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表示同意后马上后悔了。现在对面的男人好像要将对话继续下去。
“巴斯看起来还不错，”他合上书说，“你在度假？”
哈罗德不情愿地把故事解释了一遍，能简洁的地方就一笔带过。他没有提起加油站女孩和她靠信念救下阿姨的事，但提到了儿子离开剑桥后他到湖区走过一趟，虽然他并不确定自己到底走了多远。那次他回到家后有好几周没动。
“你的儿子会和你会合吗？”男人问。
哈罗德说不会，然后询问美国人以何为生。
“我是一个外科医生。”
“我遇到过一个斯洛伐克女人，她也是个医生，但她在这里只能找到清洁工的工作。你是什么医生？”
“肿瘤科。”
哈罗德感到身体里的血加快了速度，好像一不小心开始狂跑起来。“天啊，”他说，很明显两人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我的天！”
那医生耸耸肩，歉意地笑笑，仿佛希望自己做的是别的事情。
哈罗德四下寻找刚才那个侍应，但她正忙着给一个顾客拿水。哈罗德热得晕乎乎的，抬手擦了擦额头。
肿瘤医生说：“你知道你朋友得的是哪种癌症吗？”
“我也不确定，她在信里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就是这么多。”哈罗德感觉自己完全暴露在医生的审视下，仿佛医生正拿着解剖刀一寸寸探究他的皮肤。他松松领带，解开了领口的纽扣。
那个侍应怎么不快一点呢？
“是肺癌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
哈罗德并不想给他看，但他已经将手伸了过来。哈罗德伸手进裤袋找到信封，整了整老花镜上的胶布，奈何脸上太湿，只好用手固定住老花镜，另一只手用袖子擦了擦桌面，然后用手帕又擦了一遍，才把粉红色信纸打开抚平。时间好像停滞了，当那个外科医生伸手轻轻将信挪过去，哈罗德的手指还在上面徘徊。
在医生看信的当儿，哈罗德又把奎妮的话读了一遍。他感觉自己必须保护好这封信，只要不让信离开自己的视线，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的目光落在那句附言上：“不用回信了。”后面是歪歪斜斜的一笔，好像有人用左手写字，不小心画了一下。
医生向后靠到椅背上，发出一声叹息：“多么感人的一封信。”
哈罗德点点头。他把老花镜放回衬衫口袋，擦干脸。“而且打得这么整齐，”他说，“奎妮总是这样一丝不苟，你真该看看她的桌面。”然后他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肿瘤医生说：“但我以为是护工帮她打的。”
“什么？”哈罗德的心跳停止了。
“她不可能还有力气坐在桌前打字。应该是疗养院里的人帮她打的。但她还能写清楚地址，这已经很不错了。可以看出她真的下了功夫。”医生露出一个笑容，明显带着安慰的意味，笑容牢牢定格在医生的脸上，好像被遗忘在了那里，或是放错了地方。
哈罗德收回信封。真相如千斤石坠到他心底，周围一切仿佛都消失了。他再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觉得热还是冷，他笨手笨脚地重新拿出老花镜，终于看到了那个不对劲的地方。怎么可能没发现呢？那稚气的，歪歪斜斜的，错落得好笑的笔迹，和信纸下方潦草的曲线一样，那是一个笨拙的签名。
是奎妮的笔迹。已经到这地步了。
哈罗德想将信放回信封，手却颤得厉害，塞到一半就卡住了。
他只好把信抽出来，重新塞一遍。
过了许久，肿瘤医生问：“哈罗德，你对癌症了解多少？”
哈罗德打个哈欠，将脸上露出的情绪强按回去。轻轻地、缓慢地，医生向他解释了肿瘤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没有赶时间，也没有犹豫。他解释一些细胞怎样不受控制地分裂，形成不正常的恶性组织。世界上有多达两百种的癌症，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病因和症状。
他形容了一期癌症与二期癌症的区别，不同的肿瘤为何需要不同的疗法。他解释一团新的肿瘤即使扩散到其他部位还是会和原来的肿瘤一模一样，比如说扩散到肝脏的乳癌细胞不会像肝癌细胞，而会是长在肝脏的二期乳癌细胞。一旦扩散到其他器官上，病情就会恶化。一旦癌细胞开始扩散，治疗就难上加难。举个例子，如果癌细胞蔓延到了她的淋巴系统，结局就不远了，虽然受影响的免疫系统也许会因为小小的感染崩溃得更快。“甚至是一场感冒。”他说。
哈罗德一动不动地听着。
“我并不是说癌症无药可医，如果手术失败，还有其他的疗法。作为一名医生，我绝对不会告诉我的病人完全无法可施了，除非我百分之百确定。哈罗德，你家里有妻子儿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你看起来十分疲累。这一趟真的非走不可吗？”
无话可说的哈罗德站了起来。他拿起外套，但有一边袖子怎么都对不准，在那位医生帮忙下他才终于穿上了。“祝你好运，”他伸出手，“请让我结账，这是我能做的。”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哈罗德一直在街上踱步，他完全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他需要有人分享他的信念，让他也相信这个信念，但他好像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他终于换了鞋底，还买了一盒新的胶布，可以用到斯特劳德。他停下来买了杯外带咖啡，简单提了提贝里克，但没说打算怎么去或为什么去。没人对他说他想听的话，没人对他说，大家都会鼓掌的，因为，哈罗德，这是我们听到过的最好的主意。你一定要坚持。
哈罗德试着和莫琳说话，却担心占用她的时间。他感觉自己连最简单的词句都说错了，每天都问的老生常谈也问错了，所以对话只给他带来更多痛苦。他告诉她他做得很好，还鼓起勇气暗示路上有些人表达了他们的怀疑，希望莫琳会笑出来，表示这些怀疑根本不用理会。但她只是说了一句：“是，我明白。”
“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这些词句又自己跑出来。
“她是不是——什么？”
“还在等。”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并不确定。”
“你有没有在其他斯洛伐克女士家停留过？”
“我遇到了一个外科医生，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演员。”
“我的天，”莫琳笑着说，“我要把这个告诉雷克斯。”
一个秃头，穿着花裙子的矮胖男人蹒跚着走过电话亭，街上行人渐渐慢下来，指着他窃笑。裙子的下沿箍在他突出的肚腩上，他的眼睛周围有一块很大的淤青，应该是最近才被打的。哈罗德宁愿自己没有看见他，但既然看到了，就难以避免有一段时间他无法将他从脑海中抹去，无论这令他有多么不舒服。
“你确定你一切都好？”莫琳说。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他突然害怕自己会哭出来，所以他急急地对莫琳说还有人等着用电话，他要走了。西边的天空有一道红霞，太阳开始西斜。
“那就拜拜吧。”莫琳说。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坐在离修道院很近的一张长椅上，试着想出下一步到哪里去。哈罗德感觉自己好像脱掉了外套、衬衫、皮肤、肌肉，即使最普通的东西也让他不胜重负。一个店员把遮阳棚收起来，发出吱吱的声音，一声声像刻在哈罗德的脑子里。他看着空空如也的街道，谁也不认识，哪儿也不能去，但突然，他看到了戴维，在路的那一端。
哈罗德站起来，呼吸急促得可以感觉到气体在嘴里进出。不可能是他的儿子，他不可能在巴斯。但是看那驼着背大步大步往前走的身影，身上的黑外套被风鼓起像翅膀一样张开，嘴里叼着香烟，哈罗德知道那是戴维，他们要见面了。他的身体抖得那样厉害，他不得不伸手扶住长凳。
虽然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哈罗德也能看出戴维又把头发留长了。莫琳看到会很高兴的，戴维剃光头那天她哭得非常伤心。他的步履依然摇摇晃晃，步幅很大，眼睛盯着地面，低着头，好像要避开路上的人。哈罗德喊出声：“戴维！戴维！”他们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五十英尺。
他的儿子惊讶地晃了一下，好像绊了一脚或失去了平衡。或许他喝醉了，但没关系，哈罗德会给他买杯咖啡，或其他什么饮料，只要他喜欢。他们可以吃顿饭，也可以不吃。他们可以做他的儿子想做的任何事情。
“戴维！”他边喊边开始慢慢地走向他。一步一步，轻轻地，显示自己没有任何恶意。又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了。
他想起从湖区回来的戴维，瘦骨嶙峋，脑袋支在脖子上寻找着平衡，整个身体都拒绝着外面的世界，唯一的兴趣就是慢慢销蚀掉自己。
“戴维！”他又喊了一遍，这回大声了一点，想让他抬起头来。
他看到了儿子的目光，里面没有一丝笑意。戴维茫然地看着父亲，仿佛他不在那儿，或者他只是街上物件的一部分，完全没有认出他的迹象。哈罗德的胃开始翻腾，祈祷自己不要倒下。
那不是戴维，是别人，是另一个男人的儿子。有那么一阵子，他说服了自己会在这条街的另一头看到自己的儿子。那个年轻人突然一个急转弯，以轻快的步子走远了。哈罗德依然张望着，等待着，看他会不会转过身来，看会不会是戴维的脸庞。但他没有回头。
这比二十年没见到儿子还要痛苦。就像失而复得，又再次失去。哈罗德回到修道院外的长椅上，明白自己必须找个过夜的地方，但他却无法动弹。
最后他在车站附近一间闷热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他望向窗外的马路，他摇起窗户，想透点新鲜的空气，但汽车川流不息，一列列火车尖叫着来了又去。墙那头传来一个讲外语的声音，应该正对着电话大吼大叫。哈罗德躺下，床太软了，不知道有多少陌生人曾经在这张床上睡过。听着墙那边听不懂的外语，他突然害怕起来，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觉得墙壁太近，空气太焦灼，窗外的汽车火车轰轰烈烈地奔向它们要去的方向。
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不能做手术的癌症是好不了的。他想起自己见过的人，他们的痛，他们的挣扎，于是，他又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孤独。他想起那个穿着女性衣着的陌生人和他头上的伤。他想起戴维毕业那天的模样，还有接下来几个月的时光，他仿佛在睁着眼睛做梦。太多了，太多了，走不下去了。
黎明刚破晓，哈罗德已经站在A367国道上，但是他既没有看指南针，也没有翻导游书。他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抬起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直到三个骑着马的少女向他询问谢普顿马雷的方向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往错误的方向前进。
他在路边坐下，看着一片被小黄花照亮的绿地。他想不起这种花的名字，也不想拿出包里的植物百科翻查。事实上他已经花了太多钱了。走了三个星期，金斯布里奇还是比贝里克离他近。第一只燕子猛冲下来又升起，像孩子一样在空中玩着游戏。
哈罗德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站起来。
