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在感情上是很粗糙的。更何况活得匆忙，也没工夫细腻缠绵。不过，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偶然：某一天因为有一点什么事情触动了心弦，思绪也会如同潮水一样涌动起来。这突如其来的涌动，固然不像涓涓细流那般千回百转，可厚重的蕴积一旦被唤醒，那奔突冲撞的震撼，或许又是涓涓细流所无法比拟的吧。
面对眼前这片栉比鳞次的房屋，思绪就是这样涌动起来了。
此刻，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叩那扇门。
10年了。倘若我要探访的人和我年龄相仿，那倒没什么。然而，十几年前，他已经是花甲老人，10年后才来敲门的你，怎能不心怀惴惴？
这时候你突然体会到了，淡忘是不可饶恕的。
20前我是一个还算利索的窑工。我在京西木城涧煤矿的岩石掘进队跟车。回想起来，那活茬儿很有几分“浪漫”：追着奔驰的矿车蹿上跳下。站在矿车的尾部，头顶上那盏矿灯，像流星一般从漆黑的井巷掠过。最刺激的，当然是挂钩了——侧蹲着身子，一手托着铁钩，一手提着铁销，屏住呼吸，盯着那列轰隆隆奔腾而来的牵引车。“咣”的一声，两车相撞，销落身闪，大功告成，随即又飞身抓上毫不减速冲向前方的矿车，和这黑色长龙一道呼啸而去……对于我来说，这场面的最终结局却一点儿也不浪漫：我差点儿为此送了命。这事回想起来至今仍使我后怕：那一次我登上的那辆矿车意外地出了轨，霎时间我变成了一个西班牙的驯牛士。出轨的空矿车被飞速行进的车头牵动，在枕木上狂奔乱跳，尥蹶子，扭屁股，最后把我重重地摔到另一条轨道中央。没等我反应过来，一辆滑行的装满矸石的矿车已经冲了过来，把我卷到了矿车碰头底下。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位师傅的怀里，眼前无数黄灿灿的矿灯在闪。他们喊我的名字，问我伤在何处。那位搂着我的师傅吆喝着人们去找木板。木板找来了，顺在了我的身旁。我听见他们喊“一、二、三！”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到了矿医院。我知道我被抬上了急救车。我听见了引擎的声响，又昏迷过去。再次醒来时，我已经到了矿务局医院。
我伤得不轻：两节脊椎骨严重压缩骨折；棘突粉碎；肋骨也折了两根。脊柱的神经受损，左腿暂时失去了知觉。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必须在局医院绝对卧床三个月。老张师傅就是那三个月里朝夕服侍我的人。
我在矿上没见过这位瘦小枯干的老人。他早已退休在家了。这次之所以来照料我，是“立新科”请他“立新功”来了。因为他的家不远，就在局医院对面的黑山居民区。
他穿着一身薄薄的黑色中式棉衣裤，脸色焦黄，似乎永远在谦和地微笑。
“你别动。建功你别动。不能动。”我忘不了他那浓重的河北口音。他习惯于絮絮叨叨地重复。一边絮叨着，一边抢着接过我手里的便壶，或是递来我伸手要去够的东西，“这没啥，没啥，你别在意。要说呢，我这岁数是比你高，可你不是受着伤呢么？走窑的人，谁敢保不伤筋动骨？保不齐！你别不落忍。该开口就开口，听我的，听我的……”
他每隔一小时帮我翻一次身。用酒精擦我的后背，怕我生褥疮。每天晚上，他都去打来热水，一把一把拧干毛巾，一点一点替我擦身子。我的一切日常生活：吃饭、服药、大便、小便，全都得躺着进行。而他，总是含着慈祥的笑，帮我做了一切。看着那微微驼背的身影总在床边闪来闪去，心里真不是滋味儿。端饭倒水尚能忍受，而让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给你递便壶、倒便盆，怎么过意得去？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大概是因为发现我常常把那些事交给来探视的年轻工友代劳。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得把我当自家人。咱爷俩儿赶上了，是有缘。帮你一把，该着！赶明儿你好了，兴许我还躺下了呢，兴许得你去伺候我呢。都是走窑的出身，谁跟谁？”
这质朴诚挚的心所应该得到的回报，难道就是你一别10年，才来这么一次探望吗？
我可以找出无数理由为自己辩解。我的确忙得不可开交。来约稿的编辑们，来探讨的批评家们，来采访的记者们，来交流的读者们……应酬，会议；有用的，没用的；被请去的，被逼去的。我记得和张师傅分手之初我还架着拐，每次去局医院复查，我都忘不了去看他，留在他家里喝上两盅儿。后来，我上了北大，似乎只来过一两次了。再后来，我再也没来过。倘若这一次不是来门头沟的百花饭店开会，你是不是会永远将这位老人冷落？任何辩解都无法弥补我对这淡忘的歉疚。一个人的歉疚越是深重，似乎就越缺乏补偿的勇气。譬如现在，面对着咫尺之遥的一扇门，你忽然犹豫却步了——敲开了那扇门，假如你得到的，竟是一个不幸的事实，那又如何是好？
不敢敲门。
我提着点心、水果回到了百花饭店，给曾经在局医院为我诊治的医生拨了个电话。他告诉我说，老张头早已不再陪床了，除了去年秋天在街上见过他一面以外，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我又来到医院门口的小马路，打量那些摇着轮椅转悠的人们。我想，他们中间，大概会有当年住院时结识的病友。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街上转。向他们打听一下，应该是不难的。
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我只好去敲门了。
开门的，是张师傅的老伴儿。她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是你呀！当家的前儿个还念叨你哪！”
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张师傅挺好吧？”
“好，好，让您惦记着。他在外边呢。不远，不远。四儿！四儿！去把你爷爷叫回来！”
没多一会儿，张师傅回来了。
10年了，他并不见比从前老多少。据说人过60，外貌上的变化就很小了。见到我，并不大惊大喜，只是微微一笑，说：“建功来了。”
落座。沏茶。问我的父亲、母亲，问我的妻子、孩子。我也问他。他说他还在外面干点什么，值个班，守个夜之类。
“孙子还没娶媳妇呢。现在可好，娶个媳妇得好几千块。靠他们自己挣？挣不来，挣不来！”
“嗨，挣多少就花多少呗，何必还用您出去干！”
“我行。再说，在家，是待着。去守夜，也是待着。”
他问我大学毕业以后去了哪儿。
“留北京了。在文联工作。”我说。
“那好，离家近了，也好照顾着。可北京也有北京的难处哇。物价高，就你那百十块钱的工资，怎么过哇？”
“是，光靠那百十块钱，日子是没法儿过。我们单位那些年轻干部，挺苦。”
“建功啊，你有用得着的，说话。我这儿多了没有。三头五百还拿得出来。”
“我用不着，用不着。”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告诉他，我还有稿费收入，“我哪能花您的钱？再说，您放心，我也不缺钱。”
“你拿我当外人。你这样的人哪儿有来钱的路子？不开公司，也不当倒儿爷，就靠点儿紧巴巴的官饷。你听我的，别不好意思张口。”
“张师傅，我真的不缺钱。这样吧，真需要，一定不跟您客气，行了吧！”
“这就对啦，这就对啦。”他说。
中午，爷儿俩围着小炕桌，干了几盅“燕岭春”。师母炒的菜里，专有一盘“鸡蛋韭菜”，一盘“辣白菜”。她一定还记得我爱吃。我住院的时候，张师傅经常给我带这两样菜。
告辞的时候，张师傅把我送出挤满了自盖房的居民区。上了马路，我劝他留步。来时我曾经逛了逛马路边上的书店，看中了一本书。我告诉老人家，我要去买本书，然后赶回饭店开会。“我没事，没事。”他偏偏还要坚持着跟我进书店。
我朝售货员要过那本《洪堡的礼物》，翻看它的序跋。张师傅似乎是到旁边的柜台转悠去了。我举手招呼售货员过来，打算付款。老人却不知什么时候回到我的身后了。我听见他悄悄地对我说：“建功，走吧，钱，咱们交啦。”
“什么？您何必……”我真有点哭笑不得。怪不得他偏要跟我进书店。我知道这还是因为刚才那个话题。说不定老人家看我拿着书颠来倒去地看，越发认为我在为花不花这个钱嘬牙花子呢。我怎么办？拿着钱跟他在书店里推来搡去？
“这没啥，没啥。”他揪着我的衣袖往书店外面拉，“走吧，你不是要开会去？别误了正事。”
我没再说什么。
黑山居民区外面这条马路与10年前相比，似乎没有很大的改观。窄窄的，稍稍有点坡度的S形水泥路。路两旁的建筑比起门头沟繁华地段那突兀而起的如林楼宇，越发显得陈旧而寒酸。然而此刻，大概因为刚刚告别的那位老人的缘故，这一切都给你带来了某种亲切感。
我忽然想起，在这片土地上，或许你还有许多未能了却的情债？
“白老虎”在哪儿？宋文忠又在哪儿？我后来才听说，若不是“白老虎”拼死扛住那辆冲过来的矸石车，恐怕我已经是车下鬼了。而把受伤的我搂在怀里，招呼人们去找木板的，好像是宋文忠。若不是他的经验，我的下身截瘫无疑。还有王成洪，是他抱来了一床被子，给我盖在担架上。还有唐辰功，往我嘴里滴了一管清凉甘甜的葡萄糖水……护送我到局医院的，是当时我们工段的党支部书记郭会军，他给我剪开了满是粉尘泥浆的窑衣，替我擦净了身子，把我推进急救室。在张师傅之前护理我的，大概是刘云祥，那是一位周到的、却不断找话茬儿和你开心解闷的窑工。真抱歉，有的人甚至记不清了——哪一位帮我做了一个木板的书写架，使我躺在病床上还能写作；哪一位替我搜寻过当时很难找到的文学名著，使我得以充分利用那难得的空闲……
人们，你们都在哪儿？
可是，倘使你真的知道了那些窑哥们儿的踪迹，你也真的能一一找上门去，和他们畅叙别情吗？
我只能苦笑。我未必有那么多的时间。
不过，我想我总应该找一个机会，对所有关心过我，救助过我的人说，我想着你们！
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