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文化与辛亥革命前期鲁迅的“从文”道路
关于辛亥革命前期鲁迅的“从文”道路，相关史料研究和阐释已经十分详尽，但对其与当时政治文化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究还较鲜见。如果不把鲁迅的“从文”道路仅仅看作是一个个体的职业选择，而是看作社会变动过程中“新文学家”产生方式的一个典型个案，将鲁迅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看成是不断赋予“文学家”新的意义的过程，可以发现，鲁迅走向文学的“心理历程”典型地呈现了当时社会变动过程中政治心理集结、分化的过程，它联结着辛亥革命前期社会变动和“新文学”最初的建构方式。由此通过对政治文化和鲁迅“从文”道路之间密切关系的分析，就能够展现“新文学”产生时与政治、社会、文化变动的复杂关系，揭示出社会变动过程中“新文学”的“位置”，回答其怎样被赋予特定的功能和价值的问题。
一、边缘政治人与走异路
谈及鲁迅的“从文”道路，“幻灯片事件”会被首先强调。“弃医从文”体现着医学和精神之间的选择，鲁迅“改变人的精神”的诉求由此得到强调。在这样的叙述中，许寿裳关于鲁迅关注“人性”的回忆也往往被引用，并与“弃医从文”的选择，以及鲁迅回国后“批判国民性”的创作主题相联系，由此描画出一条鲁迅由“人”及“文”的生命轨迹。这种理解强化了鲁迅成长为一个卓越的“启蒙文学家”的必然。但问题是：过于“自足”和“平滑”的解释，往往是阻隔其他“真相”的“屏障”。我们似乎应该注意到鲁迅道路的“不确定性”。在民元前的中国，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新文学之路”可供鲁迅选择。鲁迅“弃医”回到东京后，其着手的事情并非完全是今日所言之“文学”。他参加光复会、编辑《新生》、参加集会、师从章太炎听《说文》等等，活动范围并不止文学一域。而他所写的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内容遍及哲学、历史、教育、文学等诸多领域。这只是一例，但足以说明：鲁迅在人生的每一个历史时刻的选择，并不见得如后人所见的那条历史轨迹那样“稳定”。与其说鲁迅一开始就有着明晰的择业目标，不如说鲁迅是在身份认同的找寻中，逐渐“确定”出一个“文学身份”。在这一过程中，鲁迅的选择不是没有彷徨和游移，而“文学家”身份的确定也充满着矛盾和张力。对于鲁迅“光滑”的人生线索的建构反射着当下文化心理，1980年代以来重构“启蒙”“人的文学”概念的历史需要，左右着鲁迅传记的生成方式。而重现鲁迅“从文道路”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是将鲁迅置于“历史的偶然”，而是希望通过还原鲁迅“从文”选择的“不稳定性”，展现辛亥革命前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文学场”分化过程中的历史张力。
不以“新文学”现有的概念理解鲁迅对“文”的选择，我们就可以发现鲁迅对“文”的态度和理解几经变动，而历次变动都与社会政治结构变动过程中政治心理的分化相关。第一次重要变动当属少年鲁迅对传统意义上“文人”身份的背弃。鲁迅曾指出一般的读书人走的道路，首要的一条便是读书做官的道路，也即“读书取仕”，是“正途”。此“正途”一方面是青年晋级社会阶层的正道，也是青年获得“文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家”）身份的方式。周作人也曾说：“这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和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7]但当少年鲁迅面对人生的岔路口时，他放弃了这条“正途”。鲁迅放弃“读书取仕”，并非因为他不善于做“八股文”。相反，鲁迅首次参加县试，就在“三图”之内，“着实考的不坏”。当时是非常有希望晋级“秀才”，但鲁迅却放弃了继续晋级的考试。现实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原因。当时的科举考试历程漫长，仅进取“秀才”就要历经初试复试等四次“县试”、一次“府试”、一次“院试”，历时两年之久。并且名额有限，竞争激烈。这样漫长而艰难的“取士”道路是鲁迅不堪承受的。周作人说：“可是他不能坐等考试，父亲于光绪丙申（一九八六）年去世，家境穷困，没法坐守下去。”[8]
具体而微的现实困难只是社会共性在鲁迅个体身上的折射。晚清时期，青年参与社会阶层变动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举制度的影响作用式微，通过旧式教育通往“权力阶级”之路变得“艰难”。这和当时集权的腐败有很大关系，当集权严重时，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减弱。严复在与家人的书信中曾谈及科举的黑暗，指出要想做官，一要靠山，二要金钱，三要同党。[9]孙中山也把对科考之路巨额花销的详细叙述，作为清政府贪污腐败的重要证据，他说：“就是这些通过勤修苦练，虽然似乎无用却是诚实钻研的科考，狭窄而比较还算干净的做官的道路的这部分人尚且如此，那么，那些通过其他不正当的门路而求得官职的人，所要花的费用多得就更不用说了。”[10]
鲁迅明白此条“正途”并非是像他这样“读书没落人家子弟”所能企及的，并且深谙固守科举之路可能带来的后果。县考淘汰下来的人，如果不谋求别的出路，便会“落到孔乙己的地位”[11]。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对个体前途得失的现实考量之外，少年鲁迅的选择还与一种特异的心理倾向密切相关。周作人就曾讲述少年鲁迅在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中特定的心理感受。种种事件使他“感到压迫”，“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12]我们也许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情感理解为个人恩怨，因为这种情感在晚清时期，是少年群体普遍弥漫的情感。“感到压迫”，“反抗的感情”，是源于对等级差别的敏感所产生的愤懑、报复的心理。这种“青年的怨愤”正是反抗性的政治人格，对应的是否定性的政治心理。[13]
在这种心理倾向驱动下，鲁迅背弃了“传统的”“从文”之路，从而“走异地，逃异路”。所谓“异路”，其实就是“歪路”，也就是不属于既有社会政治结构为青年所准备的阶层晋级范畴的“路”。选择“歪路”的动因来自一个特定阶层子弟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感受——“没落读书人家子弟”“走投无路”的感受。“走投无路”既是有着现实生存层面的意义，亦有着心理层面“不见容”和“无所归依”的含义。而“异地”和“异路”意味着新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的找寻，更意味着新的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和心理认同的找寻。他说：“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14]
联系鲁迅离家时期的社会大背景，其离家的历史意味就更值得注意。鲁迅离家的1898年，正是戊戌变法之年，新旧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殊为激烈。鲁迅的“歪路”即为去“新学堂”“留学”，接受“新知识”。“新知识”与新的政治倾向相联系。自1898年戊戌变法，到1901年清政府实施“新政”，“兴学堂”“赴外国游学”正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而鲁迅从离开家乡、入学堂，到赴日留学，正在1898年到1902年期间。入“新学堂”，“官费留洋”的学生以鲁迅这样“没落子弟”居多，可以说，这正是政治倾向性趋于激进的群落。他们将人生的命运投掷于政治“动荡”的一面。他们把对前途的期待与对新秩序的期待联系在一起。而正是他们对于自我人生道路的找寻，迈出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以至文学变动的步伐。
二、日本的政治文化圈与鲁迅新文化的选择
“日本是同中国两样的”，在日本东京，鲁迅结识了“别一类人们”。新的人际关系的拓展，使鲁迅真正参与到“新秩序”和“新文化”的建设中，鲁迅的“从文”之路自此开始。这一过程中，首先是相同倾向的政治文化心理起到了凝聚“别一类人们”的作用。
鲁迅曾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5]鲁迅的描述刻画了新文化场集结的最初形态。在1898年到1902年期间，选择留学日本的学生，大多有着不见容于国内社会从而“逃异地”的背景。如1902年留日的人群中就有邹容、黄兴、廖仲恺、陶成章、胡汉民等等。而日本东京本来就在地域上具有“政治避难所”的意味，“不论维新党也好，革命党也好，一旦失败则逃亡日本，这似成为当时的公式”[16]。同在1902年，章太炎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同谋革命，并发起“中夏王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日本留学生与这些“亡命客”有着密切的交往，并且将自己的“留学”身份与“救亡”“革新”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日本留学生对同乡学子发出的留学号召，带有浓厚的政治气息。在日本湖南同乡会《游学译编》第6期上有“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的口号。《江苏》第6期发表《共爱会同仁劝留学启》，也把“留学”与“政治改革者”的身份并举。
“会馆”“书店”“集会”“演讲”等“同仁”之间的交往等表面上看是个体的行为，但却形成了一个“别样的空间”。他不仅强化了鲁迅“走异路”的身份认同，而且把这种心理期待转化为实在的生活本身。“会馆”“学院”“集会”“演讲”中师友之间的交往起到了聚结社会力量、成就“同仁”的作用。1903年10月，在许寿裳等人的邀请下，作为浙江人的鲁迅，参加了“浙学会”。这本是一个同乡会，但在地缘乡情之外，反满的政治文化心理的联结作用更为明显。该组织聚集在《浙江潮》编辑的寓所里开会，陶成章等人时常参加，因而该聚会后来被当作“光复会”的前身。“听演讲”的作用也是如此。鲁迅受到章太炎号召的影响，在“中夏王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后不久，就剪掉发辫。剪发辫这一举动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鲁迅将剪发照赠送友人并在背面赋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等。知识和情感的交流和认同，让鲁迅感到了现实归属感，强化了鲁迅作为社会改革者的身份认同。
“跑书店”也体现着“新知识”在塑造留日学生身份方面的作用。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里……”[17]鲁迅也说：“留学的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18]“跑书店”经常使经济并不宽裕的鲁迅“穷落”，但鲁迅仍乐此不疲。其原因正在于日本书店经营的书籍，能够满足鲁迅精神和情感的需要。这些在国内接触不到的“新书籍”完善着以政治变革心理为核心的心理结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相应的知识储备，在精神层面上“塑造”着社会改革者的身份认同。鲁迅曾说：“清的末年”，“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19]。而有关这些明末遗民著作的搜集、传播和阅读也影响着鲁迅的历史观，使他对明末遗民格外尊重。他在仙台回东京途中，专门在水户下车，为的是去瞻仰朱舜水墓。而知识结构的建立，不仅完善个体的“信仰”，也为“新文化”形成自足体系奠定基础。
如果说，在东京留学之前，鲁迅还只是在愤懑中找寻一种新的生活可能，那么，东京留学后，这种生活可能性则由他在与留日学生知识、情感、行为的联系和交往中变为现实。当弘文学院开展祭孔的活动时，鲁迅对这种保守的文化倾向感到反感：“正因为绝望于孔子及其他的之徒，所以才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奇怪。”[20]这次鲁迅并不孤独，“发生这样感觉的，绝不止我一个人”[21]。于是1903年，弘文学院学生大举离校、罢课，名义上是抗议食宿，实际上是抗议弘文书院的教育方式。而鲁迅的名字就在罢课学生的名单中。将对食宿条件的争取和对弘文书院的教育理念的反抗联系起来，正是这群社会变革者另一种生存方式的缩影——以“反抗”为“事业”。
可以说，“会馆”“书店”“集会”“讲演”等，联结着具有共同的政治追求的留日学生，塑造着他们的“身份”，成就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志业方向。它们起到了社会学意义上“场域”的作用。并且，该“场域”的一个显在特征就是以“新政治”的价值标准筛选、传播、生产“知识”，可以说是最初的“新文化场”，中国“新文化”的萌芽也就此产生。因此该种“新文化”产生之初，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最鲜明的特征。首先是文理不分，专业边缘模糊。留日的留学生并不纠结于专业化的问题，无论人文还是理工，哲学还是具体技术，各种新“知识”“文化”都得以引进、宣传和倡导。但目的是统一的，那就是为社会变革张目。正如严复所说：“是以今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谓有能淘洗改革，求合于当前之世变”。[22]“启民智”“新民德”都是为了适应“当前之世变”的需要，文章论题讨论的视角多围绕中国的政体改革来阐发。各省同学会所创办的杂志代表着当时文化生产的状况。从其栏目设置来看，专业杂糅的情况十分突出。比如《浙江潮》的主要栏目有：《社说》《论说》《学术》《教育》《哲理》《历史》《科学》《记事》《图画》等。而办刊的宗旨是传播革命文化，刊名即象征汹涌的革命潮。“发刊词”更是明确地表明这一立场：“仁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23]所以，在《浙江潮》上刊发的文章，无论是学术讨论，还是时事评论，无论是普及科学知识，还是讨论人文问题，文章无一不围绕政治变革的需要展开。
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于《浙江潮》上发表的论文和译作，也是“新文化”生产的一部分。无论是立意，还是文风，都典型地体现着当时政治文化心理的影响。鲁迅在此时也撰写了诸多论文，有的阐发科学知识，有的讲述历史故事，也并不作文理的分别，但每篇文章的立意都与政治变动相关。《说鈤》是一篇科普论文。化学知识并非鲁迅所擅长，“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说鈤》的产生与其说是鲁迅的自觉的“创作”，不如说是“文化场”的“生产”。鲁迅回忆说：“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24]而普及化学知识只是“道路”，目的则在“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薄，未可知也！”[25]。再如《中国地质略论》与其说是矿业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治时评。所针对的是1903年10月1日《朝日新闻》上所刊载的“俄复索我金州复州海龙盖平诸矿地”一事。论文政论之多，以致作者自己都认为“空谈几溢于本论”。论文的旨归在于唤起中国“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26]等等。
三、政治文化心理的分化与弃医从文
可以说，在仙台学医前，鲁迅就已经踏上追求“新文化”的“从文”之路。至于文学史经常叙述的戏剧性片段——“幻灯片事件”后的“弃医从文”则是其延续，是政治心理分化后鲁迅对于自身社会位置的进一步找寻。
鲁迅“弃医”回到东京后，其着手的事情并非完全是今日所言之“文学”。首先，他活动范围并不止文学一域；其次，他重点着手编辑的《新生》
杂志，也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纯文学”杂志。这从鲁迅准备发表于《新生》的文章可见一斑。如周作人所描述的，鲁迅“想在《新生》上说的话，都在《河南》上说了”[27]。鲁迅于《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除《摩罗诗力说》是论文学问题，其他诸篇的内容遍及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所以，“幻灯片事件”后，鲁迅所从事的“文”并不专属“文学”，而是遍及一般意义上人文科学各个领域。这表明，鲁迅以“文学”为业的道路并不像后人所见的那样清晰。在当时，并没有现成的“新文学场”可供鲁迅参与，“文学”的价值也有待“说明”（而不是像民国后那样有着公认的“改变精神首推文艺”的价值标准）。与其说“文学”成为鲁迅的事业选择，不如说是鲁迅为“文学”确立了事业的价值。而要弄清这一过程，我们仍要对“仙台学医”前后鲁迅政治心理的变化进行分析。
首先值得注意的区别在于，仙台学医后鲁迅的“文化生产”系列中并不包含自然科学领域专业化的论文。如上所述，在“新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文化心理促使下的对于西学的学习和倡导，呈现文理不分的现象。医学也好，文学也好，都并置于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大旗之下。鲁迅选择“学医”，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他说：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28]
可见其目的有二：一是具体的实业——“治病救人”；其二却是精神层面，“维新的信仰”。童年的创伤记忆（“父亲的病”）固然是内因，而青年鲁迅的“心理”也不可忽视。《呐喊·自序》中记载了青年鲁迅对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的关注，它表明鲁迅认识到“学医”是“新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可以参与秩序变革。通过“医学”来促进与政治变动相关的“信仰”的建立，这并非鲁迅一个人的想法。清末时人关注“西学”，并不限于“师夷长技”的愿望。如上所述，在否定性的政治文化心理下，引进和传播科学知识，并不是着眼于提高民众的科学技能，而是要启发“民智”，增进“信仰”。
但问题是通过对现有政权的“否定性情感”取得最初的统一性后，分歧就会产生，表现为文化场结构的调整和分化。这种分化和调整首先在具体的文化倾向上表现出来。韦伯曾论述当下专业分工体系中“学术人”和“政治人”的区别[29]，在晚清，分野并不是一蹴而就。在政治变革的需要所引发的文化革新大潮中，以政治改革为业的人无一不带有“知识阶级”的特点，鲜有纯粹的政客。最初的分野却是在“政治化的学术”还是“为学术而学术”之间，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宣传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之间，分野的外在表现是知识内部的辨析，内因则要归结为政治心理的分化。
在政治心理分化的推动下，“新文化”“文理不分”的统一性被打破，就事论事的“治学”和致力政治变动的“治事”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被彰显出来。严复就曾著文《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指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而严复将其分为“农工商”的“治学”和“从政”的“治事”，也就是实业派和政治派。严复强调“农工商”“治事”的重要性，他说：“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30]这种分野随着政治变革进程的推进而明显。鲁迅也察觉到这一点。他在《科学史教篇》也指出“社会之事繁，分业之要起，人自不得不有所专，相互为援，于以两进”[31]。鲁迅认识到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有着科学和人文的分工。而与在《说鈤》等文章中强调科学推动意识形态变革不同的是，《科学史教篇》中指出“人间教育诸科，每不即于中道，甲张则乙驰，乙胜则甲衰”[32]，由此彰显知识和道德，科学和美艺之间的矛盾。对专业之间矛盾冲突的强调说明在鲁迅心中，科学和人文已经具有了价值差别。
其实分歧在新文化传播伊始就已见端倪。就文化影响力来说，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作用十分显著。严复所传播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点，成为社会改革者最为基本的理论基石。并且他为包括鲁迅在内的社会青年找寻新的时空提供了世界观的支撑。对于《天演论》的“进化”观点，人们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进化理论”之于政治变革价值的评价，却在《天演论》翻译之初就存在分歧。对于严复将生物学领域运用到社会学领域，特别是用以指导人生观，章太炎就表示反对。他指出“进化之实不可非，进化之用不可取”[33]，认为纯粹生物界之“进化”乃“善恶苦乐并进”，它并不能增益人生的道德和幸福。由此章太炎强调积极的道德干预，诸如运用佛教信仰的力量等。章太炎的反驳并不是要借佛教阐发唯道德论，泯灭进取之心。这从它对蓝公武的驳斥就可见一斑，他说“一切世间善恶，悉由我见而起”，由此肯定“智识之进化”的重要性。[34]章太炎反驳严复不过是强调政治变革过程中“信仰”的重要性，代表着意识形态领域更为激进的变革态度。这与严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保守性形成反差。而鲁迅对此也有所表态，他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就曾肯定章太炎以“信仰”补充进化论的观点。此类争论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这些争论表面上看只是知识辨析，但根本的分歧是在于对政治革命的态度上。严复倾向于“问题的改良”，而章太炎等倾向于意识形态入手的政体颠覆。在政治心理分化的推动下，“新文化”“文理不分”的统一性被打破，就事论事的“治学”和致力政治变动的“治事”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被彰显出来。
涉及学术问题，也便有了“政治化的学术”和“为学术而学术”的分别。严复曾指出人文与科学实业的不同。他说：“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方达……”“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35]“词章放达”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修辞特色，它还涉及一种心理态度。上文已述，“激昂慷慨”的文风源自政治激情弥漫的风气。鲁迅谈及邹容《革命军》的“浅近直截”[36]，喜欢章太炎论战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皆反映出鲁迅的政治激情和政治态度。在“政治化的学术”和“为学术而学术”之间，鲁迅的种种言论表明他偏向于前者。强烈的政治情绪推动鲁迅不止步于“实业”范畴，而是进一步向“政治革命”中心迈进，而在这一中心，鲁迅参与构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体系，今天意义上的“新文化”才由此诞生。
仙台和东京之间“一去一回”的空间变动是鲁迅心理历程的外在表现，它标志着鲁迅对社会身份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呈现了世纪之交文化变革过程中，专业场域的进一步明晰和分化。在有关“离开东京”的回忆中，另一种叙述，使得“治病”等“志业”叙述显得不是那么可靠。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37]
鲁迅对“辫子”特殊的敏感来自政治化的思维。他曾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留辫子”不仅关系到生活的便利，而且是某种政治追求和政治身份的标志。鲁迅将“离开东京”的理由归结为“辫子问题”也正表明，他的离去与东京某种政治动向的变动有关。1904年间，政治倾向性的意愿发展成为具体的行动。于是，“同仁”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同学们陆续各自转入专门学校。邹容被遣回国，陶成章、章太炎回国。而孙中山也少在东京停驻。“同仁”流散，使得“在东京”作为“身份标识”的意义减弱。
于是便有了“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38]。
仙台学医，有着现实层面“从业”的考虑，但步入更为“切实”的“革命”行动，将一种既定的心理愿景转化为现实身份，也是奔赴仙台的重要心理动因。所以，对于鲁迅来说，“学医”绝不是“师夷长技”，而是参与新秩序的一种位置和方式。本来，在“新文化”的大旗下，“医学”“军事”“兵器”都是革命行动的一部分。但随着政治变动的深入，政治文化生产场的结构也随之分化，“治学”和“治事”之间分工开始明晰。这在民国建立之后，分野更为明显。一方面是职能型“公务员”，另一方面是引领政权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领袖”和“文化领袖”。“是否学医”的问题根本在于是否止步于“农工商”的“治学”范畴，做一个“实业人”。于是，“回东京”意味着鲁迅进一步明确了在这场政治变动中的身份选择。
在鲁迅离开东京一年后，革命活动发生新的变动，“东京”再次“热闹”起来。孙中山1905年到东京，发表《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成立中国同盟会。同年《民报》创刊。《民报》不同于之前各省同学会所办的杂志，之前《浙江潮》等杂志所联结参与者的还在于单纯的“否定性情感”，而《民报》则体现着明确的政治党派性。《民报》“本社简章”中明确指出办刊宗旨在于“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立共和政体”。[39]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更是起到集结政治先驱的作用：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40]
章太炎也来到东京，并感受到东京革命氛围发生的变化：“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才晓得人心进化是实有的。以前排满复汉的心肠，也是人人都有，不过潜在肠中，到今日才得发现。”[41]此时东京作为政治革命的中心，对于鲁迅来说，“去东京”对应着一种身份认同的选择。到东京“从文”也许是现实的某种打算，但对政治变动的参与热情和跻身政治中心的向往，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心理前提。因此鲁迅等不到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就肄业返还东京。并且在东京，鲁迅作为“政治人”的形象更为突出起来。
鲁迅的“交际”更为明确，更加趋近于“政治团体”的中心人物，如章太炎、秋瑾、徐锡麟等等。并且交往密切到发展为“同党”。许广平曾记录鲁迅的回忆，“认识了许多同盟会的人，而与徐锡麟等同组光复会的陶焕卿（成章），也因徐刺恩铭案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到先生的寓所或民报社谈天”[42]。由此，鲁迅成为政治组织“光复会”的会员也便不足为奇。
此时鲁迅的政治热情也更为高涨。《范爱农》记载了鲁迅在东京客店里的政治生活：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43]
在政治激情的作用下，鲁迅一反冷静审慎的常态，坚决主张打电报痛斥清政府无道。对持不同意见的范爱农，鲁迅表现出了政治人对于政敌的一贯态度——“愤怒”，并欲“除去”。
正是以此种身份，鲁迅延伸着他的“从文”之路，而“文”的重点却发生了变化，政治意识形态革新的旨归更为明确。鲁迅曾说在仙台学医前的文章“受着严又陵的影响”，而学医后的文章“又受了章太炎现实的影响”。从严又陵到章太炎，其实不仅是指文风的变化，也是文章文化指向的变化。如果说学医前鲁迅的文章还似止步于“实业”的“维新”，而学医后文章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面目日益清晰。《科学史教篇》一改通过宣传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做法，对科学和人文学科分工关系进行总体论述，在肯定科学之于社会变革贡献的同时，提醒人文的重要性，“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对人文的强调，正顺应着当时革命前夕倚重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翻开《民报》的目录，我们也可发现。《浙江潮》中盛行的科普性的论文减少了，而政论、时评、小说成为《民报》的主体。
四、区别于行动的政治——以文学为业
然而鲁迅终究没有成为一个“政治人”，在鲁迅的行动和创作中，虽然表现出“政治革命先觉者”的特性，但他的种种表现仍然使他与政治家们区别开来，从而以“文学”为“业”。而探究鲁迅在“文艺”和“政治”的歧途之间的选择，以及“文学”如何成为一种“事业”的过程，政治文化心理是必要的途径。
谈及鲁迅在辛亥革命前期的文学观，许寿裳的回忆经常被引用，用以标识鲁迅对于文学审美独立性的认识：
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发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44]
表现上看，鲁迅继承的是中国传统文论中“诗赋欲丽”[45]的观点，但其对应文学修辞政治功能的强调却与传统文论二致。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提到诗的“无用之用”，提出诗歌具有其他专业所不具有的影响人心的作用，而影响人心的最终目的是在于推动政治变革。这与1902年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的观点形成呼应。梁文也强调了小说“熏”“染”的功能，及其运用到政治宣传上的必要性。而鲁迅对于“摩罗诗人”的呼唤，和梁启超对“诗界之哥伦布”的期盼，在这一层面上，似也并无二致。从“宣传效力”和“方式”上去理解鲁迅的文学观并非没有实证。鲁迅在弘文书院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曾这样论述“科学小说”的作用：“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46]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鲁迅在仙台学医后所翻译的文学面貌与之前《月界旅行》等不同。这种不同显然在于“思想内容”方面。仅仅将辞章方面的“放达”或是“感人”，作为“文学”和“文章”区分的标准，很难让人信服。至少，晚清时期的许多政论文章，大多“热情洋溢”“辞章放达”。这就很难归类。“文学”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论文”中分离需要有“质”的分别。这种分别不仅是文字辞章上的差异，而且是本体价值观的分歧。由此，我们仍要探究鲁迅“从文”背后的心理动向。谈到鲁迅在“政治家”和“文学家”之间的选择，鲁迅的这段言论值得分析：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47]
跟从革命者，一方面是信仰的同一性，另一方面是政治组织上的统一性。在革命行动开始之前，信仰的同一性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当激情澎湃的革命筹谋转化为现实层面的行动时，后者的力量则更为重要。此时“信仰的英雄，尤其是信仰本身，都会消逝，或者沦为（这更彻底）政治上的庸俗人物和政治技术家习用咒语的一个部分。这种发展，在和信仰有关的斗争中，完成得特别快，因为这种斗争，通常是由真正的领袖——革命的先知——所带领或发动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种情况里，一如在其他所有的领袖型机构（Führe rapparat）中一样，成功的条件之一，便是让一切空洞化、僵固化、为了‘纪律’而让心灵和思想无产阶级化。信仰之斗士的这班跟从者，一旦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会特别容易堕落成彻头彻尾常见的俸禄阶层”[48]。显然，鲁迅不愿意做丧失思想独立性的“跟从者”。在他的上级命令他参加暗杀行动时，鲁迅虽然同情于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但终以“家有老母”为理由拒绝了。无论这种原因是否“实情”，此举标志着鲁迅对于政治组织性的叛离。这也使他疏离于政治行动，至此之后，鲁迅只字不提自己的“革命者”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参加政治行动并不意味着鲁迅消灭了政治热情，也并不是要脱离于政治之外。由此，也许我们不能把鲁迅对思想独立性的重视单纯地视为鲁迅一己“思想先觉者”的“觉悟”，而不关注其发生的政治文化背景。其实，在革命推进的过程中，政治思想的分化已经潜在地决定了歧路的发生。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发出号召时说：“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脑中。”[49]这段讲话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孙中山一方面重视“志士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行动的重要性，认为“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
孙中山的讲话透露出，政治变动过程中，文化改革和政治行动之间具有辩证的矛盾。诚然，它们之间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孰先孰后很难抉择，似乎也并没有抉择的必要。但思想文化变动和政治行动之间也有冲突和牵绊。诸如在文化改革中异常强调的“民主”“独立”与革命行动就有冲突。孙中山就曾说：“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作为政治行动家，孙中山的逻辑是“用兵时贵有专权，而民权诸事草创，资格未粹，使不相侵”[50]。也就是说，孙中山认为革命首要任务在于军事暴动，而军事暴动要想成功，必须先把“民主”放在一边，实行“专权”，待军事暴动成功后再考虑民主事宜。再如在民主共和问题上，对于“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的担忧，孙中山不予考虑，而是笃定“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51]。这并不是孙中山盲目乐观，而是他认为政体变革是第一位的，民智开化、民德新变尚在其次。而同样的论题，章太炎就有不同观点，他认为革命“第一要在感情”，要高于“一切政治、法律、战术”，高于“百千万亿拿破仑、华盛顿”，所以他竭力提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52]等等。
这样一来，文化改革和政治行动之间，便有了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孙中山所关注的是“暴力革命”这一实实在在的变革政体行为。这在他和章太炎关于《民报》经费的分歧中可见一二。孙中山与章太炎对于《民报》经费比例不同的期待，代表着他们对于革命行动侧重点的不同考量。
鲁迅悼念章太炎时曾哀叹：“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5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倾向。与孙中山认为“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不同，鲁迅认为中国救亡图存的首要任务是“人立而后凡事举”[54]。
鲁迅认为社会变动的根本要务在于“人心”的变动，他谓之“撄人”。只有“撄人”，才能改换政体，促进民众进取之心。他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之大禁，其意在保位”，同时“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由此要促进政变，必要有“撄人心者”。他认为“诗人”便是此“撄人心者”。[55]
于是，鲁迅对文学“情感性”“审美性”的强调，便不止“潜移默化”的工具意义，而有了另一种本质的意义，即区别于政治理性的又一套自足的价值体系。它以政治变革为大前提，但将“思想文化改革”置于政治暴动之上，于是这种价值体系对政治理性形成对照和批判的作用。在鲁迅眼中，“审美”使得文学成为面向政治，又区别于政治的“自足本体”。《摩罗诗力说》将对“诗人”的呼唤称为发起“第二维新之声”。[56]“摩罗诗人”，可谓“新文学家”的代表，他作为民主政治实现的另外一翼而存在，其目的始终不脱离政治改革，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估量它的价值”，从而起到批判和补充的作用。
正因如此，鲁迅从书写《斯巴达之魂》推崇“尚武精神”，转变为翻译《四日》，对战争暴力的“反人性”进行反思。上文论述过，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无论是维护民族国家主权还是实现政体变革，都必然要诉诸军事暴力手段。因此，对军人地位的提升，对武力的颂扬，在反满救亡的风潮中十分盛行。然而，这种手段却与思想文化领域对“民德”的提倡相冲突。暴力就是暴力，其中就免不了“强权”“压迫”“杀戮”的存在。为了给革命张目，提倡“佛教”，强调“道德”的章太炎，也不得不写一篇《革命道德论》，以“为多数人，杀一人，为菩萨心”来缓和革命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章太炎的立论在于以“目的”的正当性来使“手段”合法化。而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完全站在反思和批判的立场，针砭革命风潮下崇尚暴力之弊病，指出“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57]。从而，他将“恶兵如蛇蝎”的“托尔斯泰”誉为矫正时弊的“豫言者”。从政治思想分化的角度，我们便可以理解鲁迅立场的转变。
由此“文学”从政治变革中文化革新的汹涌大潮中“独立”出来，并成为鲁迅“志业”的方向。于是，鲁迅开始办杂志，出版书籍。鲁迅说：“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58]办杂志，出版书籍，在社会学意义上说，就是以特定的文化追求和价值标准为象征资本，以经济资本和时间资本为支撑，以同仁和追随者为主体，形成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场域。这最初的事业追求成就着新文学场的雏形。鲁迅的回忆记载了起步的艰难：“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59]《新生》未曾面世就失败了，而《域外小说集》得以面世，却读者寥寥。显然，由于“资本”“读者”的缺乏，鲁迅以之为“事业”的“新文学场”，在当时并不能立足，根本不能够成为经济上、精神上安身立命的“事业”。但它却是民国建立后鲁迅参与“新文学”方式的最初线索。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心理始终引领着鲁迅的“从文”之路。在“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在“实业”和“意识形态”之间，在“政治”和“文艺”之间，鲁迅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与他的政治思想、心理、情感密切相关。鲁迅的“从文”之路是清末民初政治变动背景下“新文学家”产生方式的典型个案。它以一个青年命运抉择的心理历程折射着社会政治变动过程中文化转型、生长、分化的过程，体现着政治、社会、文化、文学之间复杂的关系。由“走异路”到以“文学”为业，这一过程展现出“新文学”从政治变动中出生，在政治心理分化的推动下，在与文化、政治的矛盾和张力中确立自身位置和功能的历史面貌。这说明，以“新文学”“为业”，这一“从文之路”的合法性是在政治变动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而所谓“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种特性：它只有在“新的政治秩序”“新文化”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位置，它与“政治”和“文化”始终保持着紧张的张力，否则就有“价值”被消解的危机。
第二节 政治文化与北伐后鲁迅放弃教职
北伐期间及之后，鲁迅先后辗转几个高校，并最后放弃大学教职，有关这一变化的过程，学界已有充分的展现。但背后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曾一度被鲁迅认为“反民党”的顾颉刚为何与国民党建立起亲密关系，而鲁迅与国民党的亲和关系却不复存在。鲁迅为何与本是同道的朱家骅、傅斯年分道扬镳？促使鲁迅放弃教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变动，或是文化追求本身出发就可以解决的，而要弄清北伐期间政治变动和文化分化之间的关系。本节从鲁迅在北伐期间的教职变动谈起，在鲁迅与其他知识分子观点的碰撞中，展现北伐期间新文化知识界的分化，及其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由厦大到中大的政治文化动因
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对于此举，学界已有多种解释。其一是认为，因为许广平女师大毕业后赴广东女子师范学院任教，鲁迅为了爱情，约定南下厦大，两年后团聚。其二是认为鲁迅被章士钊开除教育部佥事一职，北京高校欠薪严重，而此时鲁迅收到在厦大任文科主任的好友林语堂发来的聘书，并薪金和路费500元，厦大薪金丰厚，从而南下。[60]
此两种解释，均是鲁迅南下的重要原因。不过它们均偏于从鲁迅的个体因素去解释鲁迅南下的现象。其实，联系1926年前后中国政治文化局势，可以发现当时学者离京南下是一个普遍现象。1926年《大公报》有《国立九校教授纷纷出京》的报道：“各校教员最近又纷纷离京，如北大哲学教授张颐，已应厦大之聘。法大教务长潘大道，已应上海法科大学之聘，均于昨日离京。师大代理校长汪懋祖，已应东南大学之聘，不日离京。其余纷纷南下者尚多，大约以上海、广东、南京、厦门四处为归宿。而成都大学所聘亦复不少，成大教务长吴永权，在北京所聘原任国立九校教授如李璜、曹四勿等计十余人，已经陆续出京。”[61]
随着善后会议失败，南北和谈的希望不复存在。自1925年起，北京政坛的相对稳定性被打破。军阀混战的战火殃及北京。1926“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大，而大小军阀之间相互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62]。具体来说，1926年的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下台，冯玉祥退出北京，张作霖主导的奉系掌权等事件，致使北京社会动荡不安。“最近七八个月，北京这个都会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炸弹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的恐怖。”[63]所谓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尤指张作霖屠杀文化界人士。相较段祺瑞、冯玉祥等人，张作霖更少文化追求，与国共两党的联系最少。他掌权后，大肆批捕杀戮反对者，其中不乏文化界人士，包括暗杀了《京报》编辑邵飘萍、绞杀北大教授李大钊等。同年，北伐枪声打响，军阀政府无暇顾及文化教育，致使高校欠薪情况更加严重，许多知识分子面临经济危机。1926年暑假，北京大学因经费短缺不得不推迟开学。
在这种情况下，连正常的教学和学术活动都无法开展，更别谈进步文化活动了。于是，北京的文化事业几近停滞。知识阶级不仅不再具有话语权，连生活都陷入窘困的境地。周作人在1926年发表文章认为这是“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64]。就北大来说，北洋政府对待文化教育的蛮横态度使得“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65]。
鲁迅的南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知识界整体动荡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对于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中反抗政府，从而与国共两党有诸多联系的学者，“南下”，以接近北伐中心，不仅是为了寻求人身安全和经济自足的保障，也是寄托着实现文化理想的希望。许广平就曾说：“那时，厦门大学既非官方统治，总算接近一步革命了，所以欣然南下。”[66]
与此同时，顾颉刚等人也相继到厦门大学也不足为奇。段祺瑞下台后，“现代评论派”得不到当局的支持，恶劣的教学和学术环境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鲁迅就曾以讽刺的语气描述这一过程：
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67]
而顾颉刚等人所面临的生活困难是实际存在的。北洋政府拖欠高校教育经费严重，北京高校教授欠薪的情况十分普遍。这对于有些经济积累的中年教师来说，也许尚能忍耐，而对于工作不久的顾颉刚来说，欠薪直接导致生活不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1926年“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于是不得已向沈兼士和胡适借钱。
政局动荡引起文化界的变动，这在1920年代后期以知识分子整体性地域流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政治态势的变化，文化权力也开始重新分配。围绕文化权力的分配，持有不同文化理想的知识分子的“争斗”也由此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境遇、对象有所不同，1920年代末知识界的争端与“五四”时期却有着一脉相承的线索。这线索便是关于文化和政治关系的分歧。
众所周知，鲁迅在厦门大学只待了四个月左右便离开。说起离开的原因，鲁迅多次表示是因为“现代评论派”的原因。比如他说：“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人物的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再如说：“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68]
顾颉刚对此说法也并未表示太大异议，他以更委婉的语气表达了1920年代北大的派别纠纷在厦大延续的事实，而他自己因和“现代评论派”的密切关系，遭到鲁迅等人的“对立”：“此次到厦门，挟北大派性以俱往，代表德法日的派者，沈兼士、鲁迅、孙伏园、章廷谦（川岛）也。代表英美派者，我也。我本非留学生，且一人亦不能成一派，徒以接近现代评论社之故，遂自成一对立面。”[69]
《现代评论》杂志编辑和撰稿人员背景芜杂，而鲁迅所说的“现代评论派”是特指，在北京1925—1926年前后，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发生过程中，以学者态度发言，维护北洋政府利益的学者。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冲突，表面看来集中在两点：一是“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等发表偏袒女师大校长的言论；二是陈西滢发文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70]
而此二事，顾颉刚或多或少都有参与。在“女师大事件”中，顾颉刚虽没有直接站在校方阵营里攻击学生，但由于妻子谭慕愚在“救国会”的缘故，也曾发表学生运动妨害民族运动的言论。在“剽窃事件”中，已有学者考证顾颉刚在其中的确起到了“以讹传讹”的作用。所以，从个人情感的角度看，鲁迅在厦门大学对顾颉刚的反感也算事出有因。
但鲁迅对顾颉刚的反感当然也不能仅拘囿于个人恩怨的角度，我们可以注意鲁迅将顾颉刚斥为“研究系”的做法。顾颉刚曾为鲁迅将其视为“研究系”表示委屈：“及开课，鲁迅公开向学生斥我为‘研究系’，以其时正值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北伐，以研究系梁启超等为打倒之对象也。”而事实上，鲁迅的确也曾把顾颉刚的行为视为“研究系势力”的“膨胀”，“此地研究系的势力，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71]。
研究系，产生于1916年，领袖人物是梁启超、汤化龙，政治主张上倾向于依附当权者进行改良，其阵地是《晨报》。邱焕星认为在1920年代中后期：“顾颉刚只是参与了《晨报》社的一些活动，和真正的研究系政治行动是不同的，而且作为政党的研究系早已不复存在。”[72]然而，也许我们应该做些更细致的分析。“现代评论”虽然有国民党背景，但在文化活动中确实和“研究系”的成员多有交集。主要在于徐志摩和梁启超、林长民的关系。研究系作为一个具体的政治团体虽已不复存在，但其成员及其政治文化倾向性却仍在发挥影响。在有关学风、学术等问题的争论中，研究系所代表的保守的政治态度，及其决定的文化倾向一直存在。甚至于，《晨报》孙伏园的离职、徐志摩的接编，也毋宁说有文化权力斗争的成分，被认为是研究系“夺权”。乃至于凡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的人，均被认为有研究系的嫌疑。鲁迅在《语丝》上发表《略谈香港》一文，说起对他的攻击，有一条即为“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是研究系的好友”，鲁迅的确为《晨报副刊》撰写大量文章，但那是在孙伏园做副刊编辑的时候。
并且在“女师大事件”中，“现代评论”等人确实有意无意地成为研究系的“同谋”。章士钊、杨荫榆具有研究系背景。陈西滢对杨荫榆的袒护，虽说有同乡之谊的成分，但他在与章、杨的确也反映出他致力于维护当权政府权威，消减革命动员型文化的态度。“现代评论派”和“研究系”之所以被鲁迅等量齐观，还是他们“文化观”具有“政治保守性”。
特别是在北伐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和北洋政府的矛盾已演进为军事冲突。新文化分化过程产生的“革命文化”与相对保守的文化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可以说，在国民革命期间，文化分歧在现实权力方面的斗争更为显明。虽然顾颉刚没加入过研究系，但鲁迅认为其逢迎当局者的姿态与研究系相似，因此将其斥为“研究系”。并且鲁迅把他和“当局者”校长林长庆、理科主任刘树杞的文化倾向联系起来，认为厦大在政治倾向和文化追求上是逆北伐革命而行的，行为类似“研究系”，从而希望改革厦大。
鲁迅到厦大后发表演讲题为《少读中国书 做好事之徒》，演讲中说：“我来本校是搞国学院研究工作的，是担任中国文学史讲课的，论理应当劝大家埋头古籍，多读中国的书。但我在北京，就看到有人在主张读经，提倡复古。来这里后，又看到有些人老抱着《古文观止》不放。这使我想到，与其多读中国书，不如少读中国书好。但是，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制造‘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前夕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73]鲁迅此意十分明显，就是希望他在1920年代的文化理想能够影响厦大青年，并且鲁迅认为这种文化倾向和校长林文庆的文化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所以鲁迅在信中讥讽林文庆“忽儿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74]。
表面上，鲁迅是纠结于与顾颉刚和现代评论的历史恩怨，实际上，鲁迅在厦门大学与顾颉刚等人的冲突有着新的历史情势下争夺文化权力的意味。邱焕星在《国民革命大潮中的“火老鸦”——鲁迅于厦大学潮重探》一文就曾指出，无论是鲁迅在厦门大学时，有意培植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发表“煽动”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演讲，还是鲁迅离开厦大有意笼络学生，制造声势，鼓动学潮，都表示，鲁迅在着意引领对保守厦大的改革。也就是说，历史恩怨为表，为革命文化集结力量是鲁迅在厦大与顾颉刚、刘树杞、林长庆冲突的实质。
正是由于文化分歧关系到政治立场，鲁迅经常把“学潮”与北伐联系起来，以北伐的节节胜利作为鼓动学生运动的理由。而鲁迅决定离开“厦大”，到“中山大学”，也有寻找政治组织的意味。1926年5月，广东省教育大会通过了《党化教育决议案》，规定全省高等学校及中小学都开设“三民主义”“政治教育”和“社会科学”课程。1926年8月，广东大学合并改名为中山大学。10月14日，中山大学改制，戴季陶任校长，朱家骅、顾孟余等任委员。许广平说：“以中大与厦大比较，中大较易发展，有希望，因交通便利，民气发扬，而且政府也一气，又为各省所注意的新校。”[75]而更重要的原因，许广平认为是有政府支撑，处置“反动学术”易如反掌。新的政府需要与其价值观相近的文化人才，许广平将来广州定位为夺取文化阵地，她焦急地写道：“我希望你们来，否则郭沫若做官去了，你们又不来，这里急不暇择，文科真不知道会请些什么人物。”[76]
朱家骅致信鲁迅邀他去中山大学，鲁迅答应下来，后来他对许广平说：“小半自然也有私心，但大部分却是为公，我以为中山大学既然需要我们商议，应该帮点忙。”[77]也就是说，鲁迅离开厦大去中山大学，与许广平团聚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去参与又一轮“新文化”建设。对此，鲁迅也有更细致的说明：“其实我也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78]
二、对中大的失望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鲁迅满怀期待来到中山大学，但只待了几个月便辞职离开。关于鲁迅离开中山大学的原因，研究界认为：就个人原因方面，是“鼻来我走”，即因中山大学同时聘请了顾颉刚，从而引起鲁迅的不满。就政治原因来说，是因为国民党清党，鲁迅向学校当局呼吁营救学生未果，愤而离校。将鲁迅的选择和当时政治变动过程中文化分化联系起来看，可以看出鲁迅对中大的失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己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文化理想的失败。
早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就和当时反对北洋政府的国共两党有一定的共谋关系。在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在鼓励批判社会型的知识和争取文化场域权力等方面，鲁迅都和国共两党站在同一战线。在北伐开始的1926年版，革命动员文化兴盛的广州，鲁迅以革命文人的身份受到欢迎。在《欢迎鲁迅先生来广州》一文写到：“我相信欢迎他先生的许多青年当中，叭儿狗一定是没有的……”“我们欢迎他之来，或许正是以他最有对待叭儿狗的本领吧！”[79]
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鲁迅又每每重申他以革命作为文化或文学核心灵魂的思想。“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80]他也进一步强调，革命并不一定指现时的革命斗争，而是一种除旧革新的革命意识。“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81]在这里，鲁迅显然把自己的文化理想寄托于新政党和新政权。
在这一时期鲁迅的书信里，经常看到鲁迅为自己出名、被追捧而感到苦恼的文字。“我在这里，而此地还有人勒令我写中堂，写名片，做‘名人’做得苦起来了。”[82]然而，另一方面，鲁迅也十分看重名利获得的价值。他曾“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83]。“这里的报纸又开始在将我排入‘名人’之列了，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倒也还要做几天玩玩。”[84]鼻辈，是指鲁迅所认为的“现代评论派”。鲁迅认为自己受到肯定和追捧，是与“现代评论派”文化权力斗争胜利的一种表示。
在鲁迅心中其实时时暗藏文化权力斗争的思想，并对文化场域人事的更迭有着政治化敏感。他屡屡关注“陈西滢张奚若也来此地活动……”，“吧儿狗也终于‘择主而事’了”，“见新月社书目，春台及学昭姑娘俱列名，我以为不值得。其书目内容及形式，一副徐志摩式也。吧儿辈方携眷南下，而情状又变，近当又皇皇然若丧家，可怜也夫”[85]。
所以，对于中大聘请顾颉刚，鲁迅高度敏感。他将此事上升到中大文化倾向的高度。聘请顾颉刚，是傅斯年的主意。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受聘于朱家骅。1926年中山大学改制，戴季陶任校长，朱家骅主持工作。朱家骅是同盟会成员，曾任北大教授，是新文化运动阵营中人，参加过五四运动。在1920年代中后期学生青年和北洋政府的冲突中，组织学生反抗政府，“到了民国十五年三月‘三一八惨案’前夕，骝先先是和顾孟余等发动学生为反对日本要求国民军撤出大沽口的时间，……除了‘三一八惨案’骝先先生未曾参与以外，其余各次都是先生与顾孟余，王世杰等教授联合领导北京八校师生及群众进行的……”[86]。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工作，是鲁迅和许广平对中山大学寄予希望的重要原因。而朱家骅聘请傅斯年，是“为了充实文学院，要找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誉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87]。
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是《新潮》杂志的主要编辑，倡导新文化和新文学。在五四运动后，选择出国留学，虽然所学专业不一，但他始终响应胡适以新眼光治史学的号召。在“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对治新史学负有时誉”方面，傅斯年的确是不二人选。早在1920年代初，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时，鲁迅就有所接触，并且对于《新潮》在当时所具有的开新风气、反抗旧思想的贡献表示了肯定。所以，当傅斯年被聘为文学院院长时，鲁迅并无异议。
而傅斯年选择顾颉刚，以充实史学系人才，也有顺理成章的道理。胡适发表“整理国故”的号召后，虽多人附和，但研究实绩鲜见。顾颉刚自北大国学研究所任职起，就开始撰写论文，研究思路正是胡适所倡导的以新眼光整理中国历史。论文集成《古史辨》于1925年在朴社付印。胡适就曾赞之“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88]。
但联系1920年代新文化分化，鲁迅的焦虑也不能认为是偏激之见。早在1920年代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界就有是继续批判，还是“固本培元”、进行新文化积累和建设的争论。在这一争论中，鲁迅和胡适的分歧是具有代表性的。鲁迅认为，文化应始终具有针对现时政治的革命性，因此过早地强调学科分化，强调学术和学风，会使文化趋向保守，从而具有服务于当权者的性质。而胡适则更注重新文化的积累和建设本身，倡导以新眼光“整理国故”。虽然胡适本意重在巩固新文化，但其文化保守的姿态，确实使他与依附于北洋政权的研究系有了颇多沟通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关于新文化发展方向的态度，关键的差别在于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即文化是否应该对一时一地的社会政治具有革新的力量。至于当权政治是北洋政府还是其他，是并不重要的。鲁迅寄予中山大学特定的文化理想，但中山大学则开始聘请顾颉刚。这让鲁迅很难接受。历史恩怨固然是一方面，对中山大学发展方向的忧虑亦是鲁迅紧张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鲁迅发觉曾经的同道中人也开始转变。朱家骅曾在1920年代的“三·一八惨案”中，和鲁迅一起反抗北洋政府。而此时，朱家骅已由“文化人”转变为“政治人”，显在的变化是他身兼国民党数个要职。“骝先先生年仅三十四岁，以中山大学整理委员及副校长，而兼国民政府委员会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兼秘书长，又兼广东省民政厅长，已经是跨界忙人。”[89]朱家骅至中山大学任职，是国民党党化教育实施的一部分。所谓“党化”，在北伐期间，固然有反抗北洋政府的成分，但也有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应有之义。这要求知识分子一方面与北洋政府脱离干系，另一方面停止批判。
朱家骅，作为国民党文化政策的代表，同意聘请鲁迅是着眼于鲁迅在国民党与北洋政府的斗争中，始终站在革命的国民党这一边。在鲁迅的欢迎会上，朱家骅称鲁迅为革命者、思想先驱。但他更愿意把鲁迅作为“革命”的偶像来证明国民党北伐的合法性，而不希望鲁迅对国民党仍保持“革命”的态度。鲁迅对此就曾表示不满，他说广州的革命已经失去革命的本意，“‘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90]。
于是在鲁迅和傅斯年之间，朱家骅显然更中意傅斯年。傅斯年虽曾参加五四运动，但在五四前后有关青年出路的分歧中，傅斯年选择的出国留学，以精益学术，而非继续参加社会运动，已经表明傅斯年的文化立场。他更认同于胡适关于青年“学术救国”的观点，而不是如鲁迅期待的那样，去做社会政治的叛徒。虽然不能说朱家骅所代表的“党化教育”，在教育方针和学术路向上，完全追随胡适“进研究室”的主张，但至少可以说，鲁迅关于大学成为新政治力量的集结地，青年学生成为新政治主体的主张已不为国民党官员所欢迎。这种态度在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对鲁迅的态度十分暧昧，但对胡适却赞赏和欢迎。在给胡适的信中，戴季陶这样写道：
去冬在沪得联席论事，至今犹以为快，过去数年间，国人迷于社会革命之煽动，几至于无可救药，今虽稍稍冷静，而又有离狂乱而入沉衰之惧。鄙意以为惟有先进之士，奋勇迈进，于政治上则求以整饬行政者造建设之基，于教育上则以奖励求学者树纯洁之风……十年之后渐渐内心充实，乃有真正革命之可言。是以弟等切望先生惠临斯土而作之师，以数月之短时间，一面教育中大学生，一面指导两粤社会。[91]
邀请信用意很明确，戴季陶对煽动社会革命的做法已殊为不满，于是期待教育上“求学者树纯洁之风”，以配合政治上的“整饬”。傅斯年也说：“此间政府中人，尤其盼望先生一来，以荣光之。”[92]
然而，因胡适在北伐前夕与北洋政府关系甚密，特别是参加段祺瑞组织的善后会议，使其在革命青年中的威望受到影响。1926年间，胡适为庚子赔款一事辗转欧洲，虽对国共两党北伐大有赞同之辞，但也受到革命青年的奚落。不止是革命青年，国民党内部人员也有许多对胡适在1920年代和北洋政府的亲密关系介怀。胡适因而进退失据，既不敢回北大也无法南下，“因为党部有人攻击我，我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薮……俟将来局面稍稍安定，我大概总还是回来的”[93]。
相反，倒是在1920年代较少声名，在政治文化活动中作用不甚明显的顾颉刚，与国民党相处得宜。顾颉刚曾这样表明自己对“治学”和“政治”的看法：“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说：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94]这种态度使他在国民党控制的文化界如鱼得水。他甚至开始以劝导者的姿态，致信胡适：“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自从北伐军到了福建，使我认识了几位军官，看见了许多印刷品，加入了几次宴会，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又感到这一次的革命确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级社会的革命，这一次是民众革命。我对于他们深表同情。如果学问的嗜好不使我却绝他种事务，我真要加入国民党了……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之为孙传芳僚属，加以讥评。”“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现实者。”“以前在北大时，我已受兼士先生的疑忌，为的是和先生亲近了。”[95]他由此劝说胡适“从此与梁任公、丁在君、汤尔和一班人断绝了罢”[96]。
从“不愿做政治活动”，到“真要加入国民党”，到劝胡适“从此与梁任公、丁在君、汤尔和一班人断绝了罢”，顾颉刚从政治淡漠到政治敏感之间有一脉相承的线索可寻。如果说胡适“进研究室”的主张还有“学术救国”的政治追求，那么对于顾颉刚来说，“进研究室”就是“职业”本身。认同于专业分工，服从职业逻辑，本身就体现出政治上的保守性。政权是否合理，社会是否公平等问题，对于顾颉刚来说，是职业分外的事。顾颉刚所看中的，是该政权能否保证一张平静的书桌。对于学术发展，顾颉刚更在乎的是史料证据和学理逻辑，而对于学术与政治、社会的整体关系，他无暇考量。
所以，顾颉刚认为他和鲁迅之间的分歧，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分歧。“广州气象极好，各机关中的职员认真办事，非常可爱。使厦门大学国学院亦能如此，我便不至如此负谤。现在竭力骂我的几个人都是最不工作的，所以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97]顾颉刚口中的“工作派”和“不工作派”是指是否专心致力学术。但从另一方面说，“不工作”是不服从于专业分工，将反抗社会现状作为自己的“工作”。说到底，“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分歧也是1920年代的“点滴改造”与“整体变革”，“学术救国”“实业救国”等“专业救国”与“运动救国”争论的继续和衍生。
鲁迅在1920年代就对胡适“进研究室”的主张表示反感，认为此举会使文化倾向保守，青年的性格消沉，不利于社会的更新。他在广州也重申：“念书固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二十世纪的新见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因为所念的多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念古书的特别多。”[98]
与顾颉刚热衷于结交官员相反，对于国民党官员，鲁迅常常闭门不见，他与当时更为激进的共产党多有接触。据徐彬如回忆鲁迅与共产党人的交往情况：“鲁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来到广州后，区委除指定毕磊和他联系外，又加派了一个陈辅国，记得是我提出的。陈很不错，年轻，聪明，后来在‘四一五’大屠杀时牺牲了，死时才二十二、三岁。他们两人是以学生领袖的身份同鲁迅接触的。”“后来鲁迅和陈延年就作了一次秘密会见。”[99]在鲁迅的日记中，经常可见与毕磊等接触的记载。鲁迅的交往态度与其文化理想是相契合的。鲁迅的文化态度始终保持着对“政治”的批判性，而北伐期间，共产党除了反抗北洋政府外，对国民党为主的政体也持“革命”的态度。因此鲁迅和共产党的亲和就有了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中山大学聘请顾颉刚，虽不能说是有意针对鲁迅，但着意打压批判性文化、扶植保守学风的用意是确凿的。除此之外，对其他文化活动，国民党也着意消减“革命”的诉求。保守的“现代评论派”，开始受到国民党管控下的文化机构的欢迎。鲁迅于是看到“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分局……钟之背后有鼻”[100]。“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101]
“现代评论派”在广州受到国民党的接纳和欢迎，体现国民党当政后意欲推行保守而非革命的文化。“革命党”成为政权执政党，而“革命”被认为是过时的意识形态被摒弃，甚至对“革命文化”的监督和约束成为新政权建设的当务之急。鲁迅说：“‘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102]
随着政治分化愈加显明，知识界的分化也更加明显。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大量被捕。对于这种打压“革命冲动”的行为，鲁迅表示愤怒：“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103]当鲁迅请求朱家骅保护学生时，朱家骅很明确地拒绝了他，理由是“这是党校”。《朱家骅传》里也开始记录朱家骅将此次清党当作自己积累政治资本的开始，“民国十五年，骝先先生整顿中山大学，是他一生从事学术工作教育工作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他从事政治工作的开始……显露了他拨乱反正的政治才华”[104]。
除了投身政界的知识分子，留在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也持保守的政治立场，并开始注意权谋。在顾颉刚的事件上，傅斯年站在保守文化的一面，这与他在五四时期的激进和反抗性形成鲜明对比。鲁迅对此也十分失望，说：“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105]鲁迅对傅斯年的失望，是他对五四知识群体在北伐成功后保守化倾向的代表性态度，也体现着他对执政后国民党文化倾向的疑惧。1927年4月辞职，离开中山大学。
三、对1930年代教育界政治保守性的发现与远离教育界
鲁迅受聘于蔡元培任大学院通信研究员，但鲁迅亦料到此次受聘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化理想得到蔡元培的认可。国民政府建立后，蔡元培组建大学院，以代替教育部，任大学院院长。他的文化态度，具有体制上的权威性。而鲁迅和蔡元培的分歧，在1920年代已有端倪，此时更是显明。鲁迅对蔡元培的失望，首先也是借顾颉刚的事由表达出来的。“鼻又赴沪，此人盖以‘学者’而兼‘钻者’矣，吾卜其必蒙赏于‘孑公’。”[106]蔡元培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就委任顾颉刚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在1930年代，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表达要引导青年专注学术，远离革命运动的想法，而对此，蔡元培也深以为然。顾颉刚“告诉蔡孑民先生说：近来的青年都被CP弄到只有占有冲动而没有创造冲动，是现在最大的危机，蔡先生也很以为然。同时CP却说‘打倒知识阶级’……”[107]。
在蔡元培的文章中，也确实有“占有欲”和“创造欲”的区别。他将物质层面的冲动理解为“占有欲”，将精神层面的冲动归类为“创造欲”。在蔡元培看来，精神层面的冲动应该具有独立性。在国民党政权建立后，蔡元培提议设立大学院，以学术性的机构代替政府性机构，实施教育管理职能。他在提议中陈述：“以为近来官僚化之教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108]此种提议，表现了蔡元培着意将教育与政治分离的愿望。这和他1920年代改革北京大学的做法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所不同的是，1920年代改革北大时，蔡提倡文化建设的主张中包含着以“新文化”开启“新政治”的诉求，而北伐实现后，蔡元培认为教育在政治上的使命已不复存在。他说：“从前国内政治不好，教员不能安心做事，学生不能一心求学。现在军阀的势力已经去掉，到了训政时期，大家可以抱定宗旨，将精神收敛在学校以内，以做国家建设的人材。”[109]
蔡在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致辞时指出各个教育机关“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并且呼吁对于革命年间学生运动妨害学习的情况“应如何换回积习，导入正轨，此为全国教育家所不能不特别注意者”[110]。
在北京大学周年纪念会上，蔡元培重申北大“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他特别强调北大不再担负“服务社会”的功能，因为“今则政府均属同志，勉为其难；宣传党义，运动民众等事，又已有党部负了专责”[111]。
从大学院设立教育宗旨，到重申北京大学的功能界限，蔡元培从体制层面完成了他对教育、学术“远离政治”的设定。虽然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方针有所差别，但推动教育“远离政治”，是为国民党当权所能容纳的。
这样的文化方针自然使得原本就具有保守性的“英美派”有了容身之处。虽然“英美派”在1920年代曾反对国共两党开展学生运动，看似与国民党政权有“旧仇”，但国民党执政后，文化保守倾向的“英美派”也容易被新政权接纳。由此，“现代评论派”诸人被委任教职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鲁迅离开广州后，也曾有回北京的念头。究其原因，应该是北京高校林立，可以继续任教职。他曾说：“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在大抵南下革命了，大约回去也无妨”。[112]但他观望了北京教育界后，感叹：“北京教育界将来的局面，恐怕是不太会好的。”[113]
鲁迅所谓“不太会好”，意指北京教育界不复有革命精神。他曾评论1930年代北京大学，“古之北大，不如是也……后之北平学界，殆亦不复如革命以前”[114]。鲁迅所指“革命”，应该是五四运动至北伐期间。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的中心，也是反抗北洋的革命力量的重要源泉。而国民党执政后，蒋梦麟后来回忆1930年代出任北大校长期间，“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显然，鲁迅对北京大学“远离政治”感到失望。
北京大学的发展动向是国民党执政后大学文化保守化的代表。北师大校长徐炳昶在聘任教员时也明确表达以学术为重、远离政治活动的态度，“常因聘教员的问题告诉学生说：现在要问的是他是求知识的或是宣传的。如果是前者，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如果是后者，左派也不行，右派尤不可”[115]。徐炳昶曾在1925年和鲁迅通信，在对国人思想的见解方面颇有共鸣。徐曾说：“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116]打破“听天任命”，打破“中庸”，是一种革命的态度。而此时徐炳昶却认为以“求知识”为准则，对“宣传的”意识形态不以为然。对于徐的变化，鲁迅也心下了然。
五四时期，阵营分明的“英美派”和“法日派”，或是“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已有合流的趋势。蔡元培邀请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文科主任，对此鲁迅感叹：“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此后各派分合，当颇改观。语丝派当消灭也。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沈从文易家鉞之流云。”[117]“我看北平学界，似乎已经和现代评论派联合一气了。”[118]所谓和“现代评论派”联合一气，不仅指人事上已开始合作，而且指文化态度上已如1920年代的“现代评论派”一样，趋向保守。当时就有学生评论说：“我们把北平各大学教授分析一下，对于新的社会思想有没有把握，能跟住时代而有相当态度的有几个？”[119]
1932年，鲁迅在北平做演讲时仍强调学生要关注“社会上的实际问题”[120]，并认为“远离政治”的北京文人，实际上是为政权服务的“官的帮闲”。当时的学生这样回忆鲁迅的演讲：“在文艺战线上，针对着当时北京的‘京派文人’死气沉沉的亡国倾向，揭露他们口口声声‘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本质，实际在‘帮忙’、‘帮闲’，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121]这段话固然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不无偏激，但也从政治的角度，道出鲁迅的文化理想与北京文化教育界整体倾向的分歧。于是，鲁迅“远离”北平教育界成为必然，他说：“我颇欲北归，但一想到彼地‘学者’，辄又却步。”[122]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相较于“远离政治”的“英美派”，昔日共同“革命”的“法日派”在执政主事后，其文化态度尤其专制，在压制革命文化、维护政权方面更甚于“英美派”。“鲁迅到劳动大学讲课，确实被易培基两次三番到寓所请的。”[123]鲁迅和易培基的确有同壕战友的交情。1925年，女师大学潮，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原女师大的师生便组织教育维持会对抗。易培基当时任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用途研究委员会委员，出任维持会主席。1926年，章士钊被撤，女师大复校，易培基又兼任女师大校长。在欢迎易培基出任校长的欢迎会上，鲁迅致辞，称赞“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后，易培基就邀请鲁迅到国立劳动大学讲课。在劳动大学，鲁迅发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开篇也说：“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124]
在该篇演讲中，鲁迅重申了他的文化理想，认为知识阶级“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125]。他号召劳动大学的学生“与这老社会奋斗”，“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126]。
显然，一开始，鲁迅对于易培基主事的劳动大学仍有“革命化”的期待。然而事实是“上午约八点多钟，易培基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报告学校发生的事件，会后把张楚鹃、乔其押送到江湾国民党军团部，把我开除学籍，立即驱逐出校”。“鲁迅毅然决然说：‘我不再去了。我到上海来并不想再教书的。易培基硬要我去讲课，我当时想这样也好吧！但他们标榜着无政府主义，大讲其人道主义，也竟然作了这等事！我不再到那里讲课就是了！’”[127]
虽然鲁迅离开劳动大学的原因并不完全因为逮捕学生之事[128]，但此事加深了鲁迅对国民党执政后“法日派”知识分子变化的看法。而实际上，此时昔日“法日派”同仁正热衷于谋取权职，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党化”。甚至在北伐过程中姿态相对保守的胡适也开始指责“法日派”趋附政党的教育方针，他说：“然今日之劳动大学果成为无政府党的中心，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如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129]这恐怕也是鲁迅不再和易培基等人交往的深层原因。
面对1930年代初政治文化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分化，鲁迅看到教育界愈加政党化，因此他感叹“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130]。教育机构，掌握着知识权力和文化话语权，本来就是权力的集中地。北伐推进过程中，国民党统治权在文化领域的获得，首先是从对教育机构的控制开始的。当高校受到政党的严密控制，知识分子的分化也日益显著。对“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态度，在此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教育界打压“革命冲动”，推进“文化”“远离政治”的过程中，鲁迅坚持推进“革命”的文化理想，不放弃文化的政治批判性，因此在教育界屡屡遭遇冲突和打击，他对教育界的失望由是成为必然。于是，在1930年代，鲁迅不再担任教职，而是重新返回边缘文化场所，以自由撰稿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