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识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称之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这个法子，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为对的即是善，认为不对的即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它存留下，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工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径从字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呢？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所难者，何者为善念，何者为恶念，不容易分别，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仔细研究一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把他分别清楚，随着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他把解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直是禅门的顿悟，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六）盈虚消长之理
老子的学说，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试作图说明之：如图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道德轨道。
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则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跛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种种说法，都是本着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各种工业都适用。
（七）老子之兵法
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应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战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我既不开战，而敌人必来攻，我将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则固”。万一敌人猛攻，实在守不住了，又将奈何？老子就向后退，宁可退一尺，不可进一寸，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进攻，如再不开战，坐视我的军士，束手待毙，这可谓不慈之极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战了，从前步步退让，极力收敛，收敛到了极点，爆发出来，等于炸弹爆裂。这个时候，我的军士，处处是死路，唯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人人悲愤，其锋不可当，故曰“哀者胜矣”。敌人的军士，遇着这种拼命死战的人，向前冲是必死的路，向后转是生路，有了这种情形，我军当然胜，故曰“以战则胜”。敌人的兵，恃强已极，“坚强者死之徒”，他当然败。这真是极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韩信背水阵，即是应用这个原理。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成书十三篇，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孙子曰：“卑而骄之”。又曰：“少则逃之，不若则避之。”又曰：“不可胜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又曰：“投之无所往，请剧之勇也。”又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凡此种种，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时收敛，后来爆发，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幽”。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合并而成的，足知孙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所异者：老子用兵，以慈为主，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被敌人逼迫，不得不战，战则必胜；孙子则出于权谋，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战胜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发挥尽致。开始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都有这种现象，即是把最初之说，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唯其如此，所以独成一派。老子的清静无为，连兵事上都用得着，世间何事用不着。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学说，无施不可。
（八）史记老庄申韩同传之原因
韩非主道篇曰：“虚静以待令”。又曰：“明君无为于上”。这虚静无为四字，是老子根本学说，韩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见他渊源所自。其书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无穷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于道德，而不出于爱恶”。可见他制定的法律，总是本于自然之理，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并不强人以所难。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斗，故贤者劝赏，而不肖者少罪。”可见他所悬的赏，只要能够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所定的罚，只要能够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赏也，暧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若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嬖而必诛。”事事顺法律而行，无一毫私见。他用法的结果是：“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上下交顺，以道为舍。”这是归于无为而止。
老子讲虚静，讲无为；韩非也是讲虚静，讲无为。黄老之术，发展出来，即为申韩，申韩之术，收敛起来，即为黄老，二者原是一贯。史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即是这个道理。后人不知此理，反痛诋史迁，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不伦不类。试思史迁父子，都是深通黄老的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难道对于老氏学派，还会谈外行话吗？不过韩非之学，虽是渊源于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扩而大之，独成一派。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韩非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同是无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适，一出韩非之口，而凛然可畏，唯其如此，所以才独立成派。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端相反，而皆本之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犹可谓之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谓之无为呢？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毫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谓之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即依着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说归于无为，因为他执行法律时，莫得丝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韩非说：“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并不苟细。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入关之初，“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黄老举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设柙股虎，用的是申韩手段。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黄老与申韩，有何冲突？
（九）老子与其他诸子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者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尝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之兼爱，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节用，即是老子之俭。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而游说，古阴符不传，他是道家之书，大约是与老子相类。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箓等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
汉朝汲黯，性情刚直，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乃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类道家，而治蜀则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是共通的缘故。孔孟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义。子产治郑用猛，国人要想杀他：说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猛的宗旨，至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衡》载：“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严，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者，莫如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言之不谬。
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为人性恶，当用礼去裁制他。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法律的裁制力强，故变而论刑名，由此可知：黄老申韩孟荀，原是一贯。害何种病，服何种药。害了嬴秦那种病，故汉初药之以黄老，害了刘璋那种病，故孔明药之以申韩。儒者见秦尚刑名，至于亡国，以为申韩之学，万不可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商鞅变法，秦遂盛强，逮至始皇，统一中国，见刑名之学，生了大效，继续用下去，犹之病到垂危，有良医开一剂芒硝大黄，服之立愈，病已好了，医生去了，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焉得不病？焉得不死？于芒硝大黄何尤？于医生何尤？
（十）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之原因
《礼记》上，孔子屡言：“吾闻诸老聃曰”，可见他的学问，渊源于老子。至大限度，只能与老子对抗，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俨如虬髯客见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样。《虬髯客传》载：道士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也就离开中国，到海外扶馀，另觅生活。孔子一见老子，恰是这种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的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带得有点强哉矫的性质，虽是佩服老子，却不愿居他篱下。这就像清朝恽寿平，善画山水，见了王岩谷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画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习花卉，后来二人竟得齐名。孔子对于老子，也是这样。他二人一谈道德，一谈仁义礼，可说是分工的工作。
《论语》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呢？因为性与天道，老子已经说尽，莫得孔子说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离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业已探骊得珠，孔子再说，也不能别有新理，所以就不说了。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请问致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学案，虚字静字，满纸都是，说来说去，终不出“致虚守静”的范围，不过比较说得详细罢了。老子书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长久，而况于人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这一类话，即把天地化生万物，天人感应，天道福善祸淫，种种道理，都包括在内，从天长地久，说至天地不能长久，就叫孔子再谈天道，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只好不说了。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见到了的，他赞周易，名此物曰太极，曾极力发挥，唯理涉玄虚，对门人则浑而不言，故大学教人，从诚意做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