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3日，首都文化界二三百位名人在太庙受辱--将京剧戏衣集堆点燃，再令名人面火而跪，红卫兵则高举皮带及戏台上的刀枪，肆意抽打其背。苟受辱归来，背上血污一片，碎成丝缕的衬衣难揭难脱。苟止住妻女泣涕，谓日：“每当小将棍棒将下未下之际，我都运气以对，皮肉虽伤，内脏无碍。独怜老舍一介文人，体弱心刚偏又受辱最重，我怕他一时想不开……”（果然，老舍次日便去太平湖自沉）。苟说毕黯然神伤，偶一回首，见东窗外新植之小桃树，也被日前抄家的小将折断一干。长叹一声，半晌无语。苟最后叮嘱令莱“：去找一些小布条，和着泥水将折断处接好缠紧，或许还能活转。”
桃树活了，苟却在1968年底去世。次春三月，一场罕见的冰雹，夹着风刀雨剑砸将下来。院中一株小海棠，枝叶虽伤，但很快复苏，当年还结了果。而同遭厄运的许多老树，却从此一蹶不振。伟君睹此心中感慨“：小树如年轻人，还能抗住灾难活过来；老树则似慧生，一去而不复返……”如今，正院仅存树五株--三枣二柿，伟君遵照当年做法，每秋都将果实分赠苟门弟子及梨园友善。她已无闲情养花，惟独玉簪例外。这玉簪在“文革”中也曾扫地出门，然而移至他处，或死或萎。后有不忍心者，将病残玉簪悄悄送还苟宅，伟君喜接，重植阶下，未曾经意照拂，便于无声无息中还阳转旺，蔚然烂漫。伟君逝后，苟宅一锁封门，准备筹建“苟慧生故居”。正院平时空空荡荡，但玉簪在四个花畦之中，依然郁郁葱葱、青翠可人。每当花发之日，总有苟宅后人开锁而入，将一捧花朵并几枝绿叶，一同供奉于正室慧生遗像之下。
东外外墙（代后记）
父母离开了人世，我不免有些孤独，常常想念自己的来处，自己的老家。父母早年当记者，几年就搬一次家，或者一年就搬几次家。像抗日战争到重庆，日本轰炸一次就搬一回，一点点由城市外围搬向市中心，最后我出世了，家也安定了，好像此后日本也没再炸，家也没再搬。不久前我去了重庆，那所房子居然还在。
解放后，父母定居北京，除了“文革”那些年，其他时间基本在市区，不过从东城搬到了西城。最后，他俩先后又从西城搬到八宝山。是母亲先搬去的，搬进革命公墓的西十三室；八年后父亲跟了去，考虑到要有个永久归宿，便把母亲迁出来，一块儿上了（骨灰）墙。在早，墙是个松快的地界，逝者都不愿挨那个风吹日晒；可如今已经人挤人，层层队队，密密麻麻了。
徐盈、子冈与儿子徐城北在北平合影（1946年）很难再找方向和层次同佳之所，几经权衡，就找了新开辟的位置--东外外墙。于是，这儿就成了我最新的老家。
我时常来，但说不准什么时候来。每年清明那几天我绝不凑热闹。经常是遇到八宝山有活动（比如举行某某人的葬仪）时，我稍微早到半小时，先进公墓缅怀一阵儿，就算尽了心。
我从不宿命，但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母亲在73岁去世，父亲又在84岁去世，只能长久无言。他俩如今一切画上了句号，已然入列。
他俩相识于《中学生》杂志，一南一北通过投稿而开始通信。一位在春节去到苏州看另一位，带去几串北平的糖葫芦，车厢温度高，北边这位的手就一直伸出车厢。这引得南边这位芳心一动--他们结合了，成为后来的我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年轻时很有文学天分，曾在苏州“振华女中”参加《中学生》的全国命题征文。两年三投皆中，第一次得第二，后两次得第一。到北平上大学只读了半年就毅然退学，住在单身女子公寓，当起“文学单干户”，以稿费为生。这显然是很艰难，但她干得虎虎有生气《，中学生》发表过万字长文《子冈论》，评价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公寓作家”。不久，抗战烽火骤起，她再也无法安心去写“公寓文学”，遂进入《大公报》当了记者。
父亲出身北平一个中产家庭，高中一毕业就跑到南京勤工俭学，利用这点收入进入金陵大学专修农林。实习时，曾去陇海铁路两侧的农场和林场做毕业论文。论文都是从很现实的问题出发，带有研究意味，思路清楚，文笔扎实。将毕业时，《大公报》发现了他，要他“一毕业就进报馆”。
《大公报》老板对记者颇“放任自流”，只要大方针不违背报社宗旨，只要不给报社捅漏子，尽管撒开手干。干好了提职加薪，干不好卷铺盖走人。
母亲是做政治和文化新闻采访，兼写一点社会新闻。她曾对“陪都”民生百态做了真实描绘，但重庆的新闻检查厉害，于是就把这些篇章寄到桂林《大公报》发表，后来新闻界称之为“重庆百笺”。还有一篇《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那是在1945年的重庆九龙坡机场，一百多名中外记者都在“抢”共产党领袖来渝参与重庆谈判的“镜头”。母亲凭着一颗地下共产党员的炽热心情，凭着她那支生花妙笔，直觉地写出毛“像一名来自乡野的书生”，更跟踪到张治中家的客厅，披露出毛“不习惯这里的广漆地板，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的细节。
父亲走的则是另一条记者之路。他在十多年的采访生涯中，几乎跑遍了整个国统区。他广泛而有计划地报道了若干领域（石油、机械、化工）的实业家的艰苦劳作，按照三轨并行（一轨写实业后的国计民生大背景，一轨具体写实业，一轨写干实业的人）的原则，使自己的采访形成为一个严密而周详的系统。他特别敬仰那些学者型的实业家，访问前要阅读对方的全部著作，采访中单刀直入，头一句话就触到对方正在做的事情。对方惊讶他的诚恳和他的功夫，大多和他保持了终生友谊。父亲还在这种充满友谊的气氛中，为党做了一些统战工作。
父母都成了名，但并不孤立。当时《大公报》内外有许多记者都干得十分出色，并各有特色。比如范长江、徐铸成、萧乾、杨刚、浦熙修、赵超构、陆诒、孟秋江……这种从新闻界“爆”出的文化现象，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把目光凝聚在骨灰墙上。人生经历真是不能预料，他俩的后半生一晃即逝。历史和后人能够记住他们的，仅是他们的前半生。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月，更是一个严峻和艰苦的时代。父亲挨过国民党的抓，母亲敢于也乐于面对面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斗”口舌。他俩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心气儿也高，结果一昂然一进取，不仅事业有成，人也“出来”了。他们勇敢“向前看”，就果真“看”出了结果。与他俩同期的那一批记者，大多也都入列--进入到自己应该占有的历史位置。
金克木先生对我说过“：你母亲是个作家（诗人）型记者，你父亲则是学者型记者。”金先生是在闲聊中评说的，却顿时揭开我久久迷漫着的心理迷雾。我曾用心研究过母亲，也涉及到对父亲资料的占有。我很想以一个“后（来的文化）人”的角度，写一部《大公报畅想》。把父亲的研究功夫用在前边，然后用母亲那种随意的笔触挥洒开来。我实在敬仰三四十年代的那批记者，他们年轻时很勇敢很灵巧地那么“一机灵”加“一奋斗”，结果就出来了，一批人纷纷入列--入到历史之列。所以，我作为这个系列集体的一名后人，也时常思考如何才能继承他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思后我认为，似乎就是要在自己还有劲头、同时外界也给这种劲头以可能的时候，猛“一机灵”再猛“一奋斗”，好让青壮年的年华迸发出属于历史的宝贵光芒！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就会大成，人们也纷纷入列--同样是入历史之列。这样，岂不是一切都太美好了？我为之高兴得不知所措。对比之下，世俗的金钱、级别、房产什么的，就实在没什么意思了。
大写的人的后代，第一重要的，就是要竭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也成为大写的人。实现大写，是有经验和条件的。前辈的经验值得后辈借鉴，但由于条件不同，未必能在同一个环境“出来”。这无所谓，只要努力到了，也就算是完成了“大写”。我每去一次东外外墙，归来就要做一次“大写”的梦。直到如今，这梦也还没醒。
东外外墙，不仅是我父母一辈人的归宿，也是我这辈儿人的最终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