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在家风的道德标准上应该高于普通群众，领导干部应该高于普通党员干部。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与党风、政风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在群众看来，领导干部的家庭与干部个人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家风的好坏不仅反映领导干部个人作风的好坏，也反映着整个党风政风的好坏。
一 家风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
家风与党风政风紧密相连，不仅关系到从政者个人的成败，还关系到整个执政党的兴衰。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是反映党风政风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老百姓关注党员领导干部，不仅关注其自身的廉洁状况，还关注他的家人、子女的言行举止。因此，评价党风政风如何，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家风状况也可窥见一斑。
1.清廉照应家风清
注重家风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从历史上看，政风的好坏往往就会反映在家风上。一个朝代，政治清明时期，往往也是统治者比较注重家教和家风的时期。历代但凡有作为的君主，以开国君主和中兴君主为主，大多比较重视修齐治平，格外重视家风建设。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例，他把“孝”看作“风化之本”“古今之通义”“帝王之先务”，“孝”不仅成为朱氏的家法，更成为国法。清朝康乾盛世之时，康熙、乾隆皇帝数次在宫内开设“千叟宴”传为美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形象，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创业，全国上下风气为之耳目一新。这种政治的清明，就表现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身体力行，严格约束家人，重视家风教育，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连一家是毛泽东在韶山最亲的亲戚，他的爷爷毛恩农和毛泽东的爷爷毛恩普是老爷爷毛祖人的两个儿子。当年，毛泽连在长沙治病，因疗效不佳打算到北京诊治。对此，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回信，大意说，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杨开慧的长兄杨开智，是毛泽东的大舅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计划到北京找毛泽东解决工作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他亲属也有找毛泽东安排工作的，均遭到他拒绝，不是“不宜由我推荐”，便是“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等。
毛泽东的家风，被后人概括为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实际上，注重家风几乎是那一代领导人的共性。除了毛泽东之外，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也是后人传颂的经典范例。陈云则为亲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家人搭乘我的车；不准家人接触我看的文件；不准家人随便进出我的办公室”。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简单来说，“齐家”是“治国”的起点，也是“平天下”的根基。古代英明有为的政治家常常推己及人、推家及国，根据齐家的能力和修养去选择治国理政的人才。家风之于从政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因素，把重视家风的因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八项规定，坚定不移反“四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这种“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对家风的重视，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一个领导者的文化自觉。
2.腐败折射家风浊
积极的党风政风能够反映在家风上，消极的党风政风也能反映在家风上。一个腐败的党员干部，往往是不注重家风建设的。有记者调查发现，80%的官员腐败案都与家庭成员有着密切关系，并且贪官大多都有着不良的家风。从一系列落马官员的情况来看，当事人及其亲属子女严重违纪违法，尤其是“一人当官、全家敛财”“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家族式腐败，刷新了社会的底线，恶化了社会风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曾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官至副部级的刘铁男，因为错误的亲人观、权力观让他最终跌入了悔恨的深渊，刘铁男的家风，也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2014年12月10日，刘铁男被河北省廊坊市中级法院依法判处无期徒刑。与刘铁男一同判刑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妻子。据媒体报道，刘铁男之子刘德成21岁时，就拥有了一辆30多万元的轿车；22岁时，就有人把750万元汇入到他的账户；在23岁到25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千万元户；2007到2011年这几年间，他没有上班，却挂名领取薪金121万元。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刘铁男这个“爸爸”。
根据有关通报，刘铁男与其子刘德成通过非法经营所得约1.1亿元，其妻子郭静华非法所得3800万元左右，并收受礼品折合人民币约41万元。刘铁男一家，已经查明的非法所得超过1.5亿元。刘铁男明知儿子刘德成既无本钱又无能力，却在压下审批程序后，把儿子介绍给有求于自己的私企老板，让人“带带”儿子做生意，再进行批复。这种儿子收钱、老子卖权让刘铁男感到有种“安全感”，并沉溺于这种“安全感”，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对于官员而言，家庭中的生活角色与工作上的公共角色共同构成了官员的整体形象。一个官员在公共角色上出现的错位、失位现象，往往也会表现在他在家庭中的生活角色上。刘铁男们掌握着公权力的权柄，本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考验，对得起官员这个职位。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不但自己腐化，还带着家人腐化，成为家风是党风政风“晴雨表”的又一鲜活例证。
二 家风是党风政风的“奠基石”
作为“晴雨表”，家风反映着党风政风的好坏。同时，家风还是党风政风的“奠基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表明，廉洁家风是推进党的事业、促进党风政风建设的强大正能量。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打造一支廉洁从政的党员干部队伍，一个重要的支点就是家风建设。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家风绝不是小事、私事，而是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执政者必须具备的“公德”。家风的好坏关系着从政者的成败。
1.欲治其国，先治其家
家风之于从政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们党全力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增强这种自觉性，带头建设良好家风，管住自己，管住管好配偶子女，为党风政风的持续向好，贡献力量。
新华网曾专门就家族腐败进行过盘点，发现“贪腐亲兄弟、寻租父子兵”的现象，并不鲜见。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为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不少媒体在对刘志军落马本身给予关注的同时，也翻出了其胞弟、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的旧案。2006年4月30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刘志祥犯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安徽省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因受贿超过2000万元，2012年，张治淮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冬被判处无期徒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落马的官员中，家族腐败或者家庭人员涉腐的现象十分突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落马的过程中，他的妻子可以说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媒体报道，苏荣卖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级干部下至副县级干部；什么东西都要，既有巨额现金也有名贵字画、瓷器，连价值仅千元的小摆件也来者不拒；办成的收，办不成的也收，还有收钱不办事的。苏荣在忏悔录中表示，“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有一次，其妻子手术后在深圳疗养，许多厅级干部打“飞的”去探望，并送上红包。因为人多，以至于谁送了红包苏荣都记不清了，谁没送却记得清清楚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各级党委（党组）要重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把它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检查有关情况。”可以说，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是反映党风政风的一个“窗口”，也是加强党风政风建设的“奠基石”，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已然成为党风廉政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自觉做良好家风的建设者、推动者和传播者，通过“齐家”提升自己的“治国”能力，通过良好家风涵养良好的执政环境。
2.制度建设提升家风效果
在党风政风建设中，家风的“基础性”地位毋庸置疑。但是，家风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基础层面的涵养，还在于通过制度杠杆直接给予党风政风建设更有力的推动。我们党历来重视家风建设。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在将良好家风制度化方面，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党的一大批优秀干部，齐家治国，在以家风促党风政风方面，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就是一位把家风建设制度化，进而推动党风政风建设的好干部。
兰考大礼堂跟县委紧挨着，县委后院有一个小后门直通礼堂，不买票就可以进去看戏。焦裕禄任县委书记期间，不少同志都会看“白戏”，有一次，焦裕禄的子女也通过这一渠道去看了“白戏”。很快，这一事件被焦裕禄知道了。他首先为自己的孩子补了票，然后，告诉他们不买票就看戏是剥削演员叔叔、阿姨的劳动，不能这么做。自己的家人搞定之后，他还亲自制定了《干部十不准》，规定所有干部连同家属都不许看“白戏”。
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禄最可贵的品质之一。而且，他还通过《干部十不准》这个制度规定把家风普遍化为政风，使焦裕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红色精神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新的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而要有效应对四大考验、规避四大危险，最根本的应对措施还是要落实到广大领导干部的素质上来。在大力倡导良好家风的今天，广大领导干部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把家风建设与党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让家风建设成为党风建设持续向前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注重家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2015年10月，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2016年，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浙江、上海等地也出台了相关文件，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考核评议的重要内容。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党内纪律的方式，首次将廉洁齐家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推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制度把家风建设上升成为组织原则，巩固了家风建设的成果，也为党风政风的改良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三 家风是党政干部的“护身符”
家风对于党风政风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其对党政干部的影响上。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往往占据重要岗位，一旦不能修身克己，很可能出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情况，不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良的后果，还会殃及整个党组织的形象。反之，良好的家风则像是一道“护身符”，有助于领导干部正确认识权力与亲情的关系，从而能够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做到为官一地、造福一方。
1.家风浊祸及家庭事业
对于从政者来说，因为家风的隳坏而殃及家庭（族）的，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有些从政者位居高位，居功甚伟，但就是因为不能约束亲人子女，不但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整个家族也成为典型的“反面教材”。
霍光，西汉权臣、政治家，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曾被汉武帝临终托孤，常被人和商朝时著名丞相伊尹并提。在秉持国政前后近20年间，霍光调整汉武帝过度扩张的国策，转而注重内政，让老百姓过上殷实的生活，赢得了臣民们深深的尊重。然而，在霍氏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位穷书生却看到了“霍氏必亡”的结局。究其原因，就在于霍氏治家不严。
霍氏的败亡和霍光齐家能力与治国能力严重不匹配有关。霍光当政期间，他的子侄诸婿等都被安插在关键岗位上。而且，霍家人平时仰仗霍光的权势，骄奢淫逸，作威作福，霍光对此却缺乏基本的警惕。他的子侄们在该上朝的时候却去打猎，只派一名家奴上朝打招呼。霍光妻子为了让自己的小女儿成为皇后，买通医生毒杀了汉宣帝的皇后许氏。霍光知道内情后，不是借此整顿家风，反而把事情压了下来。
有霍光这棵大树，霍家人还可以平安无事。但霍光一旦死去，霍家人还不知收敛，张扬跋扈如故，势必遭到清算。最终，许皇后之死的真相被慢慢揭露。出于自己的政治安全，汉宣帝也极力想把霍家势力拔掉。与此同时，反对霍光的势力也汇集起来。最终，其儿子被腰斩，老妻遭弃市，弟、侄、女、婿无一幸免，受株连而灭门者多达数千家。
家风是一个人成长的文化基础，家风的好坏往往会对家庭（家族）成员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殃及的不仅是自身，更是全家。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霍光的历史功绩毫无疑问值得称道。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家风的败坏也成为其一个无法回避的污点，霍光本人也必须对此负责，这毋庸讳言。作为一家之长，他对家人缺乏最基本的约束和管教，也就剔除了对家人的基本保护。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领导干部家属子女腐败类型”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多数是窝案串案，涉及面广，影响恶劣。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高级官员落马案比如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案件的背后，都有亲人子女等介入腐败的影子。有关数据显示，80%的高官腐败案都与家庭成员有着密切的关系。“亲属在领导干部走向腐败堕落的过程中充当‘催化剂’、成为‘中转站’、形成‘共同体’，犹如领导干部政治仕途上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于这些高级干部来说，家风的败坏导致了“护身符”功能的丧失。在大力倡导文明家风的今天，这些教训值得每一个党员干部深刻反思与牢记。
2.家风正涵养优良政风
家风正则政风清、党风端。长期的反腐实践表明，加强家风建设十分必要。良好的家风，既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护身符”，也是整个家庭的“护身符”，大而言之，还可以说是整个执政党的“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有助于领导干部自觉与腐败划清界限，抵制种种诱惑，并带动整个政风的健康清朗。当前，领导干部尤其应该注重良好家风的涵养，通过良好家风提高自身修养，增强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让良好家风涵养优良政风。
出生于四川荣县的吴玉章，是“延安五老”之一，德高望重。他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等诸多时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多个领域和多个方面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并且严格约束家人亲朋，“一生务实严谨，一专多能”，身体力行“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的家风格言，为家人和后来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值得后人学习。
1963年11月，吴玉章的侄孙子吴本清去探望他。离开之前，吴本清想请自己叔祖吴玉章写几句话作留念。吴玉章就给他写了一副对联：“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在吴玉章看来，这不仅是居家格言，同时也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以此对联勉励后辈和家人。而这种带有吴氏风格的家风也确实给他的家人注入了积极的精神动能，他子孙辈中间很多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
有句话说得好，“家风连着干部作风，干部作风连着党风，党风连着整个社会风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家风建设，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廉洁齐家，创造了红色家风，彰显的是爱党爱国、忠于人民、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当代共产党人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的鲜活典范。
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大力提倡文明家风的背景下，广大党员干部应该把文明家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抓手，带头搞好家风，把“育家风”融入日常，将“好家风”拓展延伸，让“学家风”成为自觉，以此涵养优良政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从政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