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南方的广州刚刚遭受英国远征军的数月围攻，两广总督林则徐被革职充军，广州重新对英国开放，夷务方炽，史上著名的“鸦片战争”并未就此了结。大清国首都北京绳匠胡同北头路东（即北京西城区菜市口大街。1998年随着街道拓宽，这条北京历史上住过诸多名人的胡同彻底消失）的一间寓所里，三十岁的京官曾国藩遇到了一件棘手事。
这其实只是一桩家务事，原因是九弟曾国荃思归心切。
这个九弟是曾国藩的第三个弟弟，道光四年（1824）八月二十日生于湖南湘中老家，比曾国藩这个大哥小十三岁。因在家族中排行第九，故称为九弟。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十六岁的曾家老九随父曾麟书赴京，居住在曾国藩租住的棉花六条胡同路北房。这个地方房屋逼仄，父亲和弟弟一到来，更显得拥挤不堪。道光二十一年（1841）闰三月，父亲曾麟书离京回湘。九弟曾国荃留京肄业，曾国藩亲自为之授课。这年八月初六，曾国藩找到绳匠胡同的房子，共有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相比之下，不仅房子大得多了，而且清爽干净。
曾国藩让老九到京城读书，内心里是有长远打算的。按他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真的想读书，虽是闹市也可、旷野也可，不必拘限地方。但他又认为，一个人出身在乡下，有三大天然劣势：一是视野不开阔，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二是少年伙伴资质有限；三是观念陈旧，信息闭塞，接受外面世界的信息与观念迟缓。必须走出来，才能慢慢去除这些劣势。因此，做京官不久的曾国藩，尽管自身经济窘迫，还是不惜代价，将九弟叫到京城来读书。
谁知，环境刚刚变得好一点，老九就动了乡思。
这让曾国藩这个当大哥的非常不解。问他，他也不肯说。
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九弟迫思南归，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间即言欲归，男始闻骇异，再四就询，终不明言。不知男何处不友，遂尔开罪于弟，使弟不愿同居。男劝其明白陈辞，万不可蕴藏于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责之，婉言导之，使男改过自赎。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1]老九归志已决。
此时的曾国藩，两年前才考中进士，跻身官场，是年还只是一个叫翰林院检讨的小京官，俸禄微薄，“别无生计”，用度紧张，每逢冬天刚来就得借账。甚至为了弥补老家父母的家用，只得在京借钱数十两寄回家。在手上银钱告罄，无路费的情况下，曾国藩断断不肯答应九弟南归。
更关键的是，在没有弄清九弟思归心切的原因之前，曾国藩害怕担上一个对兄弟不友的罪名。他不知何处开罪了这个弟弟。
先前，曾国藩还告诉父母，九弟功课有常。读《礼记》《资治通鉴》《斯文精萃》《纲鉴易知录》等书。大哥曾国藩教他“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
搬到新家后，九弟得了一场小病，小到只有两天就好了。这应该不算是事。
大哥不给路费，老九自然也走不成。
挨到了十月，老九体好如常，不甚读书，也不肯和大哥一家一起吃饭。但对待大哥、大嫂依然恭敬如常。问他原因，依然不肯说。
曾国藩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闷罐子弟弟，曾国藩只好捉笔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文章，详细述说了不可归的原因，并且作了一首诗给他[2]：
松柏翳危岩，葛藟相钩带。兄弟匪他人，患难亦相赖。行酒烹肥羊，嘉宾填门外。丧乱一以闻，寂寞何人会。维鸟有鹣鹣，维兽有狼狈。兄弟审无猜，外侮将予奈？愿为同岑石，无为水下濑。水急不可矶，石坚犹可磕。谁谓百年长，仓皇已老大。我迈而斯征，辛勤共粗粝。来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
读了这首诗，老九这才“微有悔意”，但依然不肯读书。
到了十月十一日，这一天是曾国藩三十岁生日。老九竟然具酒食，肃衣冠，为大哥祝寿，又肯在上房共饭，兄弟俩和好无猜。
又过了几天，父亲曾麟书从乡下写信给老九，老九才重新开始读书。
老九总共在京城生了两场病。其中一次是“时疫症”，发热畏寒，遍身骨节痛，胁气疼痛，呻吟之声震屋瓦。大概是水土不服，湖南人进京多有此病。曾国藩也曾得过，但他仍然日夜惶恐，惟恐得罪这位九爷。
病好后，老九天天习字，甚有长进。又听说路上不安宁，老九就不复提回家之事。
可谁知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老九又开始动南归的心思，其意仍坚，不可挽回。曾国藩这回不再劝阻。在他看来，这是老九年少无知、厌常喜新之故，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难免。他思前想后，唯一得罪这位九爷的原因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家中仆婢对曾国藩这个老大恭敬，对老九则自然简慢，导致他心如悬旌，不能读书，思归心切。
此时，恰巧有一位湖南老乡，叫郑莘田的京官外放贵西兵备道。走马上任，须经湖南去贵州，老大便决定让老九与他结伴同行，离京回湘。
老九在京一年半时间，刚开始的半年用功最好，后来因侄儿曾纪泽生病，耽误了半个月，再后来思归，不肯读书，耽误两个月；后生病又耽误两个月；其他时间，断断续续，学业虽有长进，但却不如他的书法长进大。
曾国藩给他的考评是：读书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大概根本原因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最坏处在于不知艰苦”。
当然，这位老九并非一无是处，大哥最满意的两点，一是好与老大谈伦常，讲品行。曾国藩认为这样能使之扩见识，立远志，识为学之次第，将来有路可循。二是他待兄甚敬，待侄辈甚慈，循规蹈矩，一切颓靡蹈淫之事毫不敢近，举止大方，性情挚厚。因此，曾国藩在信中告诉父母：“九弟纵不为科目中人，亦当为孝弟中人。”[3]
经过了这次莫名的折腾，曾国藩对这位九爷心存“敬畏”：闷罐子老九真服侍不起呀。
就这样，这位九爷结束了短暂的寓京生活，回到了湖南老家。
但是，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间，老九又想进京，而且是打算和老六曾国华一起来。这一次曾国藩则不大欢迎，一则一年之内忽去忽来，恐惹旁观者笑话他们曾家兄弟轻举妄动。二则路费太贵，二人同来，光路费就得八十两银子。
于是，曾国藩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想法，令他二人在省城长沙读书，同时向他们介绍一位叫丁叙忠的长沙廪生，要他们向丁叙忠执贽受业，并且告诫两位弟弟：“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4]这样才算断了老九进京的念想。
四十四年后，老九在两江总督衙门作诗回忆：
我方十六游京国，海上扬尘正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