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秋天，北京“三味书屋”来了十几位文化人，庆祝冯亦代、黄宗英的结合。与会者多是他俩几十年的老友，一进门就有说有笑、有打有闹的。来的最晚的是黄宗江，他的身份特殊，大家立刻揪住他提问--今后，是宗江应该继续称亦代为“二哥”呢，还是亦代应该随着宗英叫“大哥”呢？在一片笑声中，不知哪位前辈对我说“：城北，你和他俩透熟，你说怎么论才合适……”我连忙声明“：我是晚辈，没资格谈这问题……”不久前，冯、黄的散文合集《命运的分号》（江苏文艺版）问世，他俩亲笔签赠给我和妻子。书拿上手，发现可以从两边看，一边是冯开头，另一边是黄为首。就在那两天，先后又收到三本亲笔签名的赠书--萧乾、文洁若的《旅人的绿洲》，吴祖光、新风霞的《绝唱》和黄苗子、郁风的《陌上花》（都是江苏文艺版）。我很感慨，四本书的八位作者，都和我父母有半个i纪的交谊，但是从开始翻阅书前照片的一刹那，我就萌生出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冯、黄的这本分量最重。啊，因为我是晚辈，本来没资格谈这问题，但是两边的照片像是两把利剑，把蒙在我心声上的轻纱挑去了。您看这边，是冯亦代和郑安娜的照片，我认识他二位已经30多年，但他俩年轻时的许多照片还是头一回见。您再看那边，是黄宗英和赵丹的照片，我从宗江、宗洛、宗汉老师处知道他们这位活泼的姐妹也有十多年了。因为我是晚辈，本来是即使见到和想到了也不打算说什么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的话语涌动着和跳跃着，我已经顾不了许多了……30年前，我父母住家和冯、郑很近，我也常去串门。冯当时和我父母一样，先都当了“实打实”的右派，后来又接着当漫长无期的“摘帽右派”，安娜却一直只是（摘帽）右派的家属。但从家庭关系看，冯却依然是“一家之主”：看书、写（毛笔）字、锻炼、出门看朋友……对于安娜，只听说“也是搞翻译”的，但去他们家多少回，回回看见她在搞家务。后来，我只身去了边疆基层，15年后又只身调回北京。回到父母家，才知道冯、郑早已搬家。又过了几年，我和妻子也搬了家。等真的搬了家才知道，敢情是和冯、郑在同一个大院儿里。这时的冯，已没有当年经常出门看朋友的潇洒，他刚刚得过脑血栓，每当天气晴和的傍晚，他都要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在我们这个并不整洁的大院儿中走来走去。如果天气不好，他就在他的“听风楼”锻炼，那是一间难得见阳光的两居室。“走过去是七步，走过来也是七步。”这是昔日中学课本所选尤利乌斯·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联想了起来。至少单从面积来看，用它描写“听风楼”的窘迫还是差不多的。这时的安娜更像家庭妇女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头上时常包着一块毛巾，这“扮相”也挺像我母亲的。她的身高不会超过1米55，极瘦，眼睛高度近视，有一只的光感已经很微弱了。但听说，就是这样的身体条件，也没能逃脱去干校接受惩罚劳动。
后来，接触一点点增多了，我才发现她经常在另一间吃饭的房子里“用功”，有时是辅导孙辈的英语，有时是自己搞翻译。到后来，我才见到了她和冯合译的外国文学著作。冯还告诉我，有些只署了他一个人名字的著作，其中包含安娜大量的劳动。我还注意到，在这间难得见阳光的房子里，每到春节前后那几天，总有两种特殊的喜气在洋溢，一是冯收到的贺年片，另外就是安娜培养的水仙花了。水仙多是他们在福建的老朋友何为所送，安娜对之的爱护是难以言喻的。因为平时，她的孙子和外孙都是中午和晚上在这儿“过”一下，顺便吃饭和接受她的外语指导，晚上就各回各的“小家”去了。所以晨昏可以陪伴她的，就只有这水仙了。在她看来，水仙也就是她的孙子和外孙，或者不似孙辈，胜似孙辈。
冯的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他先后出过几次国，书案下的照片记载了他的行踪，更证明了他喜悦的心情。和外面的老朋友重新接上了“关系”，又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有时我去看他，他眼睛很“尖”，常常看到我领口内露出的花衬衣，一霎眼睛亮亮的，问我是从哪儿买的。我告诉他，这是小叶（我妻子）给买的，他当即打电话到我家里（这时两边家里都装上了电话），问小叶见没见有适合他的型号的……对此，安娜早就习以为常，她是依然故我，依旧是一身洗白了的旧衣服。尽管如此，她的“格”也摆在那里，人虽瘦小，可一派大家风范。我多次遇到安娜和冯对坐在书桌前讨论外文文稿，从表面看颇不“平衡”，因为冯块头大，衣服也相对鲜艳，安娜则近乎干瘪，服装极度朴素。但是一进入讨论的过程，郑的分量就显现和增加了，她眼光依然是暗淡的，但发表意见有条不紊，一句话出来就几乎是结论。大约也就在这时，我偶然见到郑的几张旧照片，有她大学时期的，也有她和冯恋爱当中的……啊，我不能多说什么了。青春多么美好，她也曾美丽过--我怎么这么不小心，这种话我本不该说，因为我是晚辈。
那边，黄宗英和赵丹的照片光华四射，这对演员夫妻才气纵横，真是那个时代的骄傲。翻开第一篇文章，是黄宗英在阿丹逝世一周年时，代表他去法国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感怀。她这样写道“：当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上空腾起，我看见一团淘气的白云，抖擞奔驰，回过头来向我打招呼。嘿，这个阿丹，改不了的急性子！他催促：’别磨蹭，老伴J朋友们等着哪J‘……”我不再引录原文，就凭这几句话，就足以证明“知阿丹者，宗英也”之不谬，或者也可以反过来，引证了“知宗英者，阿丹也”的正确。宗英一门兄弟姐妹，原本生长在同一个家庭，应说人生的最初起点是相同或相近的。后来，就由于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不同而分道扬镰。大哥宗江，驰骋在“电影、话剧和京戏”这样的“三角地”中。二哥宗洛长期工作于北京人艺，小角色没挡住大演员的频频亮相，近期插手电影电视，自称“影视新朽”。小弟宗汉，原不是搞文艺的，近年因搞大观园摸到了“文艺经营学”的奥秘，一方面自称“京都文丐”，同时却财大气粗，搞一桩文化建设赚一老鼻子钱。这一家子都是文艺天才，只有宗英最后落脚在南方，她背倚赵丹和大上海，多年来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来了。先是60年代，涉足报告文学，写了《小丫扛大旗》一集漂漂亮亮又风风火火的散文；近年又三进西藏，和徐凤祥教授结为知心密友。黄门中只有她最特殊也最不可捉摸，她尝言“越是别人来不了的，自己才最愿意一试”。这绝不是假话，连她北上“归隐书林”的决定，最初恐怕连自己的亲哥亲弟也不无吃惊吧？
我和她--“宗英阿姨”，从没直接接触过。但就在重阳节那天下午，她忽然给我打了电话“：徐城北--（片刻的停顿，大约想了一下）老--师--”“师”字念轻声，不无调侃也不无亲切。我听出她的声音，连称“宗英阿姨，您别这么称呼……”她缓缓道出找我的原委，说在半小时以后，她就要出去参加一个外事活动，还让她即兴做一个发言，她想届时谈一谈我国戏曲上的“拜月”故事，找我就是为了寻找准确的“典出何方”。她在电话中慢悠悠地说“：我们当演员的，什么事情都知道一点，可知道得又不深……”我也实话实说，问京剧“我张嘴就来”，问戏曲得“容我查阅百科全书”。于是，十分钟后我再拨通她的电话“，任务”完成得差强人意。事后，我联想到自称“艺人”（而非“文人”）的宗江老师，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公然宣称：
“大家都说我善于即兴发言，殊不知我在事先准备时，把吃奶的劲儿都给用上了……”看来，黄家兄妹的成就多多，是有其诀窍和操作手段的。于是，我由宗江而宗英，又由宗英而赵丹，看来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对于造就南方艺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晚辈琢磨长辈的成材之路，本应默默领会而不该夸夸其谈，看来我又说多了。
自从冯、黄结合之后，报上“炒”的消息很不少。我没跟着起哄，因为我是他们很近的晚辈，别跟着搅乱。后来在去年的腊八，我忽然得到消息：冯、黄因病住院，就住在和我家近在咫尺的积水潭医院。妻子知道后，立刻熬起了腊八粥；粥得，命我骑车送去。一切都巧，来探视的人不少，可谁也没想到要带腊八粥。于是这一招就拔了头筹。二位当着我的面就加了一餐，我看着也有趣，他俩是一种病，发烧也一般高，两张床上打着同样的吊针。何止是同病相怜，似乎还应该加上一句“同志（趣）相偕”。我在医院就萌生出写文章的意愿，但回家和妻子一说，当时她高声宣布“：这文章我写了！”果然她有高的，写完寄给《新民晚报》，题目就叫《腊八粥》，从过去的风俗说到现在，从给冯、黄送粥说到另外送给大院里卖菜的安徽农妇。我看了也心服，文章就是得有点闲适之笔，若是“直来直去”，就没“哏”了。
我衷心祝福冯老和宗英阿姨，并一再向朋友推荐《命运的分号》。它之所以不同寻常，恐怕就在于其中蕴涵了太多的人生感慨。一本书从两个人扩展到四个人，在一桩新的婚姻背后又叠印出两桩“陈旧”而又美满的旧的婚姻。此外，就在这桩新的婚姻当中，又折射出整个社会当前各种同中有异的心态来。
我赞美他们二位，同时祝愿目前尚还健康的老夫妻们相扶相偕，多多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