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第二、三次被贬京城，皆因为阎文应、吕夷简的缘故，庆历新政夭折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以吕夷简、夏竦为代表的保守派从中作梗制造阻力的结果。所以吕夷简和范仲淹之间的恩怨伴随着范仲淹从政的多半生涯。但是范仲淹是一个以事业为重之人，对待个人恩怨从不记在心上。
当年范仲淹临危受命知永兴军，带兵边关戍守之际，吕夷简再次被仁宗皇帝任为宰相。其实皇上也担心范仲淹和吕夷简之间的矛盾是否会影响大事，毕竟一个掌管全国政事，一个担任军中要职，他俩要是再起恩怨，那可就真是内忧外患祸不单行呀。没想到吕夷简早就看出皇帝的担忧，主动请求圣上提升范仲淹的职位，让其更充分行使兵权，以尽快结束边关战事。范仲淹入朝领旨时，也向仁宗表示，自己一向光明磊落，不是那种奸佞小人，一定会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定当胸怀坦荡，赤胆忠诚。以前和宰相之间也都是因为国事所致，请圣上放心，并当着圣上之面，向丞相吕夷简当面谢罪。这可让仁宗吃了颗定心丸。其后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招讨安抚副使之职，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最终取得边关战事的平稳解决。后来范仲淹专门给吕夷简写了一封长信，表述了自己忧国忧君忧民的情怀，自己入仕以来，竭心尽力，大公无私，心胸坦荡，赤胆忠诚，和宰相的矛盾也是出于对国家的关心和事业的考虑，绝无半点私心，希望和宰相大人冰释前嫌，齐心协力为国做出贡献。范仲淹与吕夷简不记前仇，化干戈于玉帛，体现了他大义于天下，以德报怨，展示了宽广的胸襟和君子之态。
范仲淹起于“寒儒之家，世守廉素”，“乐天守道，以道自乐”。小官大官，大官小官一生做官近四十载，做人一世，至死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没有为子女留下一份遗产，留下的是勤俭质朴、乐善好施，以德报恩，代代相传。欧阳修这样评价范仲淹：“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