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耄耋的贺知章，从长安一路风尘仆仆地回到离别近五十年的永兴故乡，可真不容易。这一路大部分是旱路，按当时的说法有近四千里，四千里的跋涉，即使对于年富力强者，也够辛苦了。幸亏有幼子一路的精心照料，也幸亏贺知章身体确实不错，才没有生病。但历经近两个月的颠簸，他确实是疲惫不堪。因思乡心切，渡过钱塘江，他的心早已飞到了曾经的贺家园。尽管已经是一脸的憔悴，但他还是带着兴奋的心情步入村口，当听到熟悉的乡音，他更急切地寻找自己的家园。他第二个儿子奉父命，一直居住在这里，尽管随着风雨沧桑，故居已显得老旧，但毕竟是贺知章一直铭记在心的出生地，看到这故居他心头便油然生出无限的感慨，脑海中也浮现出他离家前二儿子那调皮的顽童形象。突然间，原先在村口路上玩耍的儿童围上前来，歪着头瞧这白发苍苍的老人，满口稚气地问：“你是谁呀？你从哪里来呀？”
贺知章一看这群孩子更是感慨万分，他蹲下身子用家乡话问道：“你们可是贺家的孩子？”
“对呀！我们这里都姓贺，我们太爷爷是朝廷里的大官！你姓什么呀？”
“我也姓贺。”
这群孩子更奇怪了，又带着疑惑问道：“除了我们贺家园姓贺，怎么还有其他姓贺的？”他们似乎不能理解。
贺知章说：“我不能姓贺吗？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太爷爷。”听他这么一说，就有孩子喊叫着往村里跑：“太爷爷回来啦！”可还是有几个年龄稍长的上下打量着说：“怎么，我们根本不认识你，京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怎么会是我们的太爷爷？”
这让贺知章为难了，他心中不禁感慨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幸亏，此时在家的二儿子听到外面孩子们的欢笑声，已经迎出门来。一时间乡里乡亲都前来看望问候，全村人数虽然不多，倒也呈现出一片欢快的气氛。
贺知章出身官宦世家，知章在家排行第八，人称“贺八”。他家的多数亲戚故旧早年就搬离了永兴这个穷乡僻壤，在郡治会稽安家落户。因而，贺知章年幼时，也随父母离开了这个不适宜官宦世家居住的贺家园，定居于会稽城内，并在镜湖畔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这贺家园毕竟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的根，这怎么能忘呢！回乡的第一站应该在这里，何况这里还有他众多的亲人和次子，以及田产。
贺知章入仕较迟，或许与家庭条件宽裕有关。他是三十七岁那年才离家赴京城长安赶考的。他留长子居于会稽家中，命次子回永兴老家，帮助叔伯料理家事，自己则带着夫人到了长安，并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得中进士（一说状元）。其后，贺知章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宦海沉浮达四十九年之久，从一个“四门助教”的小官，直到成为官阶三品的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尽管身处开元盛世，要是没有文韬武略，没有高尚的人品，没有极佳的人际关系，没有政绩，他的仕途也不可能如此顺畅，为官近五十年而一帆风顺。
贺知章个性张扬，情感丰富。武则天执政的时候，虽然处境不这么安宁，稍有差池便会不明不白地遭罪，但他知道如何处世，竟然也能与一些名士饮酒聚会，在长安的大街小巷留下了他那风流倜傥的足迹。他的幽默似乎可与汉代的东方朔相提并论；他的妙语佳言，经常为好事者随手抄记，有时传到武则天耳朵里，她也为之击节。
武则天闲时也会想到这个给人带来欢笑的贺知章，召他进殿攀谈，他常常将严肃的事情，说得轻松有趣，武则天应该是位颇具才情又有些怪癖的女皇帝，在他手下做臣子可不大容易，她提出的问题往往因超出常规而难倒许多满腹经纶的士大夫，但她却难不倒贺知章，武则天也因此对贺知章大有兴趣。
唐睿宗执政后，特别是在唐玄宗坐上帝位后，贺知章放荡不羁的个性更是得到解放。当然，他对于军国大事也一点不含糊，他的才情没有让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失望。他参与起草《六典》、汇编《文纂》，参与唐明皇在泰山举行的盛大封禅活动，起草对天庭祈祷的奏文等，事情处理得一丝不苟，不出半点纰漏，由此深得唐明皇的器重。朝廷商讨一些重大政治决策时，他可没有一丝懈怠，总是严肃认真地处置事务。他当太子李亨的侍读，作为李亨的老师，倾己所学对他谆谆教导；后来，唐明皇又将当时的“神童”李泌也交予他教诲。贺知章对这两位后辈竭尽全力，使他们后来成为国之栋梁。
然而办完正事，贺知章便如同换了一个人，露出他豪放、旷达、狂放不羁的个性。尽管他的年龄在渐渐老去，可他那放荡不羁的个性却一直没有改变，让人见了就觉得他是个惹人喜爱的“老顽童”。他一生喜饮酒，饭可以不吃，酒不能不喝，而且非常善饮，有时状若酩酊大醉，头脑却清醒，还能说笑。他那同朝为官的远房表亲陆象先曾对人说：“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他与当时的名流张旭、张若虚、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经常与张旭令仆人背酒，游赏于闾巷，见到好墙壁，也不管主人是否愿意，便潇洒自如地挥毫题字。有次碰到一家园林风光极好的宅院，他不请自进，主人闻讯，当然要询问情况，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他不以闯入私宅为大不敬，还说自己有钱，要请主人一起来喝酒。
贺知章最为特别之处，便是每次喝得大醉都要赋诗属文，笔不停书，文不加点，纸尽诗穷，而且情韵不凡。因而，他一生创作的诗篇可谓无法计数，然而由于他不喜收存，随写随送、随写随丢，他的诗歌大量地流落到民间，散佚不成卷，留传下来的仅十九篇。他诗赋得好，书法也是绝对的佳作，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奇怪的是，他的许多出神入化的书法作品均创作于醉后，作品中有些特别出色之处达到了超然物外的境界，连酒醒后的他本人也感到惊奇。由此，有些索书者想了个办法，在安闲游憩之地预先备好笔砚，先以好酒好菜款待他，等到他醉后，便请他挥毫。其实，他每当醉酒时，即使没有人要他写，他也会寻笔砚自己写，酒后以书法取乐可说是他的秉性使然。如有人请他写，他当然是接过纸笔，笔走龙蛇，疾风劲草，飞扬文字，有多少纸，写多少字，来者不拒，最后在一片叫好声中，他才搁笔，白胡须一捋，嘿嘿一笑，复又举杯。
在贺知章众多的文友、酒友中，李白是最值得一提的一位。初见李白时，贺知章已七十二岁，李白还只三十挂零，隔了整整一代人；而论交情，他们却是绝对的“忘年交”。李白初到长安是应唐玄宗之诏，但皇帝何时传见他还真难说。李白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举目无相识。但当他知道有个胸怀开阔、谙通经纬的贺知章时，便冒失地带着自己的诗作去求见贺知章。贺知章读了李白的诗作后，大为惊叹，连连说：“子，谪仙人也！”意思是说李白称得上是诗仙。高兴之余，他就拉着李白上了酒楼，刚好两人都喜杯中物，当然是一醉方休。待到酒保要钱时，贺知章一摸腰包，忘了带钱，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解下那随身佩带的金龟递了过去。这金龟非寻常之物，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佩带，然而贺知章毫不在乎。这“金龟换酒”便成了千古佳话，流传至今。
之后，贺知章将李白“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使得李白“名动京师”。很难想象要是没有贺知章提携后辈之情，要是没有他那率真的秉性，李白的诗篇是否能像如今这般在盛唐的天空中留下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长长诗史中留下一声惊人的绝唱？还真难说。在唐代的诗坛上，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广为传颂，而李白与贺知章的友情，也被人津津乐道。
贺知章晚年更为豪放旷达，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
此时，贺知章的头衔、美誉已经数不胜数，除与张旭等合称“吴中四士”外，又与颜元孙等人合称为“五总龟”，与张说等合称“含象亭十八学士”，与孟浩然、王维等合称为“仙宗十友”。而最著名的是与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文士、酒友合称为“饮中八仙”。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把贺知章列为八仙之首，起句就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写尽了贺知章的醉态。
醉酒误事确非笑谈。贺知章六十余岁任礼部侍郎时，岐王李范暴薨，按惯例举行隆重葬礼，而主持这种礼仪的正是身为礼部侍郎的贺知章，由他负责挑选一批十四五岁的官员、贵族子弟充当挽郎，在出殡仪式上牵引灵柩、唱挽歌。等到治丧完毕，这些挽郎即有被提拔任用的可能，因而能否成为挽郎成了官宦之家的一件大事。然而僧多粥少，名额有限，尽管官家千方百计争取让自己的孩子当上挽郎，毕竟不能全部如意。这其中就得有所取舍了。不料，贺知章承办此事时醉酒未醒，稀里糊涂地弄得“取舍不平”，引得许多落选的贵族子弟心怀不满，纷纷拥进贺家，要与贺知章论理。这些平日里骄奢惯了的高门子弟“喧诉盈门”，弄得场面很是尴尬。贺知章急命下人关紧大门，又叫人架了梯子，趴在墙头上向这帮公子哥儿耐心解释。贺知章也明白，这些人得罪不起，只能好言劝慰：“诸位且散，见说宁王亦甚惨澹矣。”言下之意是，听说宁王，即唐明皇之兄李宪也快不行了，大家回去，下次还有机会。贺知章说的是实话，听者却感到不舒服，宁王还未见背，你就说他不行了，这还了得！因而，这起“爬墙事件”，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贺知章也落得个调任工部侍郎的结果，尽管没有降职，这也说明皇帝对他办理此事的不信任。由此，贺知章一再嘱咐仆人，以后醉后绝不干预公事，但酒还是照样喝。
在酒的世界里，贺知章远离官场险恶、名缰利锁；在读书论文中，他则充分地享受了汪洋恣肆的精彩人生。他的这份率真，这份天马行空，使他未能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却让他在诗书艺术的殿堂上取得了始料未及的辉煌。
时光流逝，贺知章在京城近五十年，对故乡的思念当然是愈来愈浓。当他年届八旬时，他就与身边的小儿子商议，打探家乡的情形。他特别思念自己的出生之地，即永兴史家桥旁的贺家园，渴望能在有生之年再回那里看看。为此，他开始做告老还乡的准备。
在朝廷为官近五十年，可说是旷古绝伦。为官数十载，即使心地纯洁，也难免被尘世烟火熏变了颜色，少有出淤泥而不染者；即使能保持清廉，也会被沧桑世事磨去棱角。贺知章可贵就可贵在他虽嗜酒如命，政治头脑却一直保持清醒。凭着他近五十年的为官经历，他洞察到开元盛世的繁华中，似乎已隐伏着一种危机。他朦胧地意识到唐明皇不可能一世英明。特别是当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后，他深知后患无穷。他对李林甫表面上客客气气，心底却是一百个不愿意与这奸臣共事。再说，为贺知章所欣赏的张说、张九龄等正直有为的宰相相继谢世，朝廷的人事变迁，他已经不能适应。加上自己确实年事已高，尽管身体素质不差，但毕竟是年过八十的老翁了。因此，叶落归根成为他迫切的愿望。
唐天宝三载（744）正月，贺知章正式向唐明皇提出请求，说自己生了一场大病，恍恍惚惚中竟然神游了天帝所居的洞天三清，因此要求告老还乡出家为道。他的要求也不高，只求回到年少时离开的永兴故里，舍宅为观，求宅旁的周官湖为放生池。此湖不大，但四周环境甚佳，苍松翠柏、紫竹成林，溪水淙淙，是个颐养天年、修身养性的好去处。对这个老顽童，唐明皇既能体察到他的才情，更看重他能在某些场合以诙谐的方式处理棘手之事的才能，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唐明皇虽有依依不舍之情，最后还是爽快地同意了。
崇仰道教是唐代的时尚，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均奉道教为正宗。贺知章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迎合了皇上的意愿。但唐明皇却认为永兴县是个穷乡僻壤，那周官湖更是名不见经传，让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回到不知名的小邑，有失朝廷体面。他思考了一下，决定赐予贺知章越州镜湖剡溪一曲。那地方是东南名气最大之地，附近有大名鼎鼎的禹陵，还有纪念舜帝的庙堂，先贤王羲之等也曾在那附近举行兰亭雅集。于是唐明皇下诏将贺知章的道观取名“千秋观”，御书了观名，还御书了一块“冰清玉润”的匾额相赠，并赐予其子会稽郡司马一职，以方便其子照顾父亲。应该说唐明皇对他的安排已经是体贴入微了。
天宝三载正月初五，唐明皇特地为贺知章安排了一场极其隆重的欢送仪式，亲自为他作了两首送行诗，又郑重其事地在诗前写了一篇长长的序，序中写道：“天宝三年，太子宾客贺知章，鉴止足之分，抗归老之疏，解组辞荣，志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迟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将归会稽，遂饯东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帐青门，宠行迈也。岂惟崇德尚齿，抑亦励俗劝人，无令二疏，独光汉册。乃赋诗赠行，凡关宴宜皆属和。”其诗云：“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英怅别深。”明皇还下诏，命太子率百官在长安东门外相送。据说欢送的队伍里有百人之多，其中皇亲国戚和朝中重臣就有三十八人。因有皇上作诗赠别在先，故这些人也都作了赠别诗。如此场景不要说在唐代，自古以来绝无仅有，真称得上文坛千古盛事。贺知章感动得老泪纵横，原本满腹经纶的他，竟然一时难以言语。但他毕竟是过来人，任何荣耀名利他都看得很淡很淡。他潇洒地脱下了官服，换上了一袭绸缎质地的白色袍子，腰间束了根紫红色的绸带，脚下是一双胡人的靴子，头上包着一块紫红色的发扎，脸上洋溢着知足的微笑，伴随着喧天锣鼓笙箫，登上了回归的马车，终于离别了京城那扇令世人仰慕的朱红重门。
贺知章仗义疏财，回乡时没有多少积蓄，轻车简从，行不到两月即来到了久别的江南。第一站当然是少小离别的故里——文笔峰下史家桥旁的贺家园。他降生于此，这里便是他的根。时值早春二月，乡间小河旁的杨柳已经绽放出绿色的嫩叶，显得娇气可爱，千万乡情油然而生，贺知章心里略一思索，一首《咏柳》诗已在胸中成稿。到了，到了！终于到了！贺家园的故居就在眼前。贺知章趋步前行，多少次别梦依稀，多少次梦归故里，而故乡如今成了眼前的真实情景，他禁不住老泪纵横。
众乡亲及堂房亲戚，很快得悉贺知章的回乡，纷纷前来贺家看望他。大家都为这位荣归故里的老人高兴，全村沸腾，热热闹闹地连贺了三天。其间，他也到乡亲家走访，问问他们的疾苦；又特地去看了那周官湖，不想这里还真让他失望了，风雨沧桑，周官湖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他立于史家桥头，眺望那南面的文笔峰，似乎也感到陌生，只有眼前百姓一如既往地艰辛劳作，这让长期身居朝堂的他百感交集。
贺知章的家庭也多有变故，年过六旬的二儿子告诉他，七位叔伯都已离开人世，侄辈都迁徙外地自立门户了，那些村口玩耍的儿童不少是他的孙辈、曾孙辈。
在贺知章看来，居住在永兴故居的二儿子家还较为殷实，这与他多年来多少寄回一些俸禄有关，更让他欣慰的是永兴这些年来没有大的风波，平平安安又踏踏实实，这就够了，知足了！二儿子还告诉他，故居永兴有些薄田，尽管不多，但能够生活；倒是居住在会稽的大儿子，因年迈体弱，日子过得有些清苦，尽管当地父母官知道贺知章在朝，对其儿子时有接济，但总感到家境有点清寒。
这既使贺知章感到不安，更引发了他想尽快回会稽老家的念头，那里毕竟安葬着他的父母和兄长。再说儿子贺曾既已成为会稽司马，尽管是个虚衔，但朝廷必然对他有个安排。更重要的是唐明皇赐予贺知章镜湖一曲，又安排地方为他建造一座道观。这些事，虽然无须亲为，但总得走走看看，拜访一些地方官员，以示感谢之情。
正在贺知章准备去会稽时，他的长子已经安排船只相迎了。于是，贺知章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出生的故里——永兴，即后来的萧山史家桥贺家园，不料，他这一走，竟与这少小离别的出生之地从此诀别。
回到会稽，贺知章发现当地父母官和众亲友已为他安排得十分周全。儿子虽然是个司马的虚衔，但有此官职的待遇，而且地方上也给他建造了府第。对贺知章来说，至此他已毫无牵挂，可以在镜湖边的道观里安度晚年了。
镜湖即鉴湖的一部分，贺知章并不陌生，早年他随父母迁居会稽后，曾多次游览过稽山镜水，也为这里的湖光山色所陶醉，想不到自己终老之地竟然是这块风水宝地，他心满意足了！当他入住这湖畔紫竹环抱的道观后，回想起长长的风雨岁月、人事变迁，生发出无限的惆怅。于是《回乡偶书》的第二首也就在胸中成稿。不过这次他没有像以往那样随写随丢，待到安居后，他便将回乡以后的几首诗篇都认真地做了笔录。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优渥的人间晚景贺知章未能得以安享太久，回乡当年，他便枕着这镜湖之水安然睡去，从此没有醒来。
贺知章一生风流倜傥，李白称他为“风流贺季真”，好友张旭说他是“贺八清鉴，风流千载人也”。他那老顽童的心态，他那张扬的个性，使他顺遂地活到八十六岁高龄。这在他的那个年代应该说是个奇迹。
若干年后，贺知章曾经的学生、已经执掌唐王朝江山的唐肃宗李亨，在“安史之乱”平息后的某日，想起了当年教授自己读书的贺知章，做出了“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的评价，还下了道诏书，追赠贺知章为“礼部尚书”。此时的贺知章，在镜湖畔已经长眠十余年了。追封当年，正好是他一百虚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