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金鱼池在北京南城也算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它原先真的是一个“池子”——据老人说，它开凿在金代，取名“鱼藻池”，当年也曾清水碧波、莲荷荡荡，池边建有瑶池殿。历经风沙雨雪和兵燹战火，殿倒池塌，这里便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到了清末和民国时代，它的名声在外，一不是因为南靠天坛，二不是因为西近天桥，而是那里形成了污水横流、蚊虫孳生的“龙须沟”。20世纪50年代，京味作家老舍先生的一出话剧《龙须沟》，让这危害平民百姓的臭沟成为北京城家喻户晓的地方。老舍先生的剧作自然是新旧对比，剧出之前，龙须沟经过治理、整修，明沟成暗沟，一个几十亩水面的元宝形池子修建起来，命名为“金鱼池”。池边栽种垂柳，水中浮游着一群群的红鲤鱼。夏日黄昏，常有人在这里乘凉、观鱼。煞风景的是周围低矮、窄小的住房——或者是碎砖头砌的，或者是木板搭的、油毡铺的，破破烂烂，依然带有“贫民窟”的味道。“文革”开始后不久，不知是谁那么一冲动，池水被抽干了，池坑里填上了挖防空洞挖出的土石，然后又盖上了一片每家住户不带厨房和厕所的简易楼。一排排、一座座的简易楼盖起来省钱、省料、工期短，有点像放大了的鸽子窝。虽说冬天冷，夏天热，如果有几个人同时上楼，整个楼房都会让人觉得在颤动，但它符合眼前的“文革需要”——人不能太舒服了，舒服了容易变修；房间隔音效果差，正好说什么“私房话”都可以受到群众的监督。
关金雄和杨路要找的蓝晓光就住在这其中的一座简易楼中。关金雄和杨路上楼的时候，蓬头垢面的蓝晓光正趴在小桌上写诗。听见脚步声和楼房的震颤声，蓝晓光赶忙将草稿纸收进抽屉里。敲门声就在他家响起，还不及他起身，人已经不请自进。一见是关金雄和杨路，他才松了口气。
“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坐，随便坐。”
“哪儿学来的这么多客套！”杨路把兜着一包油炸花生米和一包豆制品的网兜往桌子一放，一头倒在墙角的单人床上。关金雄却发现蓝晓光的小桌上摆放着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几枝正开着的粉色和白色的桃花。携带着春天气息的桃花，与凌乱的小屋及其不修边幅的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没有那几枝桃花，你这儿可真够憋闷的啊。”关金雄说着，从怀里掏出一瓶二锅头。
“我弟弟去内蒙兵团了。”蓝晓光苦笑一下，对第一次到他家来的杨路说，“他要回来，就更没地方了。”
“鸡窝一个。”杨路躺在那里说，“一个鸡窝。”
“那太大了。”蓝晓光自嘲说，“鸽笼子。”
“你知足吧。”杨路说，“好歹你还有个单间呢。”
“住单间好吗？”蓝晓光说，“关在局子里，都怕住单间。”
“哎哟！这是什么呀？”杨路突然叫着坐起身来，从蓝晓光床上的枕头底下拽出一双臭哄哄的袜子。
“扔床底下吧。”蓝晓光并不当回事，“下边还有一大堆衣服呢。”
“啊？你连洗都不洗呀！”杨路斜身掀开床单，在扔袜子的时候果然发现堆得满满的。
“你不知道啊？”关金雄笑起来，“他的衣服都是换着穿的。脏了的，往床底下一扔，过几天身上的又脏了，他再把扔在床底下的找出来穿上。”
“你真行！”杨路说，“您这儿快成垃圾堆了吧？”
杨路的话，算不上夸张。蓝晓光的屋子里，可以说是乱七八糟——被子没叠，地上放着没洗的碗筷，破书乱本子散乱地堆在床头、屋角和小桌上。杨路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因为他突然发现这一切似乎与屋的主人很是和谐——蓝晓光穿的蓝制服整个皱皱巴巴的，一个纽扣掉了，一边的衣兜撕开半截，头发蓬乱像鸡窝，一张白纸似的脸让人以为他大病初愈。
“我是一个多余的人。”蓝晓光略显窘态，叹口气说，“实际上，我连多余的人都不如。”
“谁不多余啊？”关金雄说，“我还多余呢，多余也得吃饭、睡觉。”
“你们说的都是废话。”杨路重新躺下，“咱们老百姓多什么余呀？多余的是上边那帮成天靠耍嘴皮子吃饭的家伙。”
其实关金雄和杨路并没有完全听懂蓝晓光的话，都以为他所说的“多余”是指没工作、靠父母生活。蓝晓光在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得了肺病，在家休学一年，病好了又赶上“停课闹革命”，一耽误就是好几年。上山下乡，他因得过肺病没去成；也因为这肺病，国营厂他也进不去。有一年，街道上叫他到街道纸盒厂去上班，他不愿意去，于是就成了“待业青年”。待业在家，他只能靠着父母吃口饭，闲着没事就从各处搜罗书籍来看。图书馆停了，他就找私人借。好不容易找到几本他喜欢的，他一边看一边抄——其中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古今中外，他抄了几大本子。兴之所至，他就悄悄地写诗。结识了关金雄以后，他俩开始合作写歌曲——自编自唱。他说的“多余的人”，就是他所热衷的俄罗斯文学中的人物，其中有《欧根 ？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罗亭》中的罗亭。有人说，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的人”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他蓝晓光却不这么看。罗亭虽然逃避了爱情，但并没有逃避理想和责任——罗亭是战死在巴黎街垒上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自觉还不如俄罗斯的“多余的人”。
三人开始喝酒，说着社会上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些老的也够惨的啊。”关金雄说，“打翻在地还不行，还得再踏上一只脚，让人永世不得翻身。”
“老踩着，是翻不了身。”蓝晓光冷笑一声说，“但踩人的人也永世甭想动地方。他脚一松，人家就翻身了。”
“你还真会打比方。”杨路笑了。
“你知道什么叫楼梯打架吗？”蓝晓光问。
“楼梯怎么打架呀”杨路听着奇怪。
“那叫阶级斗争。”蓝晓光说。
“噢。”杨路明白了，“那叫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
三人说笑着喝酒。关金雄问蓝晓光有没有新的诗作，蓝晓光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片。关金雄接过纸片，轻声念起来：
一杯清水，回荡着大海的波环，
几枝山桃，绽放着春天的笑脸；
醉人的熏风里阳光多么灿烂，
我的小屋里也有明媚的春天。
快来吧，年轻的朋友们，
让我们共同分享寸金难买的春光；
粉色的花瓣诉说着高尚的理想，
白色的花萼蕴藏着纯真的希望。
快来吧，年青的朋友们，
绿色的春天是新生活的起点，
生命的早晨更该骏马加鞭，
而我们的未来，一定像山花一样烂漫。
“你不是谈恋爱了吧？”杨路问蓝晓光。
“谈恋爱？我跟谁谈呀？谁跟我谈呀？”蓝晓光说，“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点儿的，上山下乡走了，小点儿的还上中小学呢。再者说了，就是有年龄相仿的，谁看得上一待业青年呀？整个一多余。”
“别老说什么多余多余的。”关金雄笑说，“你看你这诗，整个一假‘多余’。要是‘多余’你还能写出这样的诗来吗？别逗了！”说着，他已经把吉他抱了起来。蓝晓光却伸手拦住，说：“别弹，这儿可不是弹琴的地方。琴一响，整个楼都听得见。”关金雄觉得有点扫兴，把琴放下，重新抓起酒杯。可是他刚要喝就喊了起来：“哎呀，还有人在家里等着我呢！”
关金雄的家，已经坐满了人。
这个家的房间不大，摆设也很简单：十几米的空间，一对自制沙发，一个带抽屉的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谱架子。靠墙的单人床上，有一条大概是永远都不会叠起来的被子。
主人不在家，来客不免有些扫兴，但谁都没有即刻离去的意思。吉他王行踪不定，大家心里有数。但下班以后没事可干，闲着没意思，倒不如在这里等着。好在屋里有好几个人，随便聊聊也算一种消遣。
“老方，我没找到小提琴的书。”赵三儿凑到方惠民的身边，悄悄地把一本书塞到他的手里，“你看这歌本有用吗？”
方惠民看了一下书的封面，只见上面写着《外国民歌二百首》几个字，小声说：“这歌本已经不大好找了。哪来的？”
“就在我们图书馆地下的书堆里。”赵三儿把嘴凑到方惠民的耳边说，“有什么好书，我再给你找啊。”
方惠民点了一下头，赶忙把歌本掖进了蓝制服的衣兜里。
“敏洁，拉一个曲子吧。”当医生的王贵生说。自从赵三儿带着关金雄到他那儿开了假条以后，两人就算认识了，后来他常到关金雄家里来凑热闹，也就认识了一些常到关家来的人。
小敏洁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名为《哪吒闹海》的已经残破了的小人书，似乎什么都听不见。
“哎，敏洁，给我们拉个小提琴。”王贵生坐得有点寂寞了，再次向孩子提议。
“不！”敏洁只吐了一个字。
“小敏！”
爸爸说话了，敏洁这才勉强地放下小人书，噘着嘴，慢慢地打开提琴盒。屋里顿时有了“中心人物”，气氛开始活跃起来。
敏洁调了几下弦，开始拉琴。低音重复着一个令人感觉悲壮的旋律，尔后就是一段慢板。慢板过后，是一段平稳幽静的旋律。突然，弓弦跳动起来，曲调急促，充满了热情。
“好！好！”王贵生连声叫好。
“真不错。”赵三儿随声附和着问，“这是什么曲子呀？”
“是萨拉莎蒂的《吉普赛之歌》。”方惠民说。
“这小家伙真行！”王贵生赞叹道。
对于人们的交口称赞，敏洁并不在意。她好像没听见，也好像这琴根本就不是她拉的。或者，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拉什么，她只是熟练而机械地变动着指法和弓弦。甚至可以说，她的心思没在琴上；一点不错，她在为满足爸爸的心愿而拉琴，心思却依旧在小人书上。
望着孩子，听着周围人的赞叹，方惠民心满意足。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安慰。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女儿的身上了。在一阵幸福感中，他的幻觉世界展开了——敏洁长大了，出奇的漂亮。两条黑漆漆的大辫子，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就像她妈妈当初那样。是啊，那时候他和张秀华还没结婚。天鹅绒的紫色大幕拉开了，在星光灿烂的舞台上，敏洁如同仙女似地飘上来。她的手臂挥动着弓弦，动人的乐曲悠然而起，掌声如雷，鲜花簇簇。女儿在掌声中笑，女儿在鲜花中笑。笑脸与笑脸相迎，敏洁在喊：“爸爸！爸爸！”
小提琴的乐声回旋在小屋里。一屋子的人都在静静地倾听着，似乎都做起了梦——做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梦。
年近50岁的梁朋，面容清癯，头发过早地花白了。他似乎有些疲倦，眯着眼睛，一言不发，好像已经睡着了。这群人中，除了坐在北头的老汪以外，就属他年纪大了。当他刚开始加入这个应该纯属年轻人的“沙龙”的时候，他自觉格格不入，甚至有几分不好意思。但时间一长，他就完全习惯了。他不仅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且自感年轻了许多。这里的人，谁都不把他当外人，只是在他的姓氏前边加了一个“老”字。“老梁”——他听着挺亲切的。20多年前，也就是北平解放前夕，他还是个大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集会中，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小梁”。解放了，他调到区委工作，区委书记还叫他“小梁”。十几年转眼过去了，他当了区委副书记，人们才叫他“老梁”或者“老梁同志”。可是有一天，人们突然不叫他“老梁”了，“同志”也被取消了。“梁朋，交代你的问题！”“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梁朋！”“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口号声此起彼伏。昨日的同志，今日的敌人。他呆了、傻了、愣了、晕了。刚开始，他也曾诚惶诚恐地接受批判，极力否定自己，认真检查。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可是不行，越检查越上纲。不仅不给他改正的机会，反而越批越升级——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罚跪，“坐飞机”……他这才明白了什么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既然当了“黑帮”，人人都得和他划清界限，亲戚、朋友也不例外。老熟人见了，扭过脸去，视而不见。过去跟你越亲近的，批你越狠，揭你越重。人都是怎么了？只有在这里，人们才叫他“老梁”。简单的一个“老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家把你视为同等的人，甚至还有几分尊敬。这里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区委副书记，只知道他是靠边站的干部。走进这个屋，没有人把他当外人；随便说话，甚至发牢骚、骂街，没人避讳他、提防他。只是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可笑，一个快50岁的人了，竟然和20多岁的人打得火热，他竟然沉醉在吉他声中，并在其中寻找自己的梦和安慰。前十年，他是一直把吉他当作怪物的。那时候，他是团区委书记。团区委有个小青年，工作蛮积极的，就是好个乐器什么的。好就好吧，你就吹吹笛子、拉拉二胡吧，可却偏偏喜欢洋玩意。有人向他汇报说，吉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弹的是靡靡之音。玩物丧志，思想意识有问题。于是他把那个小青年找来。“吉他是什么东西？”他说，“吉他弹的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是腐蚀我们革命群众的糖衣炮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青年，要提高警惕。”他还说了些什么，现在记不大清楚了，反正后边是一系列的惊叹号。如今却是轮到把惊叹号给自己了……生活真会戏弄人。
小提琴的弓弦还在跳动。小敏洁在拉什么曲子？急促的、欢快的……哦，是《新疆之春》。
梁朋是在龙潭湖边上认识关金雄的。那时机关大院的两派正忙着打“内战”，看管“黑帮”“牛鬼蛇神”的事情就放松了。闲来无事，梁朋经常到湖边去钓鱼。一根竹竿，一条线，愿者上钩。钓得着钓不着都不在乎，他是来磨时间、找清静的。风吹细柳摇，浅绿色的湖面上泛起一阵阵的涟漪。鱼在水中漫游，如果不是贪吃钓饵，原本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但钓鱼人利用了它的食欲。钓鱼人为了钓鱼，自有一番耐力和心机——坐在岸上，若无其事，不出声响，不露形迹。对付什么鱼，下什么饵。鱼有鱼的习性，有溜边的，有沉底的，有喜欢浮在水面上的。嘿，你甭说，还真有点哲学味道。于是他兴趣大增，一时间竟成了“钓鱼迷”。可是忽然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很无聊。一个多年搞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人，怎么会流连忘返地坐在湖边上研究起如何下饵、如何让鱼上钩来了？而且还把它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即使是讲哲学，那也是“愿者上钩”吧？或者“鱼为食亡”？可笑呢，还是可悲？心思一乱，就无心钓鱼了。回去吧，没意思；空坐湖边，又感到很寂寞。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琴声。
什么琴声这么好听？二胡？不对。柳琴？也不对。琵琶？还不对。他终于坐不住了，收起鱼竿，寻着琴声走去。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这么好听的琴声，竟然发自曾被他视为专弹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吉他……
梁朋突然听到有人跟他说话，抬眼一看，是坐在他近旁的“老沙”。“啊？”他没听见人家问他什么。老沙重复说，小敏洁有发展前途。他点了头，算是赞同。小敏洁已经拉完琴，满足了父亲的要求以后，她又低着头去看她喜欢的小人书去了。老沙见梁朋点了头，也不再说什么，又独自去喝水。梁朋听说这位老夫子一般的老沙过去是个话剧导演，“文革”一开始就失业了，后来就当了临时工。老婆离去后，老沙独自生活。临时工自然是“临时”的，没活可干的时候，老沙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经常是饿着肚子到关金雄这里来听琴。好歹老沙也是个“知识分子”，好面子，肚子饿得咕咕叫也说吃过了，肚子提抗议的时候就一劲地喝水。直到有一次浑身发软摔了个跟头，大家才知道老沙在两天之内只吃过一次早点。后来老沙来，只要赶上饭点，关金雄总会邀他在家里用饭。有时候老沙坚持不吃，关金雄也会拿出一个馒头放在他面前的小碟上。
靠屋北头坐着的一位老态龙钟的人姓汪，梁朋听说他是个工程师，搞光学的。光学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可这个老汪也是这里的常客，只是进了屋以后自始至终，几乎永远一言不发，简直像个木头人。另外的几个，除了关金雄的发小赵三儿和医院的大夫王贵生，还有两个梁朋叫不上名字的。其中一个总在屋旮旯躲着，不言不语，像是有点自卑。梁朋发现这人有点驼背，后来看准了，这个一副孩子样的人还真是个小罗锅。梁朋有点奇怪，关金雄怎么还有这么一个朋友？
“王大夫，您说您没事儿到这儿耗着干嘛？您不是拉家带口有老婆吗？”赵三儿等得不耐烦了，跟医院的王贵生大夫没话找话说。
“你以为有了老婆好啊？”王贵生已经等得腻烦了，也想找人说说话，“我给你说个娶了老婆的顺口溜啊——男的穿着破麻袋，女的穿得赛妖怪；每月发钱全拿来，还得把丈母娘当神仙待。”
“哎哟，您这么惨呀？”赵三儿笑着拉王贵生和另外的一个人说，“那就甭急着回家了，咱们还是‘敲三家’吧。”
“六缺三，那怎么打呀？”王贵生说着，却已经把身子凑了过去。三个人说定了，输家不但要在脸上贴纸条，还得按照老规矩说自己打得臭，学牌来了。
三个人围在床边，用扑克牌玩起了流行整个北京城的“敲三家”。
“敲三家”，也叫“打三家”和“玩三先”，正经打法是六个人，分两组，三人“一家儿”，每人9张牌。最先走的人吃“头贡”，得3分；第二个走的吃“二贡”，拿2分，如果“一家儿”三个人全都走了，甩下另一家儿的三人，拿10分，被甩下的一方为0，需全部“进贡”。双方都有走的，倒数第二个走的称“三先”，即在下一轮先摸牌，将手中最大的牌拿出来“进贡”后先挑牌、先出牌。以先积50分者为赢。由于缺人手，赵三儿他们只好三个人玩，一人打两副牌。
梁朋过去从不玩牌，但他知道“文革”前兴的是“打百分”，这两年，“打三家”才流行起来。如今这“敲三家”盛行整个北京城——热衷于这种玩法的大有人在，无论男女老少，工厂、学校、机构，遍布公园、街头、家庭。无论白天、夜晚，无论上班、下班，到处都有人招呼：“来呀，学习54号文件！”一副扑克牌共计54张，由此有了这个特定的名号。有几次，他也被人拉进去凑手，渐渐地学会了，甚至也曾经迷过一阵子，但总是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人家都说他“打得太臭”。后来自觉没意思，就不再打牌了，而是选择了不用和别人配合的钓鱼。自打认识了弹吉他的关金雄，他连钓鱼都很少去了。坐在屋子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梁朋就在想，来这里的人都是等关金雄的，如果说具体点儿，包括自己，包括年纪小小的敏洁，都是来听琴的。一把吉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是因为关金雄吉他弹得好，歌也唱得好。是好，他完全承认。可是，在他当区委副书记的时候，经常有人来送票——那可是专业乐团的演出啊，他怎么就没这么感兴趣过呢？有时候他陪着客人去听音乐，听着听着他能睡着了。这是因为工作忙和累，同时他对音乐并不怎么感兴趣。那么现在呢？仅仅是因为闲的？可能吧，但又不完全是。就个人而言，他感到在琴声和歌声中他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安慰，这甚至唤醒了他的希望和渴望。在琴声中，他就像在梦中。那是一个超脱了现实，超脱了烦恼的梦。如果没有这梦，他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赵三儿他们很快就打完了一局。王贵生输了，脸上贴了一张纸条，逗得小敏洁“咯咯”直乐。
“叫什么名字呀？”按照商量好了的规矩，赢了牌的赵三儿开始向输了牌的王大夫发问。
“臭三儿。”王贵生眨了眨眼说。
“哎，您别耍赖啊。”本名就叫“三儿”的赵三儿不答应了，“得回答‘臭大粪’。”
“没那个，”王贵生说，“都说叫‘臭三儿’。”
“行，行。”赵三儿又问，“干什么来了？”
“学牌来了。”王贵生红着脸回答。
“爸，关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小敏洁打了一个哈欠，她困了，有点熬不住了。
“哎呀，九点多了。”方惠民一看表，“走吧，敏洁，你该回去睡觉了。”
“不嘛，不嘛，我还要听关叔叔弹吉他呢！”没听到关叔叔的吉他声和歌声，小敏洁有点不甘心。
“回头再来。”方惠民提起女儿的小提琴盒，强拉着女儿走了。他不愿意赵三儿他们当着他女儿面说那些不雅的话，想赶紧躲开。
有人起了头，其他的人也都坐不住了，纷纷起身。当关金雄赶回家的时候，只见小福子独自一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
夏
关金雄从赵三儿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戴红的家搬到崇文门外的花市一带去了。关金雄跟来家的蓝晓光念叨着，想立刻去找。
“倒是应该去找找，滴水之恩尚且涌泉相报呢。”蓝晓光说，“可花市那边的胡同多了去了，连门牌号也不知道，你怎么找哇？”
“那也难不住咱们。”关金雄说，“有名有姓就好办，实在不行我就挨家挨户找。”
“那我跟你去吧。”蓝晓光说，“一个男的找一个女的……还是两人更方便一点儿。”
说去就去，两人骑上自行车直奔花市。可一到花市两人还是有点儿傻眼。这一带大了去了，除了花市大街，还有花市上一条、中一条、下一条，然后就是上二条、中二条、下二条，一直到下四条，各条之间还有些横胡同，怎么着也得有几千户人家。一户一户找，那得找到猴年马月？更何况找了几家他们就没心思再找下去了。倒不是怕麻烦，而是遇上的都是冷脸子，不然就是怀疑的目光。看得出来，人家都把他俩当做心怀鬼胎的人防范着。
“也怪不得人家。”蓝晓光说，“这年头，哪家不怕事儿呀？”
“也是啊。”关金雄说，“就是咱们遇到陌生人找上门来，不也得来个一问三不知吗？”
总在胡同里乱转悠也不是个办法，关金雄提议到附近的街道居委会去问一问。蓝晓光和街道的老太太们打过多次交道，所以一提居委会就腻烦，但又没辙，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居委会里坐着的是一个黑胖的中年妇女，见来人，她像审贼一般地上下打量着。这些街道“老太太”，大多文化不高，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可紧了，被人称作“小脚侦缉队”。
“你们是哪的？”
“我……”关金雄颇有些犹豫。
“我们是搞外调的。”蓝晓光把话截过去说。
“有证明吗？”
“我们是搞外调的。”蓝晓光强调着重复这句话，然后摸着上衣兜，做出掏证件或介绍信状，但只是用手比划了一下，反问，“您贵姓啊？我们找居委会主任。”
“我姓张。”经这么一反问，黑胖女人那紧绷着的脸反倒放松下来。在她的逻辑中，搞外调的都是组织上可靠的人，更何况人家点名是找居委会主任的，“我就是居委会主任。”
“哦，张主任，您好，您好！”蓝晓光伸出手，紧紧地和老大妈相握。那副装模作样的样子，差点让旁边的关金雄笑出声来。
“您好，您好。您请坐。”张主任一下子变得和颜悦色。
蓝晓光嘴里说着“不客气”，却一屁股坐下去。张主任又招呼关金雄坐下，关金雄有点不自在，蓝晓光朝他使了个眼色，说：“老金，你就坐下吧，张主任不是外人。”关金雄只好坐下，心里暗说，我怎么成了“老金”了？
“你们调查谁呀？”张主任拿出了两个搪瓷缸子。搪瓷缸子上有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像，其下有一行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张主任提着竹皮的暖水瓶，一边倒水一边问，“你们说吧，这附近胡同的人，我可以说是没有不认识的。”
“是啊，是啊。”蓝晓光咳嗽了一声说，“我们就是要找可靠的老同志了解情况。是这样，有一个姓戴的，名叫戴红。您知道她住在哪条胡同，哪个门牌号吗？”
“什么红？”
“就是戴帽子的戴，红彤彤的红。”
“戴帽子？”张主任先是一愣，而后又笑了。她对“戴帽子”的事情是很熟悉的。地、富、反、坏、右，还有黑帮、走资派、“516分子”什么的，不是都戴帽子吗？既然是外调，那就是查人，被查的肯定是戴帽子的。但她对这个名字还是拿不准，于是拿出纸和一只铅笔，说，“还是麻烦你给我写一下吧。”
蓝晓光接过笔，在纸上写下“戴红”二字。张主任抓起纸片，仔细端详，似乎要从这两个字中发现什么秘密。她不认识“戴”字，但对“红”字还是很熟悉的，因为这个字满街都是。
“男的女的？”张主任知道，如果在几年前，沾“红”字的肯定是女的，可现如今就难说了，改名叫什么红的男的也有不少，所以她得问清楚。
“女的。”蓝晓光说。
“女的……叫什么红的倒是有，王红，任红，可不姓戴呀。”张主任又问，“多大年纪呀？”
“大概20来岁吧。”
一听年岁，张主任的眼里出现了疑惑的神色。在她的脑子里，年轻女的被调查，应该都是男女作风问题，十有八九是胡搞乱搞的“女流氓”。两个男的外调一个女流氓？可是让人起疑。她开始重新打量两个来外调的陌生人。
“这样吧，我带你们到派出所去查一查吧。”
“那就不麻烦您啦。”蓝晓光朝关金雄使了一个眼色，“走吧，咱们自个儿到派出所去查吧。”
“哎，同志！”张主任见两个人往外走，忙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吴。”蓝晓光边走边说，“叫吴难寻。”
“吴……吴同志……”张主任还要问什么，只见两个人已经去了。
出了院子，关金雄问：“晓光，你怎么又姓了吴了？”
蓝晓光说：“吴难寻就是无此人，难打听，别询问。”
就在关金雄和蓝晓光在胡同里寻找戴红的同一时间里，戴红正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的院落里弹吉他。围绕着她的，是山村里的一群孩子。
“唱一个吧，唱一个吧。”孩子们请求着。
戴红虽然只会弹有数的几支简单的歌曲，但她可以用很少变换的固定指法给自唱伴奏。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她开始轻轻地打起了节拍。唱个什么呢？涌现在她脑海里的竟然是那个好像在梦中的歌——“有个孩子，他住在河那边，从小就失去了爹娘……”她忘不了，那是吉他王唱的，在关着他的地下室里。这个歌，在那时候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乃至后来也忘不掉。可惜她记不全全部歌词了。她不能给孩子们唱一首半截子的歌，想了想，就唱起了新疆调的《伟大的北京》——
伟大的北京我们为你歌唱，
你是各族人民的心脏。
每当我们想起北京，
欢乐歌声格外嘹亮，
每当我们想起北京，
浑身就有力量。
……
风吹岁月，云一样汇聚又流散。1966年的初秋，“吉他王事件”发生以后，戴红发现哥哥戴军的情绪很是低沉。在这以前，他经常说的话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但自从那天半路杀出了程咬金，他就再没说这句话了。直到他听到由“海纠”和“西纠”组成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取缔了，并且成了反动组织，他才舒了口气。那天，他把无字的红袖标摘了下来，改换成了写着“红卫兵”的红袖标。又过了些日子，他见了《人民日报》的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后，决定带着妹妹戴红及张卫东等几个红卫兵投入“大串联”的队伍。临行前，他又带头把红袖标换成“首都红卫兵”的字样，在带着妹妹和张卫东等人在天安门前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宣了誓以后，开始了新长征。
戴军、戴红及张卫东一行人，随着大队人马步行到京西的西柏坡，然后改乘汽车、火车，一路西行，先到西安，再到革命圣地延安。戴红跟哥哥及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战士、革命青年一道，在宝塔山下再一次举手宣誓——以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把反帝反修的斗争进行到底，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返回的途中，戴军带着戴红、张卫东及其他几名红卫兵在山西的一个县城里停留下来，以首都红卫兵的名义，支持当地的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
这个革命造反组织的总部设在一家工厂里。戴红随着哥哥戴军和张卫东走进这家工厂的主楼，就被一个从来没见过的阵势惊呆了。电动的大铁门徐徐打开，只见把守大楼的人们全副武装——清一色的草绿衣服，胳臂上戴着红色的袖标，有的拿着长枪，有的握着梭镖，就像她在电影里看到的红色赤卫队一样。每层楼都是封闭的，楼梯口都铺设着电动控制闭合的钢板。楼上的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堡垒，洞开的窗口都堆放着沙袋。男人女人们就住在那里，守在那里。叫她感到惊奇的是，地铺上竟然放着一把吉他。她刚要问这是谁弹的，枪声突然响起来了。她趴在沙袋后边偷偷向外看，只见一辆焊着钢板的推土机把主楼外边一堵院墙撞了一个大窟窿，一群人或藏在推土机内，或躲在其后，边推进边开枪。楼里边也开枪还击，吓得戴红不敢抬头。
戴军却毫不畏惧，连夜和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开会，决定首都红卫兵几名战士借夜幕摸出对立派的包围圈，去召集其他造反组织，然后来个反包围。戴军和张卫东几个首都红卫兵亲自出马，但将妹妹戴红留在工厂大楼里，并且嘱咐她哪里也不许去。就在哥哥外出的日子里，戴红认识了一个名叫兰英的女孩子。她先前看见的那把弹吉，就是兰英的。兰英的父母原来在省城工作，后来调到了这家重型机器厂，她是在中学毕业以后进了这厂当工人的。兰英的吉他，使戴红想起了吉他王弹的吉他，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很快，戴红就和大她几岁的兰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闲来无事，兰英一边弹琴一边哼歌，戴红发觉她哼唱的一首名叫《草原》的就是吉他王在地下室里唱过的。她还记得，歌中的马车夫将死在草原上，她当时还想教育吉他王让马车夫去斗争，而不能“不要记仇恨”呢。她把这件事对兰英一说，兰英先是听愣了，后来又“咯咯”地乐了，直乐得戴红脸发红。戴红又讲起了她们学校红卫兵抓了吉他王及她私自把吉他王放出去了，后来还挨了哥哥的打的事情，兰英听了大为惊讶。闲着没事，戴红向兰英提出了学琴的要求，兰英当即答应，马上找出一张空白纸，把E、A、D、G、B、E六根弦及斗、来、眯、发、嗖、拉、希、兜在琴柄上的位置都给她标了出来，然后又手把手地教她弹。一连弹了几天，兰英怕戴红觉得单调，还教了她按着固定指法一边弹一边唱的方法。戴红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草原》。
几天以后，戴军和张卫东及另外的几名首都红卫兵回来了。戴军很兴奋地宣布，全县的革命造反组织全部联络成功，准备在近日发动大反攻。守卫大楼的人们顿时情绪高涨，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戴军和张卫东来到戴红所在的房间时，看见戴红正抱着吉他跟兰英学弹唱。戴军先一愣，而后脸就沉了下来。戴红发现哥哥进屋，慌忙止住声，赶忙把琴放下。
“这是让她弹着玩呢。”兰英听戴红讲过戴军把吉他王关进地下室里的事情，见戴军脸色不对，就赶忙替戴红解释，“我们弹的都是革命歌曲。”
“我知道。”戴军把长脸变成了圆脸，“没事儿，你们随便玩吧。”
“你不会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吧？”戴红听哥哥这么一说，反倒质问起来。
“我说过吗？”当着兰英的面，戴军有点儿不好意思。他见兰英面带几分笑的时候，立刻想到妹妹可能对她说了些什么，于是又说：“其实我也是想放那个弹吉他的。如果我不想放他，他就是出去了，我也能再把他抓回来。”
“你哥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张卫东为戴军解释说，“我们后来调查过，那个弹吉他的出身还不错。”
“哎，你给我们弹一个。”戴军把吉他拾起来，递给兰英，“你弹一个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吧。”
“好吧。”兰英点着头，抱起了吉他——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歌声和琴声，引来了许多人。弹到结尾时，戴军和张卫东及围观的人一起按照节奏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两天以后，工厂外边的革命造反派配合工厂内部的革命造反派实施反攻，双方在厂外开始了真刀真枪的短兵相接。激战了一个多小时，包围工厂的一派人马开始溃散了。戴军拿着一个望远镜，像一名将军一般地站在三楼的窗口旁观察着战况。眼见胜利在望，他大呼大叫。兴奋之中，他回头看见跟随在身后的兰英抱着吉他，便顺手拿了过来，自己揽在怀里，拍打着吉他的琴盒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从窗外飞进来，戴军应声倒下了。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戴军抬到了医务室，医生一摸他的手腕，发现脉搏已经没有了。
戴红泣不成声，张卫东也哭成了泪人。戴红并不怀疑哥哥是为了一个伟大而正义的事业而牺牲的，可是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叫她难以承受。怎么会这样呢？胜利不是马上就要来临了吗？哥哥却突然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再也不能跟她说一句话。莫不是梦境吧？哥哥没有死，他累了，太累了，只是在那里躺一会儿，睡一睡觉。第二天早晨他就会醒过来，像从前一样，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像战士一样……
回到北京，戴红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沉默寡言，干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两年以后，张卫东到北大荒去了，戴红原本可以留在北京，学校革命委员会和工宣队考虑到她的家庭情况，准备分配她到一家区级的半导体器件厂。但她无论如何也要上山下乡，并且写了血书。留在城里，她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哥哥。她走了，毫不犹豫，绝无留恋。因为她要去完成哥哥未完成的事业，要用实际行动让帝、修、反在中国复辟的阴谋破产！下了这样的决心，谁也拦不住，她爸爸最后叹了口气，也就答应了。
戴红选择的插队地点是她哥哥牺牲和埋葬在那里的县，最后落户到远离县城的一个小山村。她认为，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才能立壮志、炼红心，才能接好革命的班，才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哥哥。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她不仅背着被褥和一些日用杂物，还特意带了把吉他——因为哥哥是抱着吉他牺牲的。临走时，爸爸把仅有的一点积蓄30块钱给了她，她花了8块钱在花市的信托商店里买了一把吉他。
戴红是和两男一女山西的三个城市知青一起到山村的。他们一进村口，便见村里的男女老少在列队欢迎。村干部带头喊着口号：“欢迎革命小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安置好住处，戴红听同来的一个男知青说：“我怎么听喊的口号那么别扭啊？”另一个男知青问：“怎么啦？”先前的男知青说：“向贫下中农学习和向贫下中农致敬应该是我们喊的，怎么他们自己喊呀？那不成了向我学习、向我致敬了么？”另一个知青说：“嗨，你较那个真儿干吗呀？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戴红觉得他们的思想不对头，想说他们两句，但又一想自己新来乍到，就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
刚来时的一切都新鲜，一切都从头来。好在戴红从小就会做饭，这点儿困难难不倒她。她和另外几个知青很快就投入了修大寨田的劳动中。刨土背石，她样样不落在后边。手磨破了，她缠上胶布；肩磨破了，她哼都不哼一声。她不仅不喊累，不叫苦，而且在苦和累中得到了一种安慰。汗水不会白流的，大寨田不会白修的。她仿佛看见了不久的将来，荒山变成了花果山，荒川变成了米粮川。哥哥站在那里，向她招手，对她点头、微笑。不料秋天下了几天连绵雨，引起山洪暴发，刚刚修好的大寨田全都被冲垮了。社员们望着被冲垮的石堰和东倒西歪的已经快长熟了的庄稼发呆，戴红和伙伴们的情绪也一落千丈。
山乡的夜，黑咕隆冬，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秋风秋雨中，连窗户纸也在瑟瑟发抖。劳累了一天的戴红和另外的知青伙伴们围坐在昏黄的油灯旁，默默相对，满目凄凉。另一个女知青想家了，两个男知青也不例外。戴红自然也想起了死去的哥哥。突然间，她觉得哥哥死得很冤枉，也没有价值。为什么你攻我打、你死我活？可是后来又怎么“大联合”了？到底谁是敌人？上山下乡挖地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想不明白的实在是太多了。她又想起了几百里之外的爸爸。他头发白了，脸上布满了皱纹，近两年常咳嗽、气喘。她仿佛看见了他孤零零地坐在家中的小屋里，大口大口地喝着闷酒，眼睛痴呆呆地望着门口，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窗户纸在沙沙地响，像有传说中的鬼魅在窗外徘徊。她忽然感觉眼前有一个人的影子在晃动，仔细一看，那是一个女人，惨白的脸，披着长长的头发。风一吹，长发突然不见了，那女人的头变成光秃秃的，很可怕。她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把垂在炕沿上的双脚收了起来。这时候，她的眼里闪现出几年前的一幕——惊恐和嚎叫声中，她和张卫东强按着把一个女孩子的长头发剪光了。地下室里，吉他王说一个被剪成光头的女孩跳龙潭湖自杀了。她当时就想，吉他王说的女孩，可能就是被她和张卫东剪了发的那个。那女孩的死，让她感到震惊。正是这个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消息，使她萌生了放吉他王出去的念头。听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以后，她就把这个念头付诸行动了。
灯油熬干了，灯芯烧到了头。好像叹息了一声，火光熄灭了。还坐着干什么，男知青回屋去了，戴红和同屋的女知青躺下睡觉。睡着了，就什么都不想了。村里人说，这叫“三饱一倒”，其实肚子里还觉得饿得慌。可是戴红睡不着，一闭眼她就会看见哥哥带血的脸、妈妈悲戚的眼，爸爸在长叹一口气，还有那个被剃光了头的女孩子的惊恐的眼神。戴红第一次觉得爸爸很可怜，第一次为剃人家的头而致人去寻死感到悔恨。哎呀，以前我怎么什么后果都没想过呢？暗夜里，戴红的心在呻吟着。
迷迷糊糊睡着了，戴红做了一个梦。奇怪，她梦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哥哥，也不是妈妈，而是几乎让她记不清具体模样的吉他王——他坐在地上，一边弹琴，一边唱着那首忧郁的歌——
有个孩子，他住在河那边，
从小就失去了爹娘……
她走过去，他却忽然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戴红醒来，她感觉吉他王的影子还在她的眼前晃动，他的歌声和琴声还在她的心头荡漾。忽然觉得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安慰，她的内心好像充实了许多。爬起身来，她在不知不觉中拿起了小镜子。镜子里的姑娘，竟然使她有一种陌生感。她这才想起，她已经好久没照镜子了。她发现自己变了，皮肤黑中带红，胳臂粗了，肩膀圆滚滚的，胸脯高高地耸了起来。脸不由得红了，不知为什么，她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从插队的第二年起，同屋的女知青就开始经常回城里的家了，有时一走就是好几个月。那两个男知青也是隔三差五地回城，不然就到外村的知青点去。戴红离家远，也不认识其他村的人，只好当留守代表。刚来的时候，每个工分是6分钱，男知青一天9个工分，合5角4分；她和另一个女知青每天7分，合4角2分钱。到了第二年，虽然男知青每天可以记10个工分，女知青每天可记8个工分，但每个工分已经降到了5分钱。即使这点钱，也是要等年底分红；分红也不是分钱，而是分粮食、分菜、分柴火。如果花钱买酱油、醋，就得把口粮留下后再把多余的粮食背到集市上去卖，弄不好还有可能被抓个“投机倒把”。否则的话，就得等家里寄钱来了。
这一天早起，戴红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于是就歇了工。午后，好了一些，她在院子里弹吉他，招来了一群孩子。弹唱了两首歌以后，生产队里的张会计来了。张会计四十来岁，所以戴红叫他“张大叔”。
“戴红啊，听说你病啦？”张大叔一直对戴红不错，常到她这里来看看。特别是和戴红同一屋的女知青不在的时候，他来得更勤一些。张大叔来了就问寒问暖，总说戴红啊，缺啥就说话，可别当外人。为此，戴红挺感激的，觉得这个张大叔就像她的父辈亲人一样。
“好多了。”戴红放下琴，准备给张大叔倒杯热水喝。张大叔看了看孩子说，“不了，你歇着吧。”转身走时，他对孩子们喊：“没事回家玩去，别在这捣乱啊！”
夏
听说孩子要请客，郭家老两口忙了好几天。买鸡，买鱼，郭福林还特意托人弄来一瓶茅台酒。在这个家里，老的拧不过小的。自从小福子迷上了吉他，郭福林渐渐习惯了这玩意儿，也就不管不问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二胡、吉他，都是木头板做的，只不过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一个用手拨拉一个用弓子拉，都差不多。”郭福林觉得自己的解释恰到好处——既贬低了这吉他，又找到了儿子可以拿它解闷的托词。
“那可不一样。”小福子偏偏不买这个账，“二胡是二胡，吉他是吉他。好的吉他是用梧桐木抠出来的。”
“对，对，不一样。”郭福林不愿意跟孩子争论，连忙点头。他的确也看出两个东西不一样来了，甚至开始承认吉他比二胡强，因为前者有六根弦，后者只有两根弦，更何况一个比另一个的“肚子”大多了。再后来，他竟把儿子的吉他当成了宝贝。家里来了人，那是谁都不能乱动的，特别是亲戚、朋友家的孩子，他生怕把儿子的心爱之物弄坏了。有时候，他甚至担心挂在墙上的吉他突然掉下来，所以一再嘱咐老伴留神。
“你这老东西！”老伴烦他唠叨，“这是怎么啦？从前把它当作妖精，现如今又把它当宝贝啦？”
“你不懂，你不懂。”郭福林挥挥手说。
这天小福子要请客，郭福林兴奋得差点一夜睡不着觉。他是车间主任，请客吃饭和被人请是常事。可今天不同，今天是儿子请客。他知道，小福子自小长这么大，既没有请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请过。由于身体残废，这孩子没有知心朋友。他心说，这有什么呀？瞧不起我们，我们还瞧不起你呢！具体这个“你”是谁，他也不知道。话是这么说的，可为了这事，他每每觉得不公平，每每为儿子抱屈。有时候，别人请客，他想带儿子去，可是儿子死拧着不出门，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来个什么人？”一听说请客，郭福林就问。
“您就甭管啦。”小福子回了一句话。
“都办什么菜呀？”当家长的都是“贱骨头”，儿子不让他管，他还要问，还得忙前跑后。
“您瞧着办吧，人家不在乎这个。”小福子说，“不过我告诉您啊，来的可是我师傅，还是办丰盛点好。”
好家伙，是师傅来。郭福林懂得师傅非同一般。他从小学徒，知道“师徒如父子”。师傅来家，是给面子，可不能怠慢。托人家买酒的时候，他诚恳又带点骄傲地说：“帮帮忙吧，家里要来客，是我们小孩他师傅。”
“咚咚咚！”有人敲门了。
郭福林三脚两步跑去开门，准备恭恭敬敬地欢迎小福子的师傅光临。想象中的师傅，一定和他差不多年岁，再小也得三四十岁。可是一拉门，他愣了，对方也愣了。
“你……？”
“您……？”
站在门口的，竟是他那车间的工人，他平时最不戴敬的关金雄。他知道关金雄也弹儿子喜欢上的“吉他”，还能喝酒。他心说，早不来晚不来，我今天请客你来了，倒是有口福啊！但这话能想不能说。手下的工人登门拜访，一定有事相求，当主任的能没个当主任的样子吗？来就来吧，不就喝口酒嘛。再者说了，稍微识相点的，见人家有客人要来，说几句话也就走了。
“啊，小关呀，你来啦？有什么事吗？”
“哦，您……”关金雄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门里会出现他的车间主任，以为自己找错了门。
“进来吧，进来吧。”虽然心里不高兴，但嘴上不好说，郭福林只好请关金雄往屋里进。
“郭主任……”关金雄想退回去，但又觉不好转身就走，便硬着头皮说，“还真没到您这来过，今天算是拜访拜访。”
郭福林一听这话，更加不高兴，心说：什么话！算拜访拜访？你不敲门我请你来啦？
“关老师来了吧？”小福子闻声从里屋冲了出来，见爸爸和关金雄说话，奇怪地问，“哎，你们认识？”
“认识，何止认识……”突然间，郭福林的脑瓜子轰地一下。他明白了，原来关金雄就是小福子的师傅——弹吉他的师傅。意外，太意外了。他有点后悔了。花了那么多的钱，买了那么多的酒菜，招待的竟是他下属的工人。当然，他郭福林还不至于如此小气，但他实在是没有思想准备。他心说：这大概就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吧。
“哦，小福子，郭……郭主任是你爸？”关金雄也很惊讶，甚至有点后悔不该到这地方来。
小福子点点头，又惊又喜。但他随即看出父亲和关老师都有点尴尬，不自然。想到父亲对他开始弹吉他时的态度，心里明白了几分。
“进去吧。”郭福林极力想使自己的表情自然些，“小关，你可是难得来一趟啊！今天有酒有肉，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还真不知道小福子是您的孩子。”关金雄心里多少有些得意——自己孩子是个吉他迷，你郭主任可怎么说呢？这应该叫说嘴打嘴吧？
“要知道你就是我们小福子的师傅……”郭福林原本想说“那还用请？”但一想那不合适，更主要的是怕儿子不高兴，于是话头一转，出来的话是：“我早就把你请到家里来了。”
端茶倒水，一阵寒暄。郭福林到厨房催饭菜去了，小福子追过去说：“爸，您可不能怠慢了客人啊！”
“哪能啊？”郭福林说，“你放心吧，我是他的车间主任。”
“今天不是。”小福子说，“他是我师傅，我的客人。”
“对对，你的客，也是我的客，咱家的客。”
听了这话，小福子才放心地回去了。
“福子，弹吉他，你爸管不管？”关金雄问。
“不管。”小福子指指墙上挂着的吉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不让我弹，还说弹吉他能学坏了。现在他不仅不那么说了，还把我的吉他当宝贝看着，除了我，他谁都不准动。”
关金雄笑了，突然想起姜小眉对他说过的话。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她问他“是不是惹了什么事？”，实际上是郭主任在嘀咕儿子学弹吉他的事。这叫怕什么遇什么。生活真会开玩笑。
“来来来，喝酒，吃菜。”
郭家老两口，双双给关金雄夹菜。茅台酒打开了，斟满了酒杯。三杯酒落肚，郭主任变成了另一个人。他频频劝酒，上菜，惟恐怠慢了孩子的师傅，惟恐关金雄还记恨他不戴敬吉他和弹吉他的人。
初秋
关金雄和蓝晓光正在家中闲聊，林启云夹着一个提琴盒子来了。
蓝晓光和林启云见过一两次面，但没有私下来往。从外表上看，瘦高个儿、白净脸、高鼻梁的林启云应该是一个细致人，其实他一向不拘小节。蓝制服一年四季穿在身上，脚下的塑料凉鞋从夏穿到天上落雪。蓝晓光听关金雄说过，林启云虽然仅仅是玉器厂的工人，但论手艺早该当高级技师了；若论眼力，他能当鉴玉专家——无论是新疆白玉，还是东北的岫岩玉，或是湖北的松石、河南的密玉，他只要瞄一眼，那质地的优劣顿时可以有定论。可惜他生不逢时，这年头耍手艺的不如耍嘴皮子的，再加上他说话直来直去，不会看人脸色行事，所以在厂子里一直吃不开。吃不开就吃不开，他满不在乎，工余时间拉小提琴，还带了几个徒弟。蓝晓光虽然很少和他接触，但心里还是暗暗佩服。
进了屋，林启云并不打招呼，把琴盒放在床上，尔后抓起小提琴，夹在脖子下边，紧了紧琴弓，调了调琴弦，开口便说：“来，关儿，来段G弦咏叹调。”
关金雄知道林启云的脾气，想拉琴的时候，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发狠心，他十天半个月不出屋子，只是埋头拉琴。小时候，林启云上过音乐学院附中的小提琴班。当时，他的琴艺出众，老师们都认为他很有前途。“文革”开始，小提琴班解散了，后来他就进了工厂。不过他并没有放弃拉琴，当小提琴家的梦没了，但拉提琴的瘾他还没有过完。
伴随着吉他声，小提琴的琴音响起来了。蓝晓光见林启云只顾拉琴，连个招呼都不打，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在他看来，这是傲慢无礼的表现，有心要走，又不愿关金雄扫兴，只好忍住气，转过脸去看墙上的一幅画。
这幅画显然是特选特画的，上边画着三瓶酒和一把吉他。蓝晓光暗暗发笑。F孔吉他，恰似关金雄怀中抱着的那把，显示是画这画的人为关金雄定身而作的；三瓶酒，商标依稀可辨——西凤、茅台、汾酒。加了这名号，反倒显得俗气了。他觉得这画还有美中不足之处：如果勾勒出关金雄的肖像，就更有意思了；或者换上一个女孩子的头像也可以，那就恰如人们说的，吉他王的身边是少不了吉他、酒和女人的。
由于心里不舒服，所以蓝晓光不想听琴，却想为墙上的画题一首诗，但琴声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灌进他的耳朵里，扰乱他的思路。特别是那小提琴的声音，缠绵低婉，好像是在哭诉。他忍不住回过头去，瞥了林启云一眼。那是一副严肃的面孔，眼睛似乎显得有点呆滞，挥动着的手臂也好像有些机械。可以感觉到，林启云完全沉迷在拉琴和琴声中了。霍然间，蓝晓光觉得自己听到的不是琴声，而是心声。林启云在哭，在伤心地呜咽。恍惚中蓝晓光似乎明白和了解了这一个人——林启云并非有意傲慢，而是心事重重，极为伤心。他内心的那股怒气，也顿时化为理解和同情。关金雄好像也从来没有这般严肃和认真过，蓝晓光从两把琴的不同的琴音中，感受到了两颗心的交流。其中有相互倾诉、相互安慰，甚至还有共同的哀愁、渴望和向往。
弹琴者和拉琴者并没有说话，《G弦咏叹调》的余音未绝，《梦幻》再度浮起。蓝晓光闭上眼睛，入神地倾听，似乎也进入了梦幻之中。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在梦幻中你全都可以得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们永远沉迷在梦幻中吧。
“嘭嘭嘭！”有人敲屋门。
琴声未断，蓝晓光也不想去开门。唉，梦幻，连你也不得安宁啊！他万分恼恨这位不速之客。
“嘭嘭嘭！”敲门声又响了。蓝晓光真想大喊一声：“滚！”为了不影响琴声，他极力忍了下来。到关金雄家来的人，大多随随便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谁都不用客气。蓝晓光想，这位敲门的人，不是初来乍到的就是自寻上门来的，不然就是一位上了年岁的，或者一个唯唯诺诺的人。
《梦幻》终于曲终。关金雄皱了一下眉头，走过去开门。蓝晓光抬眼望过去，只见这进门的人既不年轻又不年老，是一个年近四十岁的人。黄面皮，尖下颏，弯弯的八字眉，叫蓝晓光一见就觉得不喜欢。但此人进得门来，并不见唯唯诺诺的样子，反倒现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又让蓝晓光生出几分厌恶。
“嚯，都在这儿啊！”来人对着所有的人都点头，那样子好像他所见到的都是老熟人。“关儿，你瞧瞧我这把琴！”他指了一下怀抱着的琴盒，说着兴冲冲地把盒盖打开，从中拎出一把漆光闪闪的小提琴。“你瞧瞧，虎皮纹的。”他反转琴背，给屋里的人看。
关金雄接过琴，瞄了一下，递给林启云，说：“还真是虎皮纹的。林子，你给他看看，这是我们合同医院的王贵生王大夫。”他知道，林启云不仅懂行，而且对小提琴情有独钟。
林启云并不理会王贵生，而是接过了琴，上下左右地打量着。
“怎么样？”王贵生耐不住林启云的左看右看，有点急切地问。
林启云并不答话，而是将虎皮纹琴夹在颚下，调了调琴弦以后，拉了一首练习曲。
“是不是意大利小提琴哪？”王贵生再次催问。
“王大夫，这琴是谁的？”关金雄问。
“我们家传的呀。”王贵生回说。
关金雄通过赵三儿认识王大夫已经有些日子了，多少知道一点儿他的底细，所以对这“家传”很是怀疑。
被王贵生说成“家传”的这把小提琴，是他从父母家的杂屋里发现的。后来他跟爹一打听，原来这把小提琴是他爹所在中学的一位音乐老师寄存的。因为挨批斗，那老师抑郁成病，后来就死在了医院里。这把小提琴，也就成了他王贵生的“家传”。
林启云摆弄着小提琴，并不理会关金雄和来人说什么，而是又拉起了托赛里的《小夜曲》。王贵生还要说什么，却见关金雄摇了摇手，他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
“好琴吧？您给估个价，值多少钱？”终于等到一曲终了，王贵生急切地问。
在一边冷眼旁观的蓝晓光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这家伙，怎么跟刚从钱眼儿里出来似的？琴再好，如果落在一个半吊子手里，也会没了价值。他忍不住想说话，却又觉得不好开口，因为他毕竟和这个人从未谋面。他心中不免有些纳闷，关金雄怎么什么人都交啊。
“我拿到信托公司去卖，您猜怎么着？”王贵生先朝着林启云，然后又转向关金雄说，“他要是给我十五块呀，我立马就卖了。嘿，他愣说值一百五。买卖人没有不说谎的，我一听说是虎皮纹，我就不卖了。说不定是个宝贝，能值个千八百的。您给鉴定鉴定。”
趁着王贵生跟关金雄絮叨，蓝晓光拿起林启云的小提琴，小声对林启云说：“你拉这个。”林启云见蓝晓光朝着王贵生挤了一下眼睛，立刻明白了，便换了琴，重新拉起一曲。
“怎么样？怎么样？琴不错吧。”王贵生连声夸赞说，“你们都是行家，听听这音色多美！”
“这可不是你那把琴。”蓝晓光带着几分嘲笑的口吻说。
“不是我的？那是谁的？这是我们家传的……”王贵生还要说什么，忽然发现自己的那把琴正放在一边。他抓起琴，确认了以后，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有点莫名其妙。但他并不多琢磨，而是直接问关金雄：“这琴一百五能卖吗？”
“卖吧。”林启云说，“您留着也没用。”
“可这是虎皮纹的。”王贵生有点泄气了，但却突然反问林启云，“那您的这把琴值多钱呢？”
“实话告诉你，五十二块钱。”林启云说，“我就是在信托商店买的。”
“是您的琴好，还是我的琴好呢？”
“我的。”
“我的可比您的贵好几倍哪。”
“不错。但我那是多少年前的价儿。”林启云说，“几年前，买架钢琴也就二百块钱。现在学琴的多了，我这把琴你三百也拿不下来。”
“那……”王贵生失望地把琴装进琴盒，抱在怀里说，“我再琢磨琢磨吧。”临到出门，王贵生又回过头来说，“你们谁要是打鸡血言语一声，我可以给你们加个塞儿，不用排队。”
林启云不知道什么叫“打鸡血”，关金雄告诉他，就是抽公鸡的血往人体里注射，据说可以包治百病。现在许多人都提着公鸡上医院。林启云自言自语地说：“包治百病就什么病也不治了。”
王贵生一走，蓝晓光就嘿嘿地冷笑了几声。
“怎么？”一时间，关金雄闹不清蓝晓光笑什么。
“我笑刚才这位。”蓝晓光说，“一心想发财呢！我就瞧不上这种人。”
“他大概有他的难处吧。”关金雄本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眼里不揉沙子，但对相识的人却总是很宽厚。
“他有什么难处？”蓝晓光不无嘲讽地说，“你没听说吗？方向盘、听诊器，给个县长都不换。如今当大夫的，有不少是借着给人看病搞关系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相互交换，他们什么办不来？”
“也说不定他缺钱。”林启云说，“但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
“他好喝。”关金雄说，“又拉家带口的。”
“哎，林子，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吧。”蓝晓光向来对人不存肚里话。林启云一进门没打招呼，他觉得是狂傲无礼，后来听了琴，他感觉林子是有什么心事。
“我有吗？”林启云对蓝晓光这么说感觉很奇怪。
“你的琴声已经告诉我们了。”蓝晓光说。
“吹了吧？林子。”关金雄问。经蓝晓光一提醒，他也感觉林子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吹了。”林启云终于承认了。
蓝晓光一听就明白了。“吹了”，当然是女朋友的事情。这个结论，他很快从林子和关金雄的谈话中得到了证明。林启云和那个女孩已经恋爱多年，但女孩的父母和姐姐一直持反对意见。她的姐姐私下里托人进行了调查，得知林启云不仅是个工资很低的普通工人，而且他那个已经过世的父亲还有历史问题。为此，女孩的父母、兄姐和姨舅们坚决反对——如果不分手，就和家里脱离关系。正当女孩陷入痛苦和矛盾之中时，林启云主动和她断绝了来往。
“断了也好。”关金雄说，“勉强的话，将来也不好办。即使成了，让人家里白眼儿，也没多大意思。男子汉大丈夫，还怕找不着老婆？”
“要我就不断。”蓝晓光却愤愤地说。他常常自比“多余的人”，可是一遇到什么事，这“多余”二字就忘干净了，激烈的言辞也就在火冒三丈中喷出来。“只要她本人愿意，你退什么呀？我就烦这个问出身。如果有人给我介绍对象，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出身地主，爱干不干。”
林启云听罢蓝晓光的话，欲言又止。其实他主动离开那女孩，心里也很后悔，但出于男子汉的自尊，又不愿把话收回去。他暗暗地盼着她还能来找他，但她却从此没了消息。有时他甚至想，她也许就等着他说出那样的话。蓝晓光的一番话，使他更觉得自己窝囊。他叹了口气，正想说什么的时候，房门又一次响起。
关金雄说了一声“请进”，房门打开了，原来是小福子。刚要进屋，他见内里还有别人，便迟疑起来，迈出的脚又缩了回去。
“进来吧。”关金雄把小福子让了进来。
又是一位不速之客，不仅是蓝晓光，就是林启云也微微皱了一下眉。
小福子一声不响地进了门。他原本就自卑，见了生人更是如此。
见他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林启云觉得可笑。蓝晓光就不仅仅是觉得来人可笑了，而是觉得可气。
“怎么样，上回的那个曲子会弹了吗？”关金雄问。
小福子点点头。
林启云见状起身要走，蓝晓光随即告辞。
“不行，不行。”关金雄一把拦住，“谁都不能走，我这儿有西凤，待会儿再去买几瓶啤酒，弄点小菜。”
“关师傅，我去买。”小福子放下手中的吉他，当即就要出门，却被关金雄拉住，塞给他两块钱。小福子说：“我有。”关金雄说：“行了，你去就行了。”
“这主儿还有点眼灵见啊！”林启云见关金雄坚决不让走，也就留下了。
“我说关儿，你什么时候又收了个徒弟呀？”蓝晓光说，“你不是说过，不再教琴了吗？”
“是啊，这是个例外。”关金雄把小福子的事情简单扼要地说了说，两人一听免不了感叹唏嘘一番，对小福子也就另眼相看了。
冬
梁朋家的屋门虚掩着，看样子应该是家里有人。关金雄轻轻地敲了几下，却不见里边有反应。又加重敲了几下，还是没人答应。
“家里没人……”蓝晓光说。
“进去看看。”关金雄推门进屋。
窗帘低垂，小屋里显得很昏暗。关金雄和蓝晓光在屋里站了一会儿，才适应屋里的光线。
“老梁——”
忽听有人哼了一下，关金雄这才发现墙边上有一张单人床，棉被下边是一个人。他赶忙上前一看，只见那人正是梁朋——他双眼紧闭，连有人到了他的近旁也不睁一下。
“你怎么了？”关金雄吃惊地问，伸手在他的额头上一摸，感觉滚烫滚烫的，“老梁，是我。”
梁朋微微睁开眼睛，嘴唇哆嗦了一下，想说什么，却讲不出话来。
“晓光，你先在这儿，我去找辆车，得送医院。”说罢，关金雄飞快地去了。
关金雄一走，蓝晓光一时不知所措。以往遇到什么事，他总是帮人家出主意，或者把事情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分析一番，却很少亲手去做什么事情。现在，病人丢给他了，他搔搔头，搓搓手，不知如何是好。他虽然认识梁朋，但到他家里还是第一次。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下了台的老干部的家竟然是这个样子。他感觉屋里阴冷阴冷的，拉开窗帘的一角，借着亮光，他发现屋内有一个炉子。他伸手在烟筒上一摸，冰冷冰冷，显然是炉火已经熄灭好久了。这时候，他才想到应该把火炉子生起来。可是怎么生呢？他虽然生在普通人家，却是从小被父母宠惯了的，一向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来都没干过家务事。他那独用的小屋虽属于简易楼，但暖气还是有的，所以没有取暖之忧和生火之劳，也就不知道怎么生蜂窝煤炉子，他想给老梁倒杯开水。可是小桌上没有暖水瓶，他又在屋子里踅摸了一阵子，才发现暖水瓶就在床边的地上。拿起来，轻轻的，揭开盖一看，里边空空的，连一滴水都倒不出来。无事可干，穿着棉大衣的他也自觉发冷。
这也是一个家！他想起关金雄曾经说过，老梁单身一人。老梁过去也有妻子、女儿，在他被打成“黑帮”以后，妻子和他划清了界线，带着女儿走了。面对这寒冷凄凉的小屋和独身病倒在床上的老梁，蓝晓光感慨万分。如果屋子里还有一个能听他讲话的人的话，他一定会大发议论——人怎么能这么势力？多少年的夫妻，对方一倒霉就丢下不管了？想当初，是不是也曾恩恩爱爱、海誓山盟？什么爱情，什么恩义，到头来还不是各扫门前雪，个人顾个人？什么叫“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与“把自身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有什么区别？他以前不认识老梁，但通过这两年的接触，他认定这是个好人。
蓝晓光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关金雄噔噔地跑回来了。
“快，三轮车借来了！”
“咱俩抬？”
“不用。先抱两条被子，铺一条在车上，另一条盖身子。”
关金雄把梁朋背到三轮车上，叫蓝晓光坐在后边扶护，自己蹬车。蓝晓光只能按照关金雄的吩咐去做，因为他不会骑三轮。关金雄一路按车铃，把三轮骑得飞快。蓝晓光侧歪着身子，一手抓车板一手扶梁朋，在摇晃中担心着车会不会翻倒在马路上。
关金雄把三轮骑进医院的大门，直奔急诊室。试表，听诊……医生诊断：急性肺炎。但住院不行，医生说没床位，连观察室都满了，只能在楼道里打点滴。
“这怎么行！”关金雄双眉一挑，火冒三丈，“你们这不是见死不救吗？”
“你怎么说话哪？”一位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的人说话了，“没床位就是没床位。”
“刚才不就住进去一个吗？”
“刚才是刚才，谁让你们不早来呢？”
“有后门的，早晚都一样。”
“你也走啊。有本事走后门，没本事走窗户。”
“去你大爷的吧！”
“哎？你怎么骂人哪？”
“骂你了。骂的就是你！”
“走，走，别在这儿耍流氓！”
关金雄听了忽地变成一只猛虎，跳上前，当胸抓住那人。那人的脸色变了，嘴也硬不起来了。
“你……你……你要打人是怎么着？”
“我打的就是你！”
哗啦啦一下，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人。看热闹的，幸灾乐祸的，插科打诨说便宜话的，应有尽有，就是没有上前劝架的。蓝晓光平时能说会道，遇到这种场合，他反倒没词了。大道理、小道理，在这儿没人听，也不管用。见关金雄揪住那穿白衣服的，他担心把事情闹大，反倒误了病人，只好上前说：“别打，别打。”
周围的人，闹不清楚上前说话的人是向着哪一边的，只当蓝晓光是管闲事的。既然有了管闲事的，更多的管闲事的人就出场了。一下子上来三五个人，拉这个，劝那个，竟把两人分开了。关金雄怒气未消，对方无心恋战，一边叫嚷着一边躲在人群后边，转眼间就不知去向。
架白吵了，老梁还是住不上院。关金雄有心大闹一场，但又找不到吵闹的对象。倒是蓝晓光眼睛一亮，想出了一个主意。
“关儿，到他们革委会去，找他们头儿。”
“头儿？你认识吗？”
“不认识。”
“那没用，除非你是他大爷。”关金雄知道那些当头儿的也只会打官腔说套话，不愿意去白费口舌。
“那就告诉他们，老梁是老干部。”蓝晓光又说。
“嗨，没用。”关金雄说，“台上的干部有用三轮车拉来的吗？闹不好让人说个‘走资派’‘黑帮’什么的，就更不好办了。”
蓝晓光一听也是这个理儿，摇摇头，无可奈何。不过关金雄并没有灰心丧气。既然是别无他法，就只能是大闹了。这年头，社会上就是欺负软的怕硬的。他让蓝晓光看护着老梁，准备返回急诊室，来个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刚一转身，见迎面匆匆走来一个头戴白帽子、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那女子无意中看了他一眼，突然站住脚步。
“你是……弹吉他的那个吧？”
“怎么？”关金雄愣了一下，看那女子俊眉俊眼，面带笑容，但却不认识，“你是……”
“你忘了？”女子说，“那天在磁器口，红绿灯附近，你背着吉他，当时那警察……”
“哦，是你呀！”关金雄猛地想起来了。为了这问路的女子和那警察，他还唱了一段《牧马人之歌》中的插曲呢。他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她。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子，不是医生就是护士，他顿时眼睛一亮。
“我就喜欢吉他，可惜好久没听了。”女子说。
“有机会我给你弹。”关金雄说。
“好啊。”女子点点头问，“怎么，来瞧病？”
“对。不是我，有位朋友病重，需要住院。”关金雄忙说，“你能帮帮忙吗？”
“行。”女子立刻答应。
“那太谢谢你啦。”关金雄喜出望外，又问，“需要多钱。”
“大概得先交七八十块吧。”
关金雄没带这么多钱，赶紧去找蓝晓光。蓝晓光掏了半天，从衣兜里翻出三块多钱。两人的钱凑在一起，不到十块钱。
“这样吧。”关金雄对蓝晓光说，“你先跟这位大……”他想说“大姐”，但见人家很年轻，又不好意思叫出来。那称什么为好呢？这年头，“同志”已经不时兴了，他只好改口说，“晓光，你先跟这位师傅去安顿老梁住院，我去取钱，马上回来。”
“我叫韩丽萍。”那女子的脸一红。
“好，韩师傅。”关金雄说，“我去去就来。”
“你上哪去拿钱？”蓝晓光问。
“你甭管啦。”关金雄扭身就走，上次为林子买琴的事卖表，还剩下几十块呢。
“不行就到我家去拿。”蓝晓光在后边喊，“找我妈要，就说我急用。”
落雪了。
玻璃窗外是白皑皑的晶莹世界。
躺在病床上，梁朋可以看见院子里的草地和矮树——那里昨天还显得枯黄衰败，此时却是洁白一片。院子里，空气一定很新鲜，可惜他不能出去走一走，去观赏一下那雪景，去摸一摸那转瞬即融的雪花。这温暖如春的病房，莫不是传说中的桃花源？躺在这里，你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除了例行的公事——打针、吃药、量体温，再没有人来打扰。他好久没有这般安宁了，好久没能静静地睡上一觉了。远离了高音喇叭的搅扰，躲开了那粗暴的呵斥声和冷冷的脸色，不会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吓，也不会被噩梦惊醒。同一个房间的，都是病人，谁都不会问你的身份、职务、出身。虚弱的病体，恍惚的神经，死神的威胁，使人想不到或者顾不上相争相斗了。病房里，既没有你上我下，也没有你死我活。用不着口是心非、揭发检举、捏造材料、打小报告，需要的则是同病相怜、同情友爱、相互安慰。这气氛和情绪，是人的虚弱还是病房的环境造成的？由于同在一个病房，竟然结成“病友”，就像同在一个连队互称“战友”一样。不管先前的性格和脾气如何，进了病房，人就变得温和了、善良了，火气全消了。梁朋甚至想，如果尘世都变成这个样子倒是好了。可是这个想法一冒出来，他自己就笑了。世界变成个大病房？也许吧。医院外边的人都病了，医院内的病人才是正常的，起码在精神上。
窗外，雪地上，飞来了几只麻雀。它们飞着，跳着，低头啄食着什么，无忧无虑。先是一只麻雀发现了这片天地，于是奔走相告。这里的人无力也无心打鸟，甚至对它们的降临感到几分欣喜——那些个把脸贴在玻璃窗子上的带着笑意的脸和含有羡慕之情的眼睛就是证明。或许还有人在喃喃自语：等病好了，我也到春天的原野上去走走，呼吸新鲜的空气，伸展一下腰板儿和胳臂。可是病好了……梁朋想，这个愿望就会被忘却了，即使没忘却，却也没了这份闲心。
雪，晶莹的雪，纯净的雪。望着窗外，年近五十的梁朋忽然想到了白雪公主。奇怪，怎么会想到她呢？白雪公主曾经伴随过他童年的幼稚和幻想，但自从他走上社会以后，她就远离而去了。如果偶然提到她，那也是在给女儿讲故事的时候。不过这种时候很少，因为他总是在忙，一年到头地忙。忙上级布置的，忙自己本职的，忙自身找来的，忙琐碎的事务，忙连他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实际意义的事情。这么一忙，忙得他顾不上家和孩子，那童年的幻想和记忆自然就远去了、淡漠了、消失了。可现在，他的脑海里却出现了白雪公主。这是不是返老还童呢？哦，还有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小伙伴们在喊、在跑，红红的脸蛋像熟透了的苹果，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孩子……一个小女孩，是他的小朋朋！啊，你从哪里来？有多少日子没见你了，你到哪里去了？爸爸好想你呀。她也来了，朋朋的妈妈也来了，她还像从前那样。我不怪你，你也是没办法的。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是啊，是啊，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我们俩肩并肩地走。脚下的积雪，发出“嘎嘎”的声响，令人感到十分惬意。白雪是诗，诗就是爱情。她突然滑倒了，他扶起她，她却投入了他的怀抱……
往事如烟，却又近在眼前。小鸟在雪地上蹦蹦跳跳，无忧无虑。不知它们可还会记得打麻雀的年月。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天下发生了什么？上房揭瓦的，拉弓打弹子的，奔跑呼叫的，好不热闹！鸟雀无知，人也无知吗？全民打麻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麻雀还在繁衍，在无人和有人的地方，依然是无忧无虑地吃着草籽和害虫。如今轮到人自己了——依旧是“人海战”，依旧是摇旗呐喊，只不过对象变了。不知是人变成了麻雀，还是麻雀变成了人。忽然间，梁朋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麻雀，任人轰，任人赶，受了伤却无处可逃。现在，他终于躲进了草丛，喘口气，暂时歇歇脚。
人世无常吗？他所信赖、倚重和提拔的同志哪里去了？他还记得经常围在他身边的几个人，口口声声梁书记长、梁书记短，梁书记又高又大。你想喝茶，有人已经把茶沏好了端了过来；你想发封信，有人早准备好了邮票；你想看戏，戏票就送到家里来了。聪明、能干、听话，殷勤周到。刚一开始，他还有点不习惯，时间一长，就习以为常了。谁都喜欢听话的和恭顺你的，谁都会对经常提意见的“刺儿头”厌烦，特别是那些不分场合提意见的人。还有那些什么事情都一本正经、坚持己见的人，说清高也好，说翘尾巴也好，起码是不能或者不善于团结其他人的人。也许那意见后来证明是对的，但被选择提拔的还是那些听话的，听领导指示办事的人。这样的人，你放心。但你却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人，在运动一来的时候，揭你最狠，批你最凶，他甚至记着你偶尔随便说的一句开玩笑的话。而那些个爱提意见的也不曾被你提拔的，反倒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你。这是为什么？你倒了，进了“牛棚”，成了“黑帮”，原本和你疏远或者与你没什么来往的人却对你表示同情，而那些你重用过、提拔过的人却落井下石，甚至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这又是为什么？是自己当初糊涂、瞎了眼，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的积雪，梁朋觉得头脑异常清醒。许多从前没想过的事情，如放电影一样浮现出来；思考了一些不曾思考的问题，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人生如旅途。在这个旅途上，经常会发生一些想象不到的事情，比如他竟然和关金雄这样的人交上了朋友。首先是年龄上的差距。他当区委副书记的时候，区委里也有一些小青年，但都是远距离接触。他把他们当孩子，他们对他则是敬而远之。他和他们不是一代人，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两代人之间的确有一道无形的鸿沟。他和关金雄也属于两代人。另外，他是区委书记，党的工作者；关金雄是青年工人，民间琴手。两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意识观念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可是他们俩偏偏走到了一起，而且可以无话不谈。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到他们之间有什么距离感。即使看法不一样，他们也可以相互理解。因为他们之间是无拘无束的，平等相待，谁也不想教训谁，谁都不用服从谁。如此，他们反倒贴近了。他发现，平等相待和真诚交往，两个人才会无拘束地讲真话，说实话，即使是两代人，也不会出现隔膜。仔细想想，他和关金雄，包括关金雄的伙伴们，并没有深入讨论过什么事情，一两句话就可以心照不宣了。他们的交流更多的是在琴声中，歌声里。那歌声和琴声，就似云开日出，把他心中的郁闷和烦恼一扫而光。
病房的门开了，一个脑袋探进来，是蓝晓光。紧跟在他身后进来的是关金雄和那个爱笑的女护士韩丽萍。梁朋还不及欠身，床边的小桌上已经摆满了苹果、蛋糕和橘子罐头。
“老梁，好点了吗？”
“花什么钱！买什么东西！”
“嗨，花不了多少钱。”
“唉，你看你们……”
“见外不是？”
“好，好。”
梁朋有点激动了。亲人，离开了他。原本陌生的人，却显得如此亲近。现在他无职无权，原来的渴望升职的部下也不会再念记他。在这种时刻关心他的，除了有受牵连的可能以外，不会沾他的半点光。想到气愤时他曾说过人是无情的动物，他感到很惭愧。他抬头忽然发现关金雄还带着那把F孔的吉他，就问：“又要到哪儿去弹琴啊？”
“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关金雄说。
“是我让他带来的。”韩丽萍得意地说，“我想叫他给您弹。一听琴，什么病都会好。”
听到韩丽萍的话，梁朋怦然心动。不知是哪儿，他忽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像他的女儿。脸型？还是说话的神态？
病房里的其他病人也都坐了起来。几天的工夫，满屋的病友都认识了关金雄和蓝晓光，并且知道这两个人和老梁非亲非故。这年头，讲“义气”也是在批判之列的。在住院前，无论他们本人在本单位批判过这东西没有，但真的遇上这种事情，他们还是难免感叹一番，内心里也会由衷地感到钦佩。批判归批判，认可归认可，这年月心口不一的人大有人在，为的是保护自己。
“什么琴？”有人问。
“吉他。”
“弹一段我们听听。”
“在病房里弹合适吗？”蓝晓光把头转向韩丽萍。
“没事儿。”韩丽萍跑过去把病房的门关上，“小点声就行，有我呢。”
“弹吧，没事儿。”一屋子的病友，多数是没听过吉他声的。他们不仅仅是好奇，而且有点寂寞。也有住院时带半导体收音机的，可是一打开就让人心烦，因为里边播放的不是“大批判”就是“样板戏”。翻来覆去，都让人听腻了。
“弹什么？”关金雄坐在一把椅子上，调好了弦，征求大家的意见。在不熟悉的人群面前弹吉他，他多少有点忌讳。
“随便吧。”韩丽萍向周围扫了一眼，既像是征求意见，又像是回答关金雄，意思是你想弹什么就弹什么。
“随便弹，随便弹。”大家随声附和。这“随便弹”几个字有心照不宣的成分，那也就是谁都不忌讳弹什么。若是在单位里，除了“语录歌”“颂歌”和“样板戏”，其他的都忌讳；在这里，多数人都不想听那些让耳朵磨出糨子的东西，而是想听个新鲜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了说含糊的话，不愿明确地点明超出惯常的东西。身在“世外桃源”，心却离不开世间烦扰。
关金雄明白大家的意思。但他也知道，这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中或者偏僻的龙潭湖公园。略微想了一下，他选择了一首唯一能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朝鲜的《卖花姑娘》中的插曲。伴着琴声，韩丽萍轻轻地哼唱起来——
买花呀，买花呀，
买束可爱的大红花。
花儿香，花儿鲜，
美丽的花儿红艳艳。
一片至诚卖红花呀，
为妈治病换药钱。
买鲜花呀，买鲜花呀，
朵朵花开红艳艳……
琴声和歌声再一次引起梁朋心酸。卖花的小姑娘沿街卖花，想要赚钱为妈妈买药治病，可他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呢？为了女儿，她不得不和自己划清界线。多么残酷的现实啊！他不怪她，不怪她。一切都在人民和革命的名义下进行，谁都不会质疑和对抗这个神圣的名义。
韩丽萍在轻轻哼唱着，眼里噙满了泪花。梁朋忽然发现病房门玻璃外探着许多人头。门被推开了，病房里的人发现病房门外站满了人——有戴白帽子穿白大褂的护士、医生，更多的是其他病房的病友。不知谁说了一声“进来吧”，门外的众人就都拥了进来，站满了一屋子。
韩丽萍猛地在人群中发现了护士长，立刻停止了哼唱。叫她想不到的是，护士长竟然鼓起掌来，屋里的人都跟着鼓起了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