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一词，今天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戏曲舞台上的“父母官”，戴乌纱，穿蟒袍，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更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典型形象。“父母”和“官”，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怎么会合二为一，成为专有名词，并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呢？这就有必要刨树寻根，弄清来龙去脉。
旧的《辞海》及新版《辞源》，都有“父母官”的辞条，但前者说是“旧时称州县官为父母”，并引王禹偁诗“西垣久望神仙侣，北部休夸父母官”，及王渔洋《池北偶谈》“今乡官称州县官曰父母，沿明代之旧称也”；后者说是“旧时对地方官的称呼，多指县令”，也引王禹偁诗佐证，并增引了《水浒传》的一条例证。显然，这些解释大同小异，但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父母官”，却是远远不够的，更没有明确指出“父母官”究竟始于何时？盛于何时？
其实，对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明清两朝的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指出：“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称。”并举汉文帝曾问臣下“父知之乎”“父老何自为郎”为例证。（《日知录》卷24）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这毕竟是父母一词被政治化后的一种含义，顾炎武却没有指出，早在明代天顺年间，张志淳在研究了古籍所载的一些例证后，说：“《书》曰‘元后作民父母’，《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则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称也。”可见，原来先秦时代只有君主才被老百姓称为父母。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建立、发展，以天子自居、雄踞九五的皇帝，对臣民仅仅称其为父母，显然觉得不够意思，因为这不过才比臣民高一辈，于是从秦汉后，“万岁”“万岁爷”逐步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专利品。万岁爷们既然把原来戴在头上的“父母”冠扔了，自然会有人捡起来，并迟早总要戴到自己头上去。清代乾隆年间著名考据家钱大昕，曾写了一则读史札记，题目就叫《父母官》。他从分析王禹偁的诗篇入手，得出明确的结论：“父母官之称，宋初已有之矣。”（《十驾斋养新录》卷16）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官们被称为“父母官”，风行天下，毕竟还是明朝——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事。宣德时，慈溪县令对百姓说：“汝不闻谚云‘灭门刺史、破家县令’乎？”“一父老对曰：某等只闻得‘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县令闻之默然。”（杨穆：《西墅杂记》）于此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官们与父母已经画上等号。而张志淳的记载，更是一清二楚：“今天下士夫皆称本府州县官为父母大人，称者以是外得忠厚之名，内取身家之利，见称者以是外托尊崇之名，内获结托之利，故交相尚而不可解矣。”“父母二字……今通以加之府州县官，甚至邻州县封府，又甚至主簿典史，又甚至称府官为祖父母，称布政司为曾祖父母。”（《南园漫录》卷5）称“父母官”，官们不仅被称父母，还随着权势升格为祖父母、曾祖父母，真是令人恶心。但是，当你知道明朝皇帝早已终日被人们高呼万岁、万万岁，太监被尊为公公、老公公，大太监魏忠贤被尊称九千九百岁，“父母官”们连升三级，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明朝的“主簿典史”，即胥吏，也被称为“父母官”，实在是史无前例。明朝中叶，特别是明末，胥吏把持政务，贪赃枉法，流毒天下，顾炎武曾痛斥明朝的数十万胥吏“皆虎狼也”；这些虎狼也成了百姓的“父母”，天下苍生的凄惨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由此也就导致了必然的历史结局：李自成、张献忠等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直至把“父母官”们统统打翻在地，连同他们的主子崇祯皇帝！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从阶级本质上说，官民是始终对立的。钱大昕说得好：“虽然天下无不爱子之父母，而却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势，以恣其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无顾名而惭且悔乎！”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事实上，在古代、近代、旧中国的沉沉黑夜里，真正“有人心”爱百姓，在当官期间，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百姓的事，而在临死前不惭、不悔的，又有几个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之类的民谚，早已做出了历史的结论。
金生叹先生曰：在人民面前，是以父母自居，还是以儿子自居？这是衡量为政者究竟是老爷还是公仆的试金石。20世纪60年代，焦裕禄顶着风雪去探望双目失明的孤老婆子，抚摸着她的手，说：“我是你的儿子。”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最近，田纪云在献给一位逝世的老革命家的花圈上，称颂他是“中国人民最伟大、忠诚的儿子”。“父母官”们，难道不值得你们深长思之么？
2005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