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要回美国了。
下班回家的路上，接到电话，约我晚上去衡山路上的环球富豪酒店。吉姆要自己告诉我这件“难过的事”。
上海的初夏气候无常，早上出门时被风一吹就穿上了长袖衣，一整天艳阳高照，汗津津的。匆匆回家换洗，往事已开始奔涌而来。
吉姆是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部门高级副总裁，认识他已有三年了。因为业务关系，2000年和2001年的春夏，似乎就是这个季节，我曾两次去美国，都是吉姆陪同，负责安排接待。期间，因为他们公司在上海的大型合资项目，吉姆住在香港，却是频频往返于沪港之间，有时几乎一周一次。有关他和那个项目的信息时有耳闻，感觉上似乎吉姆已是上海的一员，突然他就要回去了。
非典的恐惧刚刚淡去，夜色中的上海开始流动生气。在小区门口坐上出租车，街道、行人、霓虹灯，一样样在车窗外闪过时，三年来和吉姆的交往，也一样样电影镜头般在脑海里，在心湖里闪过。吉姆总是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熨得很平整的衬衣，高大的似乎越来越发福的身躯，喜欢咬着舌头吃吃地有点独特的笑声。那年在华盛顿，高温下，吉姆身上被汗水浸透的衬衣，在纽约百老汇，他和助手史蒂文一起陪我们去买歌舞剧的票，在街上走得呼呼直喘。吉姆在那十来天里，联系会谈，安排行程，住旅店，吃饭，事必躬亲，连帮我们提行李都亲自动手。吉姆已五十七岁，他对每一件哪怕很微小的工作的认真细致，很有点老工人的风格。我曾打趣说，吉姆可以当劳动模范。吉姆摇摇头，说他并不想当劳动模范：
我拿了工资，就要做事。这个原则似乎是他一直遵循的。
吉姆热爱工作，似乎只有在隆隆的机器声旁才能安心。他喜欢中国也喜欢上海，常常衷心地称赞这几年他亲眼目睹的巨大变化。他也爱吃中国菜，会用蹩脚的中文说“八宝鸭”，也会说“鬼佬”，他说他知道那是中国南方对他这样的老外的称呼……等车在宾馆门前停下，已是9点。刚要直奔大堂，被门口保安拦住，用什么在我额头中央比试了一下，测体温。非典的阴影还在。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咖啡座里坐了不少人，钢琴在优雅地流淌着乐曲，这样的松弛和安宁，久违了。
吉姆和史蒂文、王先生坐在大堂靠墙的一张小圆桌旁，显然已聊了一会儿了。王是这个中美合资项目的中方董事长，也是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老友相见，加上不久前因非典引出的隔绝，一时都觉得释然。
“我要说一件很难过的事，我要回国了。”吉姆坐在椅子里，弯腰向前，两肘撑在膝盖上，灰白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往后梳着，浅蓝色的眼睛注视着盛着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神色有点凝重。显然，比起三年前，吉姆脸上多了岁月的皱折。
“吉姆，你为这个项目奔波了三年，现在工厂造好了，马上要开工了，我以为一切就要开始，怎么就回去了呢？”我真的感到了惆怅。
吉姆说他的上司希望他再干5年，但他觉得自己应该考虑退休了。“这样飞来飞去，常常要倒时差，非常难受，还不能跟家人在一起，过一年就像过3年一样。”
吉姆疲惫的脸和疲惫的声音，发自内心的无奈的抱怨，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
大家都望着眼前大大的玻璃杯。那暗红色的纯净的液体，似乎也有了情谊。
或许是一种习惯，或许是想打破因为语言不通带来的尴尬，那两次访美，在路上或在等候吃饭的餐桌旁，吉姆常常会出一个小题目，让大家轮流发言，有时是“说出今天你参观后认为好的和不好的各三个方面”，有时是“生活中谁最重要”。使我难忘的一个题目是：“小时候，早餐吃什么？”
那是在纽约百老汇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傍晚时分，一天的议程已经结束，也是吉姆、史蒂文、王先生和我。餐馆的老板是上海人，到美国很多年了，问我们想吃什么？因为吃了好几天西餐，遇见老乡，我就脱口而出地说：“泡饭。”老板笑着去了。吉姆问这是怎样的一种食物，我说就是用开水把煮好的米饭泡一下，很多上海人早饭都喜欢吃它。吉姆茫然地听着，大概因为没见过，不得要领。后来便出了这个题目：“小时候，早餐吃什么？”
“酱菜、乳腐、泡饭”，我和王不约而同地说，马上想起了那清爽可口的事物，心里觉得那简直就是天下最美味的。
“史蒂文，你呢？”
史蒂文原籍广东，生在澳门，与王先生同龄，我们可算是同时代人。他少年时移居香港，天资聪颖，也很勤奋，在香港大学念完社会学和数学专业，以后在台湾、香港做出版方面的工作，英语、普通话、广东话都很好，做吉姆的助手和其他一些什么工作，因为他的语言才能，常常也充当翻译。史蒂文大概算金领，生活却不怎么讲究，工作起来倒是十分投入，敬业精神可嘉。他很热情，喜欢看书，而且涉猎面广，知识面很丰富。和史蒂文聊天会很愉快。有一回，我们坐的汽车在美国的公路上飞驰，史蒂文讲起“文革”时港澳的情景，竟用标准的普通话歌声嘹亮地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史蒂文说，他父母是在他未出世时从广东中山去澳门的，是为了逃避什么而去的。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四个妹妹，小时候家里十分贫穷，他读书没用过家里一分钱。母亲无法照顾那么多孩子，他每天晚上睡在地板上，手指还被老鼠咬过。父亲一个人工作，要养活全家包括祖母在内的11口人。父亲在餐馆做事，自己的饮食却难保证，母亲每天早晨为父亲准备一碗稀粥，里面必有一个肉丸，父亲就把肉丸放在嘴里咬成八小块，把所有的孩子叫到跟前，“那时我爸爸把肉一块块给我们吃，就像喂小鸟一样”。史蒂文慢慢地说，神情黯然。我知道他父亲在他很小时就贫病交加、积劳成疾而病逝。史蒂文说起这些总很难过。“我生病的时候妈妈就给我煮一点麦片，到现在我不愿意吃麦片，好像又要病了。”
“罗宋汤，我小时候天天吃罗宋汤。”吉姆说他的外祖母是俄罗斯人，所以他有四分之一俄罗斯血统。母亲每天给吉姆煮罗宋汤，似乎家里永远只有这一种食物。“我恨罗宋汤。”
说着说着吉姆激动起来，眼里浮起了泪花。
我和王先生对视了一眼，我想我们都在推测那是什么年代。我猜测着吉姆外祖母的年龄，想象着当年流亡到新大陆的俄罗斯人的情景，我想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想到了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列宁在厨房和那个富农的对话，逃亡到美国的俄罗斯人，是为了躲避被消灭的命运。
关于“早餐吃什么”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我的思绪却一直被这个话题缠绕。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确切地说，是不同的阶级。而现在我们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为那个大型中美合资项目能早日在上海青浦工业园区落成而努力。
吉姆要回国了，相信在他的离愁别绪中，有一份是为这三年中，他和与他共同工作过的中国朋友的友谊。我也相信，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奇迹中，有吉姆的汗水和业绩，这会使他在未来生活的回忆中，增加许多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