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个行业都掀起了纪念五四的高潮。五四精神历经90年的岁月显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有人高赞五四的批判精神，有人却认为其为文化“断裂”的根源。如何合理评价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厘清对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的认识，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怡教授。
记者：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水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历史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怡：作为青年学生运动的五四，是中国人第一次将自己当作“国家公民”，通过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的“民意”并最终取得成效，这是划时代的。就是说，它显示了中国人不再是最高统治者的奴隶而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公民，中国公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权利，这本身就是结束了封建统治之后的“共和国意识”的生动表现，是中国现代意识生长的起点。
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是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思考现代中国问题的开始，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初的最集中的体现，其中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包括他们内部的论争都开启了一个宽大的现代思想发展的空间，其理论表述的形式最终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建设的基本模式。
记者：很多人不认同五四在文学和文化上的划时代意义，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怡：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很正常！就像五四时期人们对《新青年》群体的主张有不同的看法一样。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情形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我们许多的观念和结论也可能不是建立在对五四历史熟悉了解的基础之上，而是道听途说，或者以海外某些学者原本隔膜的判断为自己的判断，这就说明我们今天还没有更充分地向中国社会展示五四的历史，说明五四对许多人还很陌生，因此重新讲述五四依然是必要的。
记者：毛泽东提出了五四运动有两大旗帜：民主和科学。从五四运动本身和新文化运动对历史的作用来看，您认为五四运动的核心关键词有哪些，怎么看它们之间的关系？
李怡：过去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两个词汇“自由”与“人权”。其中，“人权”是基础，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换的标志，《甲寅》月刊、《新青年》杂志重点讨论的内容之一便是如何由“国权”向“人权”转换。“人”成为关键，而且不是抽象地谈论人，而是必须与社会法律权利具体结合起来，这就是“人权”；同时也不仅仅是“生存权”，在物质化的“生存”的意义上讨论问题是洋务派时代的特点，经过维新，经过民主革命，到五四关注的更是人的精神——包括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人的定义绝对不仅仅是动物性的“生存”，而是与一系列新的精神目标联系起来，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关心的核心。“自由”与“民主”是“人权”的现实体现和保障，“科学”是我们面对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民主”和“科学”不仅仅是在五四时期才提出来的，前面已经有人在不同的层面上加以追求，但是到了五四却赋予它们新的含义：“科学”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思维而不是实用意义的“技术”，“民主”如何成为每个个体争取基本权利的准则而不仅仅是“政治组织形式”。
记者：您如何看五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人提出五四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怡：肯定没有造成传统文化的中断，恰恰相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多重危机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拯救了中国文化本身，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拓宽了道路，增加了新的可能。实践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整理、研究工作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中断，而是得到全面的展开和发展，许多新文化人士本身就是“整理国故”的大师。
记者：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视野中的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李怡：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是必然的，不能因为中外文化的差异就以“中国国情”为借口拒绝学习外来文化，也不能因为“全球化”就放弃我们文化的主体性，永远保持我们心态的开放，同时永远追求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式，让一切的“冲突和融合”都在自然而然中发生。
记者：现在兴起的新国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怎么看待新国学？
李怡：新国学是一个很有创造性和文化预见性的概念。传统国学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与西方文化对抗，在对抗中自我维护，在今天，当古今中外的学说和思想都平等地成为我们思考和分析的对象时，实际上也就需要更具有涵盖能力的新的学术概念，这个概念能够打破民族、国别和时代的限制，在更广泛的学术联系中共同营造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新的创造环境，“新国学”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目前我们对它的认识还很不够。实际上，一个具有广泛的团结性与包容性的五四文化就是“新国学”的生动体现。
记者：五四出现了妇女解放的潮流，您能不能谈下五四对性别和谐的作用？
李怡：五四的妇女解放潮流的积极推动者恰恰是男性，这是现代中国社会两性关系值得注意的特点，因此五四遗产似乎也包含了这样一种可能：女性的发展不仅仅是在与男性的对抗中取得的，同样可以通过与男性的合作来实现，在现代中国如民主、人权、自由等诸多目标其实都是“人”的目标，女性的被压迫并不都是男性造成的，我们是否可以寻找到两性之间的更多的共同话题？
记者：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什么？
李怡：1990年代以后，取得了经济上的成绩，但也因此而加强了“体制化”的进程，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精神的隐忧，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和警惕，未来健康的中国文化应该在重建当代中国精神信仰与价值准则方面作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