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草
浸润生命的华美——略谈石舒清的小说
在为石舒清小说集《暗处的力量》（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所作序言中，张贤亮这样评价道：“石舒清非常善于写细微的东西，他的作品中常常充满了诗意和温情”；李敬泽所写序言则认为，在当代文学出现与“乡土中国”全面决裂的背景或趋向中，石舒清却“怀着坚定的自尊书写着‘吾土与吾民’，那不仅是一片皲裂的大地，那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际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
这大体能够概括了石舒清短篇创作上的一些特点。
批评界也开始注意石舒清的短篇创作。著名学者李洁非在《谈文学的经典性》一文中，表述他的有关当代文学由“毁典”到重构的预测时，曾将石舒清的作品作为“某种迹象”，以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李洁非认为，自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充斥着毁典的冲动，中经文革，延续到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人。在现今，破坏的欲望应让位于重构的理智，酒神式的迷狂应被阿波罗的均衡所澄清，“这是我个人的一种预感，尽管未必有明确的依凭（依稀看到某种迹象，例如石舒清的短篇小说）……”（《2000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出版）。
石舒清的小说有一种高贵的美，一种诗性和神性的美。小说《残片童年》中，他写道：“人是多少需要一些神性的，神性带与人的，唯有幸福。”对“最初的神圣”这种“坚定之根”的执著固守，使石舒清的小说在朴实中蕴含华美。
一、体验的深度
石舒清擅长写细微的感受、情绪及心理波动等等，而又不显琐碎、沉闷，这主要缘于他个人在体验上所达到的深度。现实生活中的石舒清，是一个心性极为敏感的人，他能穿行在各种细微的感受中，又有准确表述这种感受的能力。这已经成为了他创作上的一个独具的优势。
不妨说，体验的深度，就是石舒清作品文本的深度。
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主人公并且直接表现心理变化的文本，最能显示石舒清的这种创作优势。《国道》中叙事者，面对那些累得脸都浮肿了的修路工时，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无法迈出看似极为简单的一步：去帮帮他们。实际上叙事者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一种自我压抑的性格”而且在任何一个场合都习惯于“做一个跟在人后面干事的人”的经验，使他缺乏勇气在一大片冷漠的人群面前挺身而出，去帮助那些累垮了的戴着红帽子的修路工。这篇作品初读起来，似乎主题就是讽刺一大片冷漠的“看客”，批判指向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冷漠、自私——姑且不说，还有那种面对他人痛苦时表现出的幸灾乐祸，这仅是表面的印象；作品真正主题是在对深层心理的剖析中，做一次自我疗救。
石舒清有不少深度心理分析的作品，于叙事过程中，往往导向人性深处隐藏的种种邪念、魔力以及迫害的欲望等等，《暗处的力量》便是这样一部作品。故事颇简单：叙事主人公在某一天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自此变得“胡思乱想，胆怯异常”，即使一个极为熟悉的人进来，主人公也会“陡然地怀疑起那个人的身份，觉得她身上有鬼魅的意味，有不祥和害我的讯息”。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典型的“迫害妄想症”。作品的叙事结构便是主人公心理病变由发病到痊愈的过程，在这样的结构中，又嵌进了另一个故事：某村一个儿子杀死继父的故事，是“故事中的故事”，在理论上可以作出如此比较清晰的描述。但是，在叙事主人公心理病变与杀父案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作品本身的难度以及读者理解的难度也在这里。
“暗处的力量”——这是理解作品的一个关键词，虽然作品中没有一语与题目相关，但各局部的细节都由此题目辐射而出。叙事主人公心性敏感，又似乎患有“迫害妄想症”，极怕有人迫害他，此时，那个女人——她的后夫被杀，儿子将被枪决——不合时宜地出现了，使主人公的精神因受刺激，到了崩溃的边缘。叙事过程中，这两起事件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作品真正惊心动魄的地方在于：当全村人都去县城看枪决犯人、只剩下叙事者和母亲时，叙事者在内心经受着一种巨大的自我搏斗：
“村里人几乎走净了，村里的那种空空荡荡还是感觉得来的。……这种空空荡荡的感觉使我异常不安，我总是担心有什么东西突然凌空塌陷下来。我也害怕自己趁着这空空荡荡失去理智和控制，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体里面空空的，所谓自己，只剩下了一个纷乱、复杂而又异常危险的大脑。突然这空空荡荡的村子和只有母亲一个人的事实焕发了我的一种邪念和魔力，在平日里我总是担心自己受迫害，然而在此一刻我却成了一个危险者，我有一种强烈的要迫害人的欲望。我要迫害我的母亲么？我汗如雨下，我感到我的左手和右手之间一种默默无声又惊心动魄的搏斗。”
当拟想中的枪决时刻来临时，叙事者感觉到那一颗子弹向自己飞来。就小说艺术而言，这是近乎残酷的真实。
那么，所谓“暗处的力量”就是人性中反常、阴暗的力量。作家站在人道和良知的立场上，以具有深度体验的描写，与人性中的恶作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撕裂性搏斗。或者亦可说，他和自己作了一次决斗，战胜了自己。
《风过林》是比较典型的石舒清式体悟的作品，那应该是他个人实际经验的一次记录。其中当然有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但主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试图修复损坏了的“感知能力”，并且设想假如与自己的儿子同立于星空之下，他们所看到的将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这里也反映出作家的焦虑：警惕着不要失去“感知能力”原初的饱满和纯粹。二是自我救赎。或许可以说，《风过林》就是一篇“忏悔录”，忏悔程度殊为激烈，心灵上展开的纠结搏斗，有如飘风烈焰，欲将自我烧为灰烬。
上述作品在石舒清的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却颇能显示自我内心体悟及表现的能力。
二、坚忍而自尊：对西海固民间世界的书写
到目前为止，石舒清的小说作品大多关注并描写西海固民间世界，作家本人与这方养育了他的民间世界有着血肉般的密切关系。他深深地爱恋着这片土地及艰难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从地域角度说，西海固是中国版图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以最近而言，自1996年始，那里的土地和人民一直处在干旱的煎熬之中。
西海固也因此而出“名”，因为它的干旱及其所带来的贫穷和苦难，因为它的被拟想中的荒蛮与神秘。
一个认识的误区已经形成：似乎西海固除了贫穷之外一无所有。
但石舒清的小说文本对这种看似颇有理由的认识构成了强有力的消解。
因着贫穷和苦难，西海固人更多了一份坚忍，他们坚忍地活着，迎送每日的生计，就像《歇牛》中的马清贵老人，自己支撑着自己的“精神”：十个儿子，要娶十个媳妇，对一个老人来说，这种责任和义务的确构成了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负。于是，马清贵老人在小说场景中出现了：他赶着一对牛在干旱的土地上犁地，他的思绪也像弯弯曲曲的犁沟一样，不断地延伸。在他的意识图景中，出现了一系列纷乱的景象：干旱，冒烟的土地，庄稼歉收，十个儿子，越来越值钱的还在远方的媳妇，疲倦，委屈，对生活的怀疑等等，这些纷乱的意识和念头最后竟“密织成一大片漆黑，无数屁股发着黑亮的小虫子在漆黑里蠕动着”，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的身子没有了，一头栽倒在犁沟里，“像是一件由于天热而脱下来的旧棉袄”。但是，这堆倒伏下去的身影是坚忍的、倔强的，他对脚下这片干旱而神秘的大地仍然抱着无尽的期望。也可举出《虚日》，其中的姐姐，她在小县城工作，为了自己的智障弟弟，牺牲了青春，充当起母亲的角色。几十年来，往返于县城与农村间，劳心瘁力，以至于死。
从文化精神角度看，同以发达经济为基础的城市文明一样，西海固也有着自己的价值世界，正如李敬泽所说的，这“是一个价值充盈的世界”，其中的人民不仅活得坚忍，就像上述《歇牛》中的马清贵老人；而且也活得“自尊”，比如《牺牲》中的柳进义。在《牺牲》这篇小说中，石舒清写了发生在1973年的一个真实故事，它的背景是西海固人几乎每隔几年就要遇到的旱年。一群孩子饿极了，偷了邻村的豆子，一个瘸腿的少年被抓，当了人质。在两个村庄的农民相互对立到一触即发的场合，瘸腿少年的父亲柳进义突然从人群中冲出，像“疯子”一样用石块砸死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又疯了一般跑过去跪在儿子身边。如此惨烈的“牺牲”在此一刻终于与“尊严”合题。石舒清以冷静的笔调描写了一个极具悲壮意味的主题：这一刻，这些朴实而又饥饿的人群已经不是在为庄稼被偷而对立，而是在无意中证明了，人不能因为饥饿而放弃为人的尊严。
这个主题在《恩典》中再次出现。小说主人公马八斤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木匠，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他凭着个人的手艺及勤苦，日子倒也过得安然踏实，可是上面来了一个什么厅长，要认他这个穷木匠为“亲戚”，从此便打乱了他安静的生活：妻子竟也变得羞涩起来，儿女们亦兴奋异常，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地动摇了。从通常意义上说，一介“草民”，遇到如此非同寻常的“恩典”应是极度喜悦，甚而要对施恩者感恩戴德；但小木匠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忧虑愤怒和耻辱感”，他“深觉自己是一片落在湿地上的叶子”，这样的“恩典”无疑是对他个人尊严的严重伤害和侵犯。
民间世界的价值根植于脚下深厚的土地，具体地说，往往与物质基础相关。比如《牛头》中的小个子女人，因为烤焦了牛头，挨了丈夫的一顿暴打，当工作组组长钱秀花率众前来为她讨还公道时，女人竟矢口否认有挨打之事。如果粗浅地理解，完全可以得出诸如愚昧、落后以及妇女解放等等主题，但这与作品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不能抛开一种特殊的背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饥饿几乎攫住了每一个人；而对一个处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家庭来说，能够分到一只牛头，犹如梦寐。而小个子女人却将牛头烤焦了，她自己也吓傻了，在整个挨打过程中，她的眼里是“说不清的意思”，她只有将头紧紧地抱住，蜷缩成一团——这一细节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对着如此一个挨打的女人，你能忍心说她的不吭声、不反抗是愚昧落后吗？事实上，她的丈夫也并非一个凶暴之徒。有意味的是，当工作组和众人散开后，小个子女人竟然有些留恋她刚才站立的地方，而且希望有人能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她一眼——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挺得住暴打，有些自得呢。再如《选举》，这篇作品最易使人得出有关民主的主题，但它的真正意义却是蕴含在深层结构中，也即那种呈现稳定性的民间价值。在一次看似荒唐的“选举”中，村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村长是否称职，是否廉洁公正，是否代表了民众利益，而是救济粮能不能立即发放到手，至于“选举”，根本上是与自己无关的。有钱的李志生和心怀私念的刘有财们无论怎样私下密谋、公开“选举”，在村民们看来，不过是“演戏”而已。这里就有了一个极为深刻的主题：当村民自身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时，他们内心的价值世界中，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可以漠然相待。
这就是民间世界，如果不为生存所困扰，这个世界永会在安宁、平静中运行流转，因为在它的内部，有着衡定的价值准则。
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的普通农民，他们同样拥有一种自我心理调适的能力。无论是在贫穷还是在其他各种压力、痛苦面前，他们都懂得自我调适。《乡村一隅·长歌当哭》中的邻家女人，从一清早开始就不停地哭，哭她的姊妹，而实际上她并没有停止手中的活计。这一行为就是普通农民的一种自我倾诉，一种郁闷的释放。在“长歌当哭”中，他们才能像每天穿着新衣裳那样迎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计。
《果院》中给果院锄草、翻土的女人，独自劳作时，思绪自然流动，说那是一种“意识流”亦无不可；休息时，看一棵棵果树，虚虚的，犹如幻觉，那些树某些瞬间像走近了，又远去了。这是劳动者质朴的意识流动，是健康的心理幻觉。
另外，石舒清写西海固农村的某些农事活动，有时达到出神入化境界，如《农事诗》描写“撒粪”场景，文字飘逸流丽，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发酵了多次的粪堆已全然看不出粪的样子，沃湿着，肥腴着，像被油一次次浸透过的黑土，散发出一种浓浓的味道，这味道和着阳光，就几乎成了某种芬芳，将人的鼻腔虚虚地满了，使人在惬意的恍惚中觉到一些醉意。”
石舒清不是以一个知识分子启蒙者的身份来体察或者俯视这些普通的民众，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作家自身洞悉、辨析及批判的责任。于准确而真实地描述这一世界时，他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可他个人的态度是明确的——一种对民间世界价值的细微感知和某种程度的认同。
三、宗教及价值制衡
描写回族民众宗教生活、情感及追求心灵洁净的作品，是石舒清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大多是上乘的、优秀的。这主要缘于石舒清自身民族血统的亲和与感悟。回族，尤其是乡村的回族，他们基本上都是具有宗教特征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大致可以划分为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但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那种宗教的情感也常常浸润其中，或者使人变得强大，如《疙瘩山》里的小姚，先前被一家中专学校录取，体检时发现患有心脏病，后出家到拱北上，成了看守人。他依靠个人宗教功修，最终成了精神上宁静自若的人，死后成了被追念的对象。或者成为一种价值准则，如《节日》中的小媳妇环环，她为拱北舍散一只羯羊，混合着赎罪、清洁心灵、求得安宁等等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她那个一有钱就抽烟喝酒、尽干“坏事”的丈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她自己——起意舍散一只羯羊，缘于一件很偶然的事：一天晌午，环环在一个八十岁老奶奶的屋子里看到了一对银镯，这银镯像是“一种饱含着内力的比喻与暗示。环环媳妇突然害怕起自己来。她怕自己禁不住，突然扭住这一对衰朽不堪的胳膊，抢了银镯就走。这想法来得悄然，却显得惊心动魄”，自此，她感觉自己身上有了“一种很混浊的味道”。这个细节就是石舒清在处理宗教题材时绝不剥离人物自身丰富性的一个典型例证，但在这种丰富性中却有着一条明晰的关于做人的道德底线。倘要抽象出作品的主题，这就是：宗教情感已深深浸入到回族民众日常的世俗生活中，内化为一种道德准则，不断地矫正并制衡着世俗生活中那种可能使心灵失去光泽的过于恶俗化的倾向。
《黄昏》中那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生活很是艰难，他还要代偿先人欠别人的债务。这也是宗教教义转化为生活道德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在离世之前，务须还清人间债务，方可清白地走向另一个世界。如本人无能力或其他因素未及时偿付，后人责无旁贷。不因贫穷而赖账，由此活出尊严，死了清白。
这种价值制衡体现在石舒清小说人物身上，还有一层比较深刻的意义，即为自觉地思索参悟生命和死亡等关乎人生的重大命题。《清水里的刀子》中的马子善老人，于老妻亡故后，突然很迫切地思索起个人的“生来死去”，一方面回顾了走过的一生，另一方面“非常渴望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因为他担心自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死去。死生乃大事，这恐怕是任何民族文化习俗中都有的观念，但对回族人来说，其中还有着体现了本民族独特文化观念的因素——能够无所牵挂地带着一个清洁的内里走向自己的“长眠之地”。马子善老人在一头即将献祀的牛身上得到了一种启悟：一头牛在献出生命之前，会在饮它的水里看到那把与自己有关的刀子，自此就不吃不喝了；在肃穆的氛围里，老人只要一闭眼，他也能够看到一种异样的图景：“在他的内部视野时，就有一盆清得让人像涟漪那样微微战栗的水，在这水里，慢慢就会生出一把世所罕见的刀子，在清水的深处像一种蕴藏的秘密那样不断地向你闪悠着银光。马子善老人感恩地点着自己的头，泪水在他的脸上流着，他喃喃地说，你比我强，你知道你的死，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典型的石舒清式的体验，在丰富的、略带感伤的体验中，对生命达到了一种明净的了悟，或者说达到了一种神圣的境界。它所启示于我们的，即是：在最低限度上，人总得要在某一时刻比如人生的暮年，想一想自己作为人的“生来死去”的这样一个终极问题，而不能迷迷瞪瞪、糊里糊涂地过完一世。
“在心里亮开一条路”，是石舒清作品涉及回族民众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时的一个重要主题，所以无论是年轻的小媳妇环环，还是年迈的已开始考虑个人后事的马子善老人，一旦有一束亮光在他们心里闪现，那么这光亮不只使他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纯净，同时也使一种必要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而有意味。在另一篇自述体的小说《出行》中，叙事者像一粒“浮尘”一样，在“拱北”（伊斯兰教圣徒墓）中体验了数日，最后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中，回到了妻子身边，此时，他的眼泪稠稠地涌了出来：因为他既已体验到了一种圣洁，也真正懂得了珍视生活本身。
上述有关体验的深度、民间世界、宗教价值制衡等的议论，仅是我对石舒清小说的一个粗略的概括。从总体上说，石舒清小说作品中蕴含着一种美——关于人性、关于生命的美。它不是那种壮美，而是一种让人在接受过程中逐渐浸润其中的华美——这也可说是石舒清小说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