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是我作为一个国际象棋促进者和活动家最活跃的20年。我的短期目标是把马来西亚推上世界国际象棋舞台，以便提高马来西亚的竞技水平，而这是吸引媒体来进行报道的唯一途径。我的中期目标是促进亚洲在世界国际象棋领域的进步，这个目标导致产生了“大龙项目”，并在经过了将近1/4世纪的半秘密状态之后，首次在《中国体育》（1997年8月）上公开。最后，我在FIDE取得高位的目的，是要促进世界国际象棋领域中的东西方、北南方之间的和平。但是，随着我的年岁的增长，随着我埋头于打理我的怡保公司集团，这个目标在我的头脑中已经淡忘。
大龙项目是在1974年12月，也就是在槟城举行第一届亚洲国际象棋团体锦标赛的繁忙时期形成的。参与策划这个项目的有当时担任新加坡棋联主席（Singapore Chess Federation）的林博士，菲律宾全国棋联（National Chess Federation of the Philippines）脾气暴躁的主席、后来的FIDE主席弗洛伦西奥·坎波马内斯，日本棋协（Japan Chess Association）主席松本安二（Yasuji Matsumoto），以及担任MCF主席的忠实的我。我邀请中国棋协派观察员到槟城，但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个致命的龙尾还在甩动着，国际象棋人士还处于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恢复阶段，因而我的邀请被谢绝了。尽管如此，中国驻吉隆坡大使馆的两名官员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后来演变成亚洲国际象棋协会的主席们的第一次会晤。而自那次会议开始，此后就规定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期间召开一次会议。
大龙项目跟滴入式国际象棋经济学很接近。我们选择亚洲的一个国家作为领头国，看起来这是为了缩小亚洲与当时耀武扬威的苏联之间，更不用说欧洲和北美这两大国际象棋中心了，在国际象棋技术和知识方面的差距的唯一途径。
1978年，我率领马来西亚国际象棋代表团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打开国门。照片中，我正抱着胳膊观看在北京举行的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团体比赛中的一局。我们沿途5场比赛都输了，但是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印度是国际象棋的发源地，而菲律宾以及紧随其后的印度尼西亚是亚洲国际象棋竞技水平最高的国家。但是，4位棋联主席都挑选了中国——考虑到它那庞大的人口和潜力。当中国最终接受了这种皇家游戏后，这条大龙后来带动了亚洲的所有其他国家。
我的工作就是大力宣传大龙项目，同时服务于马来西亚的国际象棋的利益。1975年，我说服了FIDE，接受中国棋协为其成员。当时，正如马来西亚第一个国际水平的选手朱民望（Choo Min Wang）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拿督希望打开国门，消除障碍，以便促进国际象棋竞赛。他简直像是推土机般的进入了中国。”
朱民望是在说马来西亚国际象棋队对中国的访问，其中第一次访问是在1978年的4月。鉴于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当时的紧张关系，那次旅行在政治上是艰难的，但事后证明取得了各个方面的成功。我们受到了友好接待，而且我们在上海、杭州、苏州和北京等城市进行比赛时，可以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5场比赛我们都输了，但是随着访问的继续，竞赛越来越激烈，我们队只以3：4输掉了一场。
我们的国际象棋——乒乓外交帮助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在这个时刻，我们国际象棋圈里的人为历史发展的人性一面，而不是非理性的一面，做出了我们的微薄贡献。但是那次旅行（原计划是要促进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国际象棋强国，同时服务于提高马来西亚竞技水平这个直接目标）为我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大约在我邀请中国大使馆人员参加槟城的各国棋联主席会议的时候，我受到了负责处理安全问题的马来西亚特安部（Special Branch）的调查。
1998年8月8日，我在第4届“陈振南杯”国际象棋特级大师邀请赛开幕式上与参赛棋手和嘉宾合影。
1998年8月8日，我在北京与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先生合影。
“敦·拉扎克，”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俱乐部一起打18洞高尔夫球的时候，我对首相说，“我觉得特安部认为我这个华人资本家是个共产党。”
我又一次听到敦·拉扎克爆发出一阵大笑。“振南，”他回答说，“如果你是个共产党，那我就是毛泽东。”我郑重地告诉大家，敦·拉扎克不是毛泽东。
了解我关于慈善事业理念的人们知道，我在非常节俭地实施大龙项目，而不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在《物有所值理念的禅宗》（Zen of VFM）中——刊登在拥有10万名读者的美国全国性官方刊物《棋苑生活》（Chess Life）上的一篇文章——我谈到希望“在帮助我们的国际象棋组织者们的时候物有所值，因为如果不这么考虑，就是在让国际象棋贬值”。《棋苑生活》1995年11月刊上报道我的封面故事《马来西亚棋苑的米西纳斯》（The Maecenas of Malaysian Chess）中，我的一个顾问说：“拿督陈最初的困难是，虽然他可以为国际象棋一掷千金，但他可能无法成功地实现任何永久性进步。假如没有级别的马来西亚人只是自己跟自己比赛的话，简单地为地方比赛提供大笔奖励资金将丝毫无助于提高竞技水平。”
1979年，我扩大了亚洲团体赛事：第一届亚洲城市锦标赛（Asian Cities Championship）以及地方层次的第一届全国团体锦标赛（First National Team Championship）——该赛事经过数年后变成了默迪卡国际象棋团体锦标赛（Merdeka Team Chess Championship），成为吸引600多名选手参加的年度比赛。为其2005年的25周年庆祝比赛提供赞助的包括怡保公司、阿马银行集团和ASTRO电视台。亚洲各国派队参加了这次比赛。电视台作了报道，各家报社也报道了比赛结果。
本回忆录并不准备详细列出我在30年来为促进国际象棋活动举办过的所有国际象棋项目。在翻阅当年马来西亚棋类活动杂志《Catur》的1979年10月刊时，我发现共提到了大约20个地方性比赛，而那只是一期杂志所报道的。我的主要贡献包括发起团体比赛活动，然后组办了第一届亚洲大师循环赛（First Asian Masters Circuit），即从1980年到1984年的一系列赛事，其目的是为亚洲选手获取FIDE的竞技级别，其中包括参加了从印度到菲律宾的比赛的振奋人心的马来西亚大师吉米·刘（Jimmy Liew）和克里斯蒂·韩（Christi Hon）。1985年，吉米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国际大师。在那之前不久，克里斯蒂获得了我国第一个国际棋联大师称号。
由我赞助、特聘新加坡林国安先生（我的好友，已故）为经纪人的中国国际象棋赴欧训练小分队在南斯拉夫训练时合影。
由我赞助、特聘新加坡林国安先生（我的好友，已故）为经纪人的中国国际象棋小分队在英国训练时合影。
我赞助的大部分比赛有两个目的：第一，增加马来西亚拥有FIDE级别的选手人数，这一点我们取得了成功；第二，根据通常法则，这些选手中能出现马来西亚的第一个特级大师。这一点没能如愿。吉米·刘和马来明星Mas Hafizulhelmi Agus Rahman仍然是这个国家仅有的两位国际大师，还没有特级大师。然而，比赛日程中吸引了数百名选手参加的大型学校竞赛排得满满的。
马来西亚国际象棋焕发了青春，但没有实现彻底改观。培养出真正顶级选手的努力跟这个国家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冲突。因为我们是个适度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还在第三世界和发达世界之间徘徊。我们没有福利制度，而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家庭结构所培养的是温顺听话的孩子，家长强调的是孩子应当为了谋生而学习，然后参加工作。跟美国老板们相比，当地的雇主们对于落后于其他同龄人的年轻人更加心怀疑虑。如果说有才华、有天赋的人在美国从事副业并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话，那么在马来西亚却让人望而却步。《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这是设想马来西亚达到欧洲经济水平的日期，影响着FIDE的2600分，即特级大师级别的硬性条件。因此，各个家庭都禁止孩子们抽出一两年的大学时间去欧洲学习国际象棋，导致马来西亚还不能出现国际象棋明星。
我的最新想法是举办年度马来西亚国际象棋节（Malaysian Chess Festival），与围绕默迪卡或8月31日的独立日欢庆活动重叠。在2004年的独立日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象棋节，旨在深化我们的国际象棋文化，并包括拿督阿瑟·陈文思马来西亚公开赛（Dato’Arthur Tan Malaysian Open Championship）——是为纪念我的儿子和热心的国际象棋手而举办的年度固定赛事。其他赛事包括大型默迪卡国际象棋团体锦标赛、马来西亚快棋公开赛（Malaysian Open Blitz Championship），以及为较低级别选手举办的国际象棋挑战赛（Chess Challenge）。2005年，来自20多个国家的大约1000名选手参加了国际象棋节。我预计，像MCF 名誉秘书长阿卜杜·哈米德·马吉德（Abd Hamid Majid）和MCF副主席伊布拉希姆·巴卡尔（Ibrahim Bakar）这样的国际象棋专业组织者，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举办一场能够吸引5000名选手参加的赛事，同时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经营从国际象棋电脑到国际象棋图书、邮票和艺术品的所有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