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在最近一些年逐渐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约包含这样一些因素：历史“否定之否定”演进中的心理补偿，“现代性”反思的推动，“新左派”思维的影响，新的文学文献的发掘和使用。在今天，有必要对这样一些因素展开认真的分析，因为只有通过分析，我们才能更自觉地检讨我们的学术语境，从而为研究的健康发展提出新的创造性的方向。
首先，十七年文学如此的“热”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心理补偿效应。众所周知，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是在否定“文革”、进而重新质疑“文革”前十七年的方向上发展自己的，随着新时期文学主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演进，“文革”以及十七年文学的政治偏激、艺术苍白越来越多地被“揭露”、被“批评”、被“超越”，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封闭保守的艺术佐证几乎成为了文学发展的“反面教材”。更重要的语境则来自当时社会改革的总体情势：新时期的历史从“联产承包”开始大规模地偏离了十七年“合作化”的道路，作为被否定的历史的文学记录实在相当的尴尬。于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狂飙突进，十七年文学逐渐进入到了它的“寒冷期”，越来越少地进入人们研究的视线。
然而，历史的演进从来都不是沿着某一固定的思想立场在不断地展开，任何一个立场也都不可能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所有问题，甚至还可能萌生出新的更大的问题来。也就是说，历史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回旋、往复，人们也时常会在这些回旋往复的间隙重新回味自己的失落，并且试图给自己某种“补偿”。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问题期”——理想与信仰的失落逐渐成为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就在这样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我们回首往事，不禁也会为十七年中国人的简单和朴素而感动，在那个物质贫困的时代，人们似乎并没有更加的不幸和怨天尤人，相反，以一种特殊的乐观设想着自己的未来，也以一种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维护着社会的理想，这其中的动人之处显然是不容抹杀的。
与此同时，关于“文学”的认知似乎也有可能出现新的方向：新时期以来，我们不断呼唤和倡导的是什么呢？是文学的持续不绝的“新潮”，是文学不间断的自我突破和创新，是一个接一个的“方法”，一时间，似乎只要掌握了最“新潮”、最“时髦”的写作方式就掌握了未来。谁最终掌握了未来呢？在1980年代的人们看来，当属“后现代主义”无疑！然而，随着1990年代我们已经能够最及时地“引进”西方的“最新”文学思潮之后却反而失落了，茫然了：后现代之后又该是什么？难道，我们永远只能做一条追逐自己尾巴“创新”的小狗？在连续不断的追逐疲惫之后，我们应该思考的更深的问题是：文学，除了“写什么”与“怎么写”，是不是还应该有更要的要求，比如“写得怎么样”？在这个新的思维下，也许我们会重新“发现”十七年文学——它自然有无法摆脱的左的宿命，包括“写什么”与“怎么写”，但是，除此而外，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会承认，在我们艺术记忆的深处，尚无法轻易抹除那个时代的许多文学印记，包括柳青，也包括浩然，在这里，“写得怎么样”似乎是一个回避不开的话题，如果直到今天，在目睹了新时期文学中新奇的艺术变换之后，我们尚不能忘怀十七年文学的某些影像，那么，其中值得我们回味和再评价的部分就不容小视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在今天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相当的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近30年来文学发展某些状况的不满，是自我心理补偿的需要。
在这一心理补偿的过程中，出现于学术界的“现代性反思”显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0年代的新时期是在全社会的“现代化”理想中高歌猛进的。现代化的社会目标与文学目标一样不容置疑，在中国文学历史的讲述中，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就是为了现代化目标而开拓前进，这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也是我们将要接续的传统，十七年以及“文革”的极“左”危害最可怕的后果便是中断甚至破坏了这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新时期号称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力图要回归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主题，在回返五四现代化启蒙的方向上，新时期文学努力着。然而，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想的批判和质疑，也严重地干扰了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理想。按照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逻辑，现代性是西方在自己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社会文化理想和价值标准，后来又通过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向东方“输入”，而“后发达”的东方国家虽然没有完全被西方所殖民，但却无一例外地将这一套价值观念当作了自己的追求，可谓是“被现代”了，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被置于一个“文化殖民”的过程中。显然，这样的判断是相当严厉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的精神大旗，不得不重新定位我们的文化理想。
就是在质疑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性反思”中，我们开始重新寻觅自己的精神传统，而在百年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中，能够清理出来的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理念的传统也就是十七年了，于是，在反思西方现代性追求的目标下，十七年文学的精神魅力又似乎多了一层。
199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新左派”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我们对十七年精神文化传统的挖掘。与一般的“现代性反思”理论不同，“新左派”并不完全否定“现代性”理想本身，只不过它更突出了自十七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的独特性——一种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换句话说，十七年中国文学包含了许多属于中国现代精神探索的独特的元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梳理。总之，再像1980年代那样，将这个时代的文学以“封建”“保守”“落后”“僵化”等等唾弃之显然就太过简单了。
如果说前述三个方面的力量都推动着我们对历史的新的评价，而且更倾向于肯定性的再发现，那么，十七年文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表现，那就是随着一系列新的历史材料的发现，也有进一步反思“左”倾错误、透视知识分子灵魂的要求上升。这些新的材料包括一些公开的运动揭发材料，包括一些中国作家并不愿意公开的“紧跟形势”的言论。随着这些文献的发现和解读，引发了人们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和人格的深入思考，当然，这样的思考往往带有某种“压迫性”——对当今文坛本身的压迫性。
种种的因素共同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多年的沉寂之后，十七年文学重新引起了学术界备方面的高度关注，尽管这些关注的实际理由未必完全相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关注都是文学史的大幸，因为，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学人在不同的层面上将一段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肯定将为我们的未来贡献许多有益的结论。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另外一个问题，即形成学术的热点是一回事，我们能否在这样的热闹中真正推动对历史内核的深入认识可能又是一回事，毕竟，在一个网络化、媒体化的时代，我们从来都不缺乏热点，但并不是所有的热闹都能够引导人们平静地深入历史，因为热闹而让历史在嬉戏中变得无足轻重的事例已经太多太多了。
因此，在介入十七年文学研究热之前，我依然想奉献几句不够“时尚”、不够“和谐”的建议：在以上这些理由能够吸引我们之前，首先需要追问我们自己，关于十七年的文学，我们究竟有多么丰富和尽可能完整的感受？因为，结论的时尚并不能够替代我们内心世界的真实把握，时尚是一时的，而感受是一世的。比如，当我们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步伐来反思和批判现代理想的时候，是否有更充足的理由认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完全是由殖民者的文化来划定的，而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和求索都缺乏真诚和足够的现实基础？还有，在左倾年代的反修防修和唯阶级斗争论是否能够导致“现代化”的实现？如果这些逻辑本身也值得怀疑，那么我们就更应该追问我们的内心：在真诚感受十七年的文学之后，我们是否真愿意倾情拥抱？一种割断了五四启蒙传统的朴素在多大的意义上真能够成为我们的信仰资源？
当然，这也不是说另外一方面的反省就是没有问题了。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无情的“拷问”，从现代中国文化的实际状况而言，这无可非议，但是问题是，当整个文化格局都发生了严重问题的时候，是否对历史的反省都可以交付给个别人的“人格”来加以解释？比如对郭沫若人格的讨论，似乎郭沫若的人格成了当时中国文学问题的主要根源，显然，无论就历史的事实还是基本的文化逻辑而言，都是很可质疑的。这也启示我们：新的批判性反思能否跳出揭秘/暴露的模式，最终推动我们的思考上升到一个新的理性的层面？
而一切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则应该是回到文本，坚定不移地回到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当中，正如刘纳先生所倡导的那样，在认真追问文学作品“写得怎样”的前提下才能重新讨论历史的组成和它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