体悟、体觉、体认历经和排除诸多磨难的成佛之道。所以,饮茶的过程就是体悟得道的修行过程,不仅悟得成茶之道,而且从中悟得成佛之道。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论者看来,成茶之道就是成人之道。人的一生不可能风平浪静、水波不兴,而是如同佛祖涅槃过程、觉悟成佛过程和茶叶成汤过程一样,充满了诸多磨难,必须排除诸多磨难。只有经历和排除诸多磨难,人才能感悟人生,才能获悉真理,才能不断成长,才能有所作为,才能终可成佛。正如论者所说:“举起杯也举起了欢乐忧愁,喝下茶也饮尽了悲欢离合,放下杯也放下了恩怨情仇。”以至提起放下之间,“参透茶味人生,概括无差”,“心无‘他在’,而得自在”。不仅如此。在饮茶过程中感悟、历练、参禅、修行,体悟、体觉、体认成茶之道、成人之道和成佛之道。所以,饮茶的过程就是人生成长的修行过程。

论者尽管以禅入茶,从茶与禅之间的相互关系着眼和切入,突出了禅与茶的相互关系,并且强调了主导禅茶关系的禅人关系,然而更要关注和注重人、茶、禅之间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第一,关系总是对人而言的。即使佛祖也是从人涅槃成佛的。不是禅茶关系决定人茶关系,而是人茶关系决定禅茶关系;不是佛茶关系决定人茶关系,而是人茶关系决定佛茶关系。第二,文化总是对人而言的。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人的对象化和主体化,就是合乎主体目的性和合乎客观规律性相结合与相统一,就是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禅茶一味”之道其真谛,中国禅茶文化其核心,在于人、茶、禅之间,以禅学和禅修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第三,佛教及其禅宗总是对人而言的。20世纪特别是跨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佛教界高高举起人间佛教的旗帜。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太虚法师,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主张立足现代中国,重建佛教文化,“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理论”,“推行佛教利益人生的事业”,把传统佛教转变为注重现世人生、发达改善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当代佛教界更是深入推进人间佛教的转变和发展,从心开始,创新六和:为人要和善,家庭要和睦,人际要和顺,社会要和谐,人间要和美,世界要和平。不言而喻,传承和弘扬“茶禅一味”或“禅茶一味”和禅茶文化或佛茶文化,别无选择地要以人为本,致中和合,从心开始,创新六和,传承和弘扬人与茶、人与禅、人与佛之间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

2001年,距今8000到7000年的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目前中国和世界最早人工采集的原始茶树种籽和茶叶,还有储存茶籽和茶叶的人工陶制原始茶釜。2004年,距今6000年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目前中国和世界最早人工培植茶树的直立尖锋树根。考古发掘成果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在杭州湾南岸原始土地上生存和繁衍的古越先人,已经发现了原始茶树、茶籽、茶叶,并且已经开发和发挥了茶的性能和效用。第二,古越先人在创制石器、骨器、木器、竹器、陶器的同时,创制了原始茶釜,以便自然茶季之前和之后仍然可以常年用茶。第三,古越先人继把野生稻改造和转变为栽培稻,又把野生茶改造和转变为栽培茶。第四,更为重要和重大的是,杭州湾南岸地区初步形成了比较确实和完整的茶树、茶籽、茶叶、茶釜属于人并且为了人的发展连接环节和链条。

值得关注和注重的是,在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古越先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具制作、创造能力发生了既迅速又深刻的改变和进步。他们不仅认识和改造了原始生态的茶,而且认识和改造了原始生态的人。他们创建并且确立了人与茶的相互关系,茶属于人并且为了人的人茶关系。这不仅是人茶关系对人来说的生命本能关系,而且更是人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对于人来说的文化交互关系。茶人关系先于茶禅关系并且决定茶禅关系,茶禅关系后于人茶关系并且从人茶关系派生出来。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逻辑。

与佛门禅家根本不同,世间茶家理所当然地以茶入禅,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北宋苏轼两度为官杭州,前任通判,后任太守。他与龙井古寺寿圣院辩才禅师互结情长谊深的莫逆之交。“寿圣院”三字就是辩才邀请苏轼亲题的。辩才不仅振兴古寺,而且大兴茶风。两人虽然信仰不一,却经常伴游龙井山水,相对悟佛吟句,一起品茶参禅。苏轼深经仕途忧患、饱尝世态炎凉,在人与茶、茶与禅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中洗刷尘埃、回归自我。如果说辩才以禅入茶,以禅化茶,那么苏轼却是以茶入禅,以茶化禅。他在赠送辩才的诗中说:“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苏公精准赞誉杭州的西湖山水和西湖春茶,留下了至今难以企及的千古绝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苏公推崇和颂扬的佳人,不是贵为朝廷的宠幸姬嫔,而是既具大家闺秀风范又具小家碧玉灵性的西施姑娘。苏公推崇和颂扬的佳茗,不是贵为朝廷的龙团贡茶,而是既具名茶采制精细又具原初生态天赋清香的新春散茶。在他看来,西湖山水中的新春散茶,保持芽叶原形原色原香原味,适合本色及其纯真的品位鉴赏,而唐宋以来盛行的团茶,不仅经过碾压发酵以致败坏本色及其纯真,而且外涂膏油以至混淆真假优劣,阻碍本色及其纯真的品位鉴赏。苏公倡导和力行了承前启后、突破创新、专业和民间相结合的中国茶饮品鉴文化。不是追逐外在表面添加之贵,而是唯取内在本色纯真之佳。因为中国茶文化致中和合、人茶一味的本真和精髓,只能依托佳茗的本色、纯真的佳茗提供必要、充分、强大、有力的物质技术和精神文化的坚实支撑。所以,本色纯真的佳茗才能从来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佳人。显然,苏公以茶入禅实质上是以人入茶,以茶化禅实质上是以人化茶。苏公以人为本,不仅别出心裁地充实、丰富、发展人茶之间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而且匠心独运地借鉴和消化禅宗文化和禅茶文化充实、丰富、发展中国茶饮品鉴文化。不仅突出了茶与禅的相互关系,而且强调了主导禅茶关系的人茶关系。

当代一位茶家在有关“禅茶一味”和禅茶文化的论述中,从佛门寺院种茶、饮茶,赋予茶以禅宗机锋,向社会公众组织茶汤会和慈善施茶活动,列入制度和规范程式化的茶礼、茶宴、茶艺等诸多方面,破解和演绎茶禅一味和禅茶文化。论者着重解释了三句归一的“吃茶去”:“大概是叫人把一切缠绕于心的人世烦恼苦难悬置起来,以空虚清明的心境去过日常生活(包括吃茶)吧,这样,你就和禅在一起了。”又说:“从一个平常心出发,茶是最具有生活的象征。”还说:“只是因茶本身品质所至,形成的礼仪和佛门教义的精神特别吻合,那形式和内容就结合得格外完美,格外‘一味’了。”

论者认为,茶是生活的象征。茶象征了人的平常心,象征了人的日常生活,象征了人以平常心悬置人世烦恼苦难去过日常生活。茶本身象征生活的品质,同佛门教义的精神、禅宗教义的精神相吻合,茶与禅就“一味”了。论者高度重视饮茶礼仪、禅茶礼仪和佛门教义的精神、禅宗教义的精神相吻合,赞赏禅茶程式化礼仪形式和教义精神结合得格外完美,茶与禅格外“一味”了。论者紧紧抓住茶象征生活的品质。以茶喻解人,以茶喻解人的平常心,以茶喻解人的平常生活,从而喻解人茶关系。又以茶喻解禅,以茶喻解禅宗教义的精神,以茶喻解茶礼、茶宴、茶艺等禅茶文化及其表现形式。不仅突出了茶与禅的相互关系,而且强调了主导禅茶关系的人茶关系。

论者以茶入禅,以茶喻解人茶关系、茶禅关系、人禅关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和注重人与茶、茶与禅、人与禅之间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需要进一步充分、完全、真切地认识和把握人、茶、禅之间以人为本、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论者说:“茶,因其和人类特有的亲和关系,尤其是和中国人特有的血缘关系,形成了独具的广泛而又深邃的精神观照。因此,茶于我们而言,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她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内涵。”论者很有必要进一步延伸、扩展并且开发、发挥已经意识到的思路和逻辑。所说茶与人之间特有的“亲和关系”,茶于人广泛而又深邃的“精神观照”,茶所蕴含的“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人与茶、茶与禅、人与禅之间以人为本、致中和合的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了。很有必要进一步悟解中国禅宗及其禅学和禅修的教义和精神,悟解中国禅宗文化和禅茶文化的特征和精髓,悟解禅茶文化人非人、茶非茶、禅非禅致中和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禅之参悟与茶之品饮,参禅悟佛道与饮茶品人生,“禅茶一味”与人茶一味,岂不就是以人为本,茶与人或禅与人的精神观照,而精神观照岂不就是茶与自我、禅与自我的文化观照。文化观照则岂不就是茶与人生、禅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及其自我实现过程的观照。仅仅喻解是难以破解“茶禅一味”和禅茶文化的。

无论如何,重新探解“禅茶一味”和禅茶文化,仍然是一个需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的研究课题,特别需要突破和创新研究的思路、框架、方式和方法。本文只是以人为本,从文化交互关系及其交互整合过程抛砖引玉的重新探解,衷心欢迎各方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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