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怡保花园更名为怡保花园有限公司。紧接着，是整整10年摇摇晃晃的发展和近乎灾难的时期。
所谓“近乎灾难”，是指1985—1986年间的地产滑坡期。这种滑坡，对于我作为地产开发商的有利位置来说，是一种彻底的萧条。“当滑坡期来临时，”《亚洲周刊》（Asiaweek）有声有色地写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这个领域里的各个巨头和公司失足了……管理层纷纷崩塌，一度无价的地块被拍卖成了点一首歌的价格。”
《亚洲周刊》指出，对于因为相互持有股份而联系在一起的IGB和百汇控股有限公司来说，自救之道来自海外扩张。由于本国的市场一落千丈，这两家公司得益于其他地区的升温。然后，有了来自海外的利润，两家公司又打算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再投资。陈在总结自己的战略手法时说：“别人行走的时候，我们跑步；别人跑步的时候，我们行走”。
在IGB的所有海外企业中，没有一个能够从各个可能的方面比得上由澳大利亚的怡保花园开展的悉尼维多利亚女皇大楼的修复和国会大厦剧院项目更加令人满意。IGB的联营公司、后来更名为怡保花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拿督叶林生。在创造出这两件利润丰厚的艺术巨作方面，他以及建筑、修建领域的天才、董事总经理吉姆·巴雷特（Jim Barrett）和1994年就任董事总经理的伯蒂·申（Bertie San）是当之无愧的功臣。
就在维多利亚女皇大楼于1986年11月再度开张之前，皮尔·卡丹来访。他被贴砖的地面和着色玻璃窗所震惊，称之为“全世界最漂亮的购物中心”，并赞不绝口地把维多利亚女皇大楼比作伦敦的伯灵顿市场街（Burlington Arcade）。拿督叶林生在为装潢精美的图书《维多利亚女皇大楼——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QVB：an Improbable Story）作序时，称“我们是出于贪婪才这么做的”，虽然他也承认“看到我们所建设的东西每天能够给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享受而产生的欢愉感”。我们后来将维多利亚女皇大楼售出，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因为利润是金钱的目标。然而，从经商过程中的坯蓝特多愁善感的心绪说，我希望留住巍然的维多利亚女皇大楼——它是古老建筑中的极品。
在建设了百汇广场、学到了有关商业开发和优质工程的大量经验后，我产生了一个念头。确切地说，我和拿督叶林生决定建设东南亚第一个巨型购物中心，其结构规模将令大约100万平方英尺的百汇广场相形见绌。我们之所以如此决定，还要感谢王翰明有这么一个超级购物中心的远见——不，应该说是概念。我们看中了一块50英亩的地，位于吉隆坡和八打灵之间联邦高速公路（Federal Highway）旁，其中9英亩的关键土地，已经不幸地为另外一个开发商私有。
这些土地在1986年的地产危机期间走上了市场，而当别人开始放慢脚步行走的时候，IGB决定跑起来。我们买下了这块地。我找来美国购物中心大亨、曾经帮助我们开发百汇广场的悉尼·尤诺布斯基。他再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谷中城及其巨型购物中心必须为下个千年打造——对于2006年来说，就是这个千年。市场需要宽敞的过道，轻松的交通流，简单明了的标识，特色鲜明的氛围，以及一整天的家庭体验，甚至是度假。根据我开发百汇广场的经验，我对“先写信，然后把信装进信封”的道理非常清楚，这一方法主导着谷中城的打造。
我们希望买进的地块的2/3已经根据一份建设中低成本住宅的协议卖给私人。但是，在市场衰退期间，我们在奔跑，而不是漫步。向政府提出建设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中心远景的，是拿督叶林生。他指出，谷中城就像一副手套一样非常吻合马哈蒂迪（Mahathir）首相关于将吉隆坡建设成为全球标准的大都市的远景设想。然而，尽管首相非常高兴有个私人投资商的设想跟他完全相同，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一块地毗邻我们的土地，也就是另外1/3的土地，还没有私有化。
像谷中城这样一个项目，以其最终的辉煌态势说，跟我个人或者我已故的哥哥或者拿督叶林生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们三人决定干下去。不久以后，在1997—1998年间的金融危机后，我作为IGB的董事长稳固地掌握着公司的方向。仅此而已。
除了这些贡献之外，谷中城是团队终极产品，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开发项目之一，是一个最终将拥有大约1800万平方英尺的场地。这个总面积的构成是：878万平方英尺的净出租面积，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梅伽巨型购物中心、写字楼、酒店等建筑的开发权；大约550万平方英尺的过道和公共面积，比如道路、便道和过道；剩下的面积用于最终能够容纳1.6万辆车的停车场。在一期建设中，巨型购物中心的净出租面积为164.7万平方英尺，而该结构的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总面积450万平方英尺，其中包括过道和停车场。颇有争议的全世界最大的美国摩尔（Mall of America）为410万平方英尺，虽然净面积和总面积的构成比例并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