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随林馨如到餐室，匆匆吃了点晚饭，知吴越还要做作业，让她一个人呆在家里。夫妇俩锁了外门和铁门，乘上一辆路过的三轮车。车抵安洁别墅时，一辆警车呜儿呜儿地冲到前边。十来个警察跳下车，敲开铁门一拥而入，没一会就押着鲍国安出来，塞进警车后扬长而去。吴伟业看得呆了，被林馨如拉扯着才走进安洁别墅。柳玉洁正在嘤嘤哭泣。徐阿贵、阿贵娘子和鲍荣信鲍荣谊兄弟俩都站在旁边。柳玉洁见林馨如和吴伟业走进客厅，忙起身擦了眼泪，着急地说：“你们来得真是时候。国安突然被警察局抓走了，你们快帮我想想办法。”林馨如示意了下，阿贵娘子去卫生间绞了条毛巾。林馨如让柳玉洁擦了脸，然后说：“你们都退下，安洁别墅发生的事现在对谁也别说。”大家应声知道，徐阿贵去守着大门，阿贵娘子回了厨房，鲍荣信和鲍荣谊都上了二楼。林馨如说：“伟业，把你知道的都告诉玉洁姐。”吴伟业叙述了事情发生的原委。
柳玉洁沉默了一会，转而又流起泪来，问道：“伟业，你是官场上的人。事已如此，你说我们该如何营救国安？”吴伟业说：“他们下手这么快，这是决然预料不到的。刚才我还与馨如商量要将此事告诉国安和你，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可到安洁别墅时，警车赶在我们前边了。”林馨如说：“伟业，玉洁姐要你想想如何营救国安。”吴伟业想了下说：“他们会给国安定什么罪，现在还不好说。可我们这边应该做好应对准备。时间还早，我建议把鲍国良、郑名三和徐根福都请来商量。”林馨如原想让柳玉洁歇着，她来打电话，可柳玉洁坚持往新丰坊和祥庆里打了电话。搁下话筒过了一会，鲍国良率先赶到。他着急地问：“朗朗乾坤，怎么会突然出了这种事情？国安代表新药业公会向政府请愿的事我也知道，那是全上海各行各业都参加了的，怎么不抓别人就抓了他呢？”吴伟业说：“鲍大先生，这事的诱因还在于他在不合适的时候收购了那些地产。”
鲍国良揪着头发坐上沙发，说：“当初我就说过，这事是个祸根，现在果然得报应了。”铁门又响了下，郑名三和徐根福匆匆跑进客厅，说：“我们真没料到鲍董会出事。”柳玉洁说：“事情已经出了，再吃后悔药也无用。现在人到齐了，大家坐下。怎么营救国安，各人想想办法吧。我的意思是该花的钱就得花，花钱消灾。”吴伟业说：“这事牵涉到政治问题，恐怕还不是花钱就能消灾的。”郑名三说：“就是汪伪时期的大汉奸，也都是经过审判后定罪的。鲍董犯事无非就是抄底买入那些房地产。买德邻公寓，买仓储大楼，买两条弄堂我都参与了，手续上的漏洞是没有的。要说他如何与日伪勾结，我知道这更是没有的。为了应对审判，我想应该先请好大律师的，还要写好辩护状，要把理由写得越详细越好。”鲍国良说：“我看郑经理这个建议切实可行。”郑名三拿出纸笔说：“大家回忆一下，八·一三后信谊药房和药厂为社会做了那些贡献，鲍董又为大家做了些什么？”吴伟业说：“上次我犯了书呆子毛病。他们一说国安的案子我就回避了。这次我不再回避，而是要参与办案，以便及时获取信息。”
坐在大班椅上的钟洋处长微笑了下说：“鲍先生来啦。我虽然没有见过你，可我从材料中和照片上早认识了你。敝人姓钟名洋，是接收稽查处的新任处长。我看鲍先生果然是一表人材，真是久仰大名呀。”鲍国安有点吃不准这位姓钟的处长那微笑和客套的真实含义。钟洋处长又笑着说：“鲍先生在上海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快给鲍先生除了手铐。”待军警除了鲍国安的手铐，在他揉搓着手腕之际，钟洋处长说，“鲍先生，请坐吧。”鲍国安坐上靠椅，隔着写字台注视着钟洋处长，说：“钟处长，我为什么被抓进来？你得给我一个理由。”钟洋处长说：“事关党国的安定，有时是不需要理由的。如果一定要给一个，鲍先生，你带头前往市政府请愿，向当局施压是触犯了大忌的。”鲍国安斟酌着说：“请愿是实，若要说向当局施压，这不是我代表新药业公会上书市政府的初衷。我觉得国民政府的这次币制改革确实过于偏激，我实在无法接受。而我作为新药业公会的会长，收集了全体会员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向当局反映，这也体现了我的职责。无论从个人的或社会的角度看，我都应该这样做的。”
钟洋处长听了笑了起来，说：“鲍先生，我怎么说你呢。你或许在商业上是个有才华的人，可对政治实在太幼稚了。币制改革是蒋委员长定下的大事，遇到阻力他会像扫除挡车的螳螂一样把它们扫进垃圾筒里。鲍先生，你贪图一时痛快，可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你那条尾巴又被揪起来查看了下。”鲍国安说：“我无非在汪伪后期买过些房地产，可当时是按商业规则操作的，谁会料到后来政局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呀。”“人无远谋必有近虑。”钟洋处长似乎很欣赏自己恰当地引用的这句老话。他让出时间给鲍国安回味，然后说，“这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但鲍先生只要好好配合调查，我想出去还是有可能的。”听了这番绵里藏针的威胁，鲍国安感到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考虑再三，鲍国安说：“那些事情在抗战胜利后已经审查了结了。这次既然旧事重担，我可以配合调查。”钟洋处长笑道：“这就对了嘛。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实在是有道理。
我问你，德邻公寓为何在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征用后对你的处分没了下文？”鲍国安说：“前任叶处长还算宽容，在德邻公寓被征用后，又提出要信谊捐赠五百根金条作为军饷献给国民政府。那时我是被请来约谈的，我回去和董事会商量，决定服从接收稽查处的裁决。我们腾出了德邻公寓，凑足了五百根金条交来，此事才算摆平了。”钟洋处长说：“我这几天都在研究你的档案。材料里没有你向政府捐献五百根金条作军饷的记录呀？”鲍国安说：“我是捐赠了五百根金条的。至于淞沪警备司令部这边如何记录，我就不得而知了。”
钟洋处长眯起双眼问道：“你在递交金条时有没有收据一类的证明？”鲍国安说：“五百根金条不是小数目，我当然让叶处长签了字的。”钟洋处长问：“你那收条还在吗？”鲍国安回答：“还在。你若需要，请放我出去，我找到收条后送来。”“这事关系重大，我要让当事人与你对质。”钟洋处长皱起眉头想了想，侧首吩咐了一声副官。副官跑了出去，没一会引着吴伟业进来。鲍国安欲与吴伟业打招呼时，钟洋处长摆手制止了他，说，“吴将军，你在处理鲍先生的事情上是原始经手人。刚才我和鲍先生谈得好好的，现在出现了大问题。鲍先生说他接受稽查处的处罚，曾向国民政府捐赠了五百根金条作军饷，可档案中没有记录这件事情。吴将军你作何解释？”
吴伟业站着说：“接收稽查处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组建时，我是负责医药卫生这一块的工作。由于我和鲍先生有着沾亲带故的关系，稽查处在查处他的案件时我申请了回避。”
钟洋处长说：“你就是回避了，可按常识分析，你对鲍先生的案件进程是了解的，最后的档案也归到了你的办公室。你难道没有检查过档案，又或检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
吴伟业说：“我检查过档案，也发现了问题。但我想此事涉及党国的机要秘密，且是上峰直接查办的，归档后我没再作多想。”钟洋处长点了下头，说：“我明白了。现在就去取你那张收据吧。”
转瞬间警车返回了淞沪警备司令部。鲍国安递上收据，钟洋处长让吴伟业过目。吴伟业确认是前任稽查处叶处长的笔迹后，鲍国安被送回原来关押他的房间。钟洋处长问道：“你既然不知情，那么这五百根金条是被这家伙私吞了。这件贪赃枉法的事必须尽快查明，不能让一个违法分子漏网。你可知道他现在调到了何处？”吴伟业说：“调到了市政府的外事处。”钟洋处长拨打电话后脸色显得非常凝重，说：“这家伙被委任为中国驻英国领事馆商务参赞，近期就要出发赴任。”吴伟业说：“他既然干下这件贪赃枉法的事，就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知道他在上海的住所。请钟处长开具一纸命令，让我带几个兄弟去将其抓捕归案。”钟洋处长问：“你有信心办好这件事情？”吴伟业坚定地说：“我行。他就是将金条藏在外国银行的保险柜里，我也要找到那把开锁的钥匙。”钟洋处长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自己提笔写了一纸抓捕命令。他将手令交给吴伟业，并让副官跟随，命令说：“全体军警都听吴将军的指挥。”
吴伟业沉着脸带领军警上车，喝令出发，他就指点着警车直扑叶处长的住所。钟洋处长得到的信息丝毫不差。叶处长谋到一个外交官的美差，已收拾了细软，将行李打包，正美滋滋地盘算着乘邮轮走海路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抵达伦敦。吴伟业带着军警冲进门时，这令叶处长大吃一惊。他一把抓了吴伟业的手问道：“伟业兄，这是唱的那出戏呀？”吴伟业甩开他的手，喝令将叶处长和家人都抓了，军警就将屋里的人都铐了起来。吴伟业喝令搜，军警们便动起手来。他们将叶处长的口袋摸遍，没发现有用的文件，但找到了钥匙。他们用枪托一拍，叶处长马上乖乖地打开了保险箱，可箱内空空如也。他们打开装细软的牛皮旅行箱，箱内虽有些值钱的东西，但没有大量的金条。他们打开捆扎好的所有行李，一件件地抖，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掏，搜到最后也没发现金条。吴伟业打量靠墙码着的一摞纸板箱，问道：“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叶处长小心回答：“装的是书，准备到伦敦后读的。”吴伟业问一个军警要了把匕首，一刀划开纸箱，里边果然是捆扎得整整齐齐的精装本书籍。
吴伟业站起身，与副官商量了下，就让军警砸护墙板，揭天花板并撬起了地板。待一群如虎似狼的军警将满屋子撬成一座垃圾场后，仍然没有发现叶处长所私吞的金条。吴伟业努力推理他会将金条藏在何处——藏在银行的保险柜内，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但一旦东窗事发，所有的赃物马上就可收缴国库。如果已兑换成外币汇到国外，安插在银行系统的特工也会有所发现。如果是埋在地下，那在这多事之秋若干年后回来再能找到的概率并不大……从种种迹象分析，这批金条随身带着的可能性最大。吴伟业回头打量书籍，心头灵光一现。他用匕首挑开捆扎着书籍的麻绳，提着绳头轻轻一抖，整捆书散落开来，只看到横七竖八的金条从书页里掉落下来。吴伟业拿起一本书看，原来前处长在精装书中间挖了凹槽，将金条镶嵌在凹槽中。吴伟业命令将所有书籍拆散检查，果然找到了大量金条和其他贵重物品。副官清点了下，总数竟超过了五百根。叶处长见事情败露，人就瘫软下来。吴伟业命令将金条和贵重物口装入两只牛皮旅行箱，又将其他东西装上车。待增援车辆到了，便将一干人犯押解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