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向华的事，方宁不停地跟大家说话，不停地重复着内容一样的话，关于向华的病，向华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等等。但是，听众们对方宁所说的内容似乎无动于衷，也没有多少人爽快地掏出钱包来。
方宁的嗓子都说得哑了。因为嗓子沙哑，方宁只好不出去采访，把所有的外出机会都让给更年轻的记者，自己静静地坐在电脑前画版。方宁懒懒的不想做什么事。
两天过去了，方宁把椅子都坐矮了一截，也才收到1300元善款。这些钱全部都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高大伟500，赵勇200，两名因为文化低而仰慕气质高雅的方宁的保安每人捐了50元，200元是方宁身先士卒的证明，最后那几百元，则是平时跟方宁关系好的同事。
捐款这么少令方宁有种失败感。
赵勇那200元，让方宁意外地感动了挺长时间。
第三天，方宁决定主动出击。
方宁从来就不是社会活动家，她的出击用的是最直接、最笨拙方法，无非是去到人家跟前，继续宣读那分倡议书。
星期五，方宁的手上有了三千多块钱。报社里有三百多人，平均下来，每人平均捐了10块钱左右。三千多听起来不算太少，但平均摊到每个人头上，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数字。方宁的情绪又低落了，明白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午饭的时候，疲惫的方宁萎靡不振地去到饭堂，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她害怕地看到不少同事望向自己的表情是凝滞不动的。并不坚强的方宁下意识咬咬牙，沉默着去打饭，再找张无人的桌坐下来，味同嚼蜡地吞咽着。
“嗨，美女，怎么这么孤单？”高大伟端着托盘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下来。本就有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我把大家都弄怕了。”方宁小声说。
高大伟说：“不经风雨，哪来彩虹？”
16
又是星期一，刚回去上班，方宁就接到任务，去镇上去采访一个夜总会的老板，说这是为了配合硬广告而做的一系列软广告之一。有同事悄悄告诉方宁，这个老板，跟秃头副社长私交甚好，据说夜总会以俱乐部的名义在报纸做的广告，就是看在副社长的面子上的。但是，方宁是民生版的，难道夜总会也属“民生”？而且，让一个女记者去夜总会那种地方，是不是真的合适呢？
方宁恼火，她高估秃头了，不应该实打实地告诉他，她手上的“证据”其实是假的。她想，如果自己的手上，真的有秃头的证据就好了，他肯定不敢随便乱来。本来，方宁跟秃头达成了口头协议，她把手上的“证据”消毁，从此就跟秃头这个手握大权的副社长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现在看来，算是落入秃头秋后算账的圈套了。
方宁看了看手上的“凤舞九天”俱乐部的资料头就晕，上面写着“世界性的、成熟性的、民族性的”娱乐。方宁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晕眩。从凤山市到那个小镇去需要坐一个小时的班车，一般没有私家车的小市民，谁会到那个地方去烧钱？这样的采访，自己又将如何去定位？又该从哪个角度来写这种王八蛋软文章？难保没有读者投诉——有人投诉了，背黑锅的九成是执笔者；假若应付一下，对方又是领导的朋友。所以方宁觉得自己惟一能做的是不接受这个工作。
方宁在网上写了请假条后，发短信给高大伟，请他批一下，因为她马上就要到医院去看病，再不去就来不及了。然后，方宁跟主管的副主任说要到医院去看病，关于工作，包括那伟大的夜总会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了。副主任平时亦与方宁私交甚好，他提醒方宁，请两天的假是没有用的，第三天回来上班，她未完成的工作，全部的工作，会躺在她的办公桌上。这倒是提醒了方宁，要逃避，一两天是不够的，便笑着说：“我不病则矣，一病则是大病，没个把两个星期是好不了的。”
正想离开时，有人喊方宁听电话。是个女人打来的，她告诉方宁，她跟丈夫前几年被国营厂下了岗，左凑右借，买了辆出租车来开，夫妻两个，两班倒，夜里这个开，白天那个开。方宁听得有些糊涂，便说这样挺好的啊，那你们收入挺高吧？女人感觉到方宁的语气稍欠严肃，生气地说：“你们做记者的，打政府工的人，只会高高在上在坐在那里看我们出死力气挣辛苦钱，还说风凉话……”方宁向周围看了一下，自己果然是站着说话的，便拉了张椅子坐了下来。女人说，她打电话来是想向方宁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因为她都快想不起自己的丈夫长什么样子了。这女人唠唠叨叨地说着的时候，方宁的手机响了，秃头副社长让方宁到他那里去一下，方宁没好气地对着手机和话筒喊：“我没空，我要到医院去看病！”喊完，掐断了那让她烦恼不安的死秃头的电话。开出租车的女人在电话里关切地问：“方记者，你生病了吗？”方宁说：“没事，你继续说吧——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女人说：“我想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们家那张床，从白天到黑夜，都有人睡在上面，不过永远都只有一个人睡在那上面……”
方宁不知从身体哪个地方冒出了一大团无名火来，说：“我的头很痛——对不起，我真的很不舒服——要不然这样吧，你来报社做记者，我去给你们家开出租车，这样你跟你老公就可以睡在一个床上了！”说罢摔电话而去。
在捐款行动中表现良好的赵勇，身穿粉红衬衫黑色牛仔裤的赵勇，关切地给方宁倒了杯水追上来真诚地问：“方姐，你哪里不舒服了？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
“我月经不调。我不用你送。”嚷罢，方宁也被自己吓得以手掩嘴，脸部滚烫着不知道怎么给自己找台阶下。众人哄的一声把赵勇笑得面红耳赤。接着，他对方宁说：“方姐，你喝口水，顺顺气——那我就不送你过去了，你亲自去——哦。”这些天来，赵勇像吃错了药似的好脾气。
伸手不打笑脸人，方宁纵是火气再大，也发作不出来了，叹口气，转身而去。
走出大街，方宁漫无目的又匆匆忙忙地瞎走。好不容易才把内心那团邪火压下去，赌气一样给自己买了一瓶冻得快要结冰的可乐，像个狂野的女出租车司机一样牛饮起来。
方宁打电话给宋飞，想让他跟在医院做主治医师的同学打声招呼，她一会要到他那里去开病假条。话到嘴边了，却换成了：“宋律师，今晚我们去吃西餐好吗？”
宋飞被方宁这没头没脑的话弄得有些迷惘。这么主动的浪漫，不是方宁的风格。宋飞担心地问：“亲爱的，你没受什么刺激吧？”
方宁道：“你真是一块木头——等下我去医院找你同学，你给我他的电话吧——去找他是因为了向华，不是为我自己。”
宋飞缓了缓才说：“方宁，我知道你很善良，很想帮这个叫何向华的女孩，但是，你考虑过没有，你是一名记者，不是她的母亲，我建议你对她的事适可而止。你何苦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再说了，你这样做，你们报社的领导也不会领你的情，更不会因此而长你的工资。你能告诉我，你从中得到什么？”
方宁叹了口气道：“宋律师，我知道我这样做有些傻，但这事既然已经开了头，就继续帮下去吧。我保证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再也不会这样了。这是最后一次。”
宋飞说：“你这话不可信，我太了解你。读书人不应该干预现实，而应致力于建构理论这句名言，方大记者，你应该知道的吧？方宁，你听我说，你这样做，做得累死了，能救的——如果她真有这么好的运气能活下来的话——也只是一个人……”
方宁听到丈夫这样说，忍不住想把自己的委屈告诉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住了。她打断了丈夫的话说：“我这一次是来真的，老宋，等向华这事结束以后，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里，全心全意地来疼你和你的儿子。”
宋飞说：“如果食言，你就是小狗。”
医生给方宁开了一星期的假条，病因是失眠、偏头痛。
既然去到医院，方宁就一定要去探望一下向华的。走在医院漫长的走廊里，两侧病房里骨瘦如柴的血液科的病人们，时不时给方宁投来可有可无的一瞥。
很意外地，方宁在向华的病房里遇到了她的姐姐何向芳。
刚见到方宁，钱强生喜滋滋地说骨髓有化验结果了，向芳的骨髓可以移植给向华。
这个好消息让方宁吃惊，也有些恐惧，更多的是奇怪。自己分明是刚刚才知道向华姐妹俩的化验结果的，怎么在前几天已经在报社里大肆宣传，而且说得言之凿凿，像早已经知道了一样？方宁暗叫一声好险。接着悄悄而愉快地在心里调侃自己，看来我得的不是偏头痛，而是精神分裂症。
向华还没有开口说话，向芳便苦着脸跟方宁哭穷。方宁虽然知道，虽然与向华有关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凤山市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报道，但真正的募捐活动，在郝大姐正式牵头之下，才开始不久。问题是，这个郝大姐，并不是个十分可靠的人。方宁很想把自己的担忧跟向华说一说，提醒她在跟郝大姐来往时，多留个心眼，但转念一想，郝大姐在向华和她的家人心里，毫无疑问是根英雄式的救命稻草，自己选择在这样的时候来说郝大姐的不是，会不会有枉作小人之嫌？
说了会闲话，方宁才如梦初醒一样拿出报社同事捐的那几千元来给向华。
连把钱给向华这么正经的事都差点想不起来，令方宁对自己的身体的怀疑更添了几分，内心的疑惑和恐惧也增添了不少。其实，方宁一直都担心自己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一直都想做个全面的检查，但又欠缺勇气。
向华他们自然又是千恩万谢、欢天喜地。
向华的脸色很不好，有气无力地侧卧在床上。自那天参加完车站的捐款活动后，她就一直发烧、恶心，天气不好的时候还会呕吐。方宁看到向华歪歪扭扭地躺在那里，问她为什么不让自己躺得舒服些。向华用沙哑的嗓子告诉方宁，这样是最舒服的，骨穿和麻醉后，仰躺着很痛。
啤酒义卖让向华的户口多了三万多元，加上格兰仕阿德帮她募捐的两万多，还有无数热心人士你三百我五百地凑起来的钱，满打满算，也差不多有十万元了——这十万——大多已经花掉了——这是一个烧钱的病。其实方宁心里也清楚，向华还有最多不超过三万元。三万元，与骨髓移植手术需要的费用，距离太大了，方宁几乎没有勇气跟向华讨论这个问题，怕引起她的伤感。越是贫穷的人，越需要用钱的人，越容易被钱刺激。
向华却很乐观，拍拍方宁的手背以示安慰。
方宁还是不喜欢向华的姐姐何向芳，在妹妹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还苦着脸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她的女儿都比她成熟懂事。
“方姐，我刚才跟姐姐讲了，如果我到了那天了，没有办法自己走回老家去了，就让姐姐把我烧了带回去。”
方宁无言。
向华用舌头舔了舔干巴巴的嘴唇又说：“刚才医院食堂的大师傅来看我，说以后我的饭菜他包了。”
向芳终于也露出了一点笑脸来，她用讨好的语气对方宁说：“其实说起来，我妹妹还算是个有福气的人，这么多人关心她，这么多人对她好。刚才那师傅还说，不单单向华吃饭免费，连在这里陪她的人都是免费的。向华的饭菜他们会专门给她开小灶。”“师傅把以前向华吃饭记下的账也一笔勾销了。”钱强生补充说。
方宁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在这里呆不下去了。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天来，自己这么容易悲伤，为什么总是有那种落泪的冲动。难道那泪水，非要在众人面前滴下来，自己的心才能畅快一些吗？
虽然何向芳对妹妹的病抱有“敬而远之”的嫌疑，但在向华的心里，在远离家乡的这个城市，姐姐永远是她最近的亲人。正如向华刚才所言，如果她到了火化的那一天，将她的骨灰带回家乡的，是她的姐姐何向芳。
钱强生看到说方宁脸色不是很好，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
方宁笑道：“你不说我倒是忘了，我头痛，到医院来检查一下，开张病假条，顺便来看看你们。”
方宁说没什么，老毛病，说还要把假条送回报社，就要告辞。但钱强生的一句话，又把方宁留住了。他说：“郝大姐刚才来过，拿了一份报纸来，还给向华拿了些药来。”
是方宁他们的报纸。上面赫然写着一个鲜红的大标题：郝大姐，铁肩挑慈善。副标题是：大善人郝大姐和她的爱心小屋。
方宁心里冷笑，脸上却微笑着说：“不错的，越来越多人关注你这个事情了，所以向芳姐姐，你也不要太担心钱了，面包会有的。”
倒是那两盒写满了英文的药，让方宁有些不安。她提醒向华，吃什么药，最好请教一下医生。
向芳说：“郝大姐说这个药很好的，是国外著名的抗癌保健药，要九百多元一盒呢。”
“九百多？这么贵！”方宁说。
钱强生犹豫不决地说：“郝大姐说这是她送给向华的，不用担心钱——她总是说，钱的事包在她的身上。”
向华撇撇嘴说：“她上次送的那两盒我还没有吃。我问过医生，医生说他也没见过这种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方宁便说：“我觉得向华你还是多跟你的主治医生沟通的——是药三分毒。”
呆了一会，方宁实在坐不住了，就告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