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岭
作家方方善于运用文学这把极其锋利的手术刀去解剖人性，揭示各色人群病苦的人生，她的小说一直是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焦点。如今，在这个视觉文化的时代，大众传媒巨大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刺激着思想活跃、眼光敏锐的作家们，许多作家纷纷“触电”。同时影视剧也需要作家作品影响并丰富影视本身的文化内容和美学创意，因此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频频，也颇为引人瞩目。方方的小说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和人生哲理的表达，细腻又不失味道，既有相当品位，又不乏当今流行的商业质素，可读性极强的故事透露了方方自觉的读者意识，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自然也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其《行为艺术》（改编成电影《蓝色爱情》，霍建起导演）、《桃花灿烂》（傅华阳导演）、《埋伏》（黄建新导演）等纷纷被改编并拍成了影视剧。
在方方小说的改编中，影视文本对原著进行了重新解读。与原著相比，既有承继，又有很大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审美视角发生了转换。审美视角是创作主体对生活属于自己的一种艺术发现，它是创作者主体意识和审美意象的艺术外化。【1】它体现了一种观点，反映了一种态度，是作者在叙述时对事件、人物、场景的艺术把握方式，同创作者的美学趣味和他对待所反映题材的态度密切相关。方方与改编者对审美视角的不同选择，让两种文本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由于都力图以开阔的视野去观照世界，都具有相当深沉的文化意蕴，对今后影视剧的改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一
方方的小说立足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从多个方面来描绘变化多端的现实人生和心灵世界，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小说艺术世界的纵深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以俯视的角度来观察生活，居高临下地将视线投射到对象世界身上，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将多种矛盾线索条分缕析，将人物从外表到内心和盘托出，洞幽察微，却又能汪洋恣肆，无所顾忌。
俯视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一种宏观的把握，它不但可以看到事物的现在，也能看到事物的过去和未来，以及其中包蕴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角度要求作家有广阔的艺术视野，笼括全局，既具有一种穿透力，又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因此，它能够从必然性的角度来认识人的现实活动和心灵轨迹，使艺术世界在时空阔度上得到最大限度的显现。而方方的作品，不管是《行为艺术》，还是《桃花灿烂》《埋伏》等，都能俯察人生，使小说包容广阔的生活流程，体现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人物外在和内在的东西得到表现，其性格的不同侧面在一起一伏、一开一合中得以充分地展开，使人有所感，有所思，更令人悟其理，作品呈现出特有的人文关怀与文化品位，使我们不得不去思索整个作品中交融着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人生。“尽管方方在一份独具的幽默自嘲和从容间隐藏起叙事人的评判，但她显然执著于难以自弃的价值。”【2】（323）这种高屋建瓴的视角，作为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给文学作品带来了一种现实的深刻性和审美的深邃性，透视出世事变幻所引发的普遍永恒的沧桑悲怆，使得小说创作的思想意蕴和审美品格较高。
《行为艺术》是一个警察侦破故事，却灌注进浓厚的哲理意蕴，表现选择对于人生的重要性。主人公小邰首先面临的就是个人对艺术的爱好，个人的艺术气质与警察职业的冲突与无从选择的选择。方方就曾认为悲剧的确不总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时代的，特别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悲剧更多的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这是作家表现当代题材的一个很有效的创作视角，本可以从犯罪心理或警察抓罪犯的角度入手，却从人物的人生观分析切入。选择这一叙事视角，深刻而细腻地揭示出一个人灵魂的驿动，揭示人物复杂的性格命运，烘托出浓厚的文化意蕴，作品奉献于人们的不是形象自身，而是超越于形象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
方方在《埋伏》里把对社会文化的反思转向了对人生命运的感喟。强调生活事件的突发性、偶然性，表现人的生存境遇之中的许多微小、偶然的主客观因素对于人的命运及其一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埋伏》里的等待相当惨烈，本该结束的精神折磨因一个偶然因素——叶民主与他人私怨而未被通知撤离。漫长的等待，因主人公的良知与职责意识而无法松懈，终使得科长溘然辞世，叶民主身心交瘁。这种等待其实是人生的隐喻，是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深刻的命运观。叙述主体采用这种视角作为反映生活的立足点，扫描开阔，延伸了思维的触角，产生了特殊的积极效果和现实价值，达到了表现时代、反映社会的目的。
我们还能从她的作品《桃花灿烂》中深深地体悟到环境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方方借命运和现实之手，强调生命的苦涩。陆粞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既是典型的人物性格悲剧，也是人物生活经历、文化遗传、观念意识和时代烙印的综合结果。作者从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表现人与生存的境遇、现实环境的矛盾和冲突，在对人的生存状态叙写中，对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
方方小说从较高的视角来开掘具体生活场景背后的历史行程和文化嬗变，这样的角度选得巧妙而恰当，作品的意蕴超出了既定的生活范围，直指向人生世相的变迁和社会心理的分裂与整合，从而使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展开得更有广度和深度，具有较为普遍的情绪触动和思想震颤，取得了超出具体题材的普遍意义。正如方方所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3】
根据方方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蓝色爱情》《桃花灿烂》和《埋伏》等建立了自己的审美视角。电影是以平视的目光直面人生，再现生活逻辑和现实图像，其视线呈流动、游移形态，按照事实本来的面目再现表现对象。平视，字面意义是两眼平着向前看，其实暗含平等看待的意思，相对于仰视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基本上可以避免夸张和变形，能注重对生活的还原，客观冷静地叙述人生过程中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及其影响，以平视的眼光观察其表现对象，即把笔下的人物作为自己同时代人放在共同生存的空间和时间环境中，以自己的感受来体验和把握他们的脉搏及其感情走向，从而表现平民的生活困境和人生道路上的艰难跋涉。电影改编，从方方小说的较高视角下移和转换，在银幕上演出一幕幕平实的悲剧，没有大起大落、惊天动地，作品中充满平庸、琐碎、无奈的现实、生活的痛苦（《埋伏》里叶民主的坚守）；互相眷恋、生死相依却各奔东西的恋人（如《桃花灿烂》中的陆粞和星子）。对平民的观照更多是一种欣赏与挣脱的复杂意识，赋予了人生一种真实的定义。创作者置身平民生活中，不夸大，不隐瞒，不居高临下地俯视，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写世俗平民生活图景和生存状态，相对原著来说，是叙事视角的下移。叙事视角的转移必然造成叙述重心的偏移和倾斜，导致文本叙述内容的变化，必然伴随对现实关系及其变化在新的深度上的开掘，从而获得对生活的真情实感，进而去构筑艺术叙述的总体框架。
《蓝色爱情》与原著讲述的杨高父亲的死与凶手马白驹的故事就有很大不同。原著中杨高做了警察并时刻不忘寻找马白驹，为惨死的父亲报仇，然而真相却是身为警察的杨父强暴了马白驹的未婚妻。马便向黑社会出卖揭露了正做卧底的杨高父亲，直接导致了杨父的惨死。这个故事中所有的当事人都沉入了命运的深渊，做着徒劳的挣扎。从法律和道德角度看，好人和罪犯，谁该赞美、谁该批判，一目了然，社会生活就建立在这些稳定的价值标准之上。但从终极视角来看事情则不一样。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对存在的。终极视角超越了世俗观念，从而使人获得对诸多社会现象更合理更深刻的认识。
霍建起的《蓝色爱情》改变了这个冥冥之中主人公无法挣脱命运残酷摆弄的故事，变成了女主人公刘云的父亲被凶杀而不断侦查终于结案的故事。邰林为刘云寻恩人马白驹，不料在查找此人时，发现这个叫马白驹的人又和一起20多年前的杀人案有联系，经过认真的调查，邰林找到了马白驹，马白驹向公安局讲述了20年前一起杀人案的经过，但他却不是杀人凶手。而且刘云不是死者的女儿，其实是他的女儿。最后给剧中人安排了一个相对和缓的结尾，虽然依然深沉凝重，但温情感受加浓，从而隐藏了对人性的批判锋芒，不至于叫观众在沉重的主题思考中失去耐心。
为了使作品的格调不过于沉重和悲伤，这几位导演们对人物都报以默默的赞美或温馨的认同，洋溢着追求自我与圆满的努力，结局虽有苦涩，但不至于像小说那样伤悲和沉重，在宿命的良性循环中使人感受到创作者对人性美好与圆满所怀抱的希望。
电影的哲理表达不同于小说理性的思辨的表达，它是导演以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感情化的、整体化的、形象化的方式，去感知时代、社会、人生，形象成为哲理的载体，哲理融于视像之中。这些借助视觉形象显示出来的哲理议论，不仅不会损害作品艺术的完整性，反而会使哲理获得一种感性的观照，引起思考，而这种思考的辐射力又宽泛地向人物的生活经历、性格命运，向生活的四面八方伸展开去，从而获得一种有关人物整个的、有生活整体的感慨与认识。
电影里刘云表演了一次以生命相搏的行为艺术，她站在高高的大桥上，纵身下跳，瞬间变成了时下流行的游戏——蹦极，在空中飘荡。这种行为由人们开始理解的跳水自杀而换来了一场惊叹，可以说达到了艺术的极致，不过她只是要人们不要轻易相信这个自杀场面，人生的生活层面隐藏着不可测的方面。将“生”与“艺术”进行对比，从而强调了其中人为的虚假性与游戏性，使“艺术”二字具有了强烈的反讽性和否定性。电影将深刻的语义隐含的机智和理性孕育在形象中，获得一种生活哲理的感悟。
可见，方方小说的视角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是立足于哲学的，有一种对社会的批判力量，因而有了更强的深度和力度。改编的电影的视角则是形而下的、直观的，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展现了一种人生的基本态度，而给予人们以人生的启迪。由于切入的角度不同，创造出的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效果。前者不拘于一隅，透视民族性格心理和人性特征，深刻而广博，有大气魄和深厚的现实感。后者通过视角的变换，大大缩短了银幕形象与生活现实间的距离，也缩短了观众与人物的生活距离。虽在视角上各有侧重，但都客观、超脱，在塑造人物时透露出迥异于传统的自然本色，极易被人感知。如果说平视有其局限性，往往只看到事物的表象和行为的过程与结果的话，那么，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创作者只是站在与表现对象同样的认识水平上来把握生活。
二
当男性导演将方方的小说改编后，电影与小说选择表现的侧重点固然不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叙事作品在特征上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视角可以理解为一种叙述方式，这自然牵扯到一个谁是叙述者的问题，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所传达的精神自然会有差异。视角的选择其实还有很强的性别倾向，具有一定意识形态性。无论作品的内容是客观写实还是直达内心，无论风格是朴实自然还是幽默跳脱，都会或隐或显地传达出作者有意或无意的性别观念，使得它们的性别意识、性别态度呈现出种种不同。如果从性别的视角切入作品，将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判小说与电影的创作以及人物塑造提供一个有力的支点，同时强调了创作主体艺术构思的决定作用。
小说作者方方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确实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上来处理人物关系的，关注女性深层心理，她揭示了一个个关于女性生存方式与女性的本质被异化的命题，也必然触摸到漫长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化统治在女性心灵深处刻下的烙印。方方说：“女性文学始终充满着对男权意识的反叛……我的小说中的反叛意识主要体现在一种独立的思想层面。”【4】在她的小说中，展示了对男性文化视域的抗衡。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者对笔下的男性常常表示出失望，并导致了笔下女性对爱情的绝望。方方打碎了爱情婚姻玫瑰色梦想的表象，发掘出女性生存困境的悲剧主题，把批判的眼光由外向内作自我审视的调整。她笔下许多女性经济上获得了独立，物质上也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走进了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可是她们却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面临着对爱情的失望，绝望到走入婚姻苍白与无奈的境地。《桃花灿烂》里星子一直盼望陆粞果敢、主动地表白，但陆粞的犹疑、矛盾和退缩让她深深失望；陆粞因为不能抗拒肉欲和水香发生了关系，直接导致了星子对感情的放弃，星子对于理想爱情的完美期待因陆粞的特定性格弱点及其个人选择而成为雾中花、水中月，揭示出女性爱情理想最终破灭的不幸结局。她们的悲剧一部分来自外界压力（不公的社会、强大的男权世界），“更多的带有个人自我选择的意味，决定于人物的既定性格”。作者是从女主人公个人的角度去把握命运的契机，去探讨悲剧的成因。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转向从个人角度探索女性悲剧，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女性文学寻找自我价值命题的必然深化。
第二，方方以女性特有的视角与品味，书写“城市女性的性别经验”，倾向于肯定女性意识和欲望的存在。她的爱情书写，表明了自己的女性立场。她的审美角度和书写姿态昭示着女性写作的人文景观，即对女性的自由抒写。契合了女性身上那强烈敏感而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急切地宣泄情感、寻求认同的需要。
身为女性创作者的方方，既表现女性起起伏伏的生活与命运，又以极大的热情来表现女性的爱情与性爱体验。《桃花灿烂》充分表现在星子对陆粞的“肉体出轨”问题的心理纠缠和经历了与亦文的情感试探、性爱体验后的心理释然上。星子对于性的认识始于水香在一片灿烂桃花中为了挑衅情敌，大肆炫耀与陆粞的关系而讲述的性体验。星子无法忍受陆粞的行为，灿烂的桃花就像一片阴云一次次阻挡她在感情上重新接受已然悔悟的陆粞。但是年轻的她也感受到了性爱在体内的冲动，后来与亦文在一起后，她顺从了这种性的本能。在彻底的性爱后她领悟到，“觉得自己把一个并不紧要的东西严密看守了许多年，待有一天拿出来时，才发现也不值什么”。【5】（98）性爱在这里似乎成为一把钥匙，也正是通过两性试探的生命体验，当星子转变为妇人时，冲垮了她的心理藩篱，才得以打开心门，最终完成了女性对于性的真正的成熟的理性的认识。性爱的体验和觉醒，才使她抹去心头积久的阴影，最后在得知陆粞患癌以后，毅然来到他身边。
从作者对星子的隐秘心理那丝丝入扣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寻找理想爱情，而开始走向对自我人格的关注。女性在爱情方面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尊严，拥有一种建立在男女人格平等上的爱情，从寻找女性理想的爱情走向对女性自我人格的关注，在不经意间写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这正是方方的高明。
改编方方小说的傅华阳、霍建起、黄建新均是男性导演。他们将女性问题一起裹挟在社会流俗的批判中，作品中并没有表现出对女性的特别眷顾。与女性视角的写作更重视女性自我的感受相比，男性视角更喜欢围绕在对社会性话题的书写中，电影作品里投入了相当的镜头从社会历史背景上去探讨社会、人生以及男女关系，创作者无意中将各种生活况味的体会权和人物命运的思考权赋予了男性角色，这体现出作者下意识的对男性思考能力的推崇。霍建起的电影《蓝色爱情》以男性的主人公充当故事的叙述者，所有的情节单元都呈现在他的“视野”中，情节的展开也以他的行动为轴心，男性主人公不在场的事件不予叙述。每一个较大的情节单元所包含的诸场景都是在男性的视域范围内呈现，与强大的男性文化语境相契合。
在霍建起、傅华阳等导演那儿，淡化了爱情虚无、绝望的感受，回避了男性卑怯、羸弱的一面。在《蓝色爱情》中，警察小邰英雄救美，雨夜救了一位他以为要跳江自杀的女人刘云，并在与刘云的交往中爱上了她，并积极地为她寻恩人，实际上是帮助刘云找到了她的亲生父亲。《桃花灿烂》追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铭刻在一代人记忆深处的似水年华，生活在傅华阳的镜头中虽然不都是仁慈的但并未完全绝望。在他的作品里，沿着爱情这条线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星子曾相信爱情，并苦苦追寻，纯美的爱情夹杂着伤逝的人间烟火，而男人内心深处也隐藏着一种无以言表的深刻疼痛。电影有一种诗意的忧伤，一种挥之不去的生命的伤痛之感。
当然导演们也刻画女性，把她们置于一个个常态或非常态场景下，寻视她们的爱情生活道路，精心勾勒她们的命运曲线，并努力从中展示女性独特的内心图景。但不难发现导演在总体上塑造女性的策略是：按照男性价值标准塑造女性形象，将女性当作看的对象，女性形象往往被放在客体和被看的位置，而不是像方方那样将女性放于主体和看的位置，如星子、刘云等置放在男性如陆粞、警察小邰的目光包围圈里接受观察、审视。一片灿烂桃花中清纯的星子，如云如霞，美不胜收；湛蓝的海水，映衬着黑衣女孩刘云，神秘、忧郁，还有一种梦幻感。这些女性激发了男性肾上腺素的即兴分泌，男人们爱慕她们、亲近她们、保护她们。然而这些女性形象美则美矣，却缺乏生动、丰富的性格层次。《蓝色爱情》的刘云成为方方传达生活体验和表达“行为艺术”的载体，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和解读玄妙命运的符码。人物显得不伦不类，她究竟是肤浅还是深刻得简单，并不重要，刘云只是男主人公邰林观看和欣赏的客体，影片的性别意识仍属于男权社会的特有产物。在《桃花灿烂》里，女性在形象、气质上完全贴合男权文化规范对女性的男性中心主义想象，成为被审视的对象，而不是能动地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主动者和体验者；在黄建新的电影《埋伏》中，女性连被看的资格都没有，甚至彻底沦为男性主人公性爱表现的对象。
在这些电影中，当创作者将视线从女性身上转移到所谓关涉正义、责任等重大命题时，尖锐地指向了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存现实的不合理。于是完整独立的女性形象隐身而去，男性形象肩扛道义走上前来。《埋伏》里便是让女人走开，而集中表现男主人公叶民主的长时间坚守，令罪犯无法达成其罪恶目的的过程，实际上是体现了叶民主由普通男人成为英雄的过程。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男性导演的电影，可以发现尽管没有浓厚的男权意识，但由于受限于性别、年龄、学养、观念结构等因素，其作品呈现的文化内涵一直都未能冲出男权藩篱。创作者作为社会文化监控下的一分子，他们的性别观念或多或少都会有社会性别文化的烙印，只不过有着鲜明性别意识的作家会对这种烙印的合理性进行着积极的审视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没有十分纯粹的“超越”性别的创作。
三、结语
视角是一架重要的桥梁，通过视角的选择和观照，为人们把握世界提供必不可少的视野，还把自身的特性对象化于内容的思想之中，从而使得视角与思想之间形成了某种对应关系。小说与影视两种艺术形式的选材、寓意和切入的角度各有不同，对人性的言说方式和深度有差异，呈现着各自具有鲜明个性的审美追求，如果说方方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文本的构建意在表达作者对人物真情在现实环境中的遭际命运的思考的话，那么方方小说的构建则更为抽象与超拔，它以先验的态度和哲学的思考对人性与人的命运作了宏观的把握与理性的总结，具有相当深沉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一种普遍的、超越原始叙事人的意义。可见与原创小说相比，有时影视改编作品在体现导演自己的情感上总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终归是他人之物，即便或改或编，编导自身的许多感情都很难与其完全水乳交融。
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着力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开掘人性的深度，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的、多样的人世风情，都具有相互无法替代的艺术魅力，值得人们去体味与思索。
参考文献：
【1】张德林.审美视角与艺术深度——小说艺术谈[J].小说评论，1986，（6）：59.
【2】戴锦华.涉渡之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3）：14.
【4】叶立文，方方.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方方访谈[J].小说评论，2002，（1）：40.
【5】方方.方方读本[M].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原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