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买下土地到Desa Kudalari完工，大约过去了10年。第二块土地的时间跨度更大。最终，那块地上建设了迈可赛酒店公寓（MiCasa Hotel Apartments）和Desa Angkasa。总体上说，地产市场很疲软，包括Desa Angkasa。正如我在当时的一次采访中所说的：“我们总是非常小心，不要匆忙开始工程建设。特别是建造成本，在确定我们的时刻表问题上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其他社会政治责任和商业风险同样也要求我的关注、要求资金。
Tan＆Tan的成长决定性地打破了我在上一章里所描绘的“那个甜蜜的平衡点”，也就是成功还没有招致公众的注意和责任。突然之间，或者说对我来说仿佛是突然之间，各个机构、委员会送来了甜言蜜语，全国性服务项目秋波频传，各种荣誉和皇家奖励发出了召唤。
不管我喜不喜欢，我已经成了一个公众公民。
在20世纪60年代，我在职员仲裁委员会（Employee Arbitration Board）任了职；1970年，我成了大学附属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的董事、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理事会的理事。我已经提到了二级国家协商（住宅）商会〔Second-tier National Consultative（Housing）〕，我担任了两届（1974—1975、1976—1977）住宅开发商协会的主席。我还在关税顾问委员会（Tariff Advisory Board）任职了一个时期。1974年，也许未经过细心判断，我进入了国际象棋促进和活动领域。国际象棋一直是我的一项酷爱，也是我担任马来西亚国际象棋协会（Malaysian Chess Federation）主席期间激动人心或许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故事。我在接近国际象棋协会（International Chess Federation）巅峰地位的那些年的故事，将在本书第十章叙述。
除了国际象棋活动以外，我还成了马来西亚头两位总理的知己，并将在本书第七、第八章叙述其中的故事。有一回（正如本书第九章所叙述的那样）我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领导人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帮助组织了一场高尔夫球比赛和其他活动。我写了几份政策报告，包括“马来西亚土地所有制和开发的问题：一个地产开发商的观点”（Problems of Land Ownership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A Property Developer’s View）（1975年）和“低成本住宅计划”（Low-cost Housing Programmes）（1977年）。在头一份报告里，我指出，“如果你想要价格低廉的房屋，你就不能让昂贵的土地的利用率那么低”。我的争辩成功地将低成本住宅发展计划的正面距离从20英尺减少到了14英尺，从而提高了每英亩的住宅单元数量。我对低成本住宅的兴趣，导致产生了本书第八章中叙述的拥有800个单元的位于蕉赖的甘榜共管公寓（Kampung Kongo）项目。
后来，“低成本先生”的大名（对于闯进高端共管公寓领域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认可，虽然未必是个合适的名称）落在了我的身上。
所有以上所述，有一点十分显然，即人们征求我的意见，而我说出了我的意见。那个时期的一个主要政治人物丹·斯里·基尔·左哈里（Tan Sri Khir Johari）在《新海峡时报》上说陈“了解全国各地很多事情的动向……有时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
1991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敦·马哈迪·穆罕默德博士（Tun Dr。Mahathir Mohamad）任命我为马来西亚商会（Malaysian Business Council）的成员；同一年，我成为国际贸易与工业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es）专题委员会委员。后来，我又担任了该部的咨询顾问。
对东亚地区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占用了我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部分精力。当时，胡申翁（Tun Hussein Onn）邀请我加入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ISIS）。我同时还担任了马来西亚太平洋合作全国委员会（Malaysi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Pacific Co-operation）和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的副主席。
我作为一个“智囊”的身份，必须大声说出我的想法，这总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在一次讲话中，我感谢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了“新亚洲”的我们一件新衬衣，但是我要求山姆大叔不要教我们怎么穿那件衬衣。我争辩说，双方应当仔细聆听彼此的想法，并指出新亚洲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国家更加民主、自由。然而，我指出了自由与特许之间的区别。我强调说，围绕O·J·辛普森（O。J。Simpson）审判案的法律争议，以及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在新加坡受到鞭刑而引发的骚乱，永远无法“与和平长期共存”。因为自由要求秩序井然为基础，正如个人的生活一样，没有自律的人不再享有自治。
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经济下滑期间，我在采访中、在撰写的文章中公开自己的想法。“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在一次采访中说，“你必须相信马来西亚将安然无恙。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受教育，并且最终会在这里腐烂（死亡），我们的命运跟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我们总是认为海外的草原更绿，但是这不是事实。我看到过其他地方的萧条。现在只是我们将从中恢复过来的又一次萧条。”在一篇题为《优势》（The Edge）的文章中，我写道：“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为东方购物天堂（Shopping Paradise of the East）要迈出的一大步，就是要取消像服装和皮革制品（这是游客最喜爱的两样商品）这样的产品的所有进口税。”我在当时的观点是，马来西亚需要输入投资、人才和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